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卡森实业股分有限公司（论文文献综述）
于峰[1]（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提出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贺三宝[2]（2014）在《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时期而出现的商人群体。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商帮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对此系统研究者甚少,这与江右商帮明清时期的广泛影响极不相符,因此本文以江右商帮（现代称为新赣商）为研究对象,探讨江右商帮兴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利于对江右商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合理的评价,对于今天重振赣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第一部分导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国外对商帮研究的学者很少,主要是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学者,分析中国宗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以加藤繁为代表的日本学界从探讨中国行会入手,分析中国商人组织的发展及影响,国内则有傅衣凌、余英时等学者探讨了中国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关系,以张海鹏、张海赢、范金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研究了中国商帮的缘起、发展、特点以及十大商帮的比较,以章文焕、方志远为代表的江西学者,研究了江右商帮的发展历程、社会构成、经营方式、资金来源、兴衰原因、商人精神以及商帮会馆等等。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商帮的渊源和兴起。江右商帮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经济现象,必须全面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本文探讨了中国商帮的起源,认为唐宋时期的纲是商帮的雏形,再从唐宋时期的纲、行,明清时期的商帮,到清末民初的商会,论述了中国商帮的发展历程。本文论述了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的特点,并从经商观念、商品生产、交通条件、商业政策、支付手段、地缘关系等方面入手,分析中国商帮兴起的背景,以对江右商帮的发展历程有全局的了解。第三部分分析江右商帮历史演进过程。提出了江右商帮缘起并非明代,应该早于明代,因为在唐宋时期江西是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纲”和“行”较为盛行。本文阐述江右商帮在湖广、西南、南直、两广、北京、海外等不同地域,以及茶帮、瓷帮、药帮等不同领域的发展情况,分析了江右商帮的商人构成、资金来源和经营形式,探讨了商帮议所万寿宫（江西会馆）的分布和功能,寻找江右商帮典型人物特点和行商特色,并对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进行了异同的比较,从而找寻江右商帮自身独有的特点。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和关键部分,着重分析江右商帮兴衰表征、原因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江右商帮兴盛时期主要体现在商业从业人数多、万寿宫（江西会馆）多、税关商镇墟市多,其兴盛的外部原因有：生产力发展为江右商发展提供了前提,商税政策刺激了江右商发展,人口流动促进了商业的流通,交通优势有利于商业的繁荣,资源丰富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条件,手工技术优势增强了江右商的竞争力；内部原因主要是：一是文化基因影响,以科举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净明道教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农商文化为代表的地域和生产文化,三种文化交互融合和渗透,使江右商帮具有多元文化精神,二是精神内核,江右商帮能够在明初迅速发展,还在于其本身具有超越“随阳雁”的精神,即“相机而动”的候鸟精神、“飞遍天下”的闯荡精神、“人形雁阵”的抱团精神、“雏雁反哺”的回馈精神,江右商帮精神特征的形成对江右商帮兴盛有着深入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江右商帮兴盛对江西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体现在：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凸显了江西在全国的重要经济地位、促进就业、促进粮食生产和输出、加速集镇化、推动慈善等公共事业、促进人口流动、促进社会人文发展、影响国家政治等。江右商帮进入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进入衰落期,表现在大批江右商人破产或弃商返农以及传统手工业经济衰败。分析衰败的外部原因,主要有：封建经济没落是导致江右商人没落的根源,交通和经济格局变化动摇了江右商人发展的基础,连年战乱和灾患阻碍了江右商人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削弱了江右商人的竞争力。探究衰败的内部原因,则从地理文化论入手,认为与江南丘陵有关,归根于江右商人的“丘陵现象”：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奇,散而不强。江右商帮衰落对江西经济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如产业衰退、商业资本萎缩、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钱庄倒闭、进出口差异扩大、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为证明其影响的维度和深度,本文以江西为例,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具体分析评估江右商帮衰落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江右商帮不仅对江西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江右商人活跃的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部分研究了从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本文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从组织形式、组织目标、组织制度以及自主权等方面,分析了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过程中的自组织现象。江右商帮形成之前,商人之间缺少默契的规则,难以形成协调有序的结构。于是出于多个个体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自动自发地结成商人团体,以组织的形式保护个体利益,维护共同秩序。这种由小变大、日渐抱团的商人组织,有着较为明显的自组织特征,甚至部分还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管理下,也有被组织的特性,但不管是哪种,其发展规律是从无序走上有序,从低级有序走上高级有序。