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王东红[1]（2021）在《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我国公民具有良好的法治意识,特别是宪法意识。大学生作为我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青年群体,是当代中国学习、遵守、普及和维护宪法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未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宪法意识是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统领,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法律意识,是大学生关于宪法的知识、观点、心理和思想的总和。它反映了大学生对现行宪法和宪法实施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具体包括大学生对宪法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对宪法之治的渴望和践行的意志等。论文厘清宪法意识与法律意识、宪法意识与法治意识、宪法意识与公民意识、宪法意识与宪法思维、宪法意识与宪法信仰等相关概念的关系。揭示了宪法意识的横向结构,即包括宪法知识、宪法理想、宪法情感、宪法意志、宪法评价和宪法信仰六个方面内容。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宪法至上意识、党的全面领导意识、基本权利意识、权力监督意识和遵守规则意识。论文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及其培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等。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方面,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封建残余观念的影响和宪法未得到全面实施的影响等。学校因素方面,对宪法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主导师资力量不足、没有形成培育合力等。家庭因素方面,家长受自身宪法法律知识和宪法意识的限制,缺乏对孩子进行宪法意识培育重要性的认识;家长培养目标的功利性,缺乏对孩子个性自由的尊重;家长教育方式或溺爱或体罚,缺乏对孩子进行规则意识和监督意识的培养等。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主观原因主要是:宪法社会实践体验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确立,认识能力分析能力较低,缺乏学习和思考的主观能动性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论文认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进大学生宪法意识提高为目标,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大学生成长规律,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培育的过程。论文明确了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和原则。强调通过优化社会环境、加强学校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和强化自我教育四种途径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
孙雪菲[2]（2021）在《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宪法乃九鼎重器。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辉煌成果,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明确了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特别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坚定信念。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自觉“尊宪、学宪、守宪、用宪”,不断增强宪法意识。在各类社会群体之中,大学生群体是未来法治中国建设的主力军,是全面推进依宪治国战略实施的后备力量,其宪法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乎依宪治国战略的实施、关乎法治中国建设、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此,本文立足于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分析选题目的和意义、归纳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基础上,沿着“深化理论阐释——探寻问题成因——明确指导遵循——确立主要内容——提出培育路径”的研究思路,分五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深化了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相关理论阐释。首先考察了宪法及其发展变迁。在此基础上,厘清宪法意识及其相关概念,并结合宪法的内容和意识的构成阐释了宪法意识的内涵,从而明晰了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的边界,为达成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深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宪法思想、列宁的宪法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思想,系统阐释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宪法思想主要包括:宪法作为母法保护公民权利,宪法作用因社会发展而改变,批判资本主义宪法“把不平等当作平等”以及无产阶级宪法的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发展”。列宁的宪法思想主要包括:通过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宪法的实质在于与现实相一致。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思想极其丰富,主要包括:宪法的制定要以党的领导为原则,宪法享有绝对的权威,宪法要保障人民的权益以及宪法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等。第二部分探寻了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及成因。通过分析《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调查问卷》数据结果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整体上积极向好,表现为大学生普遍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内容、能够自觉尊重和维护宪法权威、能够自觉遵守宪法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能够运用宪法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大学生的宪法意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宪法理论掌握不足、宪法情感较为淡漠、宪法信仰不够坚定等。究其原因,我们将其归纳为高校相关课程培育宪法意识不到位、宪法意识培育实践活动开展不充分、大学生增强宪法意识主动性有待提升、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环境尚需充盈等,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三部分阐述了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首先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及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等。其次,还要遵循大学生宪法意识教育引导规律、适应和促进法治社会发展规律、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及遵循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相关政策。第四部分明确了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以宪法的内容和意识的构成两个维度为依据建构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即以意识构成为分层标准,融合宪法的内容,将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确立为宪法知识理念教育、宪法信仰教育、宪法权威教育。其中,宪法知识理念教育主要包括宪法是根本法的意识教育,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教育,人民主权意识教育和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意识教育;宪法信仰教育主要包括宪法认同意识教育,宪法敬畏意识教育和宪法忠诚意识教育;宪法权威教育主要包括遵守宪法教育、服从宪法教育和维护宪法教育。第五部分探究了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路径。立足新时代提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可行路径:一是发挥“思政课”和“课程思政”的培育作用,并将二者紧密结合,推进协同育人有效进行;二是组织大学生开展提升宪法意识的实践活动,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开展宪法宣传活动,加大大学生宪法实践活动支持力度,创新宪法实践活动形式提高活动质量;三是发挥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自我教育功能,不断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大学生主动学习宪法相关理论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宪法实践活动;四是营造宪法至上的社会风尚,构建学习宪法的网络空间,形成依宪治校的校园氛围,充盈遵守宪法的家庭气氛。
陈明辉[3]（2019）在《什么样的共和国?——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与内涵》文中提出中国宪法理论体系亟须一种中国化的解读方式,从历史维度完成现行宪法与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统一,从宪法文本内在结构的维度完成现行宪法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统一,以及从宪法运行状态的维度完成现行宪法文本与丰富的宪法实践的统一。而要完成这一理论任务必须找到中国宪法的根基,即现行宪法的根本法。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经过历史的角逐和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最终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具体形态,构成了新中国宪法中的根本法。现行宪法用"社会主义国家"将这一根本法进一步具化,作为国家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作为国家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其具体内涵。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法地位,不仅有助于中国宪法社会哲学理论和部门宪法理论的建构,而且能作为重塑国家认同、培育宪法爱国主义以及作为评判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根本准则。
