一、邱晓华纵论中国经济形势（论文文献综述）
苏昱冰[1]（2018）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研究 ——基于金融结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同时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常态”任务。需求侧“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日渐乏力,结构性供需错配现象不断凸显,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供给要素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提高供给效率、提升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比如在钢铁、煤炭等领域,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中存在产能过剩,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等各部门的杠杆率较高,实体经济融资经营成本较高,但在科技创新、农业发展、民营企业发展等多个方面还存在着发展短板。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重要目标则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路径,也是解决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金融的本源和目标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两者是互促共生的关系。在经济面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各项任务目标时,金融都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金融业本身的规模、效率、结构,金融市场的组成,以及金融产品支持的方向都影响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流通效率、资本定价机制以及资本流动方向,进而影响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效率。本文以金融结构为切入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金融支持为研究对象,以分层研究为方法,以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为工具,通过定量定性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分析研究过程,重点解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个环节和各项任务中,金融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如何优化金融结构,以提升对经济的服务效率,终于找到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和作用方式,并提出具体建议。根据经济学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对象的不同,结合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本文为研究和探讨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分别从金融总量结构、金融供给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切入,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宏观层面）、部分行业和领域发展存在短板方面（中观层面）、企业杠杆率和财务成本较高方面（微观层面）发挥的作用及改进的方向。本文从研究背景、意义（第一章）和文献综述（第二章）入手,着眼“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依次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研究金融结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首先,对于金融结构,从总量结构、供给结构和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开展界定和分析（第三章）;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技术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制度要素展开分析,并构建生产函数进行研究（第四章）。其次,从宏观角度,分析金融总量结构与经济总量结构的关系,通过动态面板技术手段,解决“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问题（第五章）;从中观角度,分析金融供给结构与部分产业和领域的“去”与“补”的关系,通过PVAR模型,解决“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的问题（第六章）;从微观角度,分析金融市场结构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通过静态面板、动态面板等技术,解决“去杠杆”和“降成本”的问题（第七章）。最后,基于金融结构视角,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提出建议、总结和展望（第八章）。成果和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宏观层面的分析,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应该回归本源,强化资源配置功能,适度放宽金融管制,形成与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同时,通过精准的产业投向政策、顺畅的资金传导机制、坚定的改革深化步伐,从根本上推动经济稳增长、促进产业调结构。第二,通过中观层面分析,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应该明确“三个方向”,一是理性对待“去产能”,通过提升风控水平,有扶有控、统筹兼顾,发挥金融机构在信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及不良资产处置经验,让金融资源从过剩产能、落后产能中解放出来;二是稳妥推进“去库存”,房地产的金融调控手段应从“盯房价、盯总量”改为“盯供需、盯结构”;三是精准助力“补短板”,通过支持科技创新和教育等产业发展、支持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方面着手,补齐科技创新短板、农业发展短板、民营经济发展短板。第三,通过微观层面分析,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体系要构建“两个多”。一方面要发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推动经济“去杠杆”;另一方面,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丰富金融“多元供给”市场,有效“降成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要求,完善直接融资市场的准入制度,规范主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股权众筹等“各板”的发展和转板衔接机制。多元的供给体系要求,发挥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发挥融资租赁公司等新型金融主体的作用。此外,通过推动新一轮“债转股”,鼓励设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加速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矛盾。第四,基于金融结构的不同内容,从宏观、中观、微观分别验证,明确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改革方向,应回归实体经济本源,增强金融服务效率,丰富金融供给体系,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这一方向值得不断深入研究,这也是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
方辉[2]（2017）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对策研究 ——基于现实问题视角的优化设计》文中研究说明地方政府债务是带有区域经济特征和行政体制结构的特殊财政收入,资金以政府投入的形式参与到市场经营和金融交易中,承担着政府职能理性回归和市场发展逻辑脉络的意识导引,强调公共财政保障的宏观常态调控和预算管理会计的微观审慎监管。地方财政因自主权受限而依赖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配来保持预决算账面上的基本平衡,现实中却因繁重的支出事权而采取融资借债的方式填补,近年的审计中就核查发现地方政府陷入寻求预算体制外或有债务融资的风险隐患和主客观经济利益膨胀的不合理因素,造成财政横向之间不均衡程度加剧。即使是部分地方试点和新《预算法》允许地方自行发债的情况下,仍存有在年度预算和现金会计制度基础下债务成本与收益的时期分离及代际不均衡问题,如此短期集中负债和结构性差异作用及缺乏弹性的传导,降低了财政政策调控支撑能力。必然迫使政府进行战略性财政事权规划与权衡性融资成本决策,以生命周期选择及融资制度安排与契约设计来研究现实。从中央与地方之间杠杆挪移方略之深化改革治本之道和社会善治现代理念中受到启发,借鉴经济领域用数量模型匹配和指标联系控制的平衡关联策略,从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特点影响和内外在成因后果方面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框架分析,试图在法律新规和制度重构的过程中寻找破解之道,力图在规模的数量上实现地方政府债务的均衡匹配、在应用的质量上显示出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最优。