第六部分提出了新浙商是新赣商学习的标杆。当前中国新商帮中,浙商是特别出众的商人群体,在2005-2014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新浙商是新赣商人数的7-15倍,在全国也是领先,因而新浙商应成为新赣商学习的标杆。新浙商经过三代半传承,形成了四大地域板块,凝练了新“四千”精神的精神内核,即“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拓展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本文探讨了新浙商商海弄潮的优势,新赣商应从八个方面进行学习：一是具有创富“冒险”基因,二是市场触角较为敏锐,三是注重体制创新能力提升,四是融资和资本运作理念先进,五是有序竞争和抱团合作意识较强,六是品牌创造意识超前,七是善于应变沟通和发现人才,八是善于从“草根”到“儒商”转变。第七部分分析了新赣商发展的机遇及对策。目前新赣商具备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初见成效、“长江经济带”规划箭在弦上、国家和地方促进企业发展政策频出等外部机遇,以及江西省已有较好的战略布局、思想和制度创新有一定基础、江西省已有较好的企业发展基础和平台、企业有了做大做强的内生动力等内部机遇,说明新赣商处于良好的发展时期,应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然后,提出充分发挥新赣商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对策：从政府角度,完善新赣商发展的政策环境；从社会角度,营造新赣商发展的社会环境；从企业角度,提升新赣商的整体实力；从商帮角度,加强新赣商的战略合作；从法律角度,保护新赣商的合法权益；从资本角度,鼓励对新赣商金融创新和扶持；从科技角度,提供新赣商发展的强动力。本文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运用考证、推理、归纳、演绎等手段,并力图采用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地理文化学等跨学科的一些理论,采用范式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江右商帮的发展和嬗变,以及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作出合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江右商帮研究虽然人少,但是有些学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期有所创新和突破：一是对于江右商帮衰落的原因,本文从地理文化学观点入手,认为是“丘陵现象”所致：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奇,散而不强；二是本文从经济学的自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了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过程,论证了其符合自组织的特征；三是根据江右商帮的特点,提出了科举文化、净明伦理、农商文化融合的文化基因,以及江右商帮具有与众不同的“随阳雁”精神,是其兴盛的内部动因；四是以江西为例,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江右商帮对地域经济社会影响的维度和深度；五是借鉴江右商帮经验来探讨发展新赣商的对策,提出建立网上开发区、聚合网上赣商的观点,乃国内外首创。
CECA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3]（2009）在《2008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 500强调查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在各国大型企业普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中国大企业脱颖而出,为中国保持GDP增长8%的目标提供了坚强保障。中国大型企业中最优秀的代表,信息化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信息化在推动中国企业迈向世界一流企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从企业信息化走向信息化企业,成为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范巧玲[4]（2006）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世界银行对全球银行业危机的研究表明,导致银行破产的主要原因是信用风险。而信用风险评级作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关键性环节,其模型的构建与使用,正在成为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研究重点。本论文在借鉴发达国家信用风险评级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所处的金融环境,探讨适合我国实际的评级模型与方法。首先,本文研究了信用风险评级的定义及其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把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确立为风险管理的核心;同时,通过研究我国现有五级分类法,找出了我国目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体系的不足之处。其次,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评级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对信用等级重新进行了界定,采用了十级分类法。在财务指标的分析中,运用因子分析法选取了7个财务指标以建立基础等级模型,同时,为了补充和修正财务指标体系的不足,选取了4个非财务指标建立校正模型。最后,对信用风险评级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根据层位评价理论,建立基于财务指标的基础信用等级模型和基于非财务指标的校正信用等级模型,然后运用Fisher判别分析法分别建立判别函数,并依据两点假定,将基础模型与校正模型整合为一个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该模型对信用评级的判别准确率和判别趋势,结果为:基础等级模型对风险的总体判别准确率为73.8%,对前四级和后三级的判别准确率要高于中间的三级。将校正模型整合到基础模型后,对风险的总体判别准确率提高到76.3%,且对每一级的判别准确率都高于整合前的模型,对风险的判别趋势也相同。
