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考古发现谈中原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苏静[1]（2021）在《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重要一页。地处西北偏僻之隅的秦人,不断奋斗东进而逐步统一中国,开启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新纪元。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不断发现,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呈现出序列化、体系化的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依然处于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影响其遗产价值的释放。本文以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其整体性保护与展示方法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比类似的文化遗产概念,分析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集群特征,将其称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并基于其历史、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运用文化遗产“关联性”概念,揭示其集群空间格局与整体关联机制。其次,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维度,凝炼其整体价值内涵,并以此架构其价值体系。再次,针对其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运用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其整体关联性和整体价值研究,在阐释整体价值目标下,初步建构其保护和展示体系。本文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结论,首先揭示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遗址片区-遗址整体”层级构成及其“功能性关联”、“文化性关联”和“历史性关联”机制。其次,凝炼出其“见证统一国家创立过程”、“形成古代国家发展完整实物链”、“反映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秦文化核心”四项整体价值内涵。再次,初步建构了以“建立遗址体系信息库和管理平台”、“构建保护规划体系”为保护程序,遗址体系的“价值体系认知方法”、“完整性认知及评估方法”、“保护区划划定方法”为保护方法,“遗址点纳入制度”、“保护总体规划制度”、“联合管理制度”等为保护制度,并以“精准补充、注重关联和勘察环景”考古研究建议、“国-省-市/县”分级保护、“特区-分区-园区”分类保护、整体立法保护为保护建议的整体性保护体系。最后,建构了以“制度之始”、“国家之成”、“民族之基”为阐释主题,以“点-面-线”多层主题叙事结构为阐释框架,并以“建立阐释与展示总体规划制度、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融媒体平台”为整体连贯强化措施的整体性展示体系。本文研究的创新体现在运用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揭示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针对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建立了其整体保护策略集成框架,构建了其多层级主题叙事型阐释框架,实现了秦崛起及统一历史进程的完整阐释。同时,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类型及地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从碎片化、分散化状态,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姜亚飞[2]（2021）在《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文中指出西周时期是我国玉文化的高峰,也是玉礼发展的重要阶段。《论语·八佾》中孔子曾感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玉器出现在西周社会活动中的赏赐、祭祀、朝聘、丧葬、交易等方方面面,成为西周贵族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材料为基础,同时结合考古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器材料,从玉器的赏赐、相见礼中的赠玉、玉器的交易、掠夺等西周社会用玉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探讨了西周时期玉器的使用和流通情况。西周时期盛行各类赏赐活动中,而玉器为赏赐物中的重要门类。赐物中包含玉器的赏赐活动主要为册命礼、飨礼和军功赏赐。通过对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梳理,本文对册命礼赏赐玉器中常见的瓒的定名、瓒与圭瓒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根据传世文献对“瓒”与“圭瓒”的描述、“瓒”字字形结构、“瓒”字与“裸”字的辨别,同时结合洛阳北窑西周墓、滕州前掌大墓地及鹿邑长子口墓中的玉柄形器出土情况,认定金文中的“瓒”即为考古学材料中的玉柄形器,玉柄形器是裸玉的一种。在确认“瓒”为玉柄形器的基础上,探讨“瓒”和“圭瓒”二者的关系。“瓒”和“圭瓒”在金文中存在着前后交替的现象,从这一现象入手,本文认为其与发生于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相关。礼制改革虽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从玉柄形器（瓒）在西周中晚期后的种种变化可以证实改革的存在。在西周中晚期后周人开始形成自己的祭祀体系,圭瓒便在此时出现。另对目前学界中认为存在“璋瓒”、“璜瓒”等字的青铜器铭文的重新审视,可知这些器铭均不见明确的“璋瓒”二字。整个西周时期只见“瓒”与“圭瓒”,而不见“璋瓒”。西周时期的军功赏赐不以赐玉为通例。在西周中晚期礼制改革之后,周王对军功卓着的将领赐以圭瓒,高等级贵族也可以赐予臣属圭瓒。圭瓒和文献中记载的“命圭”二者有别,圭瓒是祭器,是裸礼中的裸玉,命圭则是周王赐予的具有符信作用的玉器。西周中晚期礼制改革也使飨礼和宾礼中赐（赠）物发生变化,在西周早期多用贝、金,到西周中晚期以后则以玉器与马匹等物品为主。以玉器代替贝、金作为赏赐及宾赠用品或与西周中期周王室与南国诸夷关系的恶化有关,但根源还是在于周王对贵族施行以“恩惠换忠诚”的笼络方式。另飨礼赐玉玉器数量多见“某”瑴,具体数量虽未有定数,但已经显示出等级差别。飨礼中对年长者的酬币较为丰厚,体现出飨礼的敬老之义。西周时期贵族相见时的贽见、觐礼、宾礼及聘礼中涉及到大量用玉行为。据金文可知,赠玉种类、所用宾赠动词也会因赠送对象不同而发生改变。另通过对霸伯盂铭文中“瓒”和“馈”字的释读,使得器铭中所记载的西周时期的聘礼的具体仪节及用玉情况得以明晰,据霸伯盂铭文,霸伯在聘享礼结束后对天子使者伯考举行过宾礼、飨礼和食礼,赠玉丰厚。玉器的交易行为鲜见于文献记载,本文通过金文中两则玉器交易事例中玉器器类及交易方式的研究推论整个西周时期玉器可以私下交易,但玉器交易并不是普遍行为,交易的目的更多是出于礼仪活动的需要。玉器交易方式也并非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但到了西周中晚期,土地开始成为玉器交易中主要的交易对象。另西周时期玉器的掠夺行为只见于周初对商人玉器的掠夺,虽然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充斥于整个西周时期,但不见掠夺的记载。本文通过对目前公布的西周时期墓葬材料整理,在对玉器形制、纹饰等方面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共辨识出260件来自于史前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和商代的玉器。通过对这些遗玉出土背景的考察可知其大多出自西周早期和西周晚期及以后的姬姓高等级贵族墓。另通过一些遗玉的出土位置可知在一些墓葬中墓主已经有意识的将遗玉与时玉进行区分。本文所辨识出的遗玉大多来自周初克商所得,但也见本地流传和墓主竭力收藏而来。另从芮国墓地和虢国墓地均见的“小臣系”刻铭玉器这一现象入手,笔者通过对虢国墓地M2009和芮国墓地M26两位墓主的身份分析并结合《左传》中的相关记载,推测并论证芮国墓地所出的“小臣系”玉戚当是虢国聘问所赠。
董莉莉[3]（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杨岐黄[4]（2020）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玉璧贯穿了我国古代玉器发展的全过程,是古代玉器发展演变及玉文化滥觞繁盛的实践者与见证者,在玉文化的发展演变及考察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玉璧承载了近万年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伦的观察,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生死观、伦理观、等级观、价值观等意识观念,可以说玉璧的演变史就是古代玉文化发展的缩影。本文以全国范围内新石器至汉代的考古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玉璧为对象,兼以部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征集、采集标本,以时代为序,从形制、制作工艺、使用、功能等几个方面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玉璧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厘清玉璧在形制、制作工艺、功能、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玉璧的起源、定名、所蕴含的观念等相关问题进行多维思考与探讨。玉璧的形制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经历了数次演变,大型圆璧逐渐成为主要玉璧种类,多孔璧及其他造型的单孔壁,如牙璧、璜联璧、有领璧等衰落。纹饰璧替代素面璧成为玉璧主要类型。玉璧的形制变化逐步由器物形态的差异,转变为玉璧纹样的差异。玉璧在出现伊始的制作方式承袭新旧石器时代石器加工方法。切割、管钻技术的应用,是玉璧制作的第一次技术提升,为玉璧的量化、器形规范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两种制作技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该还有赖于旋转工具的辅助。春秋时期铁质砣具的出现与使用是玉璧的制作又一次技术提升,从技术层面促成了东周时期及汉代玉璧的大量出现,纹饰玉璧比例的大幅提高,并且纹样更为丰富、复杂。璧的出现基于先民原始的、朴素的对美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观察与模仿。玉璧的概念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与完善,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改变。各时期的流行观念与思想对玉璧的功能衍生与转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玉璧的使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使用制度与等级制度在西周时形成,并在汉代完备。璧的承载形式逐渐多样化,玉璧的地位也随着时代与功能的改变而得到逐步提升。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可将这一阶段玉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是玉璧的起源及定型阶段,规范玉璧的形制;第二阶段为商周时期,是玉璧的延伸发展阶段,规范玉璧的功能;第三阶段为汉代,是玉璧的鼎盛发展阶段:玉璧的形制及功能完备。玉璧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政权组织形式的演变,三个发展阶段与我国文明演进的古国、王国、帝国阶段大致相合。玉璧作为被选中的权力象征物,随着社会结构复杂化,接纳、赋予自身更多的功能与意义以适应权力拥有者的需求,在古人对玉器种类不断的摒弃、调整、创新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发展。其背后所蕴藏的动因是玉璧研究的意义所在。