陈悦[3]（2016）在《中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不同,但是两国所采取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均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发展,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在两国的初始条件、制度背景、外部环境等因素均不相同的情况下,两国是如何实现产业演进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战后的日本用了30年的时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发展模式也被称为“日本模式”。在日本经济增长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并成功渡过石油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萧条。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是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日本产业结构转型迟缓,加之政府误判了导致经济过热现象的原因,并由此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造成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停滞。由于上述因素和日本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改变的共同作用,致使日本错过了经济转型的时机并陷入经济低迷的泥潭无法摆脱。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产业结构演进基本停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消失殆尽。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长达近30年,这主要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和服务业,市场经济体制确保了资源流向高效率生产部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三次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逐渐积累和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也开始凸显,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中需求拉动作用偏弱、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和政府干预方式不当。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像日本那样出现长期停滞的疑问,通过对比分析日本和中国两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趋向稳定增长的过程,可以找到有益的答案。日本曾经遭遇的产业结构问题、劳动力结构问题和政府干预问题都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先后出现过,通过分析和研究日本的这些问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避免中国经历日本曾经的遭遇。本文采取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和日本的产业演进路径、产业政策、产业演进绩效等内容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全面理解两国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由七章内容构成。其中：第一章是绪论,阐明本选题研究的背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内涵、文献综述、研究意义、方法与创新,以及文章结构安排。第二章建立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框架,对国内外的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进行回顾。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解释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制。第三章研究中日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演进的过程和特征。遵循两国经济发展轨迹,对两国在经济增长中产业演进的路径进行比较分析。重点分析两国产业演进的初始条件、制度因素、外部环境和速度等方面的差异。第四章研究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演进对中日经济增长的贡献。重点研究两国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的差异、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演进路径以及由此对两国经济增长绩效造成的影响。第五章对中日两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研究中日两国经济高速增长趋向稳定增长的原因及产业更替的路径方向。分析了两国在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方面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第七章研究日本经济增长中取得的经验和遭遇的教训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启示,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及应遵循的思路和方向。
苑蓝文[4]（2012）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反腐倡廉建设。党之所以在反腐倡廉建设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倡廉思想、中外反腐倡廉一般做法尤其是作为最直接理论渊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做法的继承、发展与借鉴。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思想上注重创新发展，在实践上追求实效，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认真分析和总结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上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会极大增强未来反腐倡廉建设的实效性。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倡廉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推进的基本路径，我们不仅可以总结、提炼出许多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宝贵经验，而且还可以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诸多启示。
本报记者 朱文利 邓晓进[5]（2011）在《一次关于科技与经济的对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经济危机肆虐全球，由此引起的并发危机也一一出现； 当欧债危机横扫欧洲大陆，则让欧盟面临解体危险； 当货币市场不可抑制出现失控现象，经济复苏前景似乎扑朔迷离…… 在这样一个危急的形势之下，记者在本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与斯特劳斯·卡恩、
顾正纲[6]（2011）在《财政联邦制下的我国地方税收体系探讨》文中研究指明由于信息和激励两方面的原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品的供给方面各有优势,为最大化公共品的社会效益,有必要对不同级次的政府之间进行明确分工,强调地方财政职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财政联邦制。与政治上的联邦制不同,财政联邦制的中心含义是指政府间财政职能的划分,是对财政分权理论的一种形象概括,它与国家结构并无必然联系,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财政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可以存在财政联邦制。市场经济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确定是以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尽管90年代初,财政体制改革以市场经济目标为基本方向,初步建立了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但实际上,它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财政体制基本内容还有一定距离。虽然这种分税制本身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该体制改革本身的不完备性,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极大地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中央政府相比而言,矛盾的主要焦点在于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联邦制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有助于帮助中国经济步入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轨道。完善现行分税制是财政联邦制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的分税制已在财政自主收支、地方享受财政援助以及地方税收管理自治方面对包干体制进行了完善,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仍留有地方财政自治立法并依宪法自主管理的空白。即使是已然改善的部分,仍存在相当程度的改进不足,比如地方享受财政援助中,以共享税的方式挤占地方财政自主收入,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也不够深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的研究必须置于财政联邦制的理论框架之下,而且单独存在的地方税收体系也不具有任何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财政联邦制下构建地方税收体系是必要的,这种必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符合帕累托最优效率。这不仅是因为地方政府更了解居民的显性和隐性偏好,从而能够从专业分工的角度提供更加有效率的公共产品,而且还因为公共产品范围的缩小,减少了讨价还价与搭便车行为。其次,地方税收是地方性公共产品的财力保障。尽管地方在财力的获取上拥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是从国际趋势上,还是从筹资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上,税收的本质特性必然决定了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值得指出的是,不同辖区居民的不同的偏好和受益范围决定了不同辖区的不同公共产品需要,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价格（即缴纳不同的税收）。因而,地方政府拥有本辖区内的地方税权是保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从公司与市场的这种制度经济学的二元生产制度体系为基础来引入财政联邦制,并以其基本内容为切入点,综合现有的探讨中国经济奇迹根源的文献,归纳现行的增长模式,并发现其中存在的制度不相容因素、传导激励机制阻力以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通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按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层次性进行事权的划分和界定,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界定税权才有长效的实践意义。进而通过立法权、税制结构、主体税种等方面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以此解决地方财政困境,实现政府的公共职能,扭转发展过程中所牺牲的公共政策效率以及地方政府严重的商业化行为。从而使中国经济回复到一条在制度上激励相容的长期发展之路。