王艳卓[4]（2020）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职宣誓是现代国家重要的政治仪式,体现着国家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纵观人类社会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就职宣誓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所发展起来的政治现象,是就职宣誓主体对就职宣誓对象的承诺和担当,它体现了道德信仰、法律信仰和政治信仰的深度融合。近年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内很多地区和部门都在陆续举行公务员就职宣誓活动,各地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逐渐涌现出的就职宣誓实践活动已逐渐被人民群众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177个国家的宪法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须宣誓效忠宪法。”由此可见,就职宣誓制度已然形成了国际惯例和政治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艰难的革命条件,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下,很多党员迫于环境压力入党宣誓都是秘密进行的,更不可能公开的进行就职宣誓,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最初的就职宣誓是入党宣誓,入党宣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前身和基础。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需要以及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二十七条,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就职宣誓并将就职宣誓上升到宪法层面,这不仅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激励和教育国家公职人员忠于宪法,增加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宪法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正如党中央所判断,中国能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决于“关键少数”,而“关键少数”就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加之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就职宣誓其实质就是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章》为基本遵循,不断制定和修订了近百部党内法律法规,极大的完善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结合,通过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更好的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法治治理体系,真正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及其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遍布国家党政机关、高校、企业等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因此,就职宣誓主体也涵盖从中央到基层各类群体、组织和机构。另外,在就职宣誓主体上相比较于西方就职宣誓而言具有广泛性,由于就职宣誓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可以说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还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客体及对象不明确、就职宣誓程序及仪式不规范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这样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就职宣誓体系及其配套机制加以保障,进而使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以及具有可操作的推进路径,这将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主要依托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研读、历史比较、多学科交叉、实证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起源发展、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必要性、现状分析及推进路径等内容做综合分析阐释。论文主要依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就职宣誓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和保障机制,有针对性地探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进而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长效机制。大体上论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研究现状、撰写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撰写论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创新之处等,第一部分内容为全篇论文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从宣誓的内涵及其起源出发,分别对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内涵进行界定,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理论、干部队伍建设理论、政治参与思想理论、法治建设思想理论以及通过对西方主权在民、宪政思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借鉴,深刻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必要性论述。这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中国实行就职宣誓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通过就职宣誓这一政治活动能够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就职宣誓能够全面提升党的各方面建设,即党的政治、纪律、作风、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进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并最终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梳理,就职宣誓呈现出从入党宣誓到宪法宣誓的发展脉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就职宣誓处于曲折发展阶段,随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就职宣誓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宪法宣誓变成了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论文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特殊性。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现状分析。结合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就职宣誓、地方基层组织、高等学校以及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现状,发现目前党员干部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制度过于宏观、就职宣誓程序不规范、就职宣誓违誓机制缺失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具体分析其原因。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这一部分通过参考和借鉴国外就职宣誓制度对中国就职宣誓主体、就职宣誓对象、就职宣誓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提出具体的就职宣誓推进路径。通过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宣传氛围、构建线上线下党员干部学习机制以及具体落实《党员干部培训工作条例》来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通过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和监察监督、基层组织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来完善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监督机制;通过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来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责任机制;依托“五大体系”和“四大机制”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配套机制。
董政[5]（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王炎[6]（2019）在《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首先要融入宪法。宪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表达,经由宪法的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法律体系,获得规范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宪法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聚,经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宪法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体生活形成双向互动,巩固了根本法的正当性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法外价值与法律体系的融合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十二个价值”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价值,如果逸脱整体而单独进入法律体系,那么都有可能破坏法的安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被视为法外价值入法入规的绿色通道,而应被定位成法外价值融入法律体系的筛查要素。基此于上述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需先完成三种“解释立场”的转化:一是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二是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三是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重在将核心价值观思想来源中关于“善与恶”的判别立场,从伦理意义上的“黑白之争”转向现实关系中的“义利权衡”。通过考察域外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对现实规范的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事业的关切、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人的发展的倡导以及中国核心价值观在近现代变迁中对实践要求的回应,进而凝合出一种“个人—共同体—个体”的新集体主义价值诠释立场。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两者密不可分。