唐由海[5]（2020）在《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营城思想的韧性活力、独特审美和哲学底色,丰富了世界城市发展历史。先秦时期的城市选址,充溢着活跃思潮和丰富实践,是中国营城传统的开启之处,但现有城市选址研究成果集中在主要王朝时期,先秦时期研究鲜有成果报道且不成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的研究,从史学角度还原先秦城市选址营建历史,从文化和技术角度挖掘先秦城市选址的基础性价值、源头价值和多元化价值,以弥补对先秦营城传统的理解不足及其价值对“华夏化”贡献的认识不足,并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早期先民智慧。本文采用阶段式论述结合案例城市分析,梳理了自龙山时代到东周结束约2000余年时间内先秦华夏文明主要地域的城市选址起源、分布、流变、融合的动态历程,以综合性研究为主,并选取作为城市选址重要支撑的技术体系和哲学思想进行专项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先秦华夏城市选址发展历程经历“多源”发育期、“多源”到“一体”期、“一体”到“多元”期三个阶段;提出选址技术体系在先秦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并由“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六方面技术构成,具有“实用理性”特点;发现城市选址受先秦哲学思想影响,并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山水有情的审美观和有为无为的人地观三方面,呈现出“儒道互补”特征,“儒”“道”共同构成了进与退,巧与拙,收与放的矛盾体,形成了华夏选址传统开放、多元、深沉的思想主干和基本线索。
张芮[6]（2020）在《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夏作为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王朝,因史料稀缺又无直接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所以相关的历史在学界争论颇多。但是夏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国早期文明,明晰中国从文明起源过渡到国家阶段的发展历程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夏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都曾参与夏史问题的讨论,詹子庆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詹子庆先生（1937—2019）作为老一辈的先秦史研究者,先秦史学会创始人之一,曾发表了一系列与夏史相关的论着,在夏史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如詹先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就属于夏文化;夏族起源于豫西地区;夏王朝建立后,势力范围逐渐向四周发展,形成豫西、晋南两大中心统治区域,但其势力影响则远超这个范围;夏王朝已具有若干国家特征,如刑法、军队、职官等,故可称为早期国家;夏王朝的物质生产与文化也有较大发展,其中农业、青铜冶铸业、手工业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詹子庆先生的这些观点,基本代表了学界夏史研究的主流意见。除此之外,詹子庆先生的治史方法,如唯物史观、多重证据法、释古、通业意识等,也为学者研究夏史乃至先秦史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通过阅读詹子庆先生的着作、学术论文、书评感悟等,探讨了詹先生关于夏史的一些观点以及相关的治学方法。并通过对詹子庆先生夏史研究的梳理,一方面丰富和扩展了国内夏史乃至先秦史研究学术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借助对詹先生夏史研究方法的总结,折射出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门径,为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借鉴。
潘润[7]（2020）在《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且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价值,其自身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使是在战国时期结束后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秦末汉初,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在战国时期的东方小国中,鲁、宋、郑、越作为影响较大的诸侯国,其兴衰过程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章首先讨论鲁国三桓在全面掌握政权的大背景下,于战国初期通过驱逐鲁哀公实现“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从而权势达到顶峰的过程,并基于此比较了战国早期特定时代背景下鲁国的政治变迁与齐、晋等国的异同。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战国早中期之交三桓之所以衰微、鲁穆公又能恢复公室,鲁国自身原因在于周代礼制于鲁国的强大惯性,外部原因则是田齐对三桓根据地的攻击削弱了三桓的力量。鲁穆公恢复公室权力后参与到“三晋伐齐”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又影响了战国早期剧烈的时代变革。第二章讨论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变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考证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权更替事件“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其原因是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论文同时讨论了郑国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的“太宰欣取郑”政权更替事件的过程、影响,认为“太宰欣取郑”发生的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在郑国的兴起,以及三晋、楚国争霸过程中插手郑国内政。此外,论文由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讨论了宋、郑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特别是其中两场决战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的巨大影响。论文认为“宋郑之间有隙地”和三晋、楚国集中力量对“隙地”的争夺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的战略新特点。第三章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过程,指出这决定了战国中期郑国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韩灭郑并迁都新郑又使郑国继承了“四战之地”位置,这也决定了后来韩国在战国历史中的发展走向。本章还把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与“子南氏取卫”进行比较。论文认为“戴氏取宋”系新兴政权,此与“子南氏取卫”从而变成大国附庸有本质的不同。论文由“鲁酒薄而邯郸围”这样的古谚,指出这恰恰说明战国中期鲁国在齐、魏、楚争战中特别是齐魏桂陵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讨论了越国在经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内乱后,由大国向小国转变并向江东退却的历史进程。论文指出战国中期诸侯纵横中郑、宋、鲁、卫、越等东方小国的自身政治变革和外部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而这又对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讨论了宋王偃的强盛和走向灭亡关键在于战国晚期走向一统的历史大势。战国时期宋国作为小国能够强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乐毅五国合纵伐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论文也讨论了战国时期周王室内乱和二周的兴起对秦统一的影响。认为周天子对洛阳控制力的削弱使得秦国可以更便利地灭周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论文认为春申君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通过对鲁国以及江东的开发,在越、宋、鲁故地构建了楚国的抗秦大后方。战国晚期东方小国的灭亡和故地治理整合,特别是抗秦后方的建立对新的大一统局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由“东南有天子气”的讨论,指出楚国在越、宋、鲁故地的抗秦大后方的构建对秦朝统治的巨大威胁。认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历史记忆是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的重要原因。论文认为战国时期宋国历史和楚、宋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刘邦灭亡秦朝、实现“秦亡汉兴”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指出秦汉时期宋国故地彭城一带开始成为楚地的中心。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鲁国历史和楚、鲁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促成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两种对立政治倾向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越、宋、鲁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秦亡汉兴”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秦末汉初东方对西方胜利的历史偶然性。
