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新环保产品寻求合作伙伴（论文文献综述）
王琰[1]（2021）在《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消费行为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空气污染、能源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如何实现循环经济模式,以使得人类社会更具有可持续性。产品处置是其中的热点研究问题,目前关于产品处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侧的设计和制造实践,而忽视了对需求侧的消费者产品处置的充分研究。与此同时,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对处置环节的探索也相对不足。消费者行为涉及到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使用和使用后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决策过程。其中,使用后阶段的行为主要体现为对产品的处置,产品的具体处置方式包括回收、捐赠、丢弃和转售等。这些行为和意图是促进积极的环境影响的重要因素,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策略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消费者的努力。消费者以恰当的方式处置产品对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产品更换决策也至关重要。为了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有关环境和商业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需求侧的消费者产品处置。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商业模式的改变,促进了产品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在这种影响下,消费者的双边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加强,消费者可以更轻松地从产品接受者转换为产品处置者。消费者可以通过转售、丢弃、捐赠或回收来处置产品,但是这些处置方式带来的后续影响却存在差异。直接丢弃通常被认为是最不环保的选择,而回收、捐赠和转售通常被认为是更具可持续性的处置方式。恰当地处置产品对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产品更换决策至关重要。消费者产品处置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激励、影响和控制消费者对产品的处置。尽管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正在兴起,但大多数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或者局限于对某一种具体类型的处置意愿的探讨,缺乏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多种产品处置类型的研究。消费者通常必须在可持续性和其他结果之间进行权衡,在产品处置意愿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目标与其产品处置选择相关。现有研究普遍采用认知的视角来理解消费者的行为,即行为基于信息的寻求并且这一过程通常是由特定目标引导的。特定的目标可以由情境中的潜在的或随机的刺激触发,使相应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强化。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战略性地操纵情境刺激来提高目标的显着性和吸引力,以实现对消费者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产品的引导。目标框架理论关注的是三个特定的焦点目标:规范性目标、享乐性目标和获得性目标。根据目标框架理论,焦点目标的相对强度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它们影响人们关注哪些信息、感知哪些选择,进而影响其行为意愿,因此,目标框架理论关注的三个焦点目标与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密切相关。与以往大部分只探讨单一处置选择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分析了消费者产品处置的四种类型,即回收、捐赠、丢弃和转售。同时从更综合的视角广泛地分析了目标框架理论中三种不同目标的作用机制,并且实现了对目标的操纵和激活。本文探索了不同的焦点目标如何影响消费者的产品处置意愿,即在不同处置方式之间的权衡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通过对大量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整理,本文提出了研究框架。本研究认为,人们对于与焦点目标有关的信息和后果特别敏感。因此,目标会影响他们对替代方案的评估和感知,换言之,人们被目标“框定”了意向和行为。消费者在规范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回收或者捐赠,在享乐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直接丢弃,而在获得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转售。并且规范性目标和获得性目标触发不同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影响产品处置偏好。而享乐性目标是人类目标中最先验的、最本能的,而不是后期社会化的经验所得,所以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其影响是直接的。并且,本研究引入了道德义务感和金钱欲望来作为中介变量、环境知识作为调节变量,来解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通过六个实验验证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发现,目标框架影响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其机制在于不同焦点目标下消费者的产品处置意愿存在差异,规范性目标下消费者更倾向于将产品回收或者捐赠,在享乐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直接丢弃,而在获得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转售。在规范性目标下,消费者个人对道德义务的感知更为强烈,从而提高了对产品的捐赠和回收的意愿。而获得性目标下,消费者更容易追求代表个人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的金钱,刺激了消费者的金钱欲望,从而减少将其免费回馈给社会的意愿,因此,消费者更倾向于转售产品。另外,目标框架和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关系在不同的环境知识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本研究提出了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即与环境知识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相比,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消费者在规范性目标下的道德义务感更强并拥有较高的产品回收意愿以及产品捐赠意愿,在享乐性目标下的产品丢弃意愿较低,在获得性目标下金钱欲望更低并拥有较低的产品转售意愿。最后,本文就研究结论的理论贡献及管理启示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在理论上,本研究丰富了对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产品使用后阶段的研究,将产品处置研究的视角从供给侧延伸到了需求侧,综合考虑了多种目标对多种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并构建了关于消费者产品处置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同时,由于产品处置与产品更换以及企业策略调整密切相关,本研究为管理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延缓或遏制浪费和污染的见解,这对社会福祉的增加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岳蓓蓓[2]（2021）在《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民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期盼的不断攀升,以低碳、节能、环保、循环、健康等为特征的绿色生活方式悄然兴起,以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为特征的绿色消费已经从环境治理的被动需求转化为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主动需求,我国政府为推动绿色消费也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标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保障措施。虽然绿色消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强大的政策支持,但绿色消费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现实困境。由于绿色消费行为的环保效用体验具有时间滞后性,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费者直接观察和感知,如果一段时间内消费者未能体验到绿色消费行为的预期环保效用,消费者就会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困惑、失望等消极情绪以及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当消费者再次面临绿色消费决策时就会产生徘徊、犹豫甚至是拒绝的行为。因此,如何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效用感知、吸引消费者持续而重复地进行绿色消费成为企业开拓绿色市场、获得绿色竞争优势以及开展全方位、多样化绿色营销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绿色消费行为默许为消费者的初次或单次消费行为,聚焦于购前决策过程与影响因素,如人口统计特征、内部心理因素与外部情境因素等,对购后过程以及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鲜有涉及。事实上,绿色重复消费行为会明显有别于初次或单次绿色消费行为,但其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目前尚未明确。