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信息传播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汪聪聪^[1]（2021）在《金融集聚、溢出路径与区域经济增长》文中提出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和扩散效应突破了地理限制,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计算金融集聚指数检验2004～2018年中国31个省（区、市）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发现金融集聚在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中均能显着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金融集聚的溢出路径发现,金融集聚通过带动技术进步和人才聚集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在信息传播中由于信息成本、恶性竞争等原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钱美玲^[2]（2021）在《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安全是指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它是一事物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安全,简言之,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安全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性的威胁与挑战,而是要求安全主体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免受威胁给自身存在与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因此,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积极建设的主观创造过程,社会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绝对安全主体。同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才能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维系其安全的持续存在状态。质言之,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就是在自觉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功能的社会实践过程。对于正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建设都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切实保障。因此,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就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实际指向一定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逻辑中获取。从完整的过程逻辑厘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生产、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传播是关键和中介,认同是目的和结果,传播作为主流意识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能否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功能,不仅仅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权威性,还要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传播实践活动为社会成员所接收认知、内化信仰并自觉践行。反之,倘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定位不当、特性不彰、效果不佳,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纵使具有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也无法顺利发挥,意识形态安全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和继续推进。因此,传播实践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认同进而发挥强大功能的必由之路,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范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一定社会建制趋向解体。在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大逻辑中,能够带来如此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一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治国安邦、民族团结、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而深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本研究跳出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并且以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专门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视域阐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的演进脉络、总结古今中外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正反经验、审视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际遇、探究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本研究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位不当或者效果不彰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亦可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层面查摆出内在风险诱因。因此,新时代需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发展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二要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三要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四要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张冰^[3]（2021）在《网络媒体的意识形态性与商品性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伴随20世纪后半叶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在微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步入了信息化时代。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变革直接影响了以信息传递为基础的社会交往方式,信息传播、交往和分享的程度被网络媒体无限放大。天然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网络媒体不仅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集散地,也成为我们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全新载体。然而,网络媒体的发展是与其商品化进程息息相关的。商品化一方面加快了网络媒体由社会表层向深层空间延展的速度,另一方面却使其服务社会意识的本性发生逆转。被遗忘自身意识形态属性的网络媒体逐渐将人类打散成没有深度的碎片,帮助资本实现了对宏大叙事的解构。网络媒体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性和商品性矛盾问题,最终使人类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压制,在历时与共识层面消解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社会组织特性。在这一背景下,对网络媒体意识形态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态势与隐藏在意识形态背后的力量消长进行准确把握,不仅可以借助其商品化进程对网络媒体的时空尺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拓展,更可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提供重要依据与凭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建设。习近平同志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深刻分析与富有远见的指导了网络媒体未来的发展,为有效解决网络媒体意识形态性和商品性矛盾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钥匙。因此,正确认识网络媒体意识形态性和商品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形成原因与社会影响,以习近平同志关于网络媒体的重要论述作为探索化解两者矛盾现实途径的理论依据,对于加强网络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撰写内容,论文主要包含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序论。