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菲律宾大学教学方式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徐刚[1]（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刘芷雅[2]（2020）在《菲律宾K-12改革后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2年6月,菲律宾对其基础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实行新的K-12基础教育体制,价值观教育课程作为菲律宾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载体,也随之开始了面向国际化的更新和修订。此次改革使菲律宾价值观教育在多个方面获得了完善和进步,同时也反映着菲律宾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新需求。在这一背景下,立足于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建设的客观需求,观察菲律宾价值观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对于加深我们对菲律宾邻国的了解、进一步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视角具有现实意义。首先,以文本为依托,结合访谈资料,追本溯源,梳理脉络。此次价值观教育改革是基于提升学科质量,适应全球化趋势,增强青少年公民意识和应对青年问题的需要而推行的,在反思社会问题和学科不足的过程中,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不断明确,内容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涵盖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评价体系等要素的学校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其次,在厘清改革理路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的方法,从课程设计、课程规划、课程实施和评价路径四个主要维度进行比较和分析,厘清改革前后价值观教育体系的差异,揭示其改革发展的规律和走向。对比发现,其整体教学目标呈现社群化的发展趋势,更注重公民责任感的培育;学科的基础理论系统化程度更高,教学框架更为合理,课程设置和学时分配愈加科学,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改革后的价值观教育体系更加成熟,与全球化时代的需求更加契合,相较于以往存在比较优势,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但受社会发展水平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价值观教育的改革仍存在一些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问题,如师资培养的压力始终较大、价值观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界限比较模糊等,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和改革。最后,以问题为导向,立足我国实际,通过对菲律宾价值观教育改革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从中获得关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经验积累和启示,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发展寻找新思路。
蒋晓婉[3]（2020）在《美国殖民时期的菲律宾教育研究》文中认为菲律宾早在16世纪就已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教会主导下的西式教育体系在菲律宾建立并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在教育上的影响却远远不如殖民时间只有短短四十余年的美国。在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移植美国的教育模式,建立起了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于一体的现代教育体系,菲律宾独立之后仍然沿用。而本文就美国殖民时期的菲律宾教育进行深入探讨。除导论外,总共有以下四章的内容: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去回顾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的教育状况,从西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到1863年教育改革,这一时期教育以宗教教育为主,主要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总结分析这一时期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带来的影响。第二章,在阐述美国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建立及其殖民统治政策的基础之上,着重梳理美国在菲律宾实施的文化、教育政策,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个背景支持。第三章,主要介绍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初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该章分为三个阶段:军政府时期军管教育,文治政府时期免费初等教育以及自治政府时期教育民族主义倾向,通过分析初等教育的教育管理、教育经费来源、师资力量、教学实践的开展等方面来展现当时的教育状况,并评价这一时期初等教育取得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主要介绍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是以普通中等教育为主、职业中等教育为辅,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和培养技术工人提供可能,分析这一时期中等教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高等教育这一部分以菲律宾大学为例来论证菲律宾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剖析此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及面临的困境。总之,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西式教育逐渐衰败,美式三级教育体系建立了起来。美式教育下培养了一批亲美社会精英,成为美国殖民统治工具,而且在菲律宾独立后他们仍旧维护菲美特殊关系,左右菲律宾外交政策;但它客观上也为菲律宾的独立与建设培养了人才。