杨勇[5]（2005）在《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化进程之起点,建立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其企业体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具体地反映着中国近代化发展历程的特殊性。今天,企业的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虽然在时间上二者已相距甚远,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却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我国企业体制产生的推动力量来讲,过去和现在均是由政府主导推动开始的,政府行为对二者的兴衰一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史无疑对当今的国企改革有积极的借鉴和促进作用,尤其是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主要企业组织和经营体制中的“官督商办”等企业模式,它既是中国官本位传统在社会转型时期延伸的产物,同时也是摹仿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在社会化生产方面迈进的新阶段。借助于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得失,并为当今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减少当前企业改革的成本,达到少走弯路、提高改革效率的目的。 出于上述目的,本文以时间先后顺序总结评价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以1872年作为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的时间起点,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时期,即晚清时期（1872～1911）、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以及抗战胜利后时期（1945～1949）,归纳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公司治理思想的特色,揭示了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公司治理思想之间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的逻辑关系。 本文的另一重要线索是近代中国公司法的产生、演变过程,作为界定、规范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的法制规范,本文先后考察了1904年《公司律》、1914年《公司条例》、1929年《公司法》以及1946年《公司法》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要公司治理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就文章内容而言,本文着重考察了各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中的官商关系,指出了各阶段官商关系的特点,显示了近代中国相关市场、法制规范不健全情况下公司治理机制中官商之间的博弈过程,并阐明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与成就以及发展的方向。
蒋国洲[6]（2005）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权投资者是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由于中小股权投资者在股份公司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在股份比较分散的情况下,中小股权投资者受到公司管理层的侵害;在股权集中于控制性股东的情况下,则受到控制性股东和管理层的双重侵害。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且不流通是中小投资者受到侵害的特殊原因,而“内部人控制”,则表现为“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 控制性股东和内部人掠夺外部投资者的手段很多,扭曲的股利政策、非公允关联交易、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任人唯亲、过度职位消费、不规范的信息批露、操纵市场、重组魔方等都是常用的手段。 研究表明,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则股票市场价值越高,上市公司越多,上市公司的销售额及资产越大,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越高,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越高,股权和控制权越分散,来自控制权的私人利益越少,投资机会与实际投资之间的关联度越高。简言之,良好的投资者保护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公司价值的提升、资本市场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增长。 各国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因法律渊源和执法效率不同而存在差异。比较发现,普通法系国家通常能比大陆法系国家向中小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保护。与发达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的证券立法是比较完善的,但由于执法效率不高,加上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仍然较低。 契约论和法律论是中小投资者保护手段的两大观点。契约论的基本观点是,只要契约是完善的,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法庭）是有效的,那么投资者
李春梅[7]（2004）在《基于人力资本的企业家激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对于非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使用是以激励为核心的。本文以企业家人力资本为研究对象，意在探讨怎样的激励设计能够使企业家人力资本得以合理配置并发挥最大效用。 论文综合运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对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激励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人力资本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对企业家人力资本进行激励使用的必要性，指出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使用中两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并对企业家报酬激励与精神激励以及企业家自我激励进行了研究。 在对企业家报酬激励与精神激励以及企业家自我激励的内容、意义及有效性进行的讨论中，进一步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或利用效果，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激励方式都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它不仅需要与其它激励方式的合理组合，而且还需必要的制度保障，通过制度设计和管理操作实现激励相容，乃是发挥激励效用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使企业家人力资本发挥最大效用，应将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有机融合，统一纳入企业家人力资本使用的整体系统，整合而成完整的企业家激励体系和运作机制。 论文最后选取企业家激励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并就如何为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使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出了个人建议。