主要阐释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评析,说明了论文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并阐明了论文的重点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网络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本章节首先对意识形态相关理论进行了溯源,即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与发展、意识形态的定义与特征进行了梳理,对意识形态传播形式和传播载体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行了总结,指明网络媒体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全新载体。而后分析了网络媒体意识形态性的具体所指,网络媒体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其实现机制。第三章主要对网络媒体的商品属性进行了阐释。这一章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首先从学理性视角对网络媒体商品性的研究起点、价值产生要素、价值产生方式进行了分析,廓清了网络媒体商品性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网络媒体商品性的特征与作用,并对网络媒体商品性的实现需要其进行产业化做了解释说明,对网络媒体产业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做了概括。第四章着重对网络媒体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矛盾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证分析。该章首先对网络媒体意识形态性与商品性的统一性与对立性进行了理论溯源。其次,探讨了二者统一性与对立性的现实表现,并论证其对立性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成的严重威胁。最后,从网络媒体的本质、特殊地位与作用、特殊生产发展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个方面指明坚持意识形态第一性原则是网络媒体实现“双性统一”的前提。第五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本主义与空间理论的角度,以资本、受众、从业者与政府同网络媒体关系的视角入手,探寻了网络媒体意识形态性与商品性矛盾产生的原因,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维度上为正确处理网络媒体的矛盾关系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六章对正确处理网络媒体意识形态性与商品性关系的原则与途径进行了分析。该章节首先从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市场和政府相统一这三个方面入手,在理论层面探讨了把握好网络媒体发展应坚持的原则。其次,与第五章相对应,从资本、受众、从业者和政府四个角度入手,在实践层面对平衡二者矛盾关系问题的途径进行了思考与分析。

黄杰威^[4]（2021）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信息基础设施是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的保障,更是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升,我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对其性能提出更高要求。除此之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基于此,文章结合信息基础设施存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网络外部性和知识溢出效应的特点,梳理信息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由于影响经济增长因素较多,文章将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作为研究信息基础设施的中介变量;其次,描述信息基础设施及经济增长的整体发展现状与空间分布差异,利用面板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信息基础设施的作用机制。为观察信息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文章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信息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研究信息基础设施空间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层面,文章从“索洛悖论”引出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到信息基础设施在宏微观领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到结合信息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梳理国内外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溢出效应的视角,结合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探讨信息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有效提升当地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力,一方面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特有的网络外部性为科技创新创造条件。人才和科技的双重积累,促使区域在生产过程中积累更优质的生产要素,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文章使用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6-2018年的统计数据,将电信网络基础设施与信息服务水平表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用于区域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面板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信息基础设施可以提高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2）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优于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3）信息基础设施存在显着的溢出效应;（4）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优于信息化服务水平;（5）电信网络基础设施为欠发达地区的信息传播起到显着促进作用。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发展质量;（2）注重电信网络基础设施,缩小内部结构差异;（3）坚持因地制宜,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徐雪闪^[5]（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文中指出切实推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以适应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和政治旨归。在新时代,如何全面审视问题和成绩、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趋势和走向、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以此为主题,力图在总结经验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多学科交叉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对策思路。全文结构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绪论介绍论文的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的总体框架。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论述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相互关系,把政治文化社会化寓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标中并概括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特征和时代价值。第二章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思想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根本指导地位,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指导价值,同时探讨西方政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理论对我党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镜鉴。第三章回顾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实践历程,以政治文化建设问题为线索对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十八大以来三个阶段的重要史实进行剖析,进而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经验。第四章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认清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所面临的社会转型、党内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文化全球化等多种挑战的客观环境和约束性条件,站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布局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大格局的逻辑起点。