吴星宇[4]（2020）在《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了世界各国提升本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之一,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非发展中国家都逐渐建立起了本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如何构建并不断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也成为我国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推行,我国越来越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状况有所了解。菲律宾有着悠久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其对于私立高校的教育质量保障工作开始于二战之后,它虽然以美国的高校质量认证制度为蓝本,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完善,最终形成了菲律宾独有的私立高校教育质量评估认证特点——评估机构的民间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评估认证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在这个过程中,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评估认证工作的实施也逐渐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本文从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建立与发展入手,着重分为五个部分开展研究:第一部分首先从菲律宾私立高校的历史地位、快速膨胀的私立高校数量与下滑的教育质量以及菲律宾私立高校的特点这三个方面阐述了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建立背景。随后通过对菲律宾独立前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萌芽再到独立后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初步建立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对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组织架构,并将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分类为了“管理机构”、“评估机构”与“服务机构”这三种类别。每种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机构都从其发展历史、机构的人员结构设置以及其对于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作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概括。第三部分阐述了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运行方式,其中标准详细的分级评估机制是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得以实施的重要特点。分工明确的管理支持机制是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工作能够持续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贯穿始终的法律保障机制是促使该国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第四部分在前三个部分对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工作较为全面介绍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一所私立海事大学实施教育质量评估认证的过程。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既是为前几个部分的论述提供一个生动鲜明的案例,也使得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工作对高校的影响能够具体清晰地展现出来并且为后一个部分的经验总结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第五部分总结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对我国民办高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启示。这一部分首先将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概括为其教育质量保障的高“自发性”、长“周期性”以及对于学术课程的“偏向性”这三个特点,之后对其存在的“认证效果不理想”、“认证与质量保障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经费来源以及标准制定”这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与概括,最后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菲律宾的经验对我国民办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启示。
梁缘[5]（2019）在《菲律宾孔子学院汉语课程设置调查研究 ——以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孔子学院的发展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提出的背景之下,孔子学院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更吸引了各界人士的探索和研究。菲律宾目前已开设四所孔子学院,各孔院均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课程类型。菲律宾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作为首个在菲律宾建设“汉语师范专业”的孔子学院,具有领先性和特殊性。同时,红溪礼示大学与菲律宾其它孔子学院都开设了大学汉语选修课和社会班汉语课,因此具有共通性。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发展了已有八年,其课程设置仍有很大的提升和完善空间。汉语师范专业面临着暂停招生的瓶颈期,大学汉语选修课和社会班汉语课的教学效果和影响收效甚微,因此笔者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设置现状进行考察,分析目前孔子学院汉语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并站在孔院,教师,学生三方视角看待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孔子学院课程设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方法,教学评估和教学管理等多方面,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开发针对性连续性教材,细化教学目标,规范课程大纲,课程教学多方评估”等相关意见,旨在为后续孔院的汉语教学和课程安排提供参考,并以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的经验为菲律宾其他孔院提供借鉴。
