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 优化选题调结构——广西2002年图书选题示范大会回顾

一、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优化选题 调整结构——广西2002年度图书选题论证会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胡杨^[1]（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闫佳伟^[2]（2021）在《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文中提出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立德树人的重要价值意义在该意见中得到了明确规定,并将其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也是实现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要求。21世纪以来,课程改革不断推动着教育体系的深化,使我国的教育既满足时代性又具有规律性。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有力推动着育人方式的不断变革,使我国在提高育人水平的同时也能提升国民素质,对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教育发展的前瞻性与人才培养时代性具有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域。中学阶段处于学生成长的关键期,在学校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与长远意义。因此中学的教育需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旗帜,在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念上严格遵循党的教育大政方针,秉持学校的立校文化与育人目标,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本研究充分认识到当前中学阶段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索。首先,本研究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对立德树人进行历史溯源与理论研究,基于传统文化及近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立德树人的发展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与育人导向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时代责任、具体内涵与价值意义。其次,基于现实审视的角度,对本研究中的个案F中学立德树人实践进行研究,并将实践工作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进行对标分析,从课程、文化、活动、实践、管理、协同六个维度,将该校德育工作进行归类梳理。从立德树人的顶层设计、实践落地、管理效能三个角度对个案进行研究,总结该校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方面的有益经验与成功做法。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聚焦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中的目标、内容和协同机制三方面,反思出当前该校主要面临的德育目标体系建构不清、大中小幼德育体系衔接不畅、德育课程体系建构不全、德育综合实践创新力度不大、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程度不高等亟需进一步提升的问题。在反思的基础上,从《指南》指要求的六个维度出发重构该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实施路径。最后,本研究继续聚焦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诸多要素中核心的三方面内容,即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标机制、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内容机制以及落实“三全育人”的协同机制,给出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完善建议。

邹婷婷^[3]（2020）在《人文精神视角下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文化探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人文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形成发展之中,其“天道”1和“人道”2相互补充的核心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传统人文精神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这种蕴含丰富人学思想的学问对企业文化建设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并在近代一批优秀的民族企业中得到彰显。作为中国现代工商业的本土源头,中国近代民族企业饱受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排挤和压迫,在夹缝中举步维艰。卢作孚、范旭东、穆藕初和刘鸿生等一批近代民营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上大刀阔斧、立志求新,他们开创了中国的新式工业,代表了近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几代企业家将人文精神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创造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文化的强大力量支撑着近代民族企业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的人文情怀和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文章在鉴别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人文文化的解构为主线,依据大量文献史料,选取民生公司、荣家企业、“永久黄”企业、穆藕初和刘鸿生企业等典型的近代民族企业为案例,详细阐述近代民族企业文化中传统人文精神的具体内涵,并与国外东西方企业进行对比研究,探究近代民族企业人文文化的发展状况及历史定位,提出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历史启示。研究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论述选题的依据和意义,通过对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回顾,指出近代民族企业人文文化研究是非常重要却又十分薄弱的部分,在此基础上介绍研究的主题和范围,阐明研究的思路、方法和主要创新点。第二部分,主要概念辨析。在释义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传统文化和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揭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内在联系,展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管理价值。第三部分,“人文化成”的第一部分——以人为本。由“以史为鉴”和“以天为则”两个传统文化来源入手,详细论述其中“民为本”、“敬德”和“诚”、“善”等优秀文化成果,结合近代民族企业实例,阐明“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人文化成”的第二部分——以礼乐教化。由“礼教”和“乐教”两个方面入手,详细论述其中制“礼”、教“礼”、“美育”和“榜样教育”等内容,结合近代民族企业实例,阐明“礼乐教化”对企业制度管理和职工教化的重要作用。第五部分,中日企业人文文化的比较分析。基于中日对“家”、“个人与集体”、“物质和精神”的观念差异,选取近代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松下公司作为比较对象,探究中日两国企业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异同,揭示我国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的历史定位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对中日近代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第六部分,中西方企业人文文化的比较分析。基于东西方对“家”、“人与自然”、“物质和精神”的观念差异,选取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日本IBM公司为比较对象,探究中西方企业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异同及融合,揭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东西方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第七部分,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的评析与启示。集中探讨近代民族企业人文文化的闪光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历史启示,体现研究的现实价值。