消费者首次或之前的绿色消费行为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后续的绿色重复消费行为,尚需理论界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从企业反馈的视角出发探究了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机制,弥补了此前绿色消费领域对反馈效应和购后营销过程考察的不足,同时也丰富了绿色营销战略中的反馈策略研究。本文依据反馈干预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核心构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明晰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构建了以购后价值反馈为自变量、温情感为中介变量、反馈时机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一,并通过实验1、2和3三个实验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1验证了相比于无价值反馈,购后价值反馈显着提升绿色重购意向,且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效果更好。实验2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且温情感在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3再次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即时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进而提升绿色重购意向;延迟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与功能性价值反馈引发的温情感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无显着差异。在得出社会性价值反馈更能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结论后,围绕着企业应该如何设计社会性价值反馈策略这一问题,依据社会比较理论,引入比较反馈这一概念,探讨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以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为自变量、印象管理动机为中介变量、反馈情境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二,并通过实验4、5和6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4验证了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具有交互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绿色重购意向;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无差异。实验5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印象管理动机;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印象管理动机的影响无差异?实验6验证了公开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能激发印象管理动机,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更强;私密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与下行比较激发的印象管理动机均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也无显着差异。通过上述两个研究,本文从企业反馈角度出发,发现并验证了消费者绿色重购意向的产生机制,丰富了绿色消费行为与绿色营销领域购后价值反馈策略的相关研究。研究一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关键概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构建了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确定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这一划分方式,证实了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均会提升绿色重购意向;补充和完善了绿色重购意向中购后情感的研究,揭示了温情感是绿色重购行为中的情感强化机制,厘清了反馈时机是温情感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研究二探讨和解决了在绿色重购行为中社会性价值反馈如何设计的问题,并构建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关系强度视角剖析了上行比较反馈和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发现并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的中介作用,补充和完善了印象管理动机前置因素的研究,确定了反馈情境是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
李清[3]（2021）在《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球经济活动的高速发展,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的问题日益严重。新冠疫情、粮食危机、碳排放等问题再次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浪潮,人与自然如何进一步和谐共生也引发新一轮思考。创业是一把双刃剑,创业活动既可能是环境问题的“肇事者”,也可能成为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关键“解决者”。因此,绿色创业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企业不太可能回到传统经济学观点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企业唯一目标的范式中去,未来商业和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态系统的限制和依赖,明智的企业将选择与环境相关的战略来塑造竞争优势,特别是与绿色有关的低成本和差异化优势——绿色竞争优势。伴随这一趋势,新的环境管理理念促使企业重新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竞争优势获取的途径。绿色创业导向是绿色创业的前提,反映了企业层面积极主动的战略倾向,兼有绿色先动导向、绿色创新导向和绿色风险承担导向的特征。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尽管学者们对绿色创业导向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内容和成果也在不断增多,但对绿色创业导向的理解还远非全面。一方面,先前研究对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关注不足,侧重于考察各独立变量对绿色创业导向的直接影响。然而,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是复杂且多元的,涉及宏观与微观、内部与外部、政治与经济等多个层面,且每个层面之间可能相互影响并存在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较少关注绿色竞争优势。以绿色低成本和绿色差异化为特征的绿色竞争优势是避免企业因环境成本增加而陷入绿色困境的有效手段,然而,鲜有研究探讨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路径机制及边界条件。有鉴于此,本文以绿色创业导向为核心,在理清其概念、维度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为何”以及“如何”的过程视角,围绕“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这一主题,重点开展两项子研究,以试图回答:（1）在内外部政治与经济因素中,哪些因素促进或抑制了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的选择?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的?因素中哪些是必要条件,哪些构成了充分条件?（2）绿色创业导向是否有助于绿色竞争优势的构建?采取何种行动有助于企业从绿色创业导向战略中获得绿色竞争优势?在外部绿色技术动荡的环境下又有何影响?为深入探索上述问题,本文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两项子研究,包括“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研究”（子研究一）以及“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子研究二）。子研究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政治-经济框架理论,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对315份样本案例进行分析,从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消费者及企业三方主体复杂行为逻辑出发,并进一步将政策压力、管理者环境承诺归类为内外部政治影响因素,将消费者环保压力、管理者环保收益意识归类为内外部经济影响因素,进而进行组态配置,探究不同构型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子研究二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和权变理论,根据“导向—行为—结果”的逻辑关系,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335份样本数据进行检验,从企业组织间实践行动及组织内实践行动的战术角度出发,引入绿色供应链学习和绿色创新作为“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竞争优势”路径中的中介解释机制,并检验绿色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绿色创业导向是多因素多重并发的结果,管理者环保收益意识是驱动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进一步验证了追求绿色创业导向与追求其他传统商业战略并没有太大偏离,其核心本质仍是逐利性。第二,引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组态路径有4条,可以归纳为利益驱动型、管理者主导型以及内外协调型三类,这三种类型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即导致企业选择绿色创业导向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不同条件因素的组合可以带来高绿色创业导向。第三,高绿色创业导向与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组态路径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即导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原因与导致非高绿色创业导向原因大不相同。