孟理政[6]（2019）在《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教育旅行研究（1914-1931）》文中研究表明黄炎培作为我国近现代着名教育家,以提倡职业教育为其特色,为推动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培养国家实用性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1914年,黄炎培开始了两次时间集中、较大范围的国内教育旅行,足迹遍布南方安徽、江西、浙江三省,北方则在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山西五地旅行。这三次国内旅行,使黄炎培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严峻问题。本着“内国考察,寻病源也;外国考察,读方也”的宗旨,1915年黄炎培前往美国,重点了解该国的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及体育的状况。1917年被委派前往日本,重点考察该国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状况;在菲律宾,重点关注该国的华侨教育实施状况。此后,又相继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针对华侨教育的办理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黄炎培回国后,大力宣传并发展职业教育思想,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职业学校;大力提倡女子职业教育,使女子能够从事社会工作;大力推动华侨教育发展,筹建暨南学校,吸引华侨子弟就读,加强华侨与大陆的联系;在旅行期间,黄炎培也逐渐关注到农村职业教育问题,并实施了徐公桥乡村实验,以谋求建立地方自治组织,改善当地百姓生活。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的同时,黄炎培个人也得到成长。发展了职业教育思想,并能与社会需求结合;拓展了社交范围,为其以后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教育实践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增强了个人成就感,形成了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在中外对比中,其爱国热情也不断高涨。访古以知今,黄炎培的教育旅行活动,虽以个人为视角,但却是我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不断努力践行,以实现国家进步、提升个人认识水平、锻炼个人体质为旨趣的教育活动,对反映这一群体的家国情怀、成长经历具有重要意义,对构建教育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具有重要价值。在当前国家倡导“研学旅行”的背景下,研究黄炎培的教育旅行能为研学旅行赋予历史的意义,从而使研学旅行升华为包括地理知识、历史知识的综合实践活动。
陈兰枝[7]（2018）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杂志》是由我国近代最大的民营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它几乎与我国新教育制度轫始相伴,出版发行近40年,刊期长,影响大,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教育话语变迁的重要窗口。上世纪30年代初到全面抗战以前,《教育杂志》的发展步入历史辉煌时期,单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5万册,成为民国时期传播范围最广,受欢迎度最高的专门教育期刊。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教育期刊的发展从战前的波峰阶段跌入全面陡降的波谷时期。由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在全面抗战前与《教育杂志》并称教育期刊界的“双子星座”,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便宣告停刊了。《教育杂志》却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坚守期刊出版岗位,勇于担当战时教育媒介的历史责任,并显示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战时《教育杂志》一边致力于构建战时教育论坛,力求贡献意见,供当局采择,一边强化杂志信息功能,呈现战时教育生态,凝聚教育界同人的“教育救国”共识,鼓舞教育界同人的抗战信心。本文将《教育杂志》置于全面抗战和战时文教中心内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下,以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构建研究框架,对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与传播活动和其作为教育专业媒介的文化传播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考察。具体而言,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杂志》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应对情况进行了总体考察。考察内容具体包括战时《教育杂志》辗转多地短暂停刊并迅速复刊的过程,战时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和栏目的调整,以及杂志主编黄觉民及其办刊风格,战时作者群的演化特征和战时专题、专号的策划与出版。第二章主要探讨《教育杂志》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议题设置与论坛构建技巧。战时《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具有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并显现出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按照战时《教育杂志》主要栏目的功能进行划分,《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可分为由主体主导的“主论坛”和由“他者”组织构建的“辅论坛”两个部分,通过“战时教育方针”“战时函授自修”“师范教育”等具体战时教育议题的延展分析,更凸显了《教育杂志》编者使主辅论坛时而遥相呼应,时而弥合互文的论坛构建策略与技巧。第三章聚焦《教育杂志》对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生态的勾勒和描摹。战时《教育杂志》采用了通讯、调验报告、小说等多种文体对战时教育生态加以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界同人“冒危险,耐苦劳,淬砺奋发,维持全国教育文化于不坠,发扬民族意识,推进内地文化”,谱写了“足以动国际之观听,供盟邦之借镜”的辉煌教育篇章。《教育杂志》对于教育生态的呈现基于此,但却不满足于此。在这一总体视角之外,战时《教育杂志》对国统区内迁高校师生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学校学生这两大教育群体的精神风貌与爱国情怀又特别予以展现。此外,战时《教育杂志》对战时沦陷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分析。第四章以《教育杂志》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各类书刊和相关业务广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战前战后在广告种类和广告策略上的变化,展现其作为专业教育媒介在文化抗战与商业追求之间游走的本质。第五章主要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发行传播方式。战时文教中心向大后方迁移,教育期刊陡降以及身处战时出版文化名城——香港是战时《教育杂志》所处的主要传播环境。