杨建伟[8]（2020）在《先秦社会斧钺藏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其中斧钺是我国历史上出现较早的一种生产工具,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出现了最早的砍斫器,在砍斫器的基础上出现了石斧。此后,在新石器时代斧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出了钺以及钺型器等。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玉质斧钺以及夏朝以后出现的青铜斧钺,质地优良、造型精美、纹饰丰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工具,同时也是武器和重要的礼器,是承载礼意的重要礼器。这些不同质地的斧钺,是时人表达自己思想和礼意的重要礼器,和先秦时期的其他礼器一起共同构成了先秦礼乐文明,都是后世礼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先秦斧钺藏礼的研究来看,学界尚需不断加强研究。本文以先秦时期墓葬中随葬的斧钺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将墓葬中出土斧钺、传世文献和先秦社会的“五礼”相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先秦时期斧钺所蕴含的礼意进行全面论述。全文总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根据先秦时期出土的斧钺,探讨先秦社会不同时期斧钺的特征。一方面,对斧钺定名和加以区分。斧一般器体较窄长,无肩,刃平直或略呈弧形。钺一般器体都较宽大,不仅有内,而且有肩,刃向两侧外侈。钺是由斧演化而来的。另一方面,对先秦社会各个时期斧钺特征做总结。夏朝以前,石质玉质斧钺出现并广泛使用,数量较多,但形制不固定,是祭祀和丧葬中比较常见的礼器。夏商时期,石质、玉质斧钺数量先增多后逐渐减少,青铜斧钺出现并在商朝晚期发展到顶峰,不同质地的斧钺形制逐渐固定,成为征伐、刑杀、丧葬和祭祀中常用的礼器。两周以后,墓葬中随葬斧钺数量骤然下降,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零星发现。但随着周礼的出现和完善,斧钺成为征伐、刑杀、仪仗、丧葬、祭祀和朝聘中常用的礼器。第二章,主要根据第一章先秦社会不同时期斧钺的特征,探究斧钺在五礼中蕴含的礼意。仪仗礼中斧钺蕴含威严的礼意,从出土的斧钺来看,各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一些装饰精美的玉质和青铜斧钺都蕴含使用者威严的礼意。用兵礼中斧钺蕴含通神和惩戒的礼意,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一些有彩绘或涂红色色彩的斧钺就被证实具有通神礼意,同时传世文献中有斧钺用于征伐和号令三军的记载,因此斧钺蕴含通神、征伐和惩戒礼意。丧葬礼中斧钺蕴含尊卑等级礼意,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随葬斧钺数量的多少、器形的大小、材质的好坏都是墓主人尊卑等级的直接反映。朝聘礼中斧钺蕴含威严权势的礼意,传世文献中斧钺常被用作天子接待诸侯时放置于天子背后的黼依,用来昭示天子的威严和权势。祭礼中斧钺蕴含通天祭祖的礼意,无论是在大军出征、凯旋或是埋葬死者时,都通过祭祀昭告天地祖先,一方面祈求战事顺利,另一方面也是告慰祖先神灵。第三章,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先秦社会斧钺蕴含礼意的演变。原始社会是斧钺礼意的产生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些装饰精美,涂有彩绘或红色色彩,并被有意放置的斧钺已经初步蕴含了尊卑等级和通神的礼意。夏商时期是斧钺礼意的重要发展期,这一时期随着青铜斧钺的出现并繁荣,一些纹饰丰富、器形硕大的青铜斧钺是使用者军权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逐渐蕴含了通神、惩戒和祭祖的礼意。同时一些装饰精美的玉戚或玉钺,又是重要的仪仗礼器,蕴含权势威严的礼意。两周时期是斧钺蕴含礼意的成熟期,这一时期随着周礼的出现和完善,斧钺在征伐、仪仗、祭祀、朝聘和丧葬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蕴含着通神和惩戒、通天和祭祖、威严权势和尊卑等级等礼意。此外,秦汉以后至元朝以前,斧钺依旧在用兵礼、仪仗礼、丧葬礼等礼仪中有所使用,蕴含着威严、刑杀惩戒和对死者尊敬和怀念的礼意。综上所述,先秦时期斧钺的发展经历了先增多后减少的趋势,而斧钺所蕴含的礼意也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才成熟起来的。根据墓葬中随葬斧钺的数量、器形的大小、材质的好坏等的不同,斧钺被赋予了众多礼意和思想内涵。因此,斧钺具备了通神和惩戒、通天和祭祖、威严权势和尊卑等级等礼意。此外,本文还对秦汉以后斧钺使用情况以及礼意的发展演变作了简单考证。通过初步研究可以发现,斧钺是先秦社会重要的礼器,是当时人们表达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情感的重要载体,对丰富先秦礼乐社会生活有重要意义。
张子旋[9]（2020）在《战国秦汉时期巴族地区带钩研究》文中认为带钩是我国古代先民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配件,是用于束带或佩系物件的一种用具。器形虽小,但它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巴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考古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巴族的带钩,是巴文化的有机组成。出土带钩的考古学文化内涵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通过探究带钩形制装饰等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到文化传播的路径。以带钩的视角能很好的探讨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从战国秦汉时期巴族地区出土的带钩中可以窥见巴文化与外来文化因素交流互动的轨迹。文章从内容上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介绍文章研究源起及意义,总结学术成果,指出研究方法及目的,并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介绍巴族地区带钩的考古发现。搜集巴族地区出土的不同材质带钩,按照地域分布进行梳理。第三部分是对巴族地区带钩进行类型学分析。运用考古类型学分析方法,对巴族地区内出土带钩进行分类研究,明确该地区带钩的类型和特点。第四部分是巴族地区带钩的分阶段研究。在确定带钩年代的前提下,以带钩自身变化为中心,将巴族地区带钩的发展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战国时期,第二阶段为秦汉交际至西汉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时期。第五部分是对巴族地区带钩所见文化内涵分析。巴族地区的带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反映出巴人的信仰文化。同时,从巴族地区带钩的形制特点上也可以看到巴文化与中原文化及楚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第六部分回顾全文,总结战国秦汉时期巴族地区带钩的兴衰演变历程,点明其中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对巴文化发展的影响。
彭杨[10]（2020）在《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文中提出笔者努力架构出楚凤鸟“生长”的历史原境和思想原境,深入探寻楚民族发展的特殊历程及其影响形成的整体民族性格,探析楚人与楚凤那份天然的亲切感,即在时间性与空间性双重视域下审视两者的存在关系,同时荆楚之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楚凤鸟图式的艺术格调。在楚人的思维、观念中楚风楚俗是以巫文化为核心,这是楚凤鸟图像空间转喻、诗意空间隐喻发生状态的内驱力;上古神话系统的图像时空转换使得楚凤鸟艺术创作完全是一种“图画神灵、奇伟诡谲”的神秘形态。楚地孕育出的道家思想及其道家美学则蕴含着一种“道通为一”的审美观照、艺术精神,庄屈美学与楚凤鸟艺术之间既有审美取向的“错位”又有诠释语言的“借用”关系。经过考古遗存图像对比研究,发现楚凤鸟艺术载体的历史物质性潜藏着传统范式,再联系楚民族历史发展来认知传统范式的发生范围。研究楚凤图式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也融入了“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指向也需要‘固本’”的态度;楚凤鸟的视觉图式与精神内涵不仅影响后世及其周边少数民族,也对当代社会与艺术发展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本文从多个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分析楚凤鸟图式的内在文化结构、艺术语言形态及其精神内涵。主要分为五个章节: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课题缘起、意义、课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与空间范畴、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回顾了前辈针对楚国凤鸟所作的相关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第一章先从楚民族的内在构成进行溯源分析,进而展现楚人的特殊历程、文化渊源;基于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二重结构研究分析出楚人与楚凤的存在关系;楚国自然地理环境与楚凤艺术格调内在联系。第二章首先探讨楚国工匠的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影响着楚凤艺术创造,而大体以巫文化、道家思想构建的思想原境也深刻影响着楚凤鸟图像空间和诗意空间的形成,影响着楚凤的审美观照、精神指向以及诠释语言。