第四,绿色创业导向作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源,对绿色竞争优势有显着的积极影响。第五,作为重要的组织间实践,绿色供应链学习及其维度在绿色创业导向积极影响绿色竞争优势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作为重要的组织内实践,绿色创新及其维度在绿色创业导向积极影响绿色竞争优势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绿色创业导向—绿色供应链学习—绿色创新—绿色竞争优势”的传导路径。第六,绿色技术动荡负向调节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以及绿色创新及其维度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但绿色技术动荡在绿色供应链学习与绿色竞争优势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不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动荡负向调节了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在廓清绿色创业导向内涵、特征的基础上,针对制造业企业所处行业特点,一方面,从利益相关者压力以及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组合视角,挖掘驱动绿色创业导向的前因条件,以及不同驱动因素间的多重联动作用,分析促进和抑制绿色创业导向的核心条件、边缘条件及其路径组态,丰富了绿色创业导向的理论成果,扩展并深化了绿色创业理论。另一方面,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和权变理论,构建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理论框架,探索并验证绿色供应链学习及绿色创新的中介效用,以及绿色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揭示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竞争优势”发展与转化的“黑箱”,有助于深化绿色创业导向的科学认识,拓展并丰富绿色创业管理理论。本文对驱动我国高水平绿色创业导向,构筑企业绿色竞争优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建斌[4]（2021）在《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治理机制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研究的“黑箱”,对其构成要件和工作策略等机理问题分析则是打开“黑箱”看到机制工作画面的钥匙。中共十九大以后,我国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理念的提出为解决日益复杂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成为我国应对长期性、全局性、复杂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思路,也成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生态环境共治机制这只“黑箱”内部结构如何?其机理如何运行?如何进行机制有效性判定?这些都是当前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研究以上述问题为导向,首先着力于“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新理念下的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相关问题分析:一是对跨域环境治理、环境多元治理及环境治理模型机制等方面现有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发现研究者将跨域和协同融合上升为环境多元共治理论方面研究比较匮乏,对多元共治机理过程分析渗入的经济学思考较少,从经济机制设计层面对环境治理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鲜有发现;二是对环境治理理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研究的理论支撑价值进行了分析,发现已有的环境治理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多元共治分析提供部分理论支撑,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范式能够为我国环境治理新理念的机制化表达和解构提供较好思路;三是对新阶段环境治理机制选择和判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出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必然转向多元共治的基本判断,在准确识别政府、企业、公众关系的基础上,将环境治理新理念下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解构为政府引导机制、企业履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接着,研究将“跨域”作为具体研究背景,涵盖了政府引导机制中政府所跨越的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企业履责机制中企业所跨越的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公众参与机制中公众所跨越的中央政府域和地方政府域;将“治理”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刚性干预到柔性干预的思维变革进行剖析,对被动履责到主动履责的转向进行求证,对缺席治理到参与治理的实践进行探索;将“机制”作为研究的关键核心,对现行的单一环境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对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进行判定,对环境治理新理念如何机制化表达和解构进行详细深入分析。在政府引导机制分析当中,研究从“公共物品——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引导”的理论逻辑方向切入,分析了跨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背景下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理,引入委托代理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方向讨论了政府对企业最优激励合同设定问题,发现在更接近于现实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当政府能够观测到影响企业运行环境的外生变量,且当外生变量影响企业低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与企业高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的比（似然率）时,外生变量应被写入激励合同。在企业履责机制分析中,研究将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置于市场运行过程中进行分析,将矫正调整因素加入到传统市场运行过程中,从跨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的背景下分析企业履责动因,设立“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分析了市场运行中企业履责博弈情况,发现在政府介入（规制与引导）既定的情况下,博弈总能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在公众参与机制分析中,研究探讨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从跨中央政府域和跨地方政府域的背景分析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指出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并在“合作期望”的条件下分析了“公众——政府”环境治理演化博弈过程,发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最后,研究对“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进行了适度评价和深一步拓展。将企业作为利益目标比较的关键主体,依据企业与政府比较、企业与公众比较的思路来审查结果是否和解构分析中的结果相一致,再选择从完全显示到参数传递、二维信息、一维信息逐层比对的原始但却有效的方式来判定信息有效性,发现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的要求都是可以实现的。在对解构得出的环境治理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拓展时,比较了不同领域问题的本质是否相同,回答了“为什么能够一般化”的问题,进而依据“系统环境实现代言人政治压力均衡、信息交互有效维度最低、各主体行为利于社会总福利目标实现”的三个标准要求,提出了用来解决类似领域治理问题的“系统环境——信息交互——主体行为”多层嵌入的一般化理论工具。据此,形成了一些适用于中国语境的结论:（1）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的方式可以达到引导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标。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是一个历经演化的动态过程,且会产生杠杆效应,杠杆效应容易促使政府出台科技资源投入相关政策,进而形成资源流向示范,利于扩大科技创新投入供给规模和改善科技创新投入的供给结构,能以政府科技创新投入为杠杆,形成整个社会科技创新投入的集聚,进而实现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的。（2）企业通过自我矫正的方式可以达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企业自我矫正调整通过对市场运行三大要素（价格、竞争、供求）的作用影响来实现,矫正力量改变了价格与供求之间双向循环运动的状态,使得企业作为环境治理过程中市场运行的最重要构成主体,有义务为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买单,有责任为消费者生产出更为环保健康的高品质产品,有动力选择长期生产经营中的“绿色化”模式,进而实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3）公众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可以达到参与环境治理的目标。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合作期望下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察是改变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形成“利益合谋”行为的有效路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的期望状态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实现。（4）“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的环境多元共治机制是有效的。对政府利益目标与企业利益目标关系、企业利益目标与公众利益目标关系考察,可知激励相容标准在相关条件限定下能够实现,对完全显示机制、参数传递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信息维度逐层比较,可知信息有效条件在二维信息空间中能够达到,进而“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可以达到机制有效的基本条件要求（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