魏非[8]（2003）在《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学研合作创新是许多国家政府重要的科技政策。本研究旨在构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浙江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来合理配置全省创新资源，使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能够面向市场需求；面向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需要；面向人才培养，提高企业技术能力的需要，增强浙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本研究认为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浙江技术创新的现实战略选择。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决定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效率。构建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首先应分析产、学、研之间的动力—障碍机制，增强合作创新动力，尽量减少合作创新的障碍，是激励产学研合作的根本所在。其次，针对技术创新的特性和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主要障碍，研究了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运行机制，包括政府主导的产学研合作创新运行机制和产学研自主合作创新运行机制，从系统运行的角度分别分析了它们的主要内容。再次，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创新无论是对企业还对研究单位都具有一个重要意义的作用——技术能力的提高。本文主要从企业的角度对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复杂的技术学习机制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最后，本文研究了金融环境、知识产权、政府作用、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以及企业家精神在促进创新、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上，对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的影响。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不仅要大力创造有利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制度环境，而且要整合全省创新资源，在特定领域实行政府主导产学研合作创新计划。对本文倡导的政府主导产学研合作创新计划的运行机制，从宏观的层面上研究了其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了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学习机制。从本人掌握的文献看，还没有类似的研究。
陈晓荣[9]（2003）在《中华懋业银行兴衰论》文中认为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中外合办银行的兴办高潮。此前，现代新式银行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在此后的约十年时间里，中外合办事业昙花一现般勃兴。北洋政权的跨台后，喧嚣一时的中外合办银行归于沉寂。中美合办中华懋业银行便是其中之一。该行从清末的1887年开始筹建，一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才正式开业，前后历时33年。但银行的存在时间却不到10年。而该行全部清理完毕已是新中国的1956年的事了。 与其它合办银行一样，中华懋业银行的兴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原因既然与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分不开，但作为合办事物的新尝试，它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去探讨。以中华懋业银行为例进行个案分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银行在机构建设、组织管理、人事安排、业务经营以及兑换券的发行等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这是作为银行成功的一面，即所谓经验；同时，银行在协调中外行员的关系、内部系统、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监督银行管理层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是该行的失败的一面，即所谓教训。 具体而言，该行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20年2月各分行相继开业到1923年上半期为银行的起步和调整时期，此为第一阶段；从1923年下半期到1926年下半期是银行短期繁荣时期，为第二阶段；从1926年下到1929年5月是银行迅速走向衰退的时期，为第三阶段。综观三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该行整体的发展趋势。 该行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合办银行在当时有许多共同的原因，但就本行而言，其原因可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沉重的负担，即各级地方政府无止境的摊派，使银行不堪重负；二是无底的深渊，就是对中央政府的大额贷款，多数成为呆帐；三是内部纷争，具体为内部中外行员之间、内部组织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加剧了银行的内部的离心倾向；四是唇亡齿寒，就是其它类似银行的倒闭对该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上四个方面只是银行潜在的危机，但致使该行走向清理的直接原因是沪津两行的经营不善以及后来各派军阀的混战。由于后期该行由桂系入股，但桂系在1929年的混战中失败，其拥有最大股份的懋业银行被蒋介石查封就不足为怪了。
二、浙江卡森实业股分有限公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卡森实业股分有限公司（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2）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对象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相关概念界定和本文的研究对象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本文研究的目的 |
| 1.2.2 本文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4 论文的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本文创新之处和不足 |
| 2 中国商帮的渊源和兴起 |
| 2.1 中国商帮的起源 |
| 2.1.1 商人的由来和地位变迁 |
| 2.1.2 中国商帮的起源 |
| 2.2 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 |
| 2.2.1 山西商帮 |
| 2.2.2 徽州商帮 |
| 2.2.3 江右商帮 |
| 2.2.4 龙游商帮 |
| 2.2.5 陕西商帮 |
| 2.2.6 山东商帮 |
| 2.2.7 宁波商帮 |
| 2.2.8 洞庭商帮 |
| 2.2.9 福建商帮 |
| 2.2.10 广东商帮 |
| 2.3 明代地域商帮兴盛的背景 |