商务印书馆的战时发行网络成为《教育杂志》主要依托的发行渠道,此外,战时《教育杂志》还充分借助馆内的书刊和馆外的报刊媒介进行宣传推广,得以在后方、香港和新加坡、澳门等地广为传播。第六章分析了战时《教育杂志》在推动战时教育政策制定与修正、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以及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宝贵一手史料等几个方面的传播效果与意义。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杂志》勇于承担文化抗战责任,引领教育界开展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助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战”大业,而不失权威教育期刊的专业水平。战时《教育杂志》的内容生产与出版传播是专业期刊媒介主动适应战争传播环境的成功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传播价值,也为当代教育期刊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石松[8]（2017）在《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出于服务国家战略、人道主义等多重因素的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自二战后开始有组织、大规模地向其他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由于农业进步对于消除贫困、维护全球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和很多援助机构将相当数量的对外援助资源投入了农业发展领域,其形式包括农业物资的直接投入、灌溉设施等工程援建,以及教育和技术援助等。经过多年实践,美国政府、科学和教育界人士逐步得到共识:帮助受援方发展自身的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才是最为关键的援助内容和有效的援助方式。纵观美国自身的农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发展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开创这一发展模式的美国赠地高校,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关注的对象从本国农业逐步扩大至更广阔的范围。他们分享知识、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也因此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和拓展。尤其是在二战后,为了配合杜鲁门政府“第四点计划”的战略需求,美国赠地高校首先在政府组织下承担实施了一批对外援助项目。在农业领域开展对外援助,在诸多赠地高校乃至美国高校中,康奈尔大学可谓是先锋和代表。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康奈尔大学自20世纪开始组织和参与的农业领域的对外援助活动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一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考查论述,并作对比分析。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较早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约20世纪上半叶的时间为其初步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二战结束后,康奈尔大学的对外农业援助开始逐步向第二个阶段转型,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纵观这两个阶段,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不论是起源还是转型,均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内部动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其援助地域和对象的侧重、援助方式和内容的选择同样也有着较为显着的变化。从两个发展阶段中选取的代表性援助案例“康奈尔—金陵故事”和“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既折射出各自历史阶段的不同背景和特点,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延续性和传承性的脉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整个发展历程及其影响进行客观的评述,首先必须承认这些援助行为给受援方带来的客观帮助,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它对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传播和应用的推动。但是,我们亦不能忽视对外农业援助配合国家外交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性特点,以及援助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而绝非单向给予的基本特征。由此来看,这些援助行为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观点和视角的创新:一是将康奈尔对外援助行为从学界普遍理解的二战后起源向前追溯至19与20世纪之交,将当时的一些民间和个人行为认定为其对外农业援助的开端,从而得以更完整地把握和分析研究对象的全貌;二是从对外农业援助的利益指向出发,能更好地理解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实施援助一方从中的获益;三是明确了对外农业援助行为与农业高校基本职能之间的关系,以便于科学归纳和梳理具体援助内容与形式。此外,本研究发掘利用了大量康奈尔大学保存的珍贵档案和史料,在研究内容和材料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通过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的研究,除了可以更多地挖掘历史、还原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历史轨迹,更可以从史实中总结归纳出一定的经验和启示。希望这些经验和启示,对于中国农业高校在放眼全球寻求更大发展机遇时能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希望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和其他各国加强农业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能够有所启迪。
盛雪[9]（2017）在《浅析中国与菲律宾大学课堂模式的差异》文中认为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逐渐频繁,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差异。本文着眼于中国周边小国（菲律宾）的教育改革成果。此外,区别于大多学者宏观上对中西方教育体制的研究,本文则以教育体制为方向,着重于中菲课堂方面的微观差异,以此来比较中国和菲律宾的教育文化差异。