杨帆[5]（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如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只有世界各国都积极变革、共同走绿色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才能得到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生态文明的“共同体”责任,揭示出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生态共同体的运行规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路径,能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大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它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造一个追求生态利益、承担生态责任、实现生态共治共享的“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与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迫切需要,更是建设美丽的清洁世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研究,共分七个部分,包括六章以及结论:第一章为绪论。这部分的内容旨在交代问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与述评已有国内外文献成果,在此基础上,明确选题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和具体研究方法,概括选题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概念辨析与内涵解读。本章首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等选题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展开理论辨析;其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相关内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本章在绪论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并确证了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溯源。本部分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生态经济理论两个层面,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所涉及的主要议题,以理论溯源的形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为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本章论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并指出我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践过程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活动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第五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现状分析。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特别点明了我国基于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为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而后对推动实现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第六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对策研究。建设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深刻影响到每个国家的生态福祉。国际社会应积极达成共识,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全球协同治理,进而实现生态合作共赢。本章将从弘扬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理念、形成全球生态协同治理机制、促进全球生态共赢模式、提供中国方案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现路径。论文最后为全文总结。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提炼全文的观点结论。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更是有效遏制并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谭丽霞[6]（2020）在《《环境、安全、职业健康管理手册》翻译报告》文中研究指明在国内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下,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提高对环境、安全、和职业健康的管理（简称EHS管理）,这三方面是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选取《环境、安全、职业健康手册》作为此次翻译实践报告的研究文本,该手册属于管理类文本,具有实用目的强、受众群体明确的特点,因此译文要符合翻译准确专业、逻辑清晰以及语言简洁等要求。在翻译实践中,笔者借助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Trados对原文进行首译,并对其结果进行详细分析,发现机器翻译对原文的衔接手段处理存在诸多错误。针对这些错误,笔者据韩礼德和哈桑衔接手段的分类,并借助英汉语篇对比研究的相关成果,总结英汉衔接手段的异同。笔者首先分析发现机译译文在结构衔接和逻辑连接两个方面存在诸多翻译错误,然后针对这些错误笔者提出了较为切实可行的译后编辑方法,如针对语法结构衔接上的错误,笔者提出通过省略、替换或保留衔接手段等方法在汉语译文中对衔接与连贯加以重构;针对逻辑连接上的错误,笔者提出调整相关关联词、逻辑隐性显性转化等方法来实现其译文逻辑关系上的通顺;此外,还运用部分语序调整等方法,达到译本语篇整体衔接与连贯的顺畅。
张曼婷[7]（2020）在《责任型领导、生态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关系研究 ——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文中研究说明愈加严格的环境法规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监督让更多的企业开始正视自身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的当下,唯有主动实施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创新才能实现企业自身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和共赢。然而现实中,环境法规、社会监督等外力对于推动企业主动实施生态创新的激励有限,企业仍缺乏主动嵌入生态创新的意愿和动机。因此,如何促使企业积极实施生态创新,最小化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共生共赢是研究中需要讨论的重要课题。围绕企业实施生态创新的驱动因素,以往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已有研究缺乏从领导力的视角来考虑影响生态创新的前置因素,尤其忽略了可能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层管理者的领导力属性。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征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行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将责任型领导引入生态创新的驱动模型,尝试从高层管理者领导力这一视角解释促使企业主动实施生态创新的前因。与此同时,生态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也需要从更细分的维度上去验证二者间的关系。鉴于此,本研究沿着“领导力——组织行为——组织结果”的基本思路,在吸收利益相关者理论、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领导力这一全新视角展开对责任型领导、生态创新和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研究并检验了管理自主权在责任型领导与生态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责任型领导的维度构成问题;第二分析责任型领导对生态创新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管理自主权安排下两者关系的变化;第三揭示不同强度的生态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具体地,本研究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系统梳理和掌握了已有研究取得的成果,明确了相关变量的概念、维度、测量以及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关系模型和研究假设。然后基于对208家制造型企业高层领导者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24.0和AMOS23.0软件进行了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扎根研究得出,责任型领导包含关系构建、关系治理和共享导向三个维度,并且三个维度间具有层层递进的紧密联系;（2）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得出:关系构建、关系治理和共享导向均对渐进型生态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关系治理和共享导向均对激进型生态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关系构建对激进型生态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着;渐进型生态创新和激进型生态创新均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激进型生态创新的影响更为显着;（3）通过层级回归分析得出:管理自主权在共享导向与渐进型生态创新、激进型生态创新之间以及关系治理与激进型生态创新之间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对责任型领导、生态创新、企业环境绩效与管理自主权的关系研究,本研究将领导力因素引入生态创新的理论模型,拓宽了生态创新前因研究的理论视角的同时也延伸了责任型领导在组织创新领域中的应用;有关责任型领导的扎根研究则推进了责任型领导在国内组织背景下的理论研究;同时研究考虑管理自主权这一边界条件丰富了生态创新与责任型领导间关系的理论成果,也扩展了管理自主权这一调节机制在企业层面的研究成果。此外,研究的理论成果更好地指导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实践,促进企业重视提升管理者的责任型领导水平,强化自身生态创新能力,并注重在此过程中对管理自主权的灵活运用和把握。