| 2.3.1 社会观念由“轻商”逐渐变为接受 |
| 2.3.2 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
| 2.3.3 交通条件改善有利于商业流通 |
| 2.3.4 政策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商帮形成 |
| 2.3.5 支付手段白银货币化推动了商品大规模流通 |
| 2.3.6 地缘关系成为商帮形成的重要联系纽带 |
| 3 江右商帮历史演进 |
| 3.1 江右商帮的发展情况 |
| 3.1.1 江右商帮的起与兴 |
| 3.1.2 江右商帮在不同地域的发展情况 |
| 3.1.3 江右商帮在不同领域的发展情况 |
| 3.2 江右商帮商人构成、资金来源、经营方式 |
| 3.2.1 商人来源 |
| 3.2.2 资金来源 |
| 3.2.3 经营方式 |
| 3.3 江右商帮议所万寿宫 |
| 3.3.1 万寿宫的演变 |
| 3.3.2 万寿宫的分布 |
| 3.3.3 万寿宫的商业功能 |
| 3.4 江右商帮典型人物 |
| 3.4.1 杰出江右商的特点 |
| 3.4.2 杰出江右商的行商特色 |
| 3.5 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商帮的比较 |
| 3.5.1 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商帮的同 |
| 3.5.2 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商帮的异 |
| 4 江右商帮兴衰原因及对江西、西南经济社会的影响 |
| 4.1 江右商帮兴盛的表征、原因及对江西经济社会影响 |
| 4.1.1 江右商帮兴盛的表征 |
| 4.1.2 江右商帮兴盛的原因 |
| 4.1.3 江右商帮兴盛对江西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 |
| 4.2 江右商帮衰落的表征、原因及对江西经济社会影响 |
| 4.2.1 江右商帮衰败的表征 |
| 4.2.2 江右商帮衰落的原因 |
| 4.2.3 江右商帮衰落对江西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 |
| 4.2.4 江右商帮衰落对江西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 江右商帮对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 |
| 4.3.1 促进了西南地区人口增长 |
| 4.3.2 促进少数民族发展 |
| 4.3.3 促进当地经济开发 |
| 4.3.4 促进文化交融 |
| 5 从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基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 |
| 5.1 自组织理论 |
| 5.1.1 自组织理论构成 |
| 5.1.2 自组织系统的特点 |
| 5.2 江右商帮的自组织现象 |
| 5.2.1 江右商帮组织形式的嬗变 |
| 5.2.2 江右商帮组织目标的嬗变 |
| 5.2.3 江右商帮组织行为规则的嬗变 |
| 5.2.4 江西商人的自主发展与组织的自主发展 |
| 6 新赣商学习的标杆：新浙商 |
| 6.1 浙商总体情况 |
| 6.1.1 浙商发展阶段 |
| 6.1.2 浙商精神的内核 |
| 6.2 新浙商商海弄潮_的优势 |
| 6.2.1 具有创富“冒险”基因 |
| 6.2.2 市场触角较为敏锐 |
| 6.2.3 注重体制创新能力提升 |
| 6.2.4 融资和资本运作理念先进 |
| 6.2.5 有序竞争和抱团合作意识较强 |
| 6.2.6 品牌创造意识超前 |
| 6.2.7 善于应变沟通和发现人才 |
| 6.2.8 善于从“草根”到“儒商”转变 |
| 7 新赣商：走上复兴之路 |
| 7.1 新赣商的发展机遇 |
| 7.1.1 外部机遇 |
| 7.1.2 内部机遇 |
| 7.2 新赣商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2.1 从政府角度,完善新赣商发展的政策环境 |
| 7.2.2 从社会角度,营造新赣商发展的社会环境 |
| 7.2.3 从企业角度,提升新赣商的整体实力 |
| 7.2.4 从商帮角度,加强新赣商的战略合作 |
| 7.2.5 从法律角度,保护新赣商的合法权益 |
| 7.2.6 从资本角度,鼓励对新赣商金融创新和扶持 |
| 7.2.7 从科技角度,提供新赣商发展的强动力 |
| 7.2.8 从教育角度,强化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
|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 |
| 附录二：江西赣商联合总会章程 |
| 附表1：江西省进出口货值表 |
| 附表2：江西省转口进口及直接进口货物总值比较表 |
| 附表3：江西省转口出口及直接出口货物总值比较表 |
| 附表4：江西豆输出数量及指数表 |
| 附表5：江西米输出数量及指数表 |
| 附表6：江西人口数量表 |
| 附表7：九江海关历年关税收入表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主要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2008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 500强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企业信息化500强水平提升明显, 1/3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 二、企业信息化开始由重技术应用向重企业能力、重商业价值的方向发展 |
| 三、信息化协助中国企业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功不可没 |
| 四、出现了一批具有“信息化企业”特征的世界一流企业 |
| 五、先进民营企业借助信息化转型升级 |
| 六、信息化建设需进一步聚焦核心价值 |
（4）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文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内容结构 |
| 第2章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概述 |
| 2.1 信用风险 |
| 2.2 信用风险评级 |
| 2.3 巴塞尔协议与银行信用风险评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现状 |
| 3.1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现状分析 |
| 3.2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体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构建 |
| 4.1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 |
| 4.2 信用风险等级界定 |
| 4.3 指标选择 |
| 4.4 因子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模型构建 |
| 5.1 构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模型的基本方法 |
| 5.2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 |
| 5.4 模型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结 论 |
| 附 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 谢 |
| 作者简介 |
（5）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理论综述 |