李长璐[7]（2010）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分析及调控管理》文中研究说明系的循环,不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已,想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是极为艰难的。唯有充分利用一切人类社会的建设成果,让能够创造财富的各类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对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三十年发展的实践反思,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权力过分集中、分配平均主义和经济发展效率不足等问题。因此,经济理论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于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特点、如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所有制结构如何调整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最终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周期形态特征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绝对量下降的的古典型大起大落变化为绝对量增长而相对量波动的增长型经济周期。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经济周期波动进入现代增长型阶段,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位势有较大幅度提高,经济高速发展且振幅减小,周期扩张持续的时间延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长,抗冲击能力增强。为了揭示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和传导机制,本文引入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便从理论层面更深入地分析引发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影响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准确判断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从而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可能性作出理论判断,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经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周期波动形态及投资、消费、出口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及其传导机制和作用的计量分析,本文验证了在消费、投资、出口等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投资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高度相关性,同时对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拉动作用,而在中国模式下,由于政府掌握着资金、土地,并能够通过政策影响劳动力的配置,因而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影响投资规模,进而对经济周期实施有效的调控管理。通过对市场经济属性和政府宏观调控属性的分析,本文论证了对市场进行政府规制的理论可能性;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资金、技术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构成的坚实物质基础和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经验日趋成熟情况的分析,论证了调控管理经济周期的现实可行性;通过对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系的循环,不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已,想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是极为艰难的。唯有充分利用一切人类社会的建设成果,让能够创造财富的各类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对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三十年发展的实践反思,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权力过分集中、分配平均主义和经济发展效率不足等问题。因此,经济理论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于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特点、如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所有制结构如何调整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最终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周期形态特征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绝对量下降的的古典型大起大落变化为绝对量增长而相对量波动的增长型经济周期。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经济周期波动进入现代增长型阶段,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位势有较大幅度提高,经济高速发展且振幅减小,周期扩张持续的时间延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长,抗冲击能力增强。为了揭示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和传导机制,本文引入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便从理论层面更深入地分析引发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影响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准确判断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从而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可能性作出理论判断,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经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周期波动形态及投资、消费、出口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及其传导机制和作用的计量分析,本文验证了在消费、投资、出口等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投资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高度相关性,同时对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拉动作用,而在中国模式下,由于政府掌握着资金、土地,并能够通过政策影响劳动力的配置,因而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影响投资规模,进而对经济周期实施有效的调控管理。通过对市场经济属性和政府宏观调控属性的分析,本文论证了对市场进行政府规制的理论可能性;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资金、技术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构成的坚实物质基础和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经验日趋成熟情况的分析,论证了调控管理经济周期的现实可行性;通过对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组合效果的分析,论证了调控管理经济周期的政策可操作性。面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未来较短的时间完成从全球经济的追赶者到全球经济的领跑者的转变,中国宏观调控需求管理的三个方面仍然是要处理好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关系,唯有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而提高国内消费能力,同时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化,调整外贸发展方式,才能管理好投资、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减少经济周期的波动,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
申世飞[8]（2010）在《西部农民生活消费现象研究 ——以甘肃省甘州区M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课题，而生活消费是农民生存状态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因此，从消费的视角来研究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措施的全面深入，西部农村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都有了显着的提高。西部农村正在从生存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过渡，消费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在西部农村同时发挥着作用，在这两种消费文化的共同影响之下，农民的生活消费观念和行为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随着西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农闲时间的增多，农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日益丰富，因此，西部农民具有生存者和消费者的两重特征。而随着社会的开放性和农民获得收入途径的多元化，西部农村社会内部分化逐渐拉大，农民群体中贫富差距的扩大使他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必然呈现很大的差异性。本文在结构访谈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在反映当前西部农民生活消费真实状况的同时，对影响西部农民生活消费的因素做了多方面的分析，将西部农民生活消费与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借助大众传媒向农村渗透等社会学热点视角相结合，从促进农民自身完善和农村社会良性运行的目标出发探讨社会转型期西部农民生活消费所面临的新问题；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西部农村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变迁，用布尔迪厄的“生存心态”和“场域”等概念来分析农民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再生产过程，借鉴布尔迪厄的建构主义社会思想，指出引导农民走出消费误区，构建西部农村新消费模式的途径。