张堂云[8]（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刘旭旭[9]（2019）在《市场导向与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和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绿色消费逐渐兴起。因此,企业仅依靠低成本和高质量已很难取得持续竞争优势,而产品或服务的绿色环保性逐渐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企业想要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就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对外关注客户与竞争对手动向,对内各部门互相合作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提升客户价值,而且还需要时刻关注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及时根据竞争强度的变化调整企业战略,积极开展绿色供应链整合以寻求更多的方式和途径与合作伙伴进行协作提高企业绩效。本研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研究市场导向的三个维度（客户导向、竞争对手导向与跨部门协调）对两种类型企业绩效（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以及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中介效应和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市场导向、绿色供应链整合、企业绩效和竞争强度等变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本研究基于广东、江苏等五个省份264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在对调查数据进行无应答偏差、共同方法偏差分析以及信度与效度检验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ping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市场导向的三个维度均对绿色供应链整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两种类型企业绩效都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对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互补的中介效应;（3）竞争强度对客户导向与绿色供应链整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竞争强度对绿色供应链整合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更全面的理解市场导向、绿色供应链整合、竞争强度以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1）区分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导向的三个维度对两种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丰富并细化了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2）明晰了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中介效应,揭示了不同维度的市场导向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3）明确了竞争强度对不同维度的市场导向、绿色供应链整合与不同类型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揭示了市场导向-绿色供应链整合-企业绩效的链条发挥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
李玲菲[10]（2019）在《欧莱雅（中国）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绿色文化传承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很多化妆品企业处于政府对环境政策增多且执行力度加强同时行业内部竞争逐步激烈,消费者对产品环保需求增加的环境中,希望通过改善环保责任履行状况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绩效。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国化妆品企业很少具有强大的环保实力且在积极履行环保责任的,而进入国内市场的外国企业则相反。企业环保责任履行能否得到提高跟很多因素相关。企业绿色文化作为一个主动助力因素,能够通过传承提升内部共同环保意识,规范、激励环保生产行为,促成绿色生产活动,完成绿色环境创建和绿色活动的举办,从而更有效改善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因此,企业绿色文化与和环保责任履行的提升息息相关。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组织认同理论、企业声誉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进行文献评述。由于日益增长的环境责任履行以及绿色文化对环保的作用,导致了企业必须注重内部的绿色文化,并且企业文化和个人价值观匹配度影响企业绩效,文化通过传承提高两者匹配度改善环保绩效。紧接着本文阐述了企业传承绿色文化影响环境责任履行的具体路径,从精神层次、制度层次、行为层次、物质层次四个文化层次分别分析了传承绿色文化提高环保责任履行的路径。本文尝试采用欧莱雅（中国）主动履行环保责任做例证。发现企业绿色文化是其积极履行环保责任的根本原因,并且通过传承不同层次的绿色文化,利用社会交换原理促进企业绿色文化与员工价值观之间形成良好的匹配实现企业环保行为落实。最后通过对欧莱雅环保目标的完成效果和市场中的知名度、销售额增速、市场份额、成本变化两个方面来综合评价欧莱雅履行环保责任的成果,得到欧莱雅（中国）的企业绿色文化有利于企业环保和市场效果提升的贡献结果。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我国化妆品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有所启示。
二、最新环保产品寻求合作伙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最新环保产品寻求合作伙伴（论文提纲范文）
（1）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设计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消费者产品处置 |
| 2.2 目标框架理论 |
| 2.3 道德义务感 |
| 2.4 金钱欲望 |
| 2.5 环境知识 |
| 第3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研究框架的设计 |
| 3.2 理论推演与研究假设 |
| 3.3 研究假设汇总 |
| 第4章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1 实验一: 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 |
| 4.2 实验二: 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 |
| 4.3 实验三: 金钱欲望的中介作用 |
| 4.4 实验四: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Ⅰ) |
| 4.5 实验五: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Ⅱ) |
| 4.6 实验六: 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Ⅲ) |
| 4.7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理论贡献 |
| 5.3 管理启示 |
|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重购行为 |
| 2.1.1 绿色重购行为与意向的概念界定 |
| 2.1.2 绿色重购行为的相关理论 |
| 2.1.3 绿色重购行为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4 小结 |
| 2.2 企业反馈 |
| 2.2.1 企业反馈的内涵 |
| 2.2.2 企业反馈的理论阐述 |
| 2.2.3 企业反馈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2.4 小结 |
| 第3章 研究一:购后价值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3.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3.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3.2.1 购后价值反馈 |
| 3.2.2 温情感 |
| 3.2.3 反馈时机 |
| 3.3 假设推演 |
| 3.3.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 |
| 3.3.2 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3.3 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3.4 研究模型一 |
| 3.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3.4.1 前测 |
| 3.4.2 实验1: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3.4.3 实验2: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4.4 实验3: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4.5 研究一结果讨论 |
| 第4章 研究二: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4.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4.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4.2.1 比较反馈 |