不能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是冰冷的法律条文,不经宪法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是对宪法价值体系的高度凝聚,是对“核心价值观”入宪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是宪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回应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不断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宪法文本填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表达的抽象性,赋予了核心价值观“法治语境”下的规范意义,使普通法可以经由合宪性解释与核心价值观的德性内涵建立规范联系。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宪法核心价值观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价值结构,所谓“多元”是指其在表述上包含了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纵向分布与多元价值平等共存的横向陈列;所谓“一体”是指其在纵向上可以经由某种共同善,实现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价值勾连,在横向上“十二个核心价值观”之间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调和、自我完善而成为一种超验的价值共同体。宪法核心价值观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其理论定位应是一种超验主义的价值引导,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法律体系而存在的“客观价值秩序”。它始于人理性的道德启蒙,又止于人知性的道德需求,是人在共同体道德生活中类特性的反向觉醒。申言之,核心价值观的超验性有别于深藏在自由主义宽容原则背后的虚无主义,而是认为人有自省的能力,可以在多元交互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理解达成一种“止于至善”的共同追求。它既承认建构主义中纯粹理性居于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但又否定纯粹理性对实践理性的支配作用;它既承认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可以孕育出一种符合共同体生活需要的道德规则,但又否定这种道德规则的终局性。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调和中,康德把良善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为道德公设的认知逻辑,不能当然推出道德理性与行为德性的必然联系。只有通过人格化的“天”与致良知的“人”之间的双向耦合,才能实现“天理”与“人情”在“道德情理”上的交融。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天”是有人格化意志的超验体,能感知世间的“仁”,因此,作为伦理欲求的法外价值应当有合理的入法进路,也应当被包含在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释义当中,并通过多元价值的整全不断趋近某种“天人合一”的善端。第一种解释立场展现了一种文化基因中的“情”,第二种解释立场确立了一种规范结构中的“法”,而第三种解释立场则为“情”与“法”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理”。但是,在法释义学的运用中,核心价值观“理一分殊”的价值结构,还需预设一种“元价值”进行整全。从“和谐”在宪法文本中的深度体现、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地位、法律体系中的原生构造、释义脉络中的语用条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整合来看,宪法核心价值观中的元价值当属“和谐”。“和谐”要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应遵循一定的整全路径。建构解释,将蕴含现实关切的实体性概念导入抽象的价值法则之中,通过人作为类存物的共性来建立法内价值与法外价值之间的解释性联系。个案权利,将价值作为一种“最佳化命令”,为权利的实现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当一个法外价值与法内价值发生冲突时,两个的相互冲突的价值基于某种共同善,从而在其可接受的“不完整意义”上指向一对相互支持的权利,这种支持使法外价值和法内价值可以在权利的表达上实现相融。宪法作为串联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天然媒介,为上述两种法内外价值的融合,提供了一条规范的证成路径。在此三条路径的导控下,某个蕴含“人情”的法外价值可以经由元价值的导控,重塑其自身的价值内涵,获得进入法律体系的正当性依据,进而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此亦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秩序协调上的释宪功能。除此之外,法律体系在规范层面有一套特定的适用规则,这套规则要符合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法则。通过上位法与下位法在“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效力控制说,进而论证了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特别法与一般法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和谐”导出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样态,进而论证了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新法与旧法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和谐内涵,以及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证了新法与旧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此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规范冲突控制上的释宪功能。法律规范的统一是协调价值秩序的前提,只有先处理好规范的选择问题,才能继续处理价值释义的融合问题。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两种释宪功能,分别从价值秩序与规范秩序的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法治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秩序规则。
陈希[7]（2019）在《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研究》文中指出违宪审查制度（constitutionality review）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审查、裁决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违宪的制度。违宪审查制度起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Madison）,联邦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此案的判决意见中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及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随后,美国通过对1816年“马丁诉亨特尔的租户案”（Martin v.Hunter’s Lessee）和 1821 年“柯恩斯诉弗吉尼亚州案”（Cohens v.Virginia）的判决,形成了州法院审查州立法的权力。通过法院判例法,美国建立起以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力的司法审查制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联邦宪法的最终解释者。美国的违宪审查权属于司法机关,违宪审查制度是一种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是以保证宪法不被违反为目的,由司法机构对立法、行政机构的行为加以审查和修正的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要求法院进行具体案件的个案审查,在审理过程中附带进行对法律违宪的审查判断。由此可见,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起源历史久远,意义重大。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宪法实施制度中依据本国国情,纷纷建立起相应的宪法监督机制,进行违宪审查,保障宪法有效实施。研究和讨论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体现了当代全球化时代背景的理论发展需要。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在国家的各个层面上的逐渐深入,全球各国法律共同体融合,呈现出宪法全球化背景,包括立宪的借鉴、修宪、宪法解释对外国法和国际法律的参考。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权保障被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各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共同宪政理想的成果,这是一国宪法解释中参考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基础。美国的成文宪法历史久远,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在美国的实践也能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可以说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传统,并且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在当代一些社会敏感问题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频繁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大法官援引了西方文明史、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以及联合国人权条约等推翻了美国宪法先例和州法,扩张了宪法解释。不过,当代美国国内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解释宪法这一趋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很多学者甚至开始质疑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的正当性。因此,即使美国在合宪性审查中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实践比较丰富,当代美国宪法制度却成为国内宪法判决中引用国际法的一种消极代表。由此可见在宪法理论领域,以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为脉络,可以体现出美国在宪法与国际法之关系处理问题上的衍变过程。面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宪法理论研究需要打破壁垒,宪法领域也出现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互动,这就需要各个国家明确国际法在国内应当发挥何种作用和什么样的法律效力,而美国宪法和违宪审查中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的方法和态度极具特点,具有研究讨论的理论价值。从实践角度出发,在全球化影响的大环境下,违宪审查不能闭门造车,需要打开国门,借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实践发展丰富自己的理论和制度。一方面,我国在民事诉讼程序、刑事法律领域中一经有对国际条约和惯例的接纳,但是目前宪法尚未明确有关国际法地位的规定,在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完善过程中,美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如何明确国际法在我国的地位、如何面对全球化的人权保障与国内宪法制度等问题。