叶杰[10]（2016）在《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绩效评价 ——绩效生成过程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和其它公共政策一样,就其生产过程而言,也和其他产品相同,需要经历投入、生产和产出的基本过程,即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组成部分投入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经过特定组织和特定流程对上述资源的整合加工,最终产出公共产品。然而,从根本上说,政府与其它诸如盈利性机构的组织具有本质区别,因而作为政府行政重要手段的公共政策生产过程及其绩效,也与一般组织的生产活动及其绩效有着本质区别。其本质区别就在于公共政策必须符合公共价值,符合公众期待。因此,在构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框架时,必须考虑公共价值,并将其作为根本性问题予以对待。具体来说,在政府和社会对公共政策进行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投入,在运用政治合法性、技术性知识和支撑性制度安排时,必须符合特定的公共价值;政府和特定组织在利用科学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整合、加工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时,不能违背特定公共政策的公共价值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管理意义上的效率最大化;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绩效环节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的产出就是符合公共价值的政策绩效。因此,在构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框架时,必须要将公共价值和公共政策的投入绩效、生产绩效和产出绩效结合起来。扩招政策的公共价值诉求是高等教育发展。高等学校在实施扩招政策中从政府和社会吸纳各类资源,经过自身的加工整合,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基于扩招政策绩效生成过程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共价值标准,本文确立了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扩招政策投入绩效、过程绩效和产出绩效的绩效标准。进一步地,依据投入、过程和产出三个方面的绩效标准,确立了高校当年各类人口占当年社会总人口的比例等二十三个评价指标,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TOPSIS法、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基尼系数及其结构分解、变动分解技术评价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投入绩效、过程绩效和产出绩效。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在扩招政策的投入绩效的综合水平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包括:第一,从相对接近度的数据来看,1998年到2013年的数值呈现出“快速增长到平稳增长再到快速增长”的特征。说明扩招政策实施在特定时段提高了社会对高校投入绩效的综合水平,只不过这种提高具有阶段性;第二,自1998年到2013年的每个年度,较之于上一年度,人力资源投入这一指标得分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说明1999年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普通高校各类人员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第三,在1998年到2013年中,以2002年为界,物力资源投入这一指标得分先升后降,呈“倒U”字型状态,说明1999年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校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并未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第四,在1998年到2013年中,财力资源投入这一指标在扩招政策实施的前七年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自2006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说明1999年扩招政策实施以来,财力资源投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五,物力资源投入权重最小,说明该项指标在扩招政策投入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最弱,也说明物力资源投入在投入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小,属于典型的“保健型”指标;第六,财力资源投入权重最大,说明该项指标在扩招政策投入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最强,也说明物力资源投入在投入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大,属于典型的“激励型”指标;第七,人力资源投入权重处于中等水平,说明该项指标在扩招政策投入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居中,也说明人力资源投入在投入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居中,属于典型的“中间型”指标。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物力资源投入具有极强的波动性,说明政府对高校固定资源投入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一窝蜂而上又一窝蜂而下”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二,固定资产和教育经费增速远远高于人员规模的增幅,说明在扩招时期,特别是在扩招后期,高等学校内部出现了“僧少粥多”的情况且这一情况有所扩大;第三,高等教育当年经费总支出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幅远高于高等教育当年财政性经费支出占当年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说明扩招政策是一场典型的政府“请客”,受教育者和高等学校“买单”的“饭局”;第四,扩招政策作为一项声势浩大的公共政策,却并没有得到政府在公共财政上给予的重点投入和扶持,说明高等教育事业缺乏在政府中获取更多资源的能力;第五,扩招政策实施若干年后,社会对高校投入的重点已经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日常的事业性经费投入,说明扩招政策下的高等学校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二,在扩招政策的过程绩效的综合水平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包括:第一,从相对接近度的数据来看,1998年到2013年的数值呈现出逐年递减的特征。