| 4.2.2 关系强度 |
| 4.2.3 印象管理动机 |
| 4.2.4 反馈情境 |
| 4.3 假设推演 |
| 4.3.1 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作用 |
| 4.3.2 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3.3 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3.4 研究模型二 |
| 4.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4.1 实验4: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 |
| 4.4.2 实验5: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4.3 实验6: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4.4 研究二结果讨论 |
| 第5章 结论与讨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1.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1.2 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5.2.1 理论贡献 |
| 5.2.2 管理启示 |
| 5.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5.3.1 研究局限 |
| 5.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维度及测量 |
| 2.1.1 绿色创业导向的起源 |
| 2.1.2 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 |
| 2.1.3 绿色创业导向的维度与测量 |
| 2.1.4 小结 |
| 2.2 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 |
| 2.2.1 企业外部因素 |
| 2.2.2 企业内部因素 |
| 2.2.3 小结 |
| 2.3 绿色创业导向的作用结果 |
| 2.3.1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2 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
| 2.3.3 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
| 2.3.4 小结 |
| 2.4 本章总结 |
| 第3章 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相关理论与变量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政治-经济框架理论 |
| 3.2.3 政策压力 |
| 3.2.4 消费者环保压力 |
| 3.2.5 管理者环境承诺 |
| 3.2.6 管理者环保收益意识 |
| 3.2.7 小结 |
| 3.3 模型构建 |
| 3.3.1 政策压力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3.2 消费者环保压力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3.3 管理者环境承诺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3.4 管理者环保收益意识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3.5 研究模型 |
| 3.3.6 小结 |
| 3.4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3.4.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3.4.2 变量测量 |
| 3.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4.4 定性比较分析(QCA) |
| 3.4.5 变量校准 |
| 3.4.6 小结 |
| 3.5 QCA运行结果及分析 |
| 3.5.1 必要条件分析 |
| 3.5.2 组态分析 |
| 3.5.3 稳健性检验 |
| 3.6 结论与讨论 |
| 3.7 本章总结 |
| 第4章 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相关理论与变量 |
| 4.2.1 自然资源基础观 |
| 4.2.2 权变理论 |
| 4.2.3 绿色竞争优势 |
| 4.2.4 绿色供应链学习 |
| 4.2.5 绿色创新 |
| 4.2.6 绿色技术动荡 |
| 4.2.7 小结 |
| 4.3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4.3.1 理论框架 |
| 4.3.2 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 |
| 4.3.3 绿色供应链学习的中介作用 |
| 4.3.4 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
| 4.3.5 绿色供应链学习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3.6 绿色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 |
| 4.3.7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3.8 小结 |
| 4.4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4.1 问卷设计 |
| 4.4.2 变量测量 |
| 4.4.3 数据分析方法 |
| 4.4.4 预调研 |
| 4.4.5 小结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2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4.5.3 相关分析 |
| 4.5.4 假设检验 |
| 4.5.5 稳健性检验 |
| 4.5.6 研究结果 |
| 4.6 结论与讨论 |
| 4.6.1 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竞争优势有显着的积极影响 |
| 4.6.2 绿色供应链学习的中介作用 |
| 4.6.3 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
| 4.6.4 绿色供应链学习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6.5 绿色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 |
| 4.6.6 绿色技术动荡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7 本章总结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总体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启示 |
| 5.2.1 理论贡献 |
| 5.2.2 管理启示 |
| 5.3 研究局限 |
| 5.4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一调查问卷 |
| 附录2 研究二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单一治理与元治理 |
| 1.2.2 多元治理与多元共治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跨域环境治理研究 |
| 2.1.2 环境多元治理研究 |
| 2.1.3 环境治理模型与机制研究 |
| 2.1.4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治理理论 |
| 2.2.2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
| 2.2.3 理论评述 |
| 3 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机制:转型判定与研究设计 |
| 3.1 现行的单一治理机制分析 |
| 3.1.1 生态补偿机制 |
| 3.1.2 河(湖)长机制 |
| 3.1.3 环境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
| 3.2 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机制的判定 |
| 3.2.1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 |
| 3.2.2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依据 |
| 3.2.3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思路 |
| 3.3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研究设计 |
| 3.4 小结 |
| 4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政府引导机制 |
| 4.1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支撑 |
| 4.2 跨域背景下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 |
| 4.2.1 政府干预企业的方向选择 |
| 4.2.2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 |
| 4.3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参数化模型 |
| 4.3.1 “委托—代理”模型的引入 |
| 4.3.2 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 4.3.3 不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 4.4 小结 |
| 5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企业履责机制 |
| 5.1 市场运行理论的扩展讨论 |
| 5.1.1 传统的市场运行理论 |
| 5.1.2 市场运行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
| 5.2 跨域背景下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机理分析 |
| 5.2.1 环境治理的企业履责逻辑判定 |
| 5.2.2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条件分析 |
| 5.3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博弈分析 |
| 5.3.1 “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设定 |
| 5.3.2 “企业——公众(消费者)”短期博弈 |
| 5.3.3 “企业——公众(消费者)”长期博弈 |
| 5.3.4 “企业——公众(消费者)”均衡评析 |
| 5.4 小结 |
| 6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公众参与机制 |
| 6.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6.1.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 |