许好明^[4]（2020）在《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统一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以第三巡回法庭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以下简称巡回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的组成部分,具有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法律必然会存在不确定性,世界各国都存在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区域的差异性让最高法不得不在统一法律适用问题上面临更为复杂和严峻的环境。设立巡回法庭之前,最高法主要依赖司法解释制度和案例指导制度来统一法律适用。两种制度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两种制度自身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司法解释的不确定性和立法化现象等局限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指导性案例数量不足和参照率低等问题也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各界对法院的公正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巡回法庭的设立,为最高法开创统一法律适用新局面提供了可能。不同于最高法本部保留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巡回法庭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主要由巡回法庭的受案范围来型构,是面向巡回区的、主要通过案件审理和对巡回区地方法院的监督指导来实现的功能。巡回法庭是最高法的内设机构,巡回法庭的判决和裁定就是最高法的判决和裁定。案件审理之外,巡回法庭的特殊地位让其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可以超越特定区域和特定个案的限制。丰富的对下监督指导措施,可以突破案件审理型构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巡回法庭与最高法本部在统一法律适用的分工上,并非仅起到分流最高法本部案件压力的功能,最高法已有统一法律适用措施的完善反而会对巡回法庭产生更多依赖,巡回法庭已经成为最高法已有统一法律适用措施完善的新“增长点”。巡回法庭已经实施了多种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措施以统一巡回区的法律适用。全部措施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措施用以保障巡回法庭自身法律适用的统一,这类措施在第三巡回法庭（以下简称三巡）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制度、主审法官会议制度和裁判文书审阅制度;另一类措施用以促进巡回区内地方法院法律适用的统一,直接监督指导地方法院的审判工作,这类措施在三巡主要包括召开审判工作座谈会、举办法律适用型讲座、发布典型案例裁判观点与文书指导等;第三类措施直接面向巡回区地方法院作出裁判的主体,这类措施主要表现为多样的法官助理选任交流和培训项目。对于巡回法庭审理的案件,三巡审判团队均需按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制度的要求,就案件涉及的主要法律适用问题等对最高法近年的裁判文书和案件进行全面检索,检索结果还要形成检索报告。当可能存在法律统一适用争议时,合议庭均需提请主审法官会议讨论。会议的多数意见为建议意见,建议意见仅具有咨询效力,但这种咨询效力可以对合议庭和审判长产生事实上的约束力。主审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通常都需要附上检索报告。案件宣判之后,巡回法庭的裁判文书还要受到裁判文书审阅制度的事后监督。对于巡回区地方法院审理的案件,三巡通过审判工作座谈会搭建了三巡与巡回区地方法院交流的平台。座谈会的目的是强化对下监督指导,统一裁判标准和尺度,提升办案质效。三巡的座谈会有三个核心的内容,一是通报三巡及巡回区案件审理的情况,二是研讨三巡确立或地方法院提出的司法裁判中的具体问题,三是讨论三巡构想的措施、最高法本部拟定的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性文件等。举办法律适用型讲座是各个巡回法庭普遍采用的统一法律适用措施,讲座的主讲人既有巡回法庭和最高法本部的法官,也有专家学者。讲座的内容通常围绕实践中出现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官作为主讲人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具有“政治权威”,专家学者作为主讲人时具有“智识权威”。发布典型案例裁判观点与文书指导直接面向特定类型案件的审理,典型案例普遍会对巡回区地方法院产生事实上的拘束力。在直接面向案件审理的措施之外,各个巡回法庭均实施了法官助理交流培训项目。三巡实施的三种法官助理交流培训项目中,跟案培训项目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最明显,制度设计也更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的发挥。巡回法庭统一法律适用的各种措施之间既可以独立发挥作用,也可以互相组合,共同发挥作用。巡回法庭的基础制度虽已趋于稳定,但在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和措施上,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首先,巡回法庭的统一法律适用措施在统一的范围和统一的方式上存在固有局限性,以案件审理为核心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难以监督基层法院一审的案件。巡回法庭本可通过多种对下监督指导手段来扩大统一法律适用的范围,但巡回法庭仅在案件审理方面有明确的规范依据。其次,巡回法庭统一法律适用的措施出现了难以持续的现象。巡回法庭法官资源供给不足已经初见端倪,主审法官和法官助理都出现了短缺的现象。在巡回法庭的任期制之下,部分措施伴随主审法官和庭领导的换任而中止实施。此外,巡回法庭设立之后还可能会产生新的法律适用问题。划分巡回区之后,可能会以巡回法庭为核心形成“司法区”,出现司法的非集中化现象。如果要在未来推进巡回法庭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向纵深发展,首先就要为巡回法庭对下监督指导的职能正名,为其提供明确的制度依据。各种具体的措施在试行有效后,可以形成内部规范,这样既能规范和完善各种具体措施的建构与实施,也能借此保持措施的连续性。对于主审法官不足的问题,最高法本部已经通过选任少量地方法院法官到巡回法庭任职的方式来缓解用人压力。在巡回法庭的任期制下,最高法的审判员可能都会到巡回法庭轮岗,到巡回法庭任职也可能会从之前的鼓励变成职责。对于法官助理不足的问题,最高法仍需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责、项目的组织安排、人员待遇和保障等问题。