这有利于未来保证我国缔结的条约和认可习惯国际法的效力实现,有利于通过宪法保持国际法的一贯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美国的宪法制度特点鲜明,在援引外国法的方式中也极具代表性,美国宪法制度采取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借助国际法和外国法解释美国联邦宪法,研究在国际化背景下美国的宪法解释援引现象,可以帮助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积累面对全球化时代背景的经验和违宪审查的技术经验,积极对待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本文正文部分第一章介绍国际法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与效力。首先梳理了美国宪法中国际法的概念的历史渊源,指出国际法概念的含义深受布莱克斯通国际法理论影响,国际法概念的称谓来自边沁的理论。其次,美国联邦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际法的国内法效力,在判例法中树立了国际法高于州法的法律地位。其中国际条约在美国受到国会与总统间在缔约权上的权力制衡的影响,造成国际条约在美国国内的实际效力不断减弱,国会通过条约的批准权限制条约的缔结。在司法领域,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树立了条约的自动执行制度及后法优先制度,并据此进一步限制生效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再次,美国宪法判例明确习惯国际法属于普通法的一部分,以及国内法律与习惯国际法冲突时习惯国际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法官借助外国法援引论证习惯国际法,在海盗、战争、捕获品等国际问题上以习惯国际法为依据。最后从判例法角度出发,分析《外国人侵权法》中美国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发展及其实践中的影响。第二章介绍外国法与美国宪法的关系,外国法援引起到解释说明、强化论证的作用美国宪法的作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援引的外国法渊源包括案例、法条、专家意见、调查报告等。美国大法官曾在奴隶制宪法判例中援引英国奴隶制度、英国奴隶纠纷判例、格老秀斯等国际法着作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最低劳动时间有关的经济权利判例中,产生了以布兰代斯摘要为代表的援引外国法的方式,这一方式非常重视其他国家的专家意见及社会科学调查数据,外国法援引从实证角度帮助法官论证观点。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以外国法援引为主题的争论,以斯卡利亚大法官和布雷耶大法官的辩论为代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内部形成支持援引和反对援引的不同意见。这一争论不仅出现在法庭上,而且还蔓延到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反对援引的学者和法官大多从原旨主义、民主主权问题、民族主义和国际反向多数出发,反对外国法援引。争论的焦点主要为能否援引外国法论证没有明确国内共识的主张,另一个焦点问题为如何正确援引。第三章介绍第一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外国法,尤其是英国普通法及学者观点的援引帮助美国形成明显而即刻危险的判断标准,将明显而即刻标准发展到实质紧急影响程度;通过援引和分析英国普通法,美国法院确立了禁止事先审查原则,给予新闻机构言论自由的扩张解释;从美国移民国家的实际出发,通过援引外国法,美国法院发展了英国普通法中关于淫秽的定义,确立了美国淫秽出版物的标准;援引外国法还直接推动了美国学术自由原则的形成;在关于结社自由的判例法中,少数意见大法官依据英国干预公民结社的立法历史及影响警示美国法庭,重视公民的结社自由;援引外国法还帮助大法官对竞选献金进行规制;法官借助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形成了美国宪法中宗教自由界限。第四章介绍第八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第八修正案禁止酷刑的规定直接来自英国法律,但是美国在第八修正案判例法中发展出不断进步的文明标准理论,这一标准要求结合文明国家的实践判断什么是酷刑。另外,二战后美国法院展开了对死刑适用限制标准的探索,这一过程中外国法和国际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比如在强奸犯死刑适用问题、限制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死刑问题及智障者死刑适用问题上,法官援引国际条约、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等论证了限制适用死刑的人类社会道德的普遍性。第五章介绍第十四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第十四修正案中正当程序的规定都是直接来自英国法律,但是美国并没有盲目学习英国普通法,联邦最高法院从正当程序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实质正当程序等。美国不仅丰富发展了英国宪法理论,还充分体现了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以及法院在美国权力制衡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分别在妊娠终止选择自由的界限、界定生命终止选择自由的含义、同性性行为自由的确立及形式被追诉人的权利等问题上,帮助大法官解释第十四修正案的含义。第六章介绍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推动。首先文章强调美国大法官在解释宪法时所参考的法律渊源具有开放性,美国宪法解释倾向实质性解释,这是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的条件。其次文章分析了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在传统宪法解释进路中的体现,提出主张文本主义或原旨主义的大法官倾向引用英国普通法和英国法学理论解释宪法,而主张实用主义解释理论的大法官倾向引用国外实证研究的结论、数据以进行利益权衡的分析方法,以道德哲学主义分析为主的大法官倾向从自然法出发,援引西方自然法理论、世界宗教、道德等论证观点,从道德层面进行宪法解释。最后,本文认为宪法解释理论的发展成果体现在合理援引标准的理论探索及援引类型化理论两个方面。其中合理援引的标准可以总结为:所援引的国际法或外国法体现了普遍共识、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用是被用来解释美国宪法中尚不清晰的问题、援引的外国法在宪法解释中的效力是不具有约束力的说服性渊源。另外,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的类型化研究角度不同,按照援引产生的作用可以将类型分为以下几种:借鉴经验型援引、论证世界道德标准型援引、借用推理逻辑和材料的援引、追溯历史型援引。通过分析美国宪法判例中所援引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其一,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国际法的法律地位不容忽视,建国初期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美国联邦宪法给予国际法等同于国内联邦法律的地位,并且借助判例法确立了国际法约束州法的宪法规则,同时巩固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美国还借助宪法对国际法地位的规定扩张了法院的管辖权,从司法角度实现国会的政治主张,比如以《外国人侵权法》为基础,美国形成的长臂管辖理论,并频繁干预外国政府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二,英国普通法对美国宪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的历史体现出美国从英国法经验出发结合自身不断发展美国宪法理论,大法官对某些宪法条文的理解从照搬英国普通法到批判的继承,放弃英国普通法的形式主义,通过司法解释丰富了美国宪法保障的含义。其三,外国法援引帮助美国大法官形成了判断人类社会文明共识。大法官援引外国法材料论证了未曾被清晰证明的社会共识,用社会共识的普遍性论证大法官违宪审查中的主张。如果追溯美国建国初期,法官在寻找某种习惯国际法时会频繁援引外国法,论证该习惯国际法的存在并在审判中进行适用。这也是一种寻找人类社会共识的方式。其四,美国违宪审查理论研究已经实现了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的理论化,比如针对合理援引的标准的探索和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的类型化研究。其五,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在美国违宪审查的宪法解释理论中频繁出现,运用不同解释理论的大法官会选择援引不同类型的外国法渊源。总之,在大法官希望扩张解释宪法时,也是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发挥重要影响的场合,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推动了美国宪法解释的发展,帮助美国宪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拘泥于形式的框架。美国宪法解释理论和解释方法的发展变化过程体现了大法官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之间,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之间的平衡。通过对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大法官借助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研究,借助案例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文章形成的创新点包括:第一,本文选择了从援引国际法和外国法解释宪法这一新的研究角度分析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讨论美国宪法理论的特点。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并不属于引人关注的研究对象,但是从美国宪法理论发展中它是一种极具美国宪法特色的、也能够体现美国宪法理论热点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中不仅研究援引国际条约,还考虑习惯国际法。而在研究外国法援引时,不仅讨论各国法律还将英国普通法作为重点讨论。第二,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以下几点内容:其一,国际法在美国宪法的地位发生着不断变化,并未真正体现联邦宪法中规定的至上法律的地位。其二,外国法历史上被视为寻找习惯国际法的重要的资源,而在当代成为对美国论证形成国内共识、推进美国国内道德标准进步等领域有着重要的论证作用。其三,英国法对美国的影响巨大,美国对英国法批判的继承。其四,提出国际法援引和外国法援引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对此内容的研究已经理论化。第三,本文选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力图从提高研究的文献丰富程度和覆盖面。虽然已经有不少国内宪法学者整理了众多英美法判例判决书,但是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外国法和国际法援引的历史,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原文判决书及相关国外文献,力图呈现完整的法官逻辑推理过程,从细节处发现问题,了解美国宪法制度发展。