| 一、公司治理的概念及实质 |
| 二、公司治理中的资本力量 |
| 三、放宽的假设 |
| 四、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本文框架 |
| 第四节 文献检索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 |
| 一、研究领域上的创新 |
| 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
| 三、观点上的创新 |
| 四、内容上的创新 |
| 第一章 起步：晚清时期(1872～1911)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公司律》颁行以前的公司治理思想：粗浅模糊的认识 |
| 一、晚清社会对“公司”的初步认识 |
| 二、晚清社会对公司治理的初步认识 |
| 第二节 《公司律》：公司治理法制规范的起步 |
| 一、公司治理思想的新阶段 |
| 二、《公司律》环境下政府与经理人关系的再考察 |
| 第三节 《公司律》框架下公司治理思想中的官商博弈 |
| 一、公司治理思想的新起点 |
| 二、经理人遴选过程中的法律虚化 |
| 三、个人利益对治理机制的冲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辉煌：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公司法人地位的确立 |
| 一、公司法人制度与公司治理 |
| 二、近代中国公司制企业法人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家族公司治理思想 |
| 一、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出现及壮大 |
| 二、经理人遴选家族本位化 |
| 三、经营决策权家族内部化 |
| 四、公司治理思想中的家族纬度 |
| 第三节 对企业家素质的认识 |
| 一、企业家活动和中国企业的“黄金时期” |
| 二、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对企业家素质的认识 |
| 第四节 公司治理思想中的“推”“导”结构 |
| 一、“推”：公司治理机制对政府力量的抵制 |
| 二、“导”：公司治理机制中对政府力量的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演进：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 一、南京政府对国民经济垄断的形成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统制经济形成的思想和实现渊源 |
| 三、国民党政府当权者对“节制资本”思想的歪曲和利用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准则主义的发展 |
| 一、1929年《公司法》：公司“营利”目标的确立 |
| 二、公司准则主义的发展 |
| 第三节 公司治理思想中政府角色选择与定位 |
| 一、官方的政府角色选择 |
| 二、公司治理思想中对政府的角色定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控制：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经济统制体制下的企业 |
| 一、统制经济体制的形成 |
| 二、经济统制下的企业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中行政力量的重新强化 |
| 一、对发展国家资本的认识 |
| 二、行政上超强控制 |
| 第三节 对国营企业治理的分析和批评 |
| 一、国营事业的定位：“不与民争利” |
| 二、国营事业中的内部人控制 |
| 三、对国营企业治理弊端的认识和分析 |
| 第四节 对政府干预的抵制 |
| 一、政府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控制 |
| 二、企业界对国民党政府干预的抵制和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式微：抗战以后(1945～1949)的公司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 |
| 一、未如理想的经济恢复与重建 |
| 二、国家资本的膨胀 |
| 第二节 战后中国企业的发展 |
| 一、民营企业的衰落 |
| 二、国营大公司的兴起 |
| 三、国家资本向官僚资本的变异 |
| 第三节 1946年《公司法》及行政控制的强化 |
| 一、1946年《公司法》中的官僚利益倾向 |
| 二、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在官僚化 |
| 第四节 民营企业治理机制中产权的弱化 |
| 一、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 |
| 二、民营企业产权的弱化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艰难的博弈与弱化的资本权利 |
| 一、行政力量与资本力量的博弈 |
| 二、政府支配下弱化的资本权利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6）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导论 |
| 0.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0.2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0.2.1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0.2.2 研究主线及论文框架 |
| 0.3 研究方法及研究局限 |
| 0.4 主要创新 |
| 1 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的起源与内容 |
| 1.1 中小投资者在股份公司中的地位 |
| 1.1.1 股东与股份公司的关系 |
| 1.1.2 股东在现代股份公司中的地位 |
| 1.1.3 中小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 |
| 1.2 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起源的理论解释 |
| 1.3 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内容 |
| 1.3.1 投资者保护的定义及拓展 |
| 1.3.2 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内容 |
| 2. 控制性股东和内部人对外部投资者的侵害 |
| 2.1 控制性股东对外部投资者的侵害 |
| 2.1.1 控制性股东侵害外部投资者的机理 |
| 2.1.2 控制性股东侵害外部投资者的经验研究及度量 |
| 2.1.3 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侵害的度量 |
| 2.2 内部人侵害外部投资者的机理 |
| 2.2.1 监督的外部性和投资者“搭便车”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3 控制性股东和内部人侵害外部投资者的主要方式 |
| 2.3.1 扭曲的股利政策 |
| 2.3.2 非公允关联交易 |
| 2.3.3 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 |
| 2.3.4 任人唯亲或过度职位消费 |
| 2.3.5 不规范的信息披露 |
| 2.3.6 操纵市场 |
| 2.3.7 形形色色的重组魔方 |
| 2.3.8 再融资中对中小投资者的盘剥 |
| 3 投资者保护的效应分析 |
| 3.1 投资者保护与股权集中度的关系 |
| 3.1.1 投资者保护对股权集中度的影响的理论研究 |
| 3.1.2 投资者保护对股权集中度影响的国际比较 |
| 3.2 投资者保护与公司价值 |