第五章阐述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现实路径,提出要以经济建设筑牢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经济基础,要以求真务实作风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意基础,要稳步推进反腐倡廉涵养理性的社会心态,要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舆论导向、理论创新加强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制度保障,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政治文化社会化提供价值指导,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李鹏^[6]（2020）在《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信用问题蕴涵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经典理论之中,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理论界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政府信用弱化会带来政府执政合法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社会秩序失调以及民主发展受阻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信用弱化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中的普遍难题。因此,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有效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正面临着弱化风险积聚的挑战,政府失信的问题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府行政中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因此,加强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制度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影响制度信用生成的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三个因素构成了解读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由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构成。价值因素主要包括行政价值的公正性、权力行使的公共利益性以及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性;绩效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绩效与制度绩效;制度运行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法治行政、政府责任行政、政府公开行政以及公共政策执行。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得出,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均具有积极影响与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表明,不同影响因素对政府信用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呈现出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但存在“央高地低”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现状,政府失信集中表现在行政价值缺失、政府绩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三个方面。因此,基于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现状与失信问题的梳理与回应,从新时代政府信用建设的制度情境、社会情境、文化情境以及媒介情境出发,本文将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基本路径设定在行政价值、政府绩效与制度运行三个维度之中,并力图通过行政价值有效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与制度有效运行来构建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体系。

鞠丽华^[7]（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谈尧^[8]（2019）在《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动因与机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步入新千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有了参与全球农业科技革命的机会。农业技术和农业产业长期以来是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核心技术之一。由于农业技术涉及到生物、机械、信息、电子、计算机等众多领域,是最复杂、最具科技含量的技术领域之一。农业技术高度的复杂性和极强的应用性导致了农业技术研发投入巨大,自20世纪始,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凭借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强大资源和技术实力,在农业技术和产业取得了绝对领先优势,牢牢把握着产业高端和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科技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业科技水平持续攀升,结合过去长期以来的科技积累,在很多领域上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改过去农业产业落后的面貌。在部分领域上,中国凭借着广阔的国土面积、多样的生物种类、变化的环境地理特征以及过去研究积累,诞生了相当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农业技术,几十年来的成果积累让中国有了参与世界农业技术竞争的实力。但是由于过去中国的农业技术研发体系基本以国家为主导,极少考虑市场因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专利技术的国际扩散;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少有企业或机构会通过研发获得农业技术专利,因此国际扩散的动力也不强。随着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国农业专利技术是否应该国际扩散,怎样国际扩散成为了亟待解答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牢牢聚焦于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存在什么样的扩散过程,有那些影响因素,技术持有机构是否应该进行农业专利技术的国际扩散,怎样选择扩散的方向和模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回答以上问题,进而帮助技术持有机构在面临国际扩散选择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技术扩散研究方面,过去的研究内容较多侧重于一般技术在封闭区域内的扩散过程,很少涉及专利技术、农业技术和国际扩散三方面的交叉领域。在技术类别上,过去的研究侧重于非市场特性的普通技术,注重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影响,较少考虑专利的市场特性;在产业方面,尽管技术扩散发源于农业技术,但研究对象逐步过渡到以工业技术为代表的一般性技术,讨论农业产业特性的较少;在跨区域研究中,分析距离同扩散关系的较多,分析区域特质的较少;从技术角度出发研究较多,从技术持有机构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因此,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动力和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潜在的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的厘清。本文针对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过程这个核心问题,解构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过程,利用实际数据验证国际扩散的潜在动力源泉、影响因素和机制,总结扩散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帮助技术持有机构在面临国际扩散选择时做出正确决策。在具体内容安排上,本文共设有包括导论在内的九个章节,导论对本研究进行整体性的概括介绍,说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创新点和不足,介绍研究思路、重点、方法。其他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文献评述。这一章主要对涉及农业专利技术扩散国际扩散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类和回顾。从技术扩散、农业技术扩散、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三个维度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研究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所涉及的动力与机制、潜在影响因素、扩散过程与模型、扩散过程特点、扩散同经济社会的关联、以及扩散决策等诸多方面成果,同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述。第二章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动力、影响因素与机制。这一章主要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基本理论和特征事实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首先剖析了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内涵和特点,分析了扩散的宏观和微观动力,阐述了农业专利技术不同于广泛被研究的工业专利。其次总结影响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过程的主要因素,构建了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机制,总结国际扩散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为后续章节的分析和研究形成基础。