第三章主要围绕着楚凤鸟图式形态与诗意呈现,论述潜藏的传统范式的往昔范围及其原始认知逻辑,将玉器、青铜器、丝织品、漆器、鸟书归纳成礼仪性与世俗性两类材质载体,分析楚凤鸟的显现状态,更能凸显其时代面貌和艺术风格;其诗意呈现是一种抽象与移情,寻找“始”语言,归纳概括艺术形态的图式类型、样式、特征及其人格“性”变过程。第四章分析论述楚凤鸟精神性认知思考,包括符号的前宗教性与象征性,总结楚凤鸟的原始性精神指向;同时深挖图式艺术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第五章将楚凤鸟艺术进行纵向比较,论述其历史地位,探寻空间传播影响包括周边少数民族的凤鸟发展的历史遗蕴,整理楚凤鸟海外传播与遗存;论述对当代的艺术创造的启示及民族精神塑造的影响。楚人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所表现出的独创性正是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巫风氛围中演绎出“无限与超越”的想象,在先秦理性精神的大时代背景下,楚凤鸟图式艺术创作既有历史传统的重要影响,艺术情思隐含一种原始语言的延续即传统范式,又表现出挣脱传统礼制的惯性思维,沿着艺术创造自身规律发展,楚凤鸟艺术崇尚内美与外美兼修,带有一种幻化般诗意形态。楚凤鸟图式是历史发展的,是楚文化物质性与精神性的集中显现,基于地域区间差异又可将凤鸟图式风格分为“中心性”与“非中心性”的特点。后世凤鸟艺术发展,有内在力量逐渐消减、从神坛下移至人间的发展脉络,通过时空流变的观察和分析探寻楚凤鸟视觉内涵、历史地位、传播影响,并且对当下社会与艺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从考古发现谈中原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考古发现谈中原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 1.1.1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的历史 |
| 1.1.2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
| 1.2 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保存、保护、展示现状和问题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保存、保护与展示现状 |
| 1.2.3 研究对象保护与展示存在的问题及缺失 |
| 1.3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3.1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4.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 |
| 1.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历史研究 |
| 1.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
| 1.4.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研究 |
| 1.4.5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及相关研究 |
| 1.4.6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1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
| 1.5.2 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法 |
| 1.5.3 问题史学方法 |
| 1.5.4 类比、归纳和演绎研究法 |
| 1.5.5 研究框架 |
| 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构成研究 |
| 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概念的提出 |
| 2.1.1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 |
| 2.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概念 |
| 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组成型遗址与关联型遗址 |
| 2.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都邑 |
| 2.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秦公、王、帝陵 |
| 2.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离宫别馆与苑囿 |
| 2.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祭祀处所 |
| 2.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关联型遗址——道路 |
| 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关联机制 |
| 2.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关联机制 |
| 2.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关联机制 |
| 2.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 |
| 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空间格局 |
| 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环景(Setting) |
| 2.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环景 |
| 2.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片区的环景 |
| 2.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环景 |
| 2.6 本章小结 |
| 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研究 |
| 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认知 |
| 3.1.1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价值类型及定义 |
| 3.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内涵认知逻辑 |
| 3.2 相关价值研究综述 |
| 3.2.1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 |
| 3.2.2 秦统一的历史观照 |
| 3.2.3 相关秦文化遗址的价值研究 |
| 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价值 |
| 3.3.1 历史价值:秦崛起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制度、统一国家的创立过程 |
| 3.3.2 科学、艺术价值: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完整经历——形成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完整实物链 |
| 3.3.3 文化价值: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映射——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
| 3.3.4 社会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秦文化核心 |
| 3.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价值 |
| 3.4.1 西垂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2 雍城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3 咸阳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价值 |
| 3.5.1 大堡子山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2 雍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3 咸阳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4 秦始皇陵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认识 |
| 4.1 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的概念发展 |
| 4.1.1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发展脉络 |
| 4.1.2 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衡量标准 |
| 4.1.3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定义层面 |
| 4.1.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完整性”讨论 |
| 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认知 |
| 4.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级 |
| 4.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面 |
| 4.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评估框架 |
| 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评估 |
| 4.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完整性评估 |
| 4.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整体层级的完整性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建构 |
| 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存、保护和管理现状及缺失 |
| 5.1.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存现状 |
| 5.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护管理现状 |
| 5.1.3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管理的缺失 |
| 5.2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的保护经验 |