说明扩招政策并未增加高校内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且其综合水平大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趋势;第二,生均图书馆面积、生均实验室面积、生均会堂面积、生均行政用房面积、生均食堂面积、生均教学科研设备值在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所波动,但较之于扩招之前的1998年,生均值有所下降;第三,生均福利用房面积、生均教师人员、生均行政人员、生均教辅人员和生均工勤人员在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中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属于持续下降型指标;第四,生均教室面积、生均体育馆面积和生均宿舍面积在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所波动,但在波动中有所增长;第五,生均体育馆面积、生均会堂面积、生均行政用房面积、生均行政人员数、生均工勤人员数权重最小,说明这些项指标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综合水平中的重要性最弱,也说明这些指标在过程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小,属于典型的“和平型”指标;第六,生均图书馆面积、生均实验室面积、生均教学科研设备值和生均教师人数权重最大,说明这些指标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最强,也说明它们在过程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大,属于典型的“革命型”指标;第七,生均教室面积、生均宿舍面积、生均食堂面积、生均福利用房面积和生均教辅人员数权重居中,说明该类指标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居中,也说明这类指标在过程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居中,属于典型的“动荡型”指标。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虽然社会在扩招期间给高校投入了很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但生均内部资源还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有逐年递减的趋势,说明很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第二,虽然投入很多,但各项内部资源的生均值总体还是处于下降的状态,说明扩招政策中,资源的增长速度低于学生规模的增长速度,打了一场准备不足的“扩招之战”;第三,生均专任教师、生均图书馆面积、生均实验实习及科研用房面积、生均教学科研设备值等“革命型”指标在扩招政策实施期间或持续下降,或在波动中下降,而生均教室面积、生均体育馆面积、生均宿舍面积等急迫性和重要性不十分强的“和平型”指标和“动荡型”指标的得分在扩招期间有所上升,说明现在是提高高校内部资源绩效综合水平的好时机第;四,虽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相关约束性政策法规以保证高校内部资源的基本规格,但从高校内部生均资源指标的得分值来看,这些政策法规并未得到严格遵循;第五,高校内部生均资源绩效综合水平的逐年降低,说明扩招政策确实稀释了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是大众教育确实是对精英教育有所冲击。第三,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的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包括:第一,扩招时期的各个年度中,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的比物力资源的分布更加不均;第二,扩招期间,物力资源综合水平表现出波动中的平稳的特征,而人力资源综合水平在整个扩招期内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之中;第三,扩招政策使得高等学校从物力资源滞后变为人力资源滞后;第四,总体而言,扩招以来,高等学校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都在下降;第五,扩招以来,高等学校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度的波动性强于协调发展度;第六,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学校生均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从“大规模高协调型”逐步变为“小规模低协调型”;第七,扩招政策虽然降低了高等学校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发展度,但高校协调发展度基本上处于协调发展的水平。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扩招时期高校生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度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说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内部资源建设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够,调控效果不好;第二,扩招时期高校生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度的波动性强于协调发展度,说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内部两类资源规模的调控能力强于对其协调度的调控能力;第三,1998-2013年间,高校生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发展度表现出逐年递减的状态,这可能是扩招政策饱遭诟病的重要原因;第四,从高校生均内部两大类资源的比较来说,扩招政策使得“物力资源欠缺”变为“物力资源过剩”,说明当前高校应将人力资源作为资源建设的重点;第五,扩招政策并未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总支出、生均个人部分支出、生均公用部分支出的省际差异,但提高了生均基建部分支出的省际差异;第六,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学校生均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从“大规模高协调型”逐步变为“小规模低协调型”。第四,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的经费地区公平性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扩招政策并未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总支出、生均个人部分支出、生均公用部分支出的省际差异,但提高了生均基建部分支出的省际差异;第二,较之于扩招前,扩招政策实施后个人部分支出对于总支出的占比有略微提升,公用部分支出对于总支出的占比则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相应地,基建部分支出对总支出的比值呈现出日益缩小的趋势;第三,扩招政策实施前后,个人部分支出一直对总支出差异具有缩小效应,公用部分支出则在扩招政策实施后分别有四个观察年份和十个观察年份中对总支出差异产生扩大效应和缩小效应,而基建部分支出对绝大多数年份都对总支出的省际差异产生了较强的扩大效应;第四,扩招政策实施后,省际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基尼系数有增有减,并无明显的时间趋势,也即我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在扩招政策实施后有时处于扩大状态,有时则处于缩小状态;第五,各分项经费支出的地区分布差距的变化对省际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最大;第六,基建部分支出在扩招政策实施后的多数年份中对总体人力资源基尼系数的变化起着最大推动作用。