郭相宏[9]（2008）在《失范与重构 ——转型期乡村关系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中的“乡村关系”也可以表述为“乡—村关系”或“乡、村关系”,就是指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和村级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用法也是学界的惯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乡”即乡镇一级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村”即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行使自治权。乡村关系体现的是“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在基层管理体制中,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府和代表村民行使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最重要的因素。乡、村两级组织是实现国家意志和保障农民利益的节点,乡村关系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晴雨表。本文结合作者的实地调查,并借鉴他人的相关研究资料,选择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失范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同时,将范围限定在农业型乡镇政权和农业型村级组织之间的乡村关系,这类乡（镇）、村是全国乡（镇）、村的主体部分,并且乡（镇）、村之间关系复杂,矛盾冲突多,是实现农村政治现代化的难点所在。乡村关系的失范涉及诸多因素,本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与分析。本文把乡村关系放在中国宏观制度环境中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国家法的立场阐述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之中考察乡村关系的失范。在结构安排上,全文除引论和结论外,其余五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章“国家法秩序中的乡村关系”中,首先梳理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大致经过的三个阶段,即乡政权制时期（1949-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3年）和乡政村治（1983年至今）时期。第一阶段奠定了乡村关系的基本结构,是一种乡、村政权“共治”结构的发展。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其他一切领域的控制,农民失去了经济自主权而依附于农村集体,农村集体组织进一步成了依附于国家的一级单位,从而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的资源汲取。直至今天,人民公社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乡政村治模式就是“乡镇政权+村委会制”。乡镇是国家的基层政权机关,乡镇以下的村庄,依法设立村民委员会。1982年宪法确认村委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是被指导和指导的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这就用法律划定了二者的界限。村委会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自主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其他组织和政府无权干涉。村民自治凭借国家法的认可和支持而得以推广,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乡村关系的失范表明,国家法遭遇到“法律不能”的困境。第二章至第四章构成第二大部分,抓住乡村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乡村关系的行政化）、经济因素（土地权利）和制度变革因素（税费改革）对乡村关系的失范进行深入剖析。第二章“乡村关系的行政化”揭示了乡村关系行政化的典型表现及其原因。行政化奠定了乡村关系的基本格局,也是乡村关系失范的突出表现。直接干预选举、实行村财乡管是乡镇控制村委会的人事任免权和财务管理权的举措;对村委会、村干部制定各种目标和任务、进行各种考核和考察以及派驻“包村干部”等措施将村委会的利益和乡镇利益捆绑在一起,村委会很难实现自我管理,村民也难以做到民主监督。于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村关系的规定便遭到破坏,弱化了乡村的新型指导关系,强化了传统的领导关系,不符合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乡村关系的行政化是国家“压力型体制”作用的结果:上级总是想办法将压力传递到下一级,乡镇政府无可遁逃地承担起完成上级任务的角色。在失衡的国家城乡发展政策支配之下,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基本格局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农业依然在为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廉价农产品和原料。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从村庄汲取资源的工具,既要完成国家任务,又要满足自己财政支出的需要,解决财政困难,还要维护乡镇滋生的自我利益等等,都促使其加强了对村委会和农民的控制。第三章“土地权利:在国家与农民之间”主要通过土地权利来探讨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土地征用极大地扭曲了乡村关系,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乡村关系的范围。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他们却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法》只是赋予农民对土地有限的使用权,而处分权属于土地主管部门。这种所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三权分立”的土地权利格局加强了国家所有权的优越地位,削弱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民对于土地征用只能被动接受,而且得不到法律的有效补偿。同时,它为各种名目的税费征收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不仅如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究竟谁是所有人的问题。依据有关法律及实践,四个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集体）都能够享有土地所有权,也有四个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小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发包权。权利主体的混乱不利于对土地和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国家法对土地所有人、发包人和使用人处分土地的任何行为都做出了严格限制,而对于国家征用土地却极少限制。《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现行立法对征收农民集体的土地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特征。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完全是国家单方面的意志,农民集体无权亦无力与国家进行谈判,国家法律没有给农民集体留下丝毫余地。什么是公共利益,国家为了哪些公共利益就可以征用土地?对这些基本问题,法律规定付之阙如。现行法律对于土地征用的补偿,只是限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以及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等,而土地所有权作为土地权利的核心权利却得不到国家法的补偿。这是明显不合理的。通过土地征用可以看到国家多重身份的冲突:规则的制定者（立法者）和执行者（执法者）、交易的一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部门利益的追逐者……使得国家对于征地这一行为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且不说有些政府超越权限的行为,仅就已有的法律规定而言,国家对土地拥有的绝对优势地位就足以使农民土地权利处于弱小而保护不力的境地。如此一来,土地成了人人都想吃的“唐僧肉”,国家、各级政府及村委会都想从中捞取好处,于是农民眼中的“卖地”现象就愈演愈烈,农民土地权利受到的侵害就越来越大。充分说明,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越来越膨胀,将权利的空间蚕食鲸吞。要保障农民权利,土地问题是核心。土地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无法改变乡村关系失范的局面。第四章“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关系”叙述了中央政府实行税费改革之后,乡村两级陷入财政危机,由此反思农民负担沉重的体制性原因。在传统社会,赋敛的征收是社会治理的秘诀。古代的很多税制改革或者变法乃至近代的国家政权建设,都与赋敛的需要相联系。人民公社体制成功地满足了国家向农民征收税费的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原始资本。时至今日,这一功能依然为乡镇政权所继承。村民自治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要维持支配性的乡村关系,其根本目的是把村级组织继续作为自己下属的一级行政组织,依靠村级组织来完成税费的收取、贯彻自己的意图、完成各种指令性任务。村民自治形式化跟农民负担问题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结构性关联。它们都是基于向农民征税、收费的需要而竭力维持支配性乡村关系的两种表现。中央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巩固政权合法性,从2000年开始进行税费改革,从2006年取消农业税,乡村关系因之进入到“后税费时代”。然而,这种“并税除费”决不是治本之策,若无其他改革配合,对其“治标”效果也不能期望太高,要以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都绕不开的“黄宗羲定律”为鉴。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加剧了乡、村两级的财政危机,而危机则为乡村关系的根本性转型提供了条件。同时,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税费的“目标考核”压力也大为缓解,乡村治理工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使乡村关系的变革和发展面临着新的历史契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单兵突进式的税费改革在并未完全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时,却有可能正在造成新的治理资源的缺失。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三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运用一系列鲜活的事例、枯燥的数字和冷峻的法条来剖析乡村关系的失范。