陈诚^[5]（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认为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马嵘^[6]（2019）在《全面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面国际化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正在形成一股“全球模式”。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作为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先锋力量,是提升美国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竞争力和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实现途径,也是高校提升办学质量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选择。本研究力图从高等教育全面国际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治理的双重视角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进行分析,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深刻掌握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设置、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机制。全面国际化发展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提供了有力组织策略依据。美国研究型大学从全校的层面系统地思考国际化发展,体现出了系统地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有序地、明确地参与国际化活动的特征。从国际事务治理机构的层面来说,建立了校级层面的“国际化建议委员会”,以及“事务型”、“学术型”、“服务型”和“综合型”四种类型的国际事务组织机构协同实施并促进学校的全面国际化发展。国际事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国际事务分权共治与集权统一之间的协调。美国教育委员会（ACE）提出的“CIGE全面国际化模式”重点关注国际化战略、课程、教师、学生、研究合作和伙伴关系,这是美国高校全面国际化发展的要素与主要内容。本研究中国际事务治理内容主要围绕高校的学术发展展开,服务人才培养和教学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的主要内容体现出三个特点:全球学术体验与社会实践的融合;大学服务的国际化;多部门协同完成学校国际化事务。为实现并保障全面国际化发展,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建立了一套稳定的、行之有效并且与学校发展相契合的科学规范的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国际化管理机构的设置,完善国际事务领导机制,为国际事务治理提供稳定的组织保障;形成强有力的国际事务动力机制、多元参与的共同治理机制和有效的国际事务资源保障机制,从战略规划的制定到国际化的实施都为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有力的导向、规范、支持和激励作用。本研究对美国12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主要内容与基本机制进行了分析,重点剖析了杜克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和治理内容。研究发现,两所研究型大学在全面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国际事务治理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两所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机构都随着学校国际化发展不断变革,在学校内形成了多部门共同治理的良好模式。在国际事务治理的内容上都十分注重培养国际化人才、跨学科科学研究和提供全方位的国际化服务,但是两所学校的国际事务治理结构各具特点与优势,并且形成了十分契合各自学校治理模式和国际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在全面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事务治理呈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模式;领导力、教师参与、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高校全面国际化的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机构基本上形成了扁平化的“矩阵型结构”,有效地保证了高校全面国际化各项举措的开展与落实。在全面国际化实践过程中,深入贯彻“服务为本”的治理理念,一方面服务人才培养的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国际化的精细化管理和全面化管理。结合美国高校的实践经验,为实现我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目标,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契合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坚持“服务为本”,构建全面国际化的领导团队,形成共同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主体。

赵丹毓^[7]（2018）在《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服务流程改进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新兴出版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用户的碎片化阅读时间都已被各大APP阅读软件独占。在新媒体、新平台日新月异的今天,传统出版业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靠纸媒屹立不倒的时代了,在当下这个出版业处于转型和变革的发展趋势下,我们需要全面改进服务流程,利用“互联网+”资源开放性的优势,有效地结合现有流程,本着服务为本,致力于开发更多优质作者和选题的原则,开创能够在新媒体时代、新兴出版的大环境下依然可以有一席之地的新道路,也力求能为我社寻求更多的有效资源,使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趋势下依然可以稳步提升。本文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结合社内流程现状、环节细分、分工明确的逐级梳理,重塑流程体系。主要针对改进作者、读者、编辑、社内各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信息补充以及重构推行。通过建立上述这些人与人、人与人群、人与部门、人群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原有流程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的增加、削减和重构。以确保此次服务流程的改进可以有效的推行。经过本次的流程梳理和改进推行以后,首先可以建立起我社自有的资源数据库,其次可以在资源数据库中筛选出有效信息,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高效沟通及选题策划,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之后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前行,结合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各自的优势建立我社特有的企业品牌,稳健发展。

冯志峰^[8]（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郭绍均^[9]（2017）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作为一个特殊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一门学科。如果不在系统的视阈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那么既难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整体的形态和特征,也难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部的构成和机理。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是一个亟待认识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呼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梳理和廓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的学理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首先应解决的基本原理问题和基本任务。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要想“研之有理”或者“研之有据”,其首要前提就是必须系统地把学理资源整理和表述出来。