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人员经费直接影响教学活动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其支出具有刚性,造成了人员经费支出省际差异相对较小的省际差异;第二,公用经费支出在各地多无统一标准,执行中多以当地财力为依据,经费较低地区只能挤占公用经费,形成了公用经费支出一定程度的省际差异;第三,各省区财政投入差异对高等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多地反映在由发展和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基础设施上,促使扩招时期基建经费支出相对较大的省际差异;第四,为了在上年度的基础上缩小总支出的省际差异,就目前来说,还是应着眼于缩小各类支出在各省区的实际拥有量,如这种缩小在当前条件下比较困难,则调整各省区高等学校中各类支出之间的相互比例也是一种次优选择;第五,从基建部分支出是引起省际差异变化的主要力量这一结论来看,如果想在上年度的基础上缩小总支出的省际差异,着力于基建部分支出在各省区高等学校的分布差异并调整其在各类支出中的比例是最优选择;第六,在扩招时期,为了抢夺生源,即便在高等教育资源总体不足的情况下,各地高校也必须加大资源投入,进而形成低水平的均衡状态;第七,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实施的旨在保证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质量和办学规格的相关文件保证了扩招时期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基本支出。总体而言,扩招政策并没有扩大幅大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且在扩招时期,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保持在相对可控的状态。第五,在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的综合水平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如下:第一,从相对接近度来看,1998年到2013年的数值呈现出逐年上升的特征。说明扩招政策持续提高了高校产出绩效的综合水平;第二,自1998年到2013年的每个年度,提高就业素质贡献这一指标数值稳步增长,基本处于“一年好过一年”的状态;第三,从1998年至2013年,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贡献这一指标数值快速增长,形成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局面;第四,在1998年到2013年中,吸纳就业贡献这一指标一直平稳发展,形成了“今年更比去年好”的状态;第五,在1998年到2013年中,延缓就业贡献这一指标每年都有所提高,形成了“芝麻开门年年高”的局面;第六,直接吸纳就业贡献和延缓就业贡献权重最小,说明该两项指标对于扩招政策产出贡献度的重要性最弱,也说明其对于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小,属于典型的“蛮力型”指标;第七,提高就业素质贡献权重最大,说明该项指标对于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水平的重要性最强,也说明其对于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水平中贡献能力最大,属于典型的“杠杆型”指标;第八,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贡献的权重居中,说明该项指标对于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水平的重要性居中,也说明该项指标在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水平评价中贡献能力一般,属于典型的“等力型”指标。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从毛入学率的角度看,我国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通过提高劳动力就业素质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发挥出来;第三,教育不是万能的,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需要依赖多种力量的合力作用;第四,从延缓就业的角度看,扩招政策让更多的适龄就业青年进入高校学习,使得就业市场上的供给量大大降低,对于我国的就业难问题具有很强的缓解作用;第五,高等教育事业吸纳就业贡献指标数值逐年提高但数值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范围,说明高等教育事业本身的就业吸纳能力是有限度的;第六,扩招政策让越来越多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大学校园里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是矛盾越来越多的转型期社会仍然能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绩效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将投入绩效、过程绩效和产出绩效作为绩效评价的对象,对高等教育扩招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绩效评价,得出了若干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结论。本文的后续研究将从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扩招政策“软”绩效评估模型、扩招政策绩效评估的国际比较研究、扩招政策推进逻辑研究等方面展开。
二、菲律宾大学教学方式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菲律宾大学教学方式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法制环境: 制定法体系的完备和司法改革的推进 |
| 一、制定法体系的完备 |
| 二、司法改革的推进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地域背景: 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 |
| 一、近代上海与法学留学生 |
| 二、近代上海与私立法政院校的发展 |
| 三、近代上海与律师职业团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学术氛围: 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与法律教育思想讨论的兴起 |
| 一、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 |
| 二、法律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兴起 |