通过对土地权利和税费征收的分析,丰富了对失范的理解和适用。既存在违反规范的“违法的”失范行为,也存在符合规范的“合法的”失范行为。失范并不意味着完全违背既有的规范,亦不是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更严重的失范行为是在既有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这些规范往往具有“合法”的身份。尽管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民都有失范行为,而前两者有国家法和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而具有合法性,农民虽具有道义的正当性却无力与之抗衡,各项权利难以获得制度化的表达和保障。评价失范不能仅以国家法作为标准,而应以公平正义为依据。国家的失范（在本文中突出地体现为乡镇政府的失范行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的失范行为大多是在国家力量挤压之下的被动反应。乡村关系的失范凸显出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的制度性挤压,不合理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转型期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这也是贯穿全文的一个基本思想。第五章“法治化的秩序重建”是本文的第三部分。解决失范问题的前提是有规范可循,秩序重建需要以公平、正义、人权等具有普世意义的基本价值为取向的规范。这样,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也只有体制改革才能真正破解乡村关系的困局,进而解决转型时期的三农问题。有了良好体制保障的法治才会实现“良法之治”。三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分别以平等、自由、权利为目标:这就是拆除“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壁垒以实现城乡平等,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对农民的差别待遇,要实现城乡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平等。同时,改革乡镇公共管理体制、把农民从对国家的身份依附中解放出来,使农民获得自由。这就需要撤销乡镇政府,建立农会组织,让农民拥有安排生产、自主经营的自由。此外,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恢复耕者有其田的传统,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财产权利是其他权利的基础,以保障财产权为核心,进而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实现农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土地所有权的宪政意义,也是在农村重建法治化新秩序的起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质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乡村关系的失范就是国家权力侵犯农民权利的外在表现。限制政府、保障民权乃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理念,也正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只有法治政府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建立以实现平等、自由,保障权利为目的、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新秩序。这一自然演进和理性自觉的过程,也就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
矫幸[10]（2007）在《关于我国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有关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再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因此,系统的研究公平与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社会转型状态之下我国的社会公平与效率问题,与传统的研究相区别,文章进一步深化了公平的内涵,将其区分为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并针对两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济公平强调公平地参与竞争以及在经济利益分配中所体现出的公正有序,是为了保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促进市场效率的实现;社会公平更多的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等,是为了保证社会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稳定。本文建立了评价公平的各类指标以反映我国社会的公平状况,探讨其影响因素,并实证检验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重要的位置,要同时建立保障社会公平的政策、法规、制度等,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协调利益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二、邱晓华纵论中国经济形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邱晓华纵论中国经济形势（论文提纲范文）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研究 ——基于金融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1. 3.1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 |
| 2.1.2 金融结构理论 |
| 2.1.3 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
| 2.1.4 结构经济学理论 |
| 2.2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 |
| 2.2.1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2.2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 2.3 金融与供给侧要素的关系研究 |
| 2.3.1 金融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
| 2.3.2 金融与资本积累的关系 |
| 2.3.3 金融与劳动力优化的关系 |
| 2.4 供给侧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 2.4.1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4.2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4.3 劳动力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4.4 制度等其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第3章 金融结构的指标构建、现状分析与评价 |
| 3.1 金融结构的内涵 |
| 3.1.1 金融结构的含义 |
| 3.1.2 金融结构的分类 |
| 3.1.3 金融结构的特征、影响因素与作用 |
| 3.2 金融结构的指标构建 |
| 3.2.1 金融结构指标的评价标准 |
| 3.2.2 金融总量结构指标 |
| 3.2.3 金融供给结构指标 |
| 3.2.4 金融市场结构指标 |
| 3.2.5 金融结构指标体系构建 |
| 3.3 我国金融结构现状 |
| 3.3.1 我国金融体系的总量结构 |
| 3.3.2 我国金融体系的供给结构 |
| 3.3.3 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结构 |
| 3.4 我国金融结构评价 |
| 3.4.1 金融总量结构评价 |
| 3.4.2 金融供给结构评价 |
| 3.4.3 金融市场结构评价 |
| 第4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素分析与评价——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 4.1 供给侧要素指标构建 |
| 4.1.1 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 |
| 4.1.2 资本要素的增长与配置效率 |
| 4.1.3 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源优化 |
| 4.1.4 制度优化的衡量 |
| 4.2 生产函数的建立 |
| 4.2.1 生产函数的选择 |
| 4.2.2 数据的选择和处理 |
| 4.2.3 模型检验与选择 |
| 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1 回归结果 |
| 第5章 金融总量结构与“稳增长”、“调结构” |
| 5.1 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
| 5.1.1 模型建立 |
| 5.1.2 指标数据选取 |
| 5.2 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 |
| 5.2.1 基于经济增速的动态面板模型 |
| 5.2.2 基于产业结构的动态面板模型 |
| 5.2.3 模型结果对比与结论 |
| 5.3 稳增长、调结构进程中金融总量结构的诉求 |
| 5.3.1 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诉求 |
| 5.3.2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诉求 |
| 第6章 金融供给结构与行业的“去”与“补” |
| 6.1 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
| 6.1.1 模型建立 |
| 6.1.2 指标选取 |
| 6.1.3 数据选取 |
| 6.2 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检验 |
| 6.2.2 科技发展向量的面板自回归模型 |
| 6.2.3 农业发展向量的面板自回归 |
| 6.2.4 民营经济发展向量的面板自回归 |
| 6.3 行业“去”与“补”进程中金融供给结构的诉求 |
| 6.3.1 金融要理性对待“去产能” |
| 6.3.2 金融要稳妥推进“去库存” |
| 6.3.3 金融要精准助力“补短板” |
| 第7章 金融市场结构与企业“去杠杆”、“降成本” |
| 7.1 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
| 7.1.1 模型建立 |
| 7.1.2 指标选取 |
| 7.1.3 数据选取 |
| 7.2 模型检验与方程估计 |
| 7.2.1 静态面板模型检验 |
| 7.2.2 基于杠杆率的模型估计 |
| 7.2.3 基于资产回报率的面板模型 |
| 7.2.4 基于负债利息率的面板模型 |
| 7.2.5 实证结论 |
| 7.3 企业降杠杆、降成本进程中金融市场结构的诉求 |
| 7.3.1 发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去杠杆” |