古代社会的系统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系统科学的主要见解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学科系统观点,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罗盘和地图。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来说,关键概念的科学程度及其解释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最为关键的概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客观现实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特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不仅是一个构造的特殊社会系统,而且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学科系统。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性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性质是由马克思主义性质、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科学性、人文性共同塑造而成并体现出来的。不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只有科学厘定其学科边界、学科交叉以及这二者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辨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定位,并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出现学科泛化、学科异化等不良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历程梳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和非常必要的历史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必然有其演变过程、演进规律、演化趋向。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科学化为主题的时期（1978年―1983年）,第二个阶段是以学科化为主题的时期（1983年―2006年）,第三个阶段是以系统化和精细化为主题的时期（2006年至今）。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演进规律既有内部驱动规律,又有外部导引规律。其中,实践根基规律、学理支撑规律、队伍保障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演进的内部驱动规律;社会规定规律、党政领导规律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演进的外部导引规律。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演化已凸显出两个主要趋向,即系统化和精细化的趋向、内涵性和创新性的趋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要素分析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最基本的研究内容和最关键的研究环节。只有廓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到底有哪些要素,才能真正认清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反之,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要素不作分析或者分析得不透彻,就必然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陷入空谈或空想的窠臼。总得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是由实践要素（思想政治教育实务活动）、理论要素（思想政治教育专门知识）、队伍要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才）、专业要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设置）、平台要素（思想政治教育建制条件）共同组成的整体,这可以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建设和发展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只有探明并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结构意蕴,才能真正理解好和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结构意蕴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要素关联、学科生态、运行机制、功能彰显等问题。第一,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要素关联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实践要素、理论要素、队伍要素、专业要素和平台要素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谁也不能离开谁,同时这五大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它们的地位可以按照源起要素来排列、形成时序来排列、基础性来排列、核心性来排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要素不仅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时空结构,而且共同影响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结构。第二,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学科生态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既有纵向方位,又有横向关系。具体而言,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纵向方位不仅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上位学科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系统）去考虑,也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下位学科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各分支学科的系统）去考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横向关系不仅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其他二级学科系统的关系去整体考量,也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外的邻近相关学科系统的关系去综合考量。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运行机制具体包括政策引导机制、管理建制机制、学科文化机制和环境影响机制。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具有扞卫政权的治理功能、探索真理的研究功能、培养人才的育人功能、建设社会的服务功能。正处于至关重要之发展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并非尽善尽美,故应当优化它并且使它优化。正因为如此,首先,应当廓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建设原则。这要求遵循和利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分析与综合相互补的原则、整体与局部相统筹的原则、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相联动的原则。其次,应当摸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发展难题。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在学术研究、教学活动、专门知识、人才队伍、专业设置、建制条件等方面都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再次,应当辨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调适角度、整体性调适、规范性调适、内涵性调适、协同性调适、创新性调适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应当有机统一起来的调适角度。最后,应当科学地厘清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具体对策。这些改进对策是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发展难题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具体则包括要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研究理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教学质量、要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知识体系、要造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人才队伍、要夯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专业建设、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的建制水平。