| 6.1.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基础 |
| 6.2 跨域背景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分析 |
| 6.2.1 赋权:主体意识与参与自信的培育 |
| 6.2.2 认同:环境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强化 |
| 6.2.3 合作:共同治理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
| 6.3 “公众——政府”环境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3.1 “公众——地方政府”静态博弈过程 |
| 6.3.2 “公众——央地两级政府”博弈的演化稳定均衡 |
| 6.4 小结 |
| 7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评价与拓展 |
| 7.1 评价分析 |
| 7.1.1 关于“激励相容”标准的判定 |
| 7.1.2 关于“信息有效”条件的分析 |
| 7.2 拓展讨论 |
| 7.2.1 对环境共治机制的一般化表达 |
| 7.2.2 对一般化理论工具应用的讨论 |
| 7.3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2.1 政府视角 |
| 8.2.2 企业视角 |
| 8.2.3 公众视角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 |
| 1.2.2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基础的相关研究 |
| 1.2.3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政策实践的相关研究 |
| 1.2.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保护与治理研究的现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基本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1.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 |
|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主要内容 |
| 2.2.1 共同承担 |
| 2.2.2 协同治理 |
| 2.2.3 生态共赢 |
| 2.3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2.3.1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 |
| 2.3.2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可行性 |
| 第三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溯源 |
|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3.1.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
| 3.1.2 西方人类中心论 |
| 3.1.3 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 |
| 3.2 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来源 |
| 3.2.1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 |
| 3.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 |
| 4.1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基础 |
| 4.1.1 构建生态文明政策制度体系 |
| 4.1.2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 |
| 4.1.3 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 |
| 4.1.4 建立中国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
| 4.2 参与国际生态保护与治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 4.2.1 致力于全球环境污染治理 |
| 4.2.2 参与国际生态环境保护 |
| 4.2.3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 4.3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生态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
| 4.3.1 搭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合作平台 |
| 4.3.2 主动开展国际多边合作 |
| 4.3.3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日益成熟 |
| 4.3.4 积极开展生态援外培训 |
| 第五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现状透视 |
| 5.1 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成就 |
| 5.1.1 初步形成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模式 |
| 5.1.2 在国际生态治理中显现中国姿态 |
| 5.1.3 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生态合作 |
| 5.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的挑战 |
| 5.2.1 全球生态合作理念尚未完全构建 |
| 5.2.2 全球生态环保顶层设计不合理 |
| 5.2.3 生态共赢模式没有有效建立 |
| 5.2.4 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智慧没有充分展现 |
| 第六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对策 |
| 6.1 弘扬全球生态协同治理理念 |
| 6.1.1 呼吁全球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
| 6.1.2 引领各国协商共渡危机 |
| 6.1.3 树立一致的生态保护目标 |
| 6.2 完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顶层设计 |
| 6.2.1 开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调查 |
| 6.2.2 进行科学全球生态保护规划 |
| 6.2.3 实行全球范围的生态保障措施 |
| 6.3 构建生态合作共赢导向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模式 |
| 6.3.1 形成各个国家的生态合作联动效应 |
| 6.3.2 发挥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合作优势 |
| 6.3.3 推动生态治理体系法治化 |
| 6.4 提供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6.4.1 完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
| 6.4.2 总结中国绿色发展模式的特征 |
| 6.4.3 贡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环境、安全、职业健康管理手册》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
| 1.2 Research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
| 1.3 Structure of the Report |
| Chapter Two DESCRIPTION OF TRANSLATION PROCESS |
| 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 |
| 2.1.1 Stylistic analysis of textual features |
| 2.1.2 Types of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
| 2.1.3 Theoretical basis |
| 2.1.3.1 Studies on post-editing |
| 2.1.3.2 Studies on cohesion theory |
| 2.2 Translation Process |
| 2.3 After-translation Management |
| Chapter Three CASE ANALYSIS |
| 3.1 PE for MT Errors in Structural Cohesion |
| 3.1.1 PE for MT errors in reference |
| 3.1.2 PE for MT errors in ellipsis cohesive devices |
| 3.1.3 PE for MT Errors in substitution cohesive devices |
| 3.2 PE for MT Errors in Logical Conjunction |
| 3.2.1 PE for MT errors in additive conjunction |
| 3.2.2 PE for MT errors in adversative conjunction |
| 3.2.3 PE for MT errors in causal conjunction |
| 3.2.4 PE for MT errors in temporal conjunction |
| Chapter Four CONCLUSION |
| 4.1 Major Findings |
| 4.2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Ⅰ:Alignment of the Original, the MT Output and the Translation |
| Appendix Ⅱ:Glossary |
（7）责任型领导、生态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关系研究 ——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责任型领导的相关研究 |
| 2.1.1 责任型领导的概念内涵 |
| 2.1.2 责任型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
| 2.1.3 责任型领导的影响因素 |
| 2.1.4 责任型领导的作用结果 |
| 2.2 生态创新的文献计量分析 |
| 2.2.1 样本与方法 |
| 2.2.2 描述性分析 |
| 2.2.3 共被引分析与知识基础 |
| 2.2.4 关键词共现分析与研究热点 |
| 2.3 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1 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内涵 |