| 7.3.2 发挥比较优势,丰富多元金融供给市场,有效“降成本” |
| 7.3.3 加速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矛盾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2）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对策研究 ——基于现实问题视角的优化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探索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三、概念界定和理论背景 |
|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现状描述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 |
| 一、地方政府债务违规快速发展期 |
| 二、审计结果的地方债务问题展现 |
| 三、地方政府债务合法的渐进阶段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现实特征 |
| 一、发展环境引致债务阶段性 |
| 二、经济政策带动债务膨胀化 |
| 三、融资措施造成债务异质式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运行基础困境 |
| 一、债务融资衍生出现实无奈 |
| 二、融资效益被人为调整弱化 |
| 三、债务扩张膨胀的监管漏洞 |
| 第二节 面临风险隐患 |
| 一、管理体制诱发的融资举债风险 |
| 二、债务风险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
| 三、问题隐患易诱发政府诚信危机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债务产生问题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更迭的结构性渊源 |
| 一、债务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调整的滞后 |
| 二、信息公开缺失致使监督无法发挥实效 |
| 三、上下级政府间固有的体制结构性矛盾 |
| 第二节 内生机制的行政化诱因 |
| 一、计划经济运作机制仍在主导 |
| 二、责任惩戒机制依旧模糊缺位 |
| 三、行政管理惯性思维诱生毒瘤 |
| 第三节 资本经营的固态式缘由 |
| 一、利益分配失衡徒增金融性风险 |
| 二、融资偿债未能匹配的损害后果 |
| 三、政府经营管理隐藏着寻租扭曲 |
| 第四章 计量模型与指标体系的关联调适 |
| 第一节 数理检验模式的设计 |
| 一、选择数据构建简单回归模型 |
| 二、市级层面地区协整思路 |
| 三、财政政策作用机制与经济周期态势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经济实践意义的研判 |
| 一、经济学检验的基础性探析 |
| 二、债务风险评价指标倚赖程度描述 |
| 三、审计报告的规模性实效补充 |
| 四、一般均衡的动态辅助响应治理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对策 |
| 第一节 从转变到创新的框架搭建构筑 |
| 一、第一阶段:从跟随到复制——导入起步 |
| 二、第二阶段:从适应到寻找——孕育形成 |
| 三、第三阶段:从创新到独特——成熟稳步 |
| 第二节 法治规范理念的战略框架重构 |
| 一、良法逻辑链条 |
| 二、立法原则设计 |
| 三、制度配套规范 |
| 四、政策规则导引 |
| 第三节 健全完善地方预决算审查监管 |
| 一、加强和改进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的监督 |
| 二、加强和改进跨年度预算平衡的审查监督 |
| 三、加强和改进预算和决算的绩效管理 |
| 四、加强和改进预算和决算的问责监督 |
| 第四节 问题症结根治的政策机制设计 |
| 一、权责发生制债务会计核算 |
| 二、能动结构搭配的策略最优 |
| 三、风险分担信用评级体系构建 |
| 四、财政事权体制的匹配优化 |
| 第五节 跨年度预算平衡规划约束演绎 |
| 一、规划模式 |
| 二、预测编制 |
| 三、调适平衡 |
| 四、防范风险 |
| 第六节 混同协作治理结构的优化选择 |
| 一、改善融资的基础方式和结构环境 |
| 二、债务置换转股的结构搭配 |
| 三、多中心治理式样的视觉扩展 |
| 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孵化培育 |
| 五、公共投资建设融资平台的实施路径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中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压力 |
| 1.1.2 日本经济转型的经历 |
| 1.1.3 日本经济转型经验的借鉴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
| 1.2.2 中外学者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3 中外学者对中日两国产业结构的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意义、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1.4 文章结构安排 |
| 第2章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理论框架 |
| 2.1 经济增长理论演变 |
| 2.2 产业结构理论演变 |
| 2.3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关系与机制 |
| 2.3.1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关系辨析 |
| 2.3.2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互动机制 |
| 第3章 中日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演进比较 |
| 3.1 中日产业演进相似之处 |
| 3.1.1 重工业优先发展并形成较为均衡的产业结构 |
| 3.1.2 出口导向战略贯穿产业演进过程 |
| 3.1.3 政府干预是产业演进的主要动力 |
| 3.2 中日产业演进的基础及背景差异 |
| 3.2.1 产业演进的初始条件 |
| 3.2.2 产业演进的制度因素 |
| 3.2.3 产业演进的外部环境 |
| 3.2.4 产业演进的速度和层级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日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 |
| 4.1 中日产业政策比较分析 |
| 4.1.1 中国产业政策的发展轨迹与变迁 |
| 4.1.2 日本产业政策的发展轨迹与变迁 |
| 4.1.3 两国产业政策的实施路径差异 |
| 4.2 中日产业结构演进比较分析 |
| 4.2.1 日本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轨迹 |
| 4.2.2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轨迹 |
| 4.2.3 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制度背景分析 |
| 4.3 中日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政策绩效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5.2 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 5.3 构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回归模型 |
| 5.4 实证检验结果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日经济高速增长趋向稳定增长与产业更替 |
| 6.1 日本经济增长转折原因分析 |
| 6.1.1 产业结构刚性与产业转型迟缓 |
| 6.1.2 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结构性失衡 |
| 6.1.3 政府干预经济时机和政策不当 |
| 6.2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原因分析 |
| 6.2.1 产业结构失衡与产业竞争力偏弱 |
| 6.2.2 劳动力结构失衡与成本优势消失 |
| 6.2.3 政府定位有误与干预方式不当 |
| 6.3 中日经济高速增长趋向稳定增长过程中的产业更替 |
| 6.3.1 产业结构转型和提升是两国的共同选择 |
| 6.3.2 政府转变干预方式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提 |
| 6.3.3 人口及劳动力结构调整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 |
| 6.3.4 技术创新与应用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 |
| 6.4 小结 |
| 第7章 日本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和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7.1 日本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 |
| 7.1.1 日本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 |
| 7.1.2 日本经济增长的问题与教训 |
| 7.2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及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1.3.3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倡廉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倡廉思想 |
| 2.1.2 列宁的反腐倡廉思想 |
| 2.2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 |
| 2.2.1 关于加强党风建设的思想 |
| 2.2.2 关于党要经受执政考验的思想 |
| 2.2.3 关于拒腐防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思想 |
| 2.2.4 关于严惩腐败的思想 |
| 2.3 历史上中外反腐倡廉的一般做法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思想创新与实践路径 |
| 3.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 |
| 3.1.1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1.2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实践路径 |
| 3.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 |
| 3.2.1 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2.2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实践路径 |
| 3.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 |
| 3.3.1 胡锦涛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 |
| 3.3.2 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实践路径 |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