| 3.2.1 投资者保护与公司价值的关系 |
| 3.2.2 投资者保护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的国际比较 |
| 3.3 投资者保护与资本市场发展 |
| 3.3.1 投资者保护与资本市场的规模 |
| 3.3.2 投资者保护与国际资本流动 |
| 3.3.3 投资者保护与金融市场稳定 |
| 3.3.4 投资者保护与储蓄和投资 |
| 3.3.5 投资者保护与资源配置 |
| 3.4 投资者保护与实体经济增长 |
| 4 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
| 4.1 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国际比较 |
| 4.1.1 指标体系及经典检验 |
| 4.2 投资者保护水平差异的理论解释 |
| 4.3 中外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比较 |
| 4.3.1 中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
| 4.3.2 中国与转轨经济国家投资者保护水平比较 |
| 5 法律和监管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5.1 中小投资者保护手段的国际争论 |
| 5.1.1 契约论 |
| 5.1.2 法律论 |
| 5.1.3 各国中小投资者保护手段的趋同 |
| 5.2 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法及其完善 |
| 5.2.1 我国现行中小投资者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
| 5.2.2 我国现行中小投资者保护法的缺陷 |
| 5.2.3 构建有利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法律环境的辩证思考 |
| 5.3 证券市场监管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5.3.1 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性 |
| 5.3.2 各国证券市场监管的趋同性特征 |
| 5.3.3 适度监管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5.3.4 中国证券监管的改进与完善 |
| 6 公司治理结构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6.1 有利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股权结构安排 |
| 6.1.1 股权结构与中小投资者利益关系的相关研究 |
| 6.1.2 中外学者的经验研究 |
| 6.1.3 中外企业股权结构的比较 |
| 6.2 激活股东大会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6.2.1 激活股东大会的必要性 |
| 6.2.2 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制度之检讨 |
| 6.2.3 有利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股东大会制度安排 |
| 6.3 抑制董事会“空心化”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6.3.1 抑制董事会“空心化”的必要性 |
| 6.3.2 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空心化”的主要成因及表现 |
| 6.3.3 抑制我国上市公司董事“空心化”的措施 |
| 6.4 公司控制权市场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6.4.1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含义 |
| 6.4.2 公司控制权市场对中小投资者保护作用的概括 |
| 6.4.3 对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作用的判断 |
| 6.5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投资者利益 |
| 6.5.1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含义及意义 |
| 6.5.2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本质 |
| 6.5.3 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简要评述 |
| 6.5.4 加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几点意见 |
| 6.6 证券市场参与者的激励与约束 |
| 6.6.1 中介机构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 |
| 6.6.2 中介机构对中小投资者的侵害 |
| 6.6.3 中介机构发挥作用的关键——诚信 |
| 6.6.4 中介机构发挥作用的激励约束——声誉 |
| 6.6.5 新闻媒体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
| 7 投资者自我保护 |
| 7.1 投资者行为理论及意义 |
| 7.2 我国上市公司个人投资者自我保护状况调查分析 |
| 7.2.1 调查设计 |
| 7.2.2 调查结果描述及评论 |
| 7.3 投资者自我保护的必要性 |
| 7.4 提高个人投资者自我保护水平的探讨 |
| 7.4.1 个人投资者自我保护的制度要求 |
| 7.4.2 培养积极型和智慧型个人投资者 |
| 8 投资者保护协调 |
| 8.1 国有利益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矛盾与协调 |
| 8.1.1 国有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的矛盾 |
| 8.1.2 矫正偏袒于国有利益的制度性安排缺陷的逻辑思路 |
| 8.2 机构投资者利益与个人投资者利益的协调 |
| 8.2.1 发展机构投资者对保护个人投资者的意义 |
| 8.2.2 机构投资者对个人投资者的侵害 |
| 8.2.3 协调机构投资者利益与个人投资者利益的辩证思考 |
| 8.3 股东利益与利益相关者利益 |
| 8.3.1 关于股东利益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争论 |
| 8.3.2 关于“企业是谁的”的再讨论 |
| 8.4 上市公司退市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
| 8.4.1 上市公司退市对投资者的影响 |
| 8.4.2 退市中的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上市公司投资者自我保护状况调查问卷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声明 |
| 致谢 |
（7）基于人力资本的企业家激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企业家人力资本分析 |
| 2.1 企业家的界定 |
| 2.2 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点 |
| 2.3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 |
| 第三章 企业家激励的一般研究 |
| 3.1 企业家激励的现状分析 |
| 3.2 管理激励与制度激励 |
| 3.3 企业家激励的理论依据 |
| 3.4 企业家成长制度研究 |
| 第四章 企业家报酬激励 |
| 4.1 报酬与激励 |
| 4.2 年薪制 |
| 4.3 股票期权激励 |