宁凯惠[8]（2019）在《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文中提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宪法结构中,宪法序言有其自身的特征,并发挥着特殊的效应或功能。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尚未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宪法序言作为主权者人民行使制宪权作出政治决断的始原的、集中的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源于人民的制宪活动,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根本利益;这种意志和利益首先以制宪目的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形成一定的价值结构。宪法序言价值一旦构造,便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迁。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通过变迁处于不断的动态调整中,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宪法序言以―人民主语+价值目标‖的模式进行价值构造,体现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宪法序言价值结构。而我国宪法序言则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形成了―历史叙事+基本国情+国家任务+基本国策+地位与效力‖等内容所构成的―多元共生‖的价值构造模式。这一价值构造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从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维度来看,西方国家宪法序言普遍确立了个人自由或人的尊严、平等、民主、分权（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自治（包括社会自治、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法治、正义等为基本要素的价值构造,而我国宪法序言则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等为基本要素的价值构造。较而言之,西方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相对中性,而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则带有具体的针对性、突出的政治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西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间之所以如此不同,决定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构成的截然不同的宪法文化。比较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具有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不可比拟的科学性、进步性和优越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尊崇宪法基本价值和维护宪法至上权威。面对我国宪法序言在构造要素、构造结构、构造模式、构造功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升华的现实需要,必须在人民改革创新实践中继续完善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具体地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改革创新实践为基础,将能够全面反映人民共同价值目标的内容纳入到宪法序言中,通过增加、删除、调整和修改的方式不断优化宪法序言的价值结构,构建符合人民改革创新实践要求的宪法序言价值结构。其次,实现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的转变。近代立宪主义兴起以来,宪法普遍确立了―人民主语+价值目标‖的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宪法序言以人民为主体,通过制宪权将人民的共同价值目标固化在宪法序言中,以体现人民的政治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宪法序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构建了“历史叙事+基本国情+国家任务+基本政策+地位与效力”的价值构造模式,这种构造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在世界立宪及宪治史上具有“中国性”的价值特质。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宪治文化,顺应世界宪法变迁的主潮流和大趋势,借鉴“人民主语+价值目标”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的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与此相关的是,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功能的强化还必须加强我国宪法实施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尤其是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和机制,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形成价值构造要素更加丰富多样、构造结构更加合理优化、构造功能更加强化有效的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从而推动我国宪法价值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治国家。
刘玉绰[9]（2019）在《“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宪法发展及实现路径》文中研究说明“国家的根本任务”意指国家这一公民自发组建的集合体基于其性质所应完成的一种根基性的行为与责任系属,其内容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国家的根本任务”与国家目的、国家目标、国家任务之间均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国家目的需要由“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实现予以保障,“国家的根本任务”经国家目标加以具体化,国家目标需要国家任务的实现予以保障,国家任务必须由立法机关加以立法确认、由其他国家机关加以践行。就“国家的根本任务”规定而言,《共同纲领》主要集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层面;五四宪法主要集中于“一化三改”层面;七五宪法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层面;七八宪法对此规定与七五宪法同出一辙;八二宪法对此进行了“革命性”创新,后经四次宪法修正变得更加科学完善。“国家的根本任务”主要呈现从高度意识形态化到淡化意识形态、从内部机械联系到有机联系、从纯粹文本规定到注重“国家的根本任务”实现、从经验化到法治化等发展趋势,这得因于社会矛盾、政治活动、党的指导思想、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应结合社会背景全面认知“国家的根本任务”,为其实现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以积极推动其秩序价值的实现。论文结合十九大报告与现行宪法规定对“国家的根本任务”予以全面阐释,可将其实现样态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然后结合以上理想样态对其实现路径予以探究,进而推动“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实现。
公丕祥[10]（2018）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宪法保障》文中研究表明现行《宪法》第五个修正案,把中共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在现行《宪法》总纲中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重要内容,借以强化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政治保证;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之深刻把握,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宪法表述,确证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和战略目标,昭示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方向,因而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法治保障,在当代中国宪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二、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
| 1.3.2 习近平法治思想 |
| 1.3.3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宪法意识概述 |
| 2.1 宪法意识的概念 |
| 2.1.1 宪法意识的内涵 |
| 2.1.2 宪法意识与相关概念 |
| 2.2 宪法意识的结构 |
| 2.2.1 宪法知识 |
| 2.2.2 宪法理想 |
| 2.2.3 宪法情感 |
| 2.2.4 宪法意志 |
| 2.2.5 宪法评价 |
| 2.2.6 宪法信仰 |
| 2.3 宪法意识的功能 |
| 2.3.1 指导科学立法功能 |
| 2.3.2 促进严格执法功能 |
| 2.3.3 保证公正司法功能 |
| 2.3.4 引导全民守法功能 |
| 2.4 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 |
| 2.4.1 宪法至上意识 |
| 2.4.2 党的全面领导意识 |
| 2.4.3 基本权利意识 |
| 2.4.4 权力监督意识 |
| 2.4.5 遵守规则意识 |
| 3 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问卷的设计、实施与回收 |
| 3.1.1 问卷设计思路 |
| 3.1.2 抽样方案设计 |
| 3.1.3 问卷回收 |
| 3.2 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的整体特征 |
| 3.2.1 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升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念认同度高 |
| 3.2.3 对宪法基本知识有较好了解 |
| 3.2.4 主动维权意识较好 |
| 3.2.5 对宪法实施效果持肯定性评价 |
| 3.3 大学生宪法意识差异性分析 |
| 3.3.1 基于自然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2 基于成长背景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3 基于教育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4 基于海外生活经历、校外兼职的差异分析 |
| 4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
| 4.1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 |
| 4.1.2 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 |
| 4.1.3 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 |
| 4.2 大学生宪法意识生成的影响因素 |
| 4.2.1 社会因素 |
| 4.2.2 学校因素 |
| 4.2.3 家庭因素 |
| 4.2.4 自身因素 |
| 5 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与原则 |
| 5.1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 |
| 5.1.1 认知目标 |
| 5.1.2 情感目标 |
| 5.1.3 行为目标 |
| 5.1.4 发展目标 |
| 5.2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原则 |
| 5.2.1 方向性原则 |
| 5.2.2 求实性原则 |
| 5.2.3 渗透性原则 |
| 5.2.4 主体性原则 |
| 6 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途径与方法 |
| 6.1 优化社会环境 |
| 6.1.1 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
| 6.1.2 优化全面实施宪法的政治环境 |
| 6.1.3 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环境 |
| 6.1.4 优化媒体融合传播的网络环境 |
| 6.2 加强学校教育 |
| 6.2.1 发挥“基础”课的主渠道关键课程作用 |
| 6.2.2 开设“中国宪法”课程为通识必修课 |
| 6.2.3 挖掘其他课程蕴含的宪法教育资源 |
| 6.2.4 践行依宪治校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
| 6.3 重视家庭教育 |
| 6.3.1 发挥家长的榜样作用 |
| 6.3.2 培养遵守规则意识 |
| 6.3.3 营造民主家风 |
| 6.4 强化自我教育 |
| 6.4.1 增强对宪法重要性认识 |
| 6.4.2 积极参与宪法法治类实践 |
| 6.4.3 发挥朋辈教育作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问卷 |