| 5.2.1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的保护方略 |
| 5.2.2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保护方略 |
| 5.2.3 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的保护方略 |
| 5.2.4 系列遗产、文化线路与美国国家遗产区域保护管理方式的异同 |
| 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构成逻辑 |
| 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程序 |
| 5.4.1 建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信息库和管理平台 |
| 5.4.2 构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护规划体系 |
| 5.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 |
| 5.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的认知方法 |
| 5.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和评估方法 |
| 5.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保护区划的划定方法 |
| 5.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制度 |
| 5.6.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遗址点纳入制度 |
| 5.6.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总体规划制度 |
| 5.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联合管理制度 |
| 5.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建议 |
| 5.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考古研究建议 |
| 5.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级保护建议 |
| 5.7.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类保护建议 |
| 5.7.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整体立法保护建议 |
| 5.8 本章小结 |
| 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建构 |
| 6.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概念、原则和内容 |
| 6.1.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定义与辨析 |
| 6.1.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原则 |
| 6.1.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内容 |
| 6.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方法 |
| 6.2.1 文化遗产阐释规划的编制 |
| 6.2.2 文化遗产主题阐释框架的构建 |
| 6.2.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法、方式的其他探索 |
| 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展示利用现状及缺失 |
| 6.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展示利用现状 |
| 6.3.2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利用的缺失 |
| 6.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组成内容 |
| 6.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框架 |
| 6.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主题 |
| 6.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垂直建构(主题/价值—分解) |
| 6.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水平建构(主题—叙事线索) |
| 6.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遗址展示点的甄选 |
| 6.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叙事结构 |
| 6.6.1 整体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2 片区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3 单点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展示方式 |
| 6.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节点展示方式 |
| 6.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整体展示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论文中相关评估及综述表录 |
| 致谢 |
（2）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西周时期的赏赐用玉 |
| 第一节 册命礼赐玉 |
| 一、瓒的定名 |
| 二、瓒与圭瓒 |
| 三、瓒与璋瓒 |
| 四、册命礼中的其它赐玉 |
| 第二节 军功赐玉 |
| 一、军功赐玉种类 |
| 二、赐玉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飨礼赐玉 |
| 一、飨礼赐玉性质 |
| 二、飨礼赐玉的种类、数量 |
| 三、飨礼赐物与礼制改革 |
| 第二章 西周时期的相见礼用玉 |
| 第一节 贽见礼与觐礼用玉 |
| 一、贽见礼用玉 |
| 二、觐礼用玉 |
| 第二节 宾礼用玉 |
| 第三节 霸伯盂铭文与西周聘礼用玉 |
| 第三章 西周时期玉器的交易与掠夺 |
| 第一节 西周时期玉器的交易 |
| 一、玉器交易的器类 |
| 二、玉器交易的方式 |
| 第二节 西周时期玉器的掠夺 |
| 第四章 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遗玉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遗玉的辨识 |
| 一、史前时期遗玉 |
| 二、二里头文化遗玉 |
| 三、商代遗玉 |
| 第二节 遗玉使用背景考察 |
| 一、出土墓葬年代 |
| 二、姬姓与异姓使用遗玉差异 |
| 三、墓葬等级与遗玉数量 |
| 四、遗玉出土位置 |
| 第三节 遗玉的来源途径 |
| 一、战争掠夺 |
| 二、墓主特意收集 |
| 三、本地流传 |
| 四、朝聘赏赐和诸侯往来 |
| 结语 |
| 附表一 出土遗玉情况统计表 |
| 附表二 遗玉出土单位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及构架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变迁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汉王朝形势 |
| 一、汉王朝国力的提升 |
| 二、汉王朝的边疆形势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
| 一、早期丝绸之路 |
| 二、张骞“凿空”与汉王朝新局面的打开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拓展 |
| 一、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维护 |
| 二、丝绸之路对河西和西域地区的连通 |
| 三、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连通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构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 |
|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匈奴战略的转变 |
| 二、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营 |
| 三、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开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拓展 |
| 一、张骞“凿空”与汉王朝西域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军事开拓到西域诸国的“东向” |
| 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构建 |
| 四、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屯田体系的建立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作物的引进对汉王朝经济的促进 |
| 一、西部世界经济作物的输入 |
| 二、西方“善马”的引入 |
| 第二节 外来生产技术的传入对汉王朝经济的影响 |
| 一、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东传 |
| 二、两汉医药学中的异域因素 |
| 三、西方铠甲具装技术的引进 |
| 四、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通后外向需求对内地生产的影响 |
| 一、官方贸易的需求 |
| 二、民间贸易的需求 |
| 三、外向需求影响下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一、丝绸之路与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思想与文化的繁荣 |
| 第一节 异域文化艺术的传入对汉王朝文化的影响 |
| 一、异域乐器、乐舞及杂技的传入 |
| 二、绘画以及雕刻风格的变化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对汉代精神世界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方僧人的东来 |
| 二、佛教在东汉王朝的传播 |
| 三、佛教对汉王朝既有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胡风”传入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代“胡风”的盛行 |