| 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
| 4.1.1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
| 4.1.2 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 4.1.3 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
| 4.1.4 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
| 4.1.5 以建立健全惩防体系为治本之策，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启示 |
| 4.2.1 充分认识反腐倡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
| 4.2.2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加快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
| 4.2.3 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
| 4.2.4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 |
| 4.2.5 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 |
| 4.2.6 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进一步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财政联邦制下的我国地方税收体系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本文的创新点 |
| 2 财政联邦制概述 |
| 2.1 财政联邦制的内涵 |
| 2.2 财政联邦制在我国的发展阶段 |
| 2.2.1 财政包干体制时期 |
| 2.2.2 分税制改革时期 |
| 2.3 我国财政联邦制的特点和影响 |
| 2.3.1 我国财政联邦制的特点 |
| 2.3.2 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
| 2.3.3 我国财政联邦制的不规范所导致的消极影响 |
| 3 我国的地方税收体系分析 |
| 3.1 我国地方税收体系的形成 |
| 3.2 我国地方税收体系的优势分析 |
| 3.2.1 简化税种、促进地方政府竞争 |
| 3.2.2 财政功能突出 |
| 3.2.3 增值税分成的实证分析 |
| 3.3 我国地方税收体系的问题分析 |
| 3.3.1 地方税权未从地方财政自治立法角度加以规范 |
| 3.3.2 地方享受财政援助挤占地方税收 |
| 3.3.3 收支划分不合理影响地方财政职能发挥 |
| 3.3.4 地方财政立法自主权的缺失导致地方税制结构不完善 |
| 3.3.5 地方税收管理自治不规范 |
| 4 国外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经验借鉴 |
| 4.1 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比较分析 |
| 4.1.1 国外地方税权划分的比较分析 |
| 4.1.2 国外地方税种设置与归属的比较分析 |
| 4.1.3 国外地方征管体系的比较分析 |
| 4.2 国外财政联邦制下地方税收体系的经验借鉴 |
| 4.2.1 国外地方税权划分的经验借鉴 |
| 4.2.2 国外地方税种设置的经验借鉴 |
| 4.2.3 国外地方征管体系的经验借鉴 |
| 5 构建财政联邦制下的我国地方税收体系的对策建议 |
| 5.1 完善财政联邦制下的我国地方税收体系的基本思路 |
| 5.1.1 按政府职能配置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 |
| 5.1.2 按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配置地方税权 |
| 5.1.3 按税权配置构建地方税收体系 |
| 5.2 相关辅助措施 |
| 5.2.1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5.2.2 建立跨地区税收分配制度 |
| 5.2.3 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步伐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分析及调控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序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的事实基础 |
| 2、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研究思路与方法 |
| 4、研究框架与内容 |
| 5、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经济周期理论概述及文献综述 |
| 1.1 西方古典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的源流 |
| 1.1.1 萨伊—李嘉图阵营的均衡论 |
| 1.1.2 西斯蒙弟—马尔萨斯阵营的质疑及危机理论 |
| 1.1.3 简要评论 |
| 1.2 马克思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 |
| 1.2.1 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
| 1.2.2 危机发生的现实性 |
| 1.2.3 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
| 1.2.4 危机表现的周期性 |
| 1.2.5 经济周期的阶段性 |
| 1.2.6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现实意义 |
| 1.3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 |
| 1.3.1 凯恩斯主义 |
| 1.3.2 货币主义 |
| 1.3.3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
| 1.3.4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
| 1.4 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现代经济周期理论 |
| 1.4.1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 |
| 1.4.2 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 |
| 1.4.3 公共选择学派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
| 1.5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探索 |
| 1.5.1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情况 |
| 1.5.2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情况 |
| 第2章 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
| 2.1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当代经济史分期的理论依据 |
| 2.2 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1949—1957 年)经济发展事实、波动特征及原因 |
| 2.2.1 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经济发展事实 |
| 2.2.2 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经济波动特征 |
| 2.2.3 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经济波动原因 |
| 2.3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 年）经济波动事实、特征及原因 |
| 2.3.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波动事实 |
| 2.3.2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波动特征 |
| 2.3.3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波动原因 |
| 2.4 对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的总体评价 |
| 第3章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
| 3.1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1979-1991 年）经济周期波动事实、特征及原因 |
| 3.1.1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经济周期波动事实 |
| 3.1.2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特征 |
| 3.1.3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经济周期波动原因 |
| 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1992-2002 年）经济周期波动事实、特征及原因 |
| 3.2.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经济周期波动事实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特征 |
| 3.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经济周期波动原因 |
| 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期（2003 年以来）经济周期波动事实、特征及原因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期经济周期波动事实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特征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期经济周期波动原因 |
| 第4章 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分解 |
| 4.1.1 对1978 年以来GDP 增长率时间序列的HP 滤波分析 |
| 4.1.2 对未来10 年中国GDP 增长的分析判断 |
| 4.2 改革开放以来及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 调控管理中国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 |
| 4.3.1 调控管理中国经济周期的理论可行性 |
| 4.3.2 中国经济周期调控管理的现实可行性 |
| 4.3.3 中国经济周期调控管理的政策可操作性 |
| 第5章 调控管理中国经济周期的政策建议 |
| 5.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调整优化投资需求 |
| 5.1.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调整优化投资需求的原因 |
| 5.1.2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 |