| 附录B 问卷赋值题评分 |
| 附录C 访谈提纲及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问卷调查法 |
| 1.3.3 理论联系实际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相关理论阐释 |
| 2.1 宪法及其发展变迁 |
| 2.1.1 宪法 |
| 2.1.2 宪法的历史变迁 |
| 2.1.3 新时代的宪法 |
| 2.2 宪法意识及内涵 |
| 2.2.1 宪法意识及相关概念辨析 |
| 2.2.2 宪法意识的内涵 |
| 2.3 以马克思主义宪法思想为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的宪法思想 |
| 2.3.2 列宁的宪法思想 |
| 2.3.3 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思想 |
| 第3章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 |
| 3.1 新时代大学生普遍具有宪法意识 |
| 3.1.1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容 |
| 3.1.2 能够自觉尊重和维护宪法权威 |
| 3.1.3 遵守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
| 3.1.4 运用宪法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 |
| 3.2 部分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表现 |
| 3.2.1 宪法理论掌握不足 |
| 3.2.2 宪法情感较为淡漠 |
| 3.2.3 宪法信仰不够坚定 |
| 3.3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3.1 高校相关课程培育宪法意识不到位 |
| 3.3.2 宪法意识培育实践活动开展不充分 |
| 3.3.3 大学生增强宪法意识主动性有待提升 |
| 3.3.4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环境尚需充盈 |
| 第4章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 |
| 4.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
| 4.1.1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
| 4.1.2 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
| 4.1.3 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 4.1.4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 |
| 4.2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4.2.1 遵循大学生宪法意识教育引导规律 |
| 4.2.2 遵循适应和促进法治社会发展规律 |
| 4.2.3 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 |
| 4.2.4 遵循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相关政策 |
| 第5章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 |
| 5.1 宪法知识理念教育 |
| 5.1.1 宪法是根本法的意识教育 |
| 5.1.2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教育 |
| 5.1.3 人民主权意识教育 |
| 5.1.4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意识教育 |
| 5.2 宪法信仰教育 |
| 5.2.1 宪法认同意识教育 |
| 5.2.2 宪法敬畏意识教育 |
| 5.2.3 宪法忠诚意识教育 |
| 5.3 宪法权威教育 |
| 5.3.1 遵守宪法教育 |
| 5.3.2 服从宪法教育 |
| 5.3.3 维护宪法教育 |
| 第6章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路径 |
| 6.1 发挥“思政课”和“课程思政”的培育作用 |
| 6.1.1 发挥“思政课”培育宪法意识的关键作用 |
| 6.1.2 提升“课程思政”培育宪法意识的协同作用 |
| 6.2 组织大学生开展提升宪法意识实践活动 |
| 6.2.1 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开展宪法宣传活动 |
| 6.2.2 加大大学生宪法实践活动支持力度 |
| 6.2.3 创新宪法实践活动形式提高活动质量 |
| 6.3 发挥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自我教育功能 |
| 6.3.1 不断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 |
| 6.3.2 主动学习宪法相关理论知识 |
| 6.3.3 积极参加各种宪法实践活动 |
| 6.4 营造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环境 |
| 6.4.1 营造宪法至上的社会风尚 |
| 6.4.2 构建学习宪法的网络空间 |
| 6.4.3 形成依宪治校的校园氛围 |
| 6.4.4 充盈遵守宪法的家庭气氛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概述 |
| 2.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相关概念 |
| 2.1.1 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 |
| 2.1.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内涵 |
| 2.1.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特征 |
| 2.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2.1 人民主体思想理论 |
| 2.2.2 干部队伍建设理论 |
| 2.2.3 法治建设思想理论 |
| 2.2.4 西方政治思想借鉴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必要性 |
| 3.1 就职宣誓体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 |
| 3.1.1 就职宣誓是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统一 |
| 3.1.2 就职宣誓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融合 |
| 3.2 就职宣誓可以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 |
| 3.2.1 就职宣誓重塑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 |
| 3.2.2 就职宣誓体现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 |
| 3.3 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党内政治文化并净化政治生态 |
| 3.3.1 就职宣誓传承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 |
| 3.3.2 就职宣誓营造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 3.4 就职宣誓可以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
| 3.4.1 就职宣誓全面提升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
| 3.4.2 就职宣誓全面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 |
| 3.5 就职宣誓能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 3.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 3.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演变脉络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 |
| 4.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78):就职宣誓的曲折发展阶段 |
| 4.1.3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就职宣誓的探索推广阶段 |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今):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阶段 |
| 4.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重要意义 |
| 4.2.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从严治党下的中国道路 |
| 4.2.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治理下的中国方案 |
| 4.2.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执政下的中国智慧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现状分析 |
| 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当前现状 |
| 5.1.1 中央机关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2 地方省市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3 高等学校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4 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5 其他行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存在问题 |
| 5.2.1 就职宣誓人员法律意识薄弱 |
| 5.2.2 就职宣誓相关规定尚需规范 |
| 5.2.3 就职宣誓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
| 5.2.4 就职违誓责任机制尚未构建 |
| 5.2.5 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 |
| 5.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制约因素 |
| 5.3.1 部分党员干部的公信力缺失 |
| 5.3.2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存在短板 |
| 5.3.3 政府职能仍需要进一步转变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推进路径 |
| 6.1 提高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意识 |
| 6.1.1 积极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法律氛围 |
| 6.1.2 加强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培训 |
| 6.1.3 推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有效衔接 |
| 6.2 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 |
| 6.2.1 借鉴国外类似制度 |
| 6.2.2 规范就职宣誓制度 |
| 6.3 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监督机制 |
| 6.3.1 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 6.3.2 法规层面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 |
| 6.3.3 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 |
| 6.4 建立党员干部就职违誓制度的责任机制 |
| 6.4.1 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 |