| 2.3.2 企业环境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
| 2.3.3 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4 管理自主权的相关研究 |
| 2.4.1 管理自主权的概念内涵 |
| 2.4.2 管理自主权的维度与测量 |
| 2.4.3 管理自主权的影响因素 |
| 2.4.4 管理自主权的作用结果 |
| 2.5 相关研究述评 |
| 3 责任型领导结构维度探索——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1.1 研究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 |
| 3.2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
| 3.2.1 开放性编码 |
| 3.2.2 主轴性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1 责任型领导概念模型 |
| 3.3.2 现有责任型领导结构维度的比较分析 |
| 4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模型构建 |
| 4.2 研究假设提出 |
| 4.2.1 责任型领导与生态创新 |
| 4.2.2 生态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
| 4.2.3 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
| 4.2.4 假设汇总与关系模型 |
| 5 问卷设计与小样本测试 |
| 5.1 变量定义与问卷设计 |
| 5.1.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
| 5.1.2 各变量的问卷设计 |
| 5.2 小样本测试 |
| 5.2.1 小样本取样及数据描述 |
| 5.2.2 小样本数据检验 |
| 5.2.3 初始测量量表的修正 |
| 6 数据收集、描述和变量结构分析 |
| 6.1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6.2 样本数据描述 |
| 6.3 变量结构分析 |
| 6.3.1 问卷信度分析 |
| 6.3.2 问卷效度分析 |
| 6.3.3 模型拟合与检验 |
| 6.3.4 共同方法偏差 |
| 7 假设检验 |
| 7.1 相关分析 |
| 7.2 假设检验 |
| 7.2.1 结构方程 |
| 7.2.2 回归分析 |
| 7.3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8.1.1 责任型领导维度划分 |
| 8.1.2 责任型领导对生态创新的影响 |
| 8.1.3 生态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 |
| 8.1.4 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
| 8.2 理论贡献 |
| 8.3 管理启示 |
| 8.3.1 促进企业重视提升管理者的责任型领导水平 |
| 8.3.2 推动企业强化生态创新能力 |
| 8.3.3 提高企业对管理自主权的认识和把握 |
| 8.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扎根研究所选41家企业的基本信息 |
| 附录2 问卷调查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9）市场导向与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2.1 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2 市场导向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影响 |
| 2.3 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4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中介作用 |
| 2.5 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变量的度量 |
| 3.1.1 市场导向的度量 |
| 3.1.2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度量 |
| 3.1.3 企业绩效的度量 |
| 3.1.4 竞争强度的度量 |
| 3.1.5 控制变量的度量 |
| 3.2 调查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3.2.1 问卷设计 |
| 3.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3.3 问卷回收与样本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4.1 无应答偏差与共同方法偏差 |
| 4.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4.2.1 信度检验 |
| 4.2.2 效度检验 |
|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研究假设检验 |
| 4.4.1 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检验 |
| 4.4.2 市场导向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作用检验 |
| 4.4.3 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检验 |
| 4.4.4 绿色供应链整合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4.5 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对策与建议 |
| 4.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欧莱雅（中国）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绿色文化传承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企业绿色文化界定及维度划分 |
| 1.4.2 文化传承的界定 |
| 1.4.3 企业绩效的界定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组织认同理论 |
| 2.1.3 企业声誉理论 |
| 2.1.4 社会交换理论 |
| 2.1.5 理论框架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2.2.2 企业绿色文化与环境责任履行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2.3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企业传承绿色文化对环境责任履行的机理分析 |
| 3.1 企业传承绿色文化对环境责任履行的重要性 |
| 3.1.1 绿色文化与环境责任履行的关系 |
| 3.1.2 绿色文化传承改善环境责任履行的作用 |
| 3.2 企业传承绿色文化促进环境责任履行的路径分析 |
| 3.2.1 加大培训投资,提升内部共同环保意识 |
| 3.2.2 投资环保管理费用,推动员工绿色活动和环保信息披露 |
| 3.2.3 重视企业绿色行为投资,促成绿色生产 |
| 3.2.4 持续投资绿色形象,完成绿色活动和环境创建 |
| 3.3 企业履行环保责任对企业的影响效果分析 |
| 3.3.1 改善环境绩效 |
| 3.3.2 提升财务绩效 |
| 3.3.3 维护品牌价值 |
| 第四章 案例公司选择分析 |
| 4.1 化妆品行业分析 |
| 4.1.1 化妆品行业市场竞争激烈,环保需求增加 |
| 4.1.2 化妆品行业环保政策屡屡出台,环保压力增加 |
| 4.2 案例公司简介与选取原因分析 |
| 4.2.1 欧莱雅(中国)简介 |
| 4.2.2 环境责任履行情况 |
| 4.2.3 案例选择原因 |
| 第五章 欧莱雅(中国)传承绿色文化对环境责任履行影响分析 |
| 5.1 重视绿色精神层投资,形成整体环保意识 |
| 5.2 持续绿色制度层投资,规范企业环保行为 |
| 5.2.1 完善绿色制度,约束和激励环保行为 |
| 5.2.2 增设环保研发组织,提供人力保障 |
| 5.3 加强绿色行为层投资,引导内部环保行为效仿 |
| 5.3.1 扩大环保研发投入,形成环保产品和包装 |
| 5.3.2 加强采购环保管理,改善绿色物流 |
| 5.3.3 增设环保建筑设备,推动绿色生产 |
| 5.4 维持绿色物质层投资,获取员工环保行为回馈 |
| 5.4.1 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获得绿色环境回馈 |
| 5.4.2 增加环保活动支出,开展多类环保活动 |
| 第六章 欧莱雅(中国)履行环境责任效果评价 |
| 6.1 环境绩效评价 |
| 6.1.1 企业2020年环保目标 |
| 6.1.2 企业2017年环保成果基本完成2020年目标 |
| 6.2 财务绩效评价 |
| 6.2.1 销售额增速跑赢市场 |
| 6.2.2 经营成本降低 |
| 6.3 品牌市场表现评价 |
| 6.3.1 品牌知名度始终位于前列 |
| 6.3.2 市场份额稳定保持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提高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相关建议 |
| 7.2.1 企业应该树立企业绿色文化 |
| 7.2.2 企业应当采用合适手段,推动高管传承企业绿色文化 |
| 7.2.3 企业应当增强员工绿色文化认同,将企业绿色文化渗透到员工行为中 |
| 7.2.4 企业应加强与组织环保合作,使双方都获利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最新环保产品寻求合作伙伴（论文参考文献）
- [1]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琰. 吉林大学, 2021(01)
- [2]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岳蓓蓓. 吉林大学, 2021(01)
- [3]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D]. 李清. 吉林大学, 2021(01)
- [4]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D]. 郭建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D]. 杨帆. 吉林大学, 2020(02)
- [6]《环境、安全、职业健康管理手册》翻译报告[D]. 谭丽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07)
- [7]责任型领导、生态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关系研究 ——管理自主权的调节作用[D]. 张曼婷. 浙江理工大学, 2020(02)
- [8]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市场导向与绿色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刘旭旭.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2)
- [10]欧莱雅（中国）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绿色文化传承视角[D]. 李玲菲. 苏州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