| 二、“胡风”与汉代社会新风尚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对中亚、西亚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 二、丝绸之路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开拓的递进影响 |
| 一、匈奴西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贵霜帝国南下印度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
| 一、汉王朝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长安、洛阳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确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时空范围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研究 |
| 2.1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2.2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2.2.1 东北北部地区 |
| 2.2.2 燕辽地区 |
| 2.2.3 海岱地区 |
| 2.2.4 长江中游地区 |
| 2.2.5 长江下游地区 |
| 2.2.6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地区) |
| 2.2.7 甘青地区(黄河上游地区) |
| 2.3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型式分析 |
| 2.3.1 单孔壁 |
| 2.3.2 联璧 |
| 2.4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制作方式 |
| 2.4.1 成坯 |
| 2.4.2 钻孔及成形 |
| 2.4.3 修整成器 |
| 2.5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使用 |
| 2.5.1 玉璧的出土位置 |
| 2.5.2 玉璧的出土组合 |
| 2.5.3 玉璧的使用方式 |
| 2.6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功能愈用途 |
| 2.6.1 佩饰 |
| 2.6.2 身份、地位的象征 |
| 2.6.3 沟通天地、神灵的法器 |
| 2.6.4 财富货币 |
| 2.6.5 随葬 |
| 2.6.6 乐器 |
| 2.7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分期与特征 |
| 第三章 商代玉璧研究 |
| 3.1 商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3.2 商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3.2.1 商文化地区 |
| 3.2.2 四川地区 |
| 3.2.3 湘江与资江下游地区 |
| 3.2.4 赣鄱流域 |
| 3.2.5 闽粤地区 |
| 3.3 商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3.3.1 圆璧 |
| 3.3.2 有领璧 |
| 3.3.3 牙璧 |
| 3.3.4 有领牙璧 |
| 3.4 商代玉璧制作工艺 |
| 3.5 商代玉璧的使用 |
| 3.5.1 商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3.5.2 商代玉璧出土位置 |
| 3.5.3 商代玉璧出土组合 |
| 3.5.4 商代玉璧使用方式 |
| 3.5.5 商代玉璧的等级关联 |
| 3.6 商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3.6.1 祭祀用器 |
| 3.6.2 财富宝货 |
| 3.6.3 身份地位象征 |
| 3.6.4 纳贡之物 |
| 3.6.5 随葬用器 |
| 3.6.6 乐器 |
| 3.7 商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3.7.1 商代玉璧的分期 |
| 3.7.2 商代玉璧的分区 |
| 第四章 西周玉璧研究 |
| 4.1 西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4.2 西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4.2.1 周原地区 |
| 4.2.2 丰镐地区 |
| 4.2.3 洛邑及周边地区 |
| 4.2.4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4.2.5 燕及其周边地区 |
| 4.2.6 鲁及其周边地区 |
| 4.2.7 其他诸侯国 |
| 4.2.8 四川地区 |
| 4.2.9 湖湘地区 |
| 4.3 西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4.3.1 圆璧 |
| 4.3.2 有领璧 |
| 4.3.3 牙璧 |
| 4.3.4 璜联璧 |
| 4.4 西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4.5 西周玉璧的使用 |
| 4.5.1 西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4.5.2 西周玉璧出土位置 |
| 4.5.3 西周玉璧出土组合 |
| 4.5.4 西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4.6 西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4.6.1 礼仪用器 |
| 4.6.2 祭祀用器 |
| 4.6.3 宾赠用器 |
| 4.6.4 丧葬用器 |
| 4.7 西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4.7.1 西周玉璧的分期 |
| 4.7.2 西周玉璧的分区 |
| 第五章 东周玉璧研究 |
| 5.1 东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5.2 东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5.2.1 成周及其周边地区 |
| 5.2.2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5.2.3 齐鲁及其周边地区 |
| 5.2.4 秦及其周边地区 |
| 5.2.5 吴越及其周边地区 |
| 5.2.6 楚及其周边地区 |
| 5.2.7 燕及周边地区 |
| 5.2.8 滇及其他地区 |
| 5.3 东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5.3.1 圆璧 |
| 5.3.2 出廓璧 |
| 5.3.3 有领璧 |
| 5.3.4 牙璧 |
| 5.3.5 双联璧 |
| 5.4 东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5.5 东周玉璧的使用 |
| 5.5.1 东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5.5.2 东周玉璧出土位置 |
| 5.5.3 东周玉璧出土组合 |
| 5.5.4 东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5.6 东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5.6.1 礼仪用器 |
| 5.6.2 祭祀用器 |
| 5.6.3 盟誓用器 |
| 5.6.4 宾赠用器 |
| 5.6.5 丧葬用器 |
| 5.6.6 财富货币 |
| 5.6.7 佩饰 |
| 5.6.8 陈设用器 |
| 5.7 东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5.7.1 东周玉璧的分期 |
| 5.7.2 东周玉璧的分区 |
| 第六章 汉代玉璧研究 |
| 6.1 汉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6.2 汉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6.2.1 陕西地区(关中地区) |
| 6.2.2 河南地区 |
| 6.2.3 河北、山西地区 |
| 6.2.4 山东地区 |
| 6.2.5 江苏地区 |
| 6.2.6 两湖地区 |
| 6.2.7 云贵地区 |
| 6.2.8 福建、两广地区 |
| 6.2.9 其他地区 |
| 6.3 汉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6.3.1 圆璧 |
| 6.3.2 出廓璧 |
| 6.3.3 有领璧 |
| 6.3.4 其他玉璧种类 |
| 6.4 汉代玉璧的制作工艺 |
| 6.5 汉代玉璧的使用 |
| 6.5.1 汉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6.5.2 汉代玉璧出土位置 |
| 6.5.3 汉代玉璧出土组合 |
| 6.5.4 汉代玉璧使用方式 |
| 6.5.5 汉代玉璧的使用制度 |
| 6.6 汉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6.6.1 礼仪用器 |
| 6.6.2 祭祀用器 |
| 6.6.3 丧葬用器 |
| 6.6.4 财富货币 |
| 6.6.5 馈赠用器 |
| 6.6.6 佩饰 |
| 6.6.7 陈设用器 |
| 6.6.8 建筑装饰用器 |
| 6.7 汉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6.7.1 汉代玉璧的分期 |
| 6.7.2 汉代玉璧的分区 |
| 第七章 相关问题探讨 |
| 7.1 玉璧的起源问题探讨 |
| 7.2 玉璧形器的定名 |
| 7.3 玉璧的形制演变 |
| 7.4 玉璧制作工艺的发展脉络 |
| 7.5 玉璧的使用习俗与制度 |
| 7.6 玉璧功能的发展演变 |
| 7.6.1 玉璧的出土位置与玉璧功能的关联 |
| 7.6.2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基础功能的转化 |
| 7.6.3 各时期的流行观念对玉璧功能的影响 |
| 7.7 玉璧承载形式的转变 |
| 7.8 玉璧在玉器中的地位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1.1.1 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理论空心化 |
| 1.1.2 中国历史城市的可资借鉴 |
| 1.1.3 华夏城市选址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概念界定 |
| 1.2.1 “华夏”——先秦时期总体时代特征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时空跨度 |
| 1.3 相关研究情况 |