第三章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宏观经济动力实证分析。这一章基于以上几章的理论分析,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本模型进行适当拓展,通过对44国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检验,结合与本地农业专利技术、历史累计有效技术指标经济效用的对比,分析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对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和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验证了比较优势、资源限制和应用环境三个宏观经济维度动力的驱动作用和差异。从技术持有机构视角,分析了为什么农业专利技术要在不同国家间进行扩散,怎么扩散最为有利。第四章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微观市场动力实证分析。这一章基于七个具有代表性国内外上市企业99-18年的数据作为分析基础,结合第三章的模型,经过针对性的改动,实证了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对于企业收入和利润的积极作用,揭示了市场条件下技术持有机构进行国际扩散的动力。第五章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本章在第二章的基础上,从三个主要影响维度中选取了六个代表性指标,以44国13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不同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影响,并用一般专利技术的验证结果进行了分析对比,找出了农业专利技术在国际扩散中的独有特点,并根据结果讨论了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方向选择和扩散途径。第六章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机制的实证分析:以猕猴桃为例。根据第二章的理论分析,结合第四章的实证结果,为了检验农业专利国际扩散机制中地理环境条件假设,刻画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具体过程,本章选取了猕猴桃作为代表性的农业专利技术,构建了一个体现区域差异和渠道影响的新模型,并利用自1970年以来世界主要猕猴桃产地的国别数据进行拟合检验,最后结合中国农业专利技术红心猕猴桃的数据进行了中国情况的模拟。第七章中国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发展和对策建议。本章首先回顾了中国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现有的主要问题。并根据前面几章的分析结果,提出了有关促进技术扩散,发挥技术扩散效益、帮助技术持有者决策的合理化意见和政策建议。结论与展望:这一章主要对以上章节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得出了主要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根据以上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最主要动力是技术持有机构为了争取更大经济利益,在考虑扩散外部和内部环境条件下,结合市场竞争的影响,所做出的主动博弈选择。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技术持有机构为了突破现有资源的限制,发挥技术的最大效用,选择主动国际扩散;在微观市场层面上,技术持有机构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攫取最多的利润,也会做出主动国际扩散的选择。第二,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中外部环境和扩散渠道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目标区域外部环境中的经济、人口和专利应用环境等三方面因素对国际扩散的影响较大,内部环境各指标对扩散过程影响有限,同时扩散渠道的影响显着,反映了国际扩散中各区域普遍存在对专利本身产品的忽视,更重视是否能获得技术、如何获得技术,由此凸显了渠道的重要性。第三,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机制应在时空统一的前提下包括区域的地理环境异质性,反映渠道对于扩散过程的潜在影响。其中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会体现在对区域最大潜在受众数量的估计上。在研究上,存在以下创新:第一,在扩散机制方面,本文补充了长久以来技术扩散领域研究较少的跨区域扩散内容,提出了结合贸易交流和地理环境因素的新模型,拓展了跨区域技术扩散研究的思路,对进一步在未来形成统一的区域内外扩散理论和模型做了有益的尝试和铺垫,相较于过去的过多专注于距离的跨区域研究有一定的进步和创新。第二,本文研究了技术国际扩散理论在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领域的实证情况,得出了不同以往的技术国际扩散动力、影响因素和机制,丰富了技术扩散的理论应用范围,为进一步研究扩散理论对具体细分领域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有益尝试。第三,本文从农业专利技术扩散的宏观经济作用层面着手,展示了不同类型国家对于国际扩散和非国际扩散技术的差异化表现,尤其是结合滞后效应的结果,反映了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外来的国际扩散技术的不同态度,对以往的研究是一种新的有益补充。第四,本文通过多种潜在因素在一般专利技术和农业专利技术两个方面作用的对比,展示了农业专利技术扩散不同一般专利技术扩散的独有特性,揭示了贸易对于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重要作用,与以往研究略有不同。

张锐^[9]（2019）在《“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时至今日,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包括其各个单元既往的运行规则,同时也改变了互联网本身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角色;另一方面,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架构与运行演变规律,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话模式,并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对互联网新运行逻辑的认知成果或所谓“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的浮现,并逐渐演变为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自身也展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有自身提出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但随着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深入,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各自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指向,而且其相互之间也开始产生出日益深化的辩驳与争论。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目的在于明确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作为“载体”时所体现的服务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功能,还是作为“本体”时技术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外显。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澄清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的写作思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传统的“载体论”视角,论证互联网作为技术载体工具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或外在功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二是基于“本体论”视角,从互联网技术自身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论述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的内在意识形态功能或其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全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作为载体工具而体现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即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样态。最后,本文还尝试结合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语境,提出整合“本体论”与“载体论”基础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及治理思考。