| 第五章 精神激励与企业家自我激励 |
| 5.1 精神激励 |
| 5.2 新经济时代对企业家的要求 |
| 5.3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的自我激励 |
| 第六章 企业家激励案例分析与政策建议 |
| 6.1 案例研究 |
| 6.2 我国企业家激励的政策建议 |
| 总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8）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一 绪论 |
| 1.1 文献简述 |
| 1.1.1 国外相关文献简述 |
| 1.1.2 国内相关文献简述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机制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调查方案设计 |
| 1.3.2 分析方法 |
| 二 研究的起点 |
| 2.1 有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创新、研究发展 |
| 2.1.2 企业技术创新战略 |
| 2.1.3 产学研合作创新 |
| 2.2 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必要性 |
| 2.2.1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客观要求 |
| 2.2.2 提高浙江企业技术能力的必然要求 |
| 2.3 浙江产学研合作认知程度的分析 |
| 2.3.1 企业技术创新方式 |
| 2.3.2 重视程度 |
| 2.3.3 合作成效 |
| 2.3.4 合作前景 |
| 2.4 小结 |
| 三 动力—障碍机制 |
| 3.1 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动力 |
| 3.1.1 浙江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动力分析 |
| 3.1.2 浙江高校和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动力因素分析 |
| 3.2 浙江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障碍 |
| 3.2.1 产学研合作的障碍因素 |
| 3.2.2 产学研合作创新障碍的具体分析 |
| 3.3 浙江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激励力的决定 |
| 3.4 小结 |
| 四 运行机制 |
| 4.1 政府主导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运行机制 |
| 4.1.1 明确创新计划的定位与任务 |
| 4.1.2 构建创新计划的组织机构 |
| 4.1.3 建立合理的立项程序 |
| 4.1.4 选择适当的合作创新组织模式 |
| 4.1.5 加强项目管理 |
| 4.1.6 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 |
| 4.1.7 形成信息、人才、技术、成果相互交流的良性机制 |
| 4.1.8 建立技术转移机制 |
| 4.2 产学研自主合作创新的运行机制 |
| 4.2.1 明确合作创新目标 |
| 4.2.2 选择合作创新组织模式 |
| 4.2.3 加强合作创新过程管理 |
| 4.2.4 规范合作创新权益分配 |
| 4.3 小结 |
| 五 学习机制 |
| 5.1 引言 |
| 5.2 学习的来源 |
| 5.2.1 合作中学 |
| 5.2.2 干中学 |
| 5.2.3 R&D中学 |
| 5.3 影响学习的因素 |
| 5.3.1 已有的知识基础 |
| 5.3.2 努力程度 |
| 5.3.3 激励水平 |
| 5.3.4 沟通渠道 |
| 5.4 促进学习的措施 |
| 5.4.1 明确共同目标 |
| 5.4.2 选择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参加合作创新 |
| 5.4.3 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前期知识 |
| 5.4.4 合理的激励机制 |
| 5.4.5 优化创新组织结构 |
| 5.4.6 加强交流沟通机制 |
| 5.5 小结 |
| 六 外部因素的影响 |
| 6.1 制度环境和政策 |
| 6.1.1 金融环境 |
| 6.1.2 知识产权 |
| 6.1.3 政府的作用 |
| 6.1.4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
| 6.2 企业家精神 |
| 6.3 小结 |
| 七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中华懋业银行兴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 中华懋业银行从酝酿到成立 |
| 1 、 中美合办银行的酝酿 |
| 2 、 中美合办银行的成立 |
| 3 、 对中美合办银行成立原因的分析 |
| 二、 被寄于厚望的“新银行” |
| 1 、 轰轰烈烈的开始 |
| 2 、 银行的股东、股本及经营特点 |
| (一) 股东 |
| (二) 股本 |
| (三) 银行的经营特点 |
| 3 、 银行的组织机构 |
| 4 、 兑换券的发行 |
| (一) 两次发行兑换券规则之比较 |
| (二) 懋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 |
| (三) 对发行兑换券的几点认识 |
| 三、 从初期调整到中期繁荣 |
| 1 、 懋业银行初遇波折 |
| (一) 美金股本转成银元问题 |
| (二) 1923年的营业整顿 |
| 2 、 中期的短暂繁荣 |
| (一) 繁荣时期的表现 |
| (二) 繁荣的原因分析 |
| 四、 在动荡中走向衰退 |
| 1 、 繁荣背后的隐患 |
| (一) 沉重的负荷 |
| (二) 无底的深渊 |
| (三) 内部纷争 |
| (四) 唇亡齿寒 |
| 2 、 沪津两行严重亏损 |
| (一) 沪行投机之风盛行 |
| (二) 津行遭遇诈骗案 |
| 五、 最后的挣扎与停业清理 |
| 1 、 银行的改组 |
| (一) 向中、交、金、大四行借款经过 |
| (二) 集思堂入股 |
| 2 、 停业及清理 |
| (一) 集思堂事件及其影响 |
| (二) 懋业银行的清理 |
| 余论 |
| 参考书目 |
四、浙江卡森实业股分有限公司（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2]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D]. 贺三宝. 武汉大学, 2014(06)
- [3]2008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 500强调查报告[J]. CECA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 中国经济周刊, 2009(12)
- [4]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级体系研究[D]. 范巧玲. 燕山大学, 2006(03)
- [5]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研究[D]. 杨勇. 复旦大学, 2005(07)
- [6]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保护研究[D]. 蒋国洲. 四川大学, 2005(03)
- [7]基于人力资本的企业家激励研究[D]. 李春梅. 西北工业大学, 2004(03)
- [8]浙江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研究[D]. 魏非. 浙江工业大学, 2003(03)
- [9]中华懋业银行兴衰论[D]. 陈晓荣. 河北师范大学, 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