| 6.4.2 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 |
| 6.5 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保障机制 |
| 6.5.1 积极推进“五个体系”培养高素质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 |
| 6.5.2 健全“四大机制”确保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的制度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重难点 |
| 一、主要研究内容 |
| 二、研究重点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法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核心价值的法理逻辑 |
| 一、域外“核心价值”的法理之争 |
| 二、英美式: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 |
| 三、法德式:社会本位的共和主义 |
| 四、东亚式: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 |
| 第二节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
| 一、“内圣外王”的尊严观 |
| 二、“为民而王”的民本观 |
| 三、“尽其在我”的群己观 |
| 四、“均和以安”的和谐观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中国继受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立场 |
|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 |
| 第四节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近现代发展 |
| 一、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导性价值(1840年—1949年)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1949年—2006年)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升华(2006年—2018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规范结构与法治化进路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渊源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宪经过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
| 第二节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条文结构与属性 |
| 一、“核心价值观”在宪法文本中的显性规范及其属性 |
| 二、“核心价值观”在宪法文本中的隐性规范及其属性 |
| 第三节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化进路 |
| 一、域外国家核心价值融入法治的宪法路径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实施进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结构与元价值预设 |
| 第一节 多元价值的体系化建构与元价值预设 |
| 一、宪法核心价值观的多元一体结构 |
| 二、多元价值体系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困境 |
| 三、西方“核心价值”的实践启示 |
| 四、元价值的理论预设与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和谐”作为元价值的考证因素 |
| 一、规范解读——宪法条文中的“和谐演绎” |
| 二、文化沉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
| 三、体系解析——法价值体系的“和谐构造” |
| 四、释义脉络——文义解释中的“和谐内涵” |
| 五、经验整合——司法裁判中的“和谐取向” |
| 第三节 “和谐”作为元价值的作用机理 |
| 一、“和谐”的统合价值——生存驱动的共生关系 |
| 二、“和谐”的人本价值——仁爱驱动的伦理秩序 |
| 三、“和谐”的安定价值——安宁驱动的稳定秩序 |
| 四、“和谐”的衡量价值——中和驱动的内力衡平 |
| 五、“和谐”的调和价值——均和驱动的外力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中元价值对价值秩序的协调功能 |
| 第一节 价值多元化的和谐导控:情与法的交融 |
| 一、价值分立的整合路径——建构解释 |
| 二、价值冲突的调和路径——权利衡平 |
| 三、价值共存的导向路径——依宪说理 |
| 第二节 元价值与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关系 |
| 一、“富强”是“和谐”的物质条件 |
| 二、“民主”是“和谐”的政治基础 |
| 三、“文明”是“和谐”的精神依托 |
| 第三节 元价值与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关系 |
| 一、和谐的自由观 |
| 二、和谐的平等观 |
| 三、和谐的公正观 |
| 四、和谐的法治观 |
| 第四节 元价值与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关系 |
| 一、“和谐”要求爱国为根的国际交流观 |
| 二、“和谐”要求敬业为先的职业道德观 |
| 三、“和谐”要求诚信为本的商业交往观 |
| 四、“和谐”要求友善为上的人际伦理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中元价值对规范冲突的控制功能 |
| 第一节 法制统一性的和谐建构:法与法的统和 |
| 一、在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和谐 |
| 二、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和谐 |
| 三、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 |
| 第二节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 |
| 一、从规范来源说到效力控制说的和谐导控 |
| 二、不同效力规范的冲突认定 |
| 三、上位法优先原则的适用例外 |
| 四、下位法的合法性审查与处理 |
| 第三节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
| 一、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的和谐样态 |
| 二、特别法与一般法的识别标准 |
| 三、《立法法》中特别法优先适用的条件 |
| 四、特别法优先的适用例外 |
| 第四节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
| 一、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和谐内涵 |
| 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
| 三、溯及法律的识别标准与具体类型 |
| 四、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 |
| 第五节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
| 一、新法优先与法不溯及既往的和谐分殊 |
| 二、新法的识别与优先适用的条件 |
| 三、新法优先原则的限制与例外 |
| 四、新旧法的过渡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法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与效力 |
| 一、美国宪法中关于国际法的规定 |
| (一) 美国宪法理论中国际法的概念 |
| (二) 美国联邦宪法对国际法地位与效力的规定 |
| 二、美国宪法中国际条约的地位和效力 |
| (一) 国际条约的缔约及批准 |
| (二) 条约优先于州法 |
| (三) 条约自动执行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四) 条约与联邦法律冲突时的优先适用 |
| 三、习惯国际法与美国宪法 |
| (一) 美国宪法中习惯国际法的地位和效力 |
| (二) 习惯国际法在美国宪法判例中的发展 |
| 四、《外国人侵权法》判例中宪法理论的发展 |
| (一) 《外国人侵权法》的起源 |
| (二) 《外国人侵权法》的宪法依据 |
| (三) 《外国人侵权法》对于司法管辖权理论的发展 |
| 第二章 外国法与美国宪法的关系 |
| 一、外国法与美国宪法关系概述 |
| 二、宪法判例对外国奴隶法的援引 |
| 三、宪法判例对外国劳工保障法的援引 |
| 四、援引外国法引起的学术争论 |
| (一) 争论发生的背景 |
| (二) 司法领域的争论 |
| (三) 学术领域的争论 |
| (四) 争论的焦点问题 |
| 第三章 第一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 |
| 一、明显而即刻危险标准的形成 |
| 二、禁止事先审查原则的确立 |
| 三、淫秽出版物标准的确立 |
| 四、学术自由原则的形成 |
| 五、结社自由判例中的少数派意见 |
| 六、竞选献金的规制 |
| 七、宗教自由界限的形成 |
| 第四章 第八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 |
| 一、判例法中不断进化的尊严标准 |
| 二、死刑适用限制标准的形成 |
| (一) 强奸犯死刑问题 |
| (二) 智障者死刑问题 |
| (三) 未成年人死刑问题 |
| (四) 延迟执行死刑问题 |
| 第五章 第十四修正案判例中的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 |
| 一、第十四修正案与英国《自由大宪章》的关系 |
| (一) 第十四修正案的产生与《自由大宪章》 |
| (二) 第十四修正案判例法对英国正当程序理论的发展 |
| 二、妊娠终止选择自由及其界限 |
| 三、生命终止选择自由的含义 |
| 四、同性性关系选择自由的确立 |
| 五、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与保障 |
| (一) 美国大陪审团制度的发展与英国大宪章 |
| (二) 第十四修正案吸收权利法案 |
| 第六章 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推动 |
| 一、美国宪法解释的开放性 |
| 二、国际法和外国法援引在传统宪法解释进路中的体现 |
| (一) 在文本主义解释方法中的体现 |
| (二) 在权力结构主义解释方法中的体现 |
| (三) 在实用主义解释方法中的体现 |
| (四) 在道德哲学解释方法中的体现 |
| 三、宪法解释理论的发展成果 |
| (一) 对合理标准的理论探索 |
| (二) 援引的类型化理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宪法价值研究现状 |
| 二、宪法序言研究现状 |
| 三、价值构造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规范分析法 |
| 二、价值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文献分析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宪法序言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宪法序言的含义 |
| 一、宪法序言的称谓 |
| 二、宪法序言的内涵 |
| 三、宪法序言的功能 |
| 第二节 宪法序言的特征 |
| 一、形式多样性 |
| 二、内容多元性 |
| 三、价值普遍性 |
| 四、文明归属性 |
| 第三节 宪法序言的定位 |
| 一、宪法序言的文本性定位 |
| 二、宪法序言的规范性定位 |
| 第四节 宪法序言的类型 |
| 一、“明示性序言”和“非明示序言”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 |
| 三、西方国家宪法序言和非西方国家宪法序言 |
| 四、英美法系宪法序言和大陆法系宪法序言 |
| 五、基督教国家宪法序言和伊斯兰国家宪法序言 |
| 第五节 宪法序言的效力 |
| 一、宪法序言有效说 |
| 二、宪法序言无效说 |
| 三、宪法序言效力折衷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本体 |
| 第一节 作为法的价值最集中体现的宪法序言价值 |
| 一、法的价值 |
| 二、宪法价值 |
| 三、宪法序言的价值 |
| 第二节 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者——人民 |
| 一、“我们人民” |
| 二、价值构造 |
| 三、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本质属性 |