| 1.3.1 史学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2 环境适应性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3 类型学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 1.3.4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问题、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核心问题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内容 |
| 1.4.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先夏的城邑选址 |
| 2.1 农业与前龙山时代的城邑 |
| 2.1.1 栽培农业的出现 |
| 2.1.2 农业经济形成与聚落城邑化 |
| 2.1.3 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 |
| 2.2 龙山时代长江流域城邑选址 |
| 2.2.1 长江上游地区 |
| 2.2.2 长江中游地区 |
| 2.2.3 长江下游地区 |
| 2.3 龙山时代河套地区城邑选址 |
| 2.3.1 岱海地区 |
| 2.3.2 大青山南麓 |
| 2.3.3 陕东地区 |
| 2.4 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城邑选址 |
| 2.4.1 中原地区 |
| 2.4.2 海岱地区 |
| 2.5 不同区域的选址特点 |
| 2.5.1 长江流域选址小结 |
| 2.5.2 河套地区城址小结 |
| 2.5.3 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址小结 |
| 2.6 华夏城邑选址传统初现 |
| 2.6.1 多元化特征 |
| 2.6.2 一体化趋势 |
| 2.6.3 礼制萌芽 |
| 2.6.4 防洪思想 |
| 第三章 夏、商的城市选址 |
| 3.1 夏的都邑选址 |
| 3.1.1 夏的社会文化 |
| 3.1.2 新砦城址 |
| 3.1.3 二里头城址 |
| 3.1.4 夏都邑选址特点 |
| 3.2 商的城市选址 |
| 3.2.1 商的政治经济 |
| 3.2.2 偃师商城 |
| 3.2.3 郑州商城 |
| 3.2.4 安阳殷墟 |
| 3.2.5 商都邑选址特点 |
| 3.2.6 地方城邑选址 |
| 第四章 西周的城市选址 |
| 4.1 西周的都邑政治制度 |
| 4.1.1 宗教思想 |
| 4.1.2 宗法制度 |
| 4.1.3 分封制度 |
| 4.1.4 都邑制度 |
| 4.2 早周都城选址 |
| 4.2.1 豳 |
| 4.2.2 周原 |
| 4.3 周都城选址 |
| 4.3.1 丰镐 |
| 4.3.2 洛邑成周 |
| 4.4 诸侯国城市选址 |
| 4.4.1 燕国都城琉璃河 |
| 4.4.2 齐国陈庄西周城址 |
| 第五章 东周的城市选址 |
| 5.1 东周的政治经济 |
| 5.1.1 生产技术 |
| 5.1.2 意识形态 |
| 5.1.3 政治形态 |
| 5.1.4 城邑建设 |
| 5.2 东周城址的违制 |
| 5.2.1 擅自建城 |
| 5.2.2 扩大规模 |
| 5.2.3 改变形态 |
| 5.3 诸侯国国都选址 |
| 5.3.1 楚都纪南 |
| 5.3.2 鲁都曲阜 |
| 5.3.3 齐都临淄 |
| 5.3.4 赵都邯郸 |
| 5.3.5 新郑郑韩故城 |
| 5.3.6 燕下都 |
| 5.3.7 灵岩古城 |
| 5.4 地方城市选址 |
| 5.4.1 晋国晋阳城 |
| 5.4.2 秦国成都城 |
| 5.5 秦咸阳选址 |
| 5.5.1 宏观与微观选址 |
| 5.5.2 基本格局 |
| 5.6 小结 |
| 5.6.1 从多源到一体 |
| 5.6.2 从一体到多元 |
| 第六章 先秦城市选址的技术体系 |
| 6.1 先秦的科学技术 |
| 6.1.1 “数术” |
| 6.1.2 先秦的科学技术 |
| 6.2 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 |
| 6.3 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 |
| 6.3.1 相土九州 |
| 6.3.2 度地量民 |
| 6.4 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 |
| 6.4.1 “防水”与“得水” |
| 6.4.2 城址位置与形态 |
| 6.4.3 城墙修筑技术 |
| 6.5 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 |
| 6.5.1 水土保持 |
| 6.5.2 沟洫及水利建设 |
| 6.5.3 流域治理与城市兴起 |
| 6.5.4 典型的流域治理 |
| 6.6 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 |
| 6.6.1 天文观测 |
| 6.6.2 授时而为 |
| 6.6.3 应时建城 |
| 6.7 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 |
| 6.7.1 政治天文学 |
| 6.7.2 分野说 |
| 6.7.3 北极(帝星)与三垣 |
| 6.7.4 北斗崇拜 |
| 6.7.5 象天设邑 |
| 6.8 小结:实用理性的技术体系特征 |
| 第七章 先秦城市选址的哲学思想 |
| 7.1 华夏哲学思想的形成 |
| 7.1.1 思想与权力的分离 |
| 7.1.2 士与流派的形成 |
| 7.1.3 反思、抽象和论证的出现 |
| 7.2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
| 7.2.1 辩证的阴阳论 |
| 7.2.2 唯物的气论 |
| 7.2.3 运动的五行说 |
| 7.3 山水有情的审美观 |
| 7.3.1 比德山水 |
| 7.3.2 天地大美 |
| 7.4 有为无为的人地观 |
| 7.4.1 儒家的君子有为 |
| 7.4.2 道家的圣人无为 |
| 7.4.3 墨家的兼爱节用 |
| 7.4.4 法家的人与天调 |
| 7.5 小结:儒道互补的选址思想特征 |
| 7.5.1 “美”“善”的互补 |
| 7.5.2 “主动”中的“被动” |
| 结语 |
| 1.研究贡献 |
| 1.1. 厘清了先秦城市选址的发展脉络 |
| 1.2. 提炼了先秦城市选址形成的“实用理性”技术体系 |
| 1.3. 提出先秦哲学思想在城市选址方面具有“儒道互补”特征 |
| 2.华夏城市选址研究对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借鉴意义 |
| 2.1 注重城市安全 |
| 2.2 遵循发展规律 |
| 2.3 合理城市定位 |
| 3.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3.1 研究不足 |
| 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及方法 |
| 第一章 詹子庆先生关于夏信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学界关于夏信史问题的争论 |
| （一）不同时间段对夏信史问题的争论 |
| (二)基于夏代信史前提的专题研究 |
| 二、詹子庆先生的观点 |
| (一)夏为信史 |
| (二)夏史相关问题的论述 |
| 第二章 詹子庆先生关于夏时期国家形态的研究 |
| 一、学界对于夏代国家形态的探索 |
| (一)奴隶制国家 |
| (二)封建制国家 |
| (三)早期国家 |
| (四)其它观点 |
| 二、詹子庆先生的观点 |
| (一)早年的“奴隶制国家” |
| (二)晚年转向“早期国家” |
| 第三章 詹先生的治史方法 |
| 一、唯物史观 |
| 二、多重证据法 |
| 三、释古 |
| 四、通业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詹子庆先生学术编年 |
| 后记 |
（7）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考古材料与学术史回顾 |
| (一)相关史料与考古材料 |
| (二)学术史综述 |
| 1、学者对战国鲁国历史的研究 |
| 2、学者对战国宋国历史的研究 |
| 3、学者对战国郑国历史的研究 |
| 4、学者对战国越国历史的研究 |
| 5、学者对“东南有天子气”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时空范围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时空范围 |
| 第一章 战国早期鲁国三桓的兴衰及对历史格局的影响 |
| 第一节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春秋战国之交鲁国国内政权的更替 |
| 一、春秋晚期鲁国的内外形势 |
| 二、鲁哀公之死和三桓对鲁国政权全面掌控的历史意义 |
| 三、鲁国的国内政权更替与齐、晋的比较 |
| 第二节 、三桓的衰微与鲁穆公复兴公室权力 |
| 一、田齐对鲁国的攻击与三桓的衰微 |
| 二、鲁穆公复兴鲁国公室权力与新时代的鲁国政治、学术 |
| 第三节 、鲁穆公的外交、军事政策与对齐晋争霸的影响 |
| 一、战国早中期之交田齐的政治内乱及对鲁国的侵略 |
| 二、从清华简《系年》看“三晋伐齐”之战及鲁国的作用 |
| 三、鲁穆公对三晋列为诸侯历史进程的影响 |
| 四、鲁穆公在“三晋伐齐”中的历史作用与春秋时期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国早期宋郑政治变局及其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第一节 、“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战国早期“戴氏取宋”的发生 |
| 一、春秋晚期宋国公室的衰微与戴氏的兴起 |
| 二、“戴氏取宋”的前奏:宋景公之死与乐氏掌握宋国政权 |
| 三、从传世史料和清华简《系年》看“戴氏取宋”发生的时间 |
| 第二节 、“郑人三世杀其父”——战国早期郑国的内乱 |
| 一、郑国七穆崛起与战国初年郑国的乱局 |
| 二、郑相子阳的兴起与“太宰欣取郑” |
| 第三节 、战国早期的宋、郑外交与连堤及大梁、榆关之战 |
| 一、春秋晚期的晋楚争霸对中原小国的冲击 |
| 二、莫敖阳为的晋楚连堤之战与宋国的作用 |
| 三、大梁、榆关之战的背景:三家分晋后郑国在三晋与楚之间的周旋 |
| 四、“王子定奔晋”对楚悼王伐郑的影响 |
| 五、大梁、榆关之战过程及郑国的作用 |
| 第四节 、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对新时代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一、宋、郑等战国早期新兴政权的过渡期特点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二、战国早期东方小国在大国争战中作用的时代特点 |
| 三、“宋郑之间有隙地”与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的战略新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国中期郑、宋、鲁、越的历史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四战之地中的包围——郑国灭亡的过程和影响 |
| 一、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与迁都 |
| 二、郑国灭亡与韩哀侯迁都新郑 |
| 三、韩国对郑国中原“四战之地”战略位置的继承 |
| 第二节 、四战之地中的突围——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及与“子南氏取卫”的比较 |
| 一、宋桓侯被废与宋剔成君的登位 |
| 二、战国时期卫国的历史背景与子南氏的兴起 |
| 三、魏惠王时期“子南氏取卫”的影响 |
| 四、戴氏强宋与大国附庸——“戴氏取宋”与“子南氏取卫”不同的历史走向 |