| 5.2 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以拉动消费需求 |
| 5.2.1 1978 年以来居民消费变化趋势分析 |
| 5.2.2 1978 年以来居民消费变化原因分析 |
| 5.2.3 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路径选择 |
| 5.3 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以调整外贸需求 |
| 5.3.1 世界经济格局变动趋势 |
| 5.3.2 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
| 5.3.3 后危机时期中国的对策选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西部农民生活消费现象研究 ——以甘肃省甘州区M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消费研究 |
| （二） 国内消费研究 |
| （三） 文献简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理论视角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转型背景下西部农村生活消费的变化 |
| 一、M 村概况 |
| 二、转型背景下的西部农村生活消费概况 |
| 三、转型背景下西部农村生活消费的变化趋势 |
| （一） 农民物质消费水平由温饱型向享受发展型过渡 |
| （二） 精神文化型消费得到重视，但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 |
| （三） “两栖”型消费趋势明显 |
| （四） 不堪重负的人情消费 |
| （五） 农民生活消费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 |
| 第三章 影响农民生活消费变化的动因 |
| 一、农村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闲时间的增多 |
| 二、农村消费品市场日渐繁荣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并存 |
| （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消费品市场日渐繁荣 |
| （二）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
| 三、大众传媒宣扬的现代消费主义的影响 |
| 四、西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缺失 |
| 第四章 消费者社会背景下，西部农村合理消费模式的建构 |
| 一、消费观念的理性化 |
| 二、消费制度模式的合理化 |
| （一） 不断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提高西部农民的消费能力 |
| （二） 创造良好的西部农村消费环境 |
| （三） 建立和完善西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三、消费文化模式的合理化 |
| （一） 消费文化模式的生成与变迁 |
| （二） 构建西部农村合理消费文化的原则和方式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 总结 |
| 二、 本文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后记 |
（9）失范与重构 ——转型期乡村关系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问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资料与术语 |
| 四、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国家法秩序中的乡村关系 |
| 第一节 乡村关系的失范 |
| 一、乡村关系的难解之局 |
| 二、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 |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乡村体制的变迁 |
| 一、乡级政权的确立 |
| 二、人民公社的衰落 |
| 三、村民自治的勃兴 |
| 第三节 乡村权力结构的法律渊源 |
| 一、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
| 二、宪法规范的乡镇政权 |
| 三、村级治理的基本组织 |
| 四、乡村关系的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乡村关系的行政化 |
| 第一节 乡政控制村治 |
| 一、以考核促管理 |
| 二、直接干预选举 |
| 三、实行村财乡管 |
| 四、设定考核目标 |
| 五、设立派出机构 |
| 第二节 乡镇政府的资源优势 |
| 一、党务资源 |
| 二、行政资源 |
| 三、经济资源 |
| 四、文化资源 |
| 五、动员能力 |
| 第三节 乡村关系行政化的原因 |
| 一、城乡发展政策失衡 |
| 二、体制压力自上而下 |
| 三、事权财权不相匹配 |
| 四、利益集团寻租结盟 |
| 五、自治组织角色冲突 |
| 第三章 土地权利:在国家与农民之间 |
| 第一节 "三权分立"的土地权利格局 |
| 一、国强民弱利归谁? |
| 二、权利主体何其多 |
| 三、公共利益何处寻? |
| 四、所有权不予补偿? |
| 五、法律不敌"潜规则"? |
| 第二节 土地征用中的国家 |
| 一、作为立法者的国家 |
| 二、作为逐利者的国家 |
| 三、身份冲突中的国家 |
| 第三节 所有权人有什么权利? |
| 一、虚置的所有权 |
| 二、两难的村集体 |
| 第四节 农民利益谁来保护? |
| 一、法定补偿知多少? |
| 二、征地更比种地强? |
| 三、法律不为民做主? |
| 第四章 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关系 |
| 第一节 税费征收:乡村关系的实质 |
| 一、赋税征收:传统社会的治理秘诀 |
| 二、控制村政:人民公社的制度遗迹 |
| 三、因果关联:村民自治与税费改革 |
| 第二节 税费改革:轮回还是新生? |
| 一、并税除费:新瓶再装旧酒? |
| 二、"黄宗羲定律":改革面对陷阱? |
| 三、税费改革:单兵如何突进? |
| 第三节 制度壁垒:单项改革的困境 |
| 一、中央文件效力式微 |
| 二、中央地方分权不明 |
| 三、公共管理高价低效 |
| 四、长远布局综合兼顾 |
| 第四节 乡村关系:危机与契机 |
| 一、乡村两级的财政危机 |
| 二、乡村干部的赢利思维 |
| 三、乡村关系的改革契机 |
| 四、税费改革的制度跟进 |
| 第五章 法治化的秩序重建 |
| 第一节 平等:消除差别待遇,实现城乡平等 |
| 一、促进城乡制度平等 |
| 二、实现城乡政治平等 |
| 三、保障城乡赋税平等 |
| 第二节 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农民自由 |
| 一、解放农民,还民自由 |
| 二、政府"守夜",经济自由 |
| 三、撤销乡镇,建立农会 |
| 第三节 权利:推进土地改革,保障财产权利 |
| 一、国家土地所有权的法理基础 |
| 二、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宪政价值 |
| 三、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治意义 |
| 第四节 秩序:健全法律制度,重建乡村秩序 |
| 一、拆除城乡壁垒,落实宪法精神 |
| 二、保障利益表达,深化司法救济 |
| 三、保护农民权利,完善法律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索引 |
（10）关于我国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第三节 论文创新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学者的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学术界的观点 |
|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的评述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内涵 |
| 第一节 公平内涵理解的误区 |
| 第二节 经济公平的内涵 |
| 第三节 社会公平的内涵 |
| 第四节 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公平与效率中的市场与政府 |
| 第一节 经济效率是企业的生命 |
| 第二节 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责任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公平的作用及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经济公平的作用解析 |
| 第二节 经济不公平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公平的作用及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公平的作用解析 |
| 第二节 社会不公平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不公平的产生原因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解决不公平现象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明确政府职能 |
| 第二节 完善政策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
| 第四节 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 结论 |
| 一、公平内涵的解析 |
| 二、公平与效率中的市场与政府 |
| 三、公平的作用 |
| 四、我国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实证研究结论 |
| 五、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四、邱晓华纵论中国经济形势（论文参考文献）
-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研究 ——基于金融结构视角[D]. 苏昱冰. 天津财经大学, 2018(07)
- [2]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对策研究 ——基于现实问题视角的优化设计[D]. 方辉.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3]中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研究[D]. 陈悦. 辽宁大学, 2016(02)
- [4]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思想与实践[D]. 苑蓝文. 沈阳理工大学, 2012(06)
- [5]一次关于科技与经济的对话[N]. 本报记者 朱文利 邓晓进. 电脑报, 2011
- [6]财政联邦制下的我国地方税收体系探讨[D]. 顾正纲. 沈阳大学, 2011(07)
- [7]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分析及调控管理[D]. 李长璐. 吉林大学, 2010(05)
- [8]西部农民生活消费现象研究 ——以甘肃省甘州区M村为例[D]. 申世飞. 西北师范大学, 2010(03)
- [9]失范与重构 ——转型期乡村关系法治化研究[D]. 郭相宏. 西南政法大学, 2008(04)
- [10]关于我国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D]. 矫幸. 吉林大学, 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