徐吉洪^[10]（2017）在《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文中认为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是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创新的产物,其目的是统筹利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资源,重点支持共建高校提升办学水平和质量,引领、辐射并带动地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中央政府“将省部共建工作不断引向深入”精神的指引下,“省部共建”已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与时俱进的政策品质:从中西部的区域性政策到覆盖全部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全国性政策,从“单一”的政策成为一项“政策群”,“省部共建”政策的重心直接指向地方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快了“省部共建”的步伐,加大了“省部共建”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继续推进“省部共建”,需要促进政策的有效运行,并不失时机地对政策进行完善与创新。论文以G大学为案例,运用文献分析与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办学基础、申报过程、运行成效及执行差距进行全面审视与考察,从而提炼和总结“省部共建”的政策内涵,提出进一步完善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对策建议。论文共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第二章。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廓清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现有研究的现状、进展及不足,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本研究的视角、方法及内容框架。在“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确立与发展”部分,主要从历史纵切面考察了“省部共建”制定的背景,研究了“省部共建”政策渐进变迁的过程;从现实横切面厘清了“省部共建”政策的主体,提炼了“省部共建”政策的特点。论文研究者认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地方高校“省部共建”已成为一项日趋成熟的制度。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部分是案例研究,即以G大学为个案,紧紧围绕教育部与省级地方政府签订的“省部共建”协议书,对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的成效与执行差距进行深入研究。“G大学‘省部共建’的基础与过程”部分,主要从G大学自身组织转型的“内部因素”与G大学所处的政策环境等“外部变量”两个维度,阐述了 G大学是如何成为“省部共建”高校的。“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分析”部分,论文从G大学“省部共建”以来在“学校身份”、“办学理念”、“学术水平”等三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显着变化,印证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同G大学进入省部共建是紧密相关的”这一观点。“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部分,论文从政府-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共建高校、共建高校内部治理等三个视角,从G大学“办学经费”、“对口支持与合作”、“机构设置”等三个方面入手对“省部共建”政策执行者的行为实践进行了审视,深入剖析了其中的执行差距。第三部分,即第六章。“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内容作了回顾与总结,从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渐进演进、政策成效与执行差距等三个方面提炼了“省部共建”学理内涵。为完善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央政府要加强“省部共建”的顶层设计,省级政府要强化“省部共建”的主体责任,地方高校要增强“省部共建”的办学自觉。

二、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优化选题 调整结构——广西2002年度图书选题论证会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优化选题 调整结构——广西2002年度图书选题论证会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3）人文精神视角下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文化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4）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统一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以第三巡回法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全面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服务流程改进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优化选题 调整结构——广西2002年度图书选题论证会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D]. 闫佳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人文精神视角下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文化探究[D]. 邹婷婷. 中山大学, 2020(03)
• [4]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统一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以第三巡回法庭为例[D]. 许好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 [6]全面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事务治理研究[D]. 马嵘.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7]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服务流程改进管理研究[D]. 赵丹毓. 大连理工大学, 2018(07)
• [8]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研究[D]. 郭绍均. 兰州大学, 2017(01)
• [10]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D]. 徐吉洪.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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