| 第三节、“鲁酒薄而邯郸围”——战国中期齐、魏、楚争战中的鲁国外交与内政 |
| 一、齐魏桂陵之战和齐楚徐州之战中的鲁国外交 |
| 二、鲁平公时期的鲁国内政外交及与周边附庸小国的关系 |
| 第四节 、“越人三世弑其君”——越王翳迁都姑苏及被弑 |
| 一、战国早期越国的强盛 |
| 二、越王翳迁都姑苏与“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发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国、二周灭亡对秦国统一的影响和春申君对鲁国、江东的开发 |
| 第一节 、“齐能并宋而不能凝”——宋王偃的小霸和灭亡对战国历史走势的影响 |
| 一、宋王偃的称王与宋国的强大 |
| 二、齐闵王灭宋与戴宋灭亡的时代背景 |
| 三、魏、楚对宋地的夺取及其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利”与“义”的有机统一——宋国强盛与灭亡对乐毅伐齐“义战”实现的影响 |
| 一、宋国在苏秦谋齐与对合纵的策划中的地缘战略地位 |
| 二、宋国灭亡引发的大国战争对齐、秦东西帝并立局面的结束的影响 |
| 第三节 、战国时期二周的兴衰及对秦灭周的影响 |
| 一、春秋晚期周王室内乱和成周的建立 |
| 二、战国早中期二周的分立 |
| 三、二周对秦灭周的影响 |
| 第四节 、春申君北伐与鲁国的灭亡 |
| 一、田单复齐后的历史态势与鲁国灭亡 |
| 二、楚国治理下鲁地的文化融合 |
| 第五节 、越国故地战国晚期前段的混乱局面与春申君时期楚国的统治 |
| 一、楚灭越夺取江东与江东郡的设立 |
| 二、战国晚期前段“政乱兵弱”的江东越国故地 |
| 三、春申君封于江东与对越国贵族的征服 |
| 四、春申君对越国故地的开发和“长三角荆楚化” |
| 五、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再说“楚未灭越”问题 |
| 小结 |
|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越、宋、鲁故地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 |
| 一、楚国统治下对越、宋、鲁故地的区域整合的最终完成 |
| 二、战国秦汉之交东方小国故地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 |
| 第一节 、“东南有天子气”的江东视角解读 |
| 一、秦朝在江东的统治与“东南有天子气” |
| 二、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泄江东王气”的过程 |
| 第二节 、楚国对越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 |
| 二、闽越、瓯越兴起下项羽的“过江东”问题 |
| 三、江东子弟对项羽阵营影响的时代背景 |
| 四、刘濞与“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
| 第三节 、楚国对宋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楚国对丰沛的整合与刘邦帝业的成就 |
| 二、“四面楚歌”与秦汉时期彭城一带成为楚地的中心 |
| 第四节 、楚国对鲁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从孔壁书的传抄古文字体看楚、鲁文化结合的完成 |
| 二、儒法矛盾背景下的秦始皇焚书 |
| 三、鲁国文化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附一:战国前后郑、宋、鲁、越大事年表 |
| 附二:战国时期的宋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三:战国时期的鲁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四:战国时期的越王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参考文献 |
| 一、古典文献 |
| 二、考古报告 |
| 三、相关着作 |
| 四、研究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先秦社会斧钺藏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先秦斧钺资料整理 |
| 第一节 斧、钺的定名及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夏朝以前斧钺整理 |
| 第三节 夏朝斧钺整理 |
| 第四节 商朝斧钺整理 |
| 第五节 西周斧钺整理 |
| 第六节 春秋战国时期斧钺整理 |
| 第七节 小结 |
| 第二章 斧钺在礼制中的运用及礼意研究 |
| 第一节 用兵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一)斧钺是军权的象征 |
| (二)斧钺具有通神与征伐礼意 |
| (三)斧钺蕴含惩戒的礼意 |
| 第二节 丧葬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一)随葬斧钺数量蕴含尊卑等级的礼意 |
| (二)随葬斧钺形制蕴含尊卑等级的礼意 |
| 第三节 仪仗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四节 朝聘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五节 祭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社会斧钺藏礼演进略论 |
| 第一节 斧钺藏礼的产生 |
| 第二节 斧钺藏礼的发展 |
| 第三节 斧钺藏礼的成熟 |
| 第四节 秦汉以后斧钺藏礼的发展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一、出土斧钺与斧钺藏礼演进的关系 |
| 二、斧钺在构建先秦礼乐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对后世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夏朝以前的斧钺 |
| 附录二 :夏朝的斧钺 |
| 附录三 :商朝的斧钺 |
| 附录四 :西周时期的斧钺 |
| 附录五 :春秋战国时期的斧钺 |
| 附录六 :商周青铜有铭斧钺 |
| 一、商朝时期青铜斧钺 |
| 二、西周有铭青铜斧钺 |
| 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斧钺 |
| 致谢 |
（9）战国秦汉时期巴族地区带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巴族地区带钩的考古发现 |
| (一)川东出土巴族带钩 |
| (二)川西出土巴族带钩 |
| (三)其他地区出土巴族带钩 |
| 二、巴族地区带钩的分类研究 |
| 三、巴族地区带钩的发展阶段 |
| (一)战国时期巴地带钩的发展 |
| (二)秦汉交际至西汉时期巴地带钩的发展 |
| (三)东汉时期巴地带钩的发展 |
| 四、巴族地区所见带钩的文化内涵 |
| (一)巴地带钩与巴文化 |
| (二)文化交流与融合 |
| 结语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10）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研究的难点 |
| 六、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楚凤鸟“生长”的历史原境 |
| 第一节 楚国凤鸟及研究时间、空间范围的界定 |
| 一、楚国的概念 |
| 二、本文所研究的楚国凤鸟图式 |
| 三、研究的时间范围 |
| 四、研究的空间范围 |
| 第二节 楚民族构成与特殊历程、文化渊源 |
| 一、楚民族构成 |
| 二、楚民族发展的特殊历程和文化渊源 |
| 第三节 楚人与楚凤鸟 |
| 一、楚人性格 |
| 二、楚凤鸟崇拜之时间性线性脉络与空间性心象主体 |
| 三、荆楚之地浸润出楚凤鸟艺术格调 |
| 第二章 楚凤鸟“生长”的思想原境 |
| 第一节 楚系文字、楚简的“文化担当” |
| 一、创作技艺、思想与楚简的推行 |
| 二、文化修养与楚凤鸟艺术的境界 |
| 第二节 楚凤鸟艺术的巫风楚俗语境 |
| 一、巫风楚俗规约着楚凤鸟图式的品类与形态 |
| 二、巫文化语境下浪漫奇诡楚凤鸟生成 |
| 三、楚凤鸟图式艺术的道家美学内蕴与语言逻辑 |
| 第三章 楚凤鸟的图式形态与诗意表征 |
| 第一节 楚凤鸟图式的传统范式 |
| 一、传统范式的源起范围 |
| 二、传统范式的往昔与重塑 |
| 第二节 楚凤鸟图式形态显现 |
| 一、在礼仪性材质载体中的新象显现 |
| 二、在世俗性材质载体中的角色凸显 |
| 第三节 楚凤鸟图式诗意表征 |
| 一、楚凤鸟图式造型特征及其发生机制 |
| 二、原始时期鸟图像的宗教、审美基因 |
| 三、旋形图式的典型性及形态表征 |
| 四、楚凤鸟形态的纹样样式 |
| 五、楚凤鸟之“性”变 |
| 第四章 楚凤鸟精神指向性与美学意义 |
| 第一节 楚凤鸟精神性认知思考 |
| 一、在巫术仪式中的楚凤鸟符号前宗教性 |
| 二、在巫术仪式中的楚凤鸟符号象征性 |
| 三、楚凤鸟原始性精神指向 |
| 第二节 楚凤鸟图式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 |
| 一、楚凤鸟图式的视觉内涵 |
| 二、楚凤鸟图式视觉造型的美学意义 |
| 第五章 楚凤图式的历史地位、空间传播及影响 |
| 第一节 楚凤鸟图式的历史地位 |
| 一、内在力量到外在表现的萌发 |
| 二、内在力量到外在表现的转化 |
| 三、内在力量到外在表现的转变 |
| 第二节 楚凤鸟艺术的空间传播 |
| 一、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
| 二、海外传播及遗存 |
| 第三节 、对当代的艺术创作的启示和民族精神的引导 |
| 一、对当代的艺术创作的启示 |
| 二、民族精神指向的引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片来源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成果 |
| 致谢 |
四、从考古发现谈中原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D]. 苏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D]. 姜亚飞. 山东大学, 2021(11)
- [3]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4]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D]. 杨岐黄. 西北大学, 2020(07)
- [5]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D]. 唐由海. 西南交通大学, 2020
- [6]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D]. 张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D]. 潘润. 上海大学, 2020(03)
- [8]先秦社会斧钺藏礼研究[D]. 杨建伟. 西南大学, 2020(01)
- [9]战国秦汉时期巴族地区带钩研究[D]. 张子旋.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10]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D]. 彭杨.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