| 第三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要素 |
| 一、制宪目的 |
| 二、宪法原则 |
| 三、价值元素 |
| 四、国家任务 |
| 第四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类型 |
| 一、“立宪宗旨型” |
| 二、“基本原则型” |
| 三、“宏观纲领型” |
| 四、“价值宣示型” |
| 第五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功能 |
| 一、法律体系整合功能 |
| 二、宪法修改约束功能 |
| 三、宪法解释指导功能 |
| 四、宪法变迁规制功能 |
| 五、宪法评价基准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 |
| 第一节 宪法序言发生概述 |
| 一、制宪权理论 |
| 二、宪法序言与制宪权 |
| 第二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主体 |
| 一、间接主体:人民 |
| 二、直接主体:制宪者 |
| 第三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客体 |
| 一、间接客体:人民意志 |
| 二、直接客体:制宪者意志 |
| 第四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中介 |
| 一、作为主客体联结的中介 |
| 二、制宪权作为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发生的中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变迁 |
| 第一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变迁概述 |
| 一、宪法变迁的内涵和类型 |
| 二、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变迁的类型 |
| 第二节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一、美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二、法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三、德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变迁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发展概述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比较 |
| 第一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一般理论 |
| 一、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的概念 |
| 二、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的标准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 |
| 一、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同 |
| 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异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一致性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差异性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 |
|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共性 |
|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个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演变、特征与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 |
| 一、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发生 |
| 二、我国宪法价值构造的定型 |
| 第二节 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变迁 |
| 一、1954 年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二、1975 年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三、1978 年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四、1982 年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五、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变迁的超稳价值 |
| 第三节 现行宪法序言的价值构成 |
| 一、现行宪法的序言 |
| 二、现行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第四节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特征 |
| 一、宏观纲领性 |
| 二、意识形态性 |
| 三、高级背景性 |
| 四、党导立宪性 |
| 五、结构层级性 |
| 六、结构开放性 |
| 第五节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完善 |
| 一、构造结构之优化 |
| 二、构造模式之转型 |
| 三、构造要素之合理 |
| 四、构造功能之强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宪法发展及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我国宪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概述 |
| 第一节 “国家的根本任务”的辨析 |
| 一、“国家的根本任务”的语义分析 |
| 二、现行宪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内容逻辑分析 |
| 三、“国家的根本任务”与相关术语之间的关系辨析 |
| 第二节 “国家的根本任务”的秩序价值 |
| 一、“国家的根本任务”写入宪法是一大特色 |
| 二、“国家的根本任务”的法律效力 |
| 三、“国家的根本任务”秩序价值的涉及领域 |
| 第三章 我国宪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发展轨迹及基本趋势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根本任务” |
| 一、《共同纲领》制定的社会背景 |
| 二、《共同纲领》中“国家的根本任务”判断 |
| 第二节 “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的历史轨迹 |
| 一、“三大改造”时期:五四宪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规定 |
| 二、文革时期:七五宪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异化 |
| 三、拨乱反正时期:七八宪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延续 |
| 四、改革开放时期:八二宪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转变 |
| 五、新时代:2018 年宪法修正案中“国家的根本任务”再丰富 |
| 第三节 “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的基本趋势 |
| 一、从高度意识形态化到淡化意识形态 |
| 二、从内部机械联系到内部有机联系 |
| 三、从纯粹文本规定到注重“国家的根本任务”实现 |
| 四、从经验化到法治化转变 |
| 第四章 “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启示 |
| 第一节 “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社会矛盾是“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的根本动因 |
| 二、政治活动是“国家的根本任务”变化的重要推手 |
| 三、党的指导思想指引“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的方向 |
| 四、社会发展带动“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发展 |
| 五、生态建设丰富了“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内容 |
| 第二节 “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的启示 |
| 一、结合社会背景全面认知“国家的根本任务” |
| 二、“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实现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 |
| 三、积极推动“国家的根本任务”秩序价值的实现 |
| 第五章 我国宪法中“国家的根本任务”实现的理想样态及路径 |
| 第一节 经济层面实现的理想样态及路径 |
| 一、经济高效发展 |
| 二、经济文明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政治层面实现的理想样态及路径 |
| 一、政治高度文明 |
| 二、政治文明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文化层面实现的理想样态及路径 |
| 一、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
| 二、精神文明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社会层面实现的理想样态及路径 |
| 一、社会和谐安定 |
| 二、社会文明的实现路径 |
| 第五节 生态层面实现的理想样态及路径 |
| 一、环保事业稳步推进 |
| 二、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10）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宪法保障（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重要性 |
| 二、确立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行动指南 |
| 三、强化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保证 |
| 四、展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方向 |
| 五、小结 |
四、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D]. 王东红.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2]新时代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D]. 孙雪菲. 辽宁大学, 2021
- [3]什么样的共和国?——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与内涵[J]. 陈明辉. 北大法律评论, 2019(02)
- [4]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D]. 王艳卓. 吉林大学, 2020(01)
- [5]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6]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D]. 王炎. 东南大学, 2019(01)
- [7]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国际法与外国法援引研究[D]. 陈希. 山东大学, 2019(02)
- [8]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D]. 宁凯惠.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9]“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宪法发展及实现路径[D]. 刘玉绰. 甘肃政法学院, 2019(01)
- [10]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宪法保障[J]. 公丕祥.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