论文具体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问题的由来: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在概要性地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争论观点,并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问题;第二章“‘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分析互联网作为技术社会的载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第三章“‘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性本体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功能”统一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第四章“‘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文章对之前两类观点的融合创新,分析了互联网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互联网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以图为互联网境遇下治理意识形态的相关实践找寻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是整篇文章的实践应用部分,该章针对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特殊矛盾状况,提出建构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并通过“互联网+‘一带一路’”这样的案例,进行了如何掌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权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及其具体阐释,本文从总体上指出: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载体工具已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全过程,通过影响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也通过其技术结构所形成的新的存在及选择方式在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具体地通过互联网思维呈现出来。因此,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发展到深度应用的整个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载体论”与“本体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深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当代意识形态的互联网存在或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面貌,无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境遇。由此来看,“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本体”的复杂性,也要处理好由于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互联网“载体”工具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的策略性问题,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技术创新“硬实力”,也要强化工具治理的“软实力”,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提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及治理方略。

潘道远^[10]（2019）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文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相关产品的竞争力上,还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性影响力上。数字经济时代与文化相关的经济部门逐渐崛起,并成为全球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主流经济学理论却一直未重视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是把可数字化的文化作为微观对象并研究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甚少,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切入口。本文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立足于经济学的基本思路,结合文化经济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从两个层面划分“文化”,一是作为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即文化习俗,二是作为生产要素和消费产品的文化,即文化创意。结合相关的文献及理论分析,本文将后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这种界定下,本文梳理出研究文化创意与经济增长的三条传统的思路:一是文化产业型研究路线,二是文化资本型研究路线,三是创意阶层型研究路线。进而将这三种思路融合进主流的经济增长相关理论,通过归纳总结、理论推导和数理分析提出一个文化创意通过“扩散-创新”机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并且发现:第一,人类社会已经由工业时代跨进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已经发生改变。数字经济带来生产要素的创新、资源分配的创新、生产组织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它们给文化创意的功能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第二,文化创意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内生因素。因为文化创意成为了商品的价值构成、“文本”内容成为了资本,这是在经济层面的前提;同时“注意力”成为了稀缺品、生产者成为了创意者和传播者,这是在传播层面的前提;由于数字经济构成了新的经济体系,所以这两个层面可以结合起来研究。第三,文化创意影响经济增长是文化创意的自身生产和文化创意的扩散两个过程的综合,其中创意阶层与文化创意内容共同构成文化资本形成生产要素,文化创意扩散带来的创新导致这种要素不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因此,文化创意阶层的形成以及其内部的互动对于文化创意的生产十分重要,而且由数字经济推动的文化创意创新是现代经济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文化创意与技术进步的混合影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来源。本文采用结合因子分析的计量经济分析、产业关联分析和案例分析验证上述主要研究结论。通过对中国31个省份的回归分析表明,在区域层面,文化创意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在文化创意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中体现了部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而且文化创意与其它生产要素融合是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形式。通中国文化产业关联分析和全球数字创意产业生态链的案例分析表明:一是文化产业与其它产业关联性较强,我国的文化产业是一种中间品产业,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存在密切的关联,其产品作为重要的要素投入进入其它产业的生产之中;二是在制造业或者其它产业的内部,出现了文化创意部门,这些部门不再是从事以生产、研发、运输、管理等为核心的工作,而是通过设计、营销、广告甚至专利的形式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创新,由此来增加产品的价值。这两个途径是文化创意通过“扩散-创新”机制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证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四个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在产业层面以文化创意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在区域层面构造交叉复合型城市文化创意体系,三是在技术层面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四是在文化层面构建文化创新的生态系统。

二、信息传播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传播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集聚、溢出路径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2）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网络媒体的意识形态性与商品性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7）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动因与机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信息传播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集聚、溢出路径与区域经济增长[J]. 汪聪聪. 浙江金融, 2021(09)
• [2]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D]. 钱美玲.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3]网络媒体的意识形态性与商品性关系研究[D]. 张冰.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杰威.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研究[D]. 徐雪闪. 苏州大学, 2020(06)
• [6]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D]. 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2)
• [7]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
• [8]农业专利技术国际扩散的动因与机制问题研究[D]. 谈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D]. 张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 潘道远. 深圳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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