| 第四节 个人因素: 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与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 一、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 |
| 二、孙晓楼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 第二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 |
| 第一节 对民国大学教育批评及改进意见 |
| 第二节法律教育之意义: “有关于国家法治的前途” |
| 一、中国古代法律教育: 现代法治的缄默之地 |
| 二、乱象丛生的民国法律教育呼唤系统的法律教育研究 |
| 三、办出高水平的法学教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
| 第三节 法律教育之目的: “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 |
| 一、法治意识与法律人才: 实现国家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
| 二、法律人才之要件: 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 |
| 三、改进和完善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人才培养 |
| 第三章 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改善中国的法律教育: 借他山之石以自立 |
| 一、法律民族化的检讨 |
| 二、大陆英美法律教育之比较借鉴 |
| 第二节 法律教育的一个新制度: “理实并重制” |
| 一、“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系统内涵 |
| 三、“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法律研究方法之转变趋势 |
| 一、各法学派研究方法的不同 |
| 二、从理论的研究到实际的研究 |
| 三、从狭义的研究到广义的研究 |
| 四、从分析的研究到功用的研究 |
| 第四节 法律课程编制之研究 |
| 一、法律课程编制应遵循之原则 |
| 二、法律学校应添设之三门学课 |
| 三、一份理想的法律课程表的出炉 |
| 第四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 |
| 第一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初始环节: 从把控入学门槛开始 |
| 一、未进法律学校之前应修习之基本科目 |
| 二、限制学生人数、提高入学资格以“培植完善的法律人才” |
| 第二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高水平的专任教授 |
| 一、难以以身许学的教授充斥社会 |
| 二、“崇养国士式的教授以做青年的矜式” |
| 第三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支撑保障: 法律学校应有之设备 |
| 一、法学图书馆 |
| 二、模型法庭 |
| 三、讨论室 |
| 四、法律救助社 |
| 第五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 |
| 第一节 东吴法学院鲜明的教学特色 |
| 一、比较法教学 |
| 二、常态化开设模型法庭 |
| 第二节 法律夜校人才培养和东吴法学院研究生教育 |
| 一、法律夜校人才培养之改进 |
| 二、法律研究院之添设 |
| 三、开创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先河的东吴法学院 |
| 第六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 |
| 第一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学术价值: 与同时期主要法学家比较 |
| 一、关于法律教育目的的探讨 |
| 二、关于法律人才观的探讨 |
| 三、关于法律课程编制的探讨 |
| 四、关于法律学校教授的探讨 |
| 五、关于法律学校设备的探讨 |
| 六、对待比较法的态度 |
| 第二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一、继承与革新: 对第一代法学家的法律教育思想 |
| 二、启发与采纳: 对国民政府法律教育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
| 三、执教与执掌: 在“南东吴,北朝阳”的法律教育实践 |
| 第三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性 |
| 一、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二、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菲律宾K-12改革后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访谈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六、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价值观 |
| (二)价值观教育 |
| 第一章 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改革的背景 |
| 一、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改革的原因分析 |
| (一)配合K-12改革,提升学科质量的需要 |
| (二)适应全球化趋势,提高全球参与能力的需要 |
| (三)增强青少年公民意识,转化人口红利的需要 |
| (四)应对青年问题,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
| 二、菲律宾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演变 |
| (一)民族主义教育的觉醒(1935-1965 年) |
| (二)探索转型时期(1965-1992 年) |
| (三)上升发展时期(1992 年至今) |
| 第二章 菲律宾K-12改革后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体系的建立 |
| 一、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 |
| (一)菲律宾国家教育的核心价值精神 |
| (二)菲律宾K-12基础教育的目标 |
| (三)菲律宾中小学校的价值观教育目标 |
| 二、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教学内容的确定 |
| (一)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人格教育 |
| (二)以群体和谐为价值取向的道德教育 |
| (三)强化民族认同与塑造全球精神相结合的公民意识教育 |
| (四)作为“善”的导向的宗教教育 |
| 三、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途径的选择 |
| (一)母语教学 |
| (二)课堂教学 |
| (三)课外活动 |
| 四、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评价体系的建立 |
| (一)评价目标和原则 |
| (二)评价环节 |
| (三)后续措施 |
| 第三章 菲律宾K-12改革前后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课程的比较分析 |
| 一、课程设计的结构优化 |
| (一)目标取向社群化 |
| (二)基础理论体系化 |
| 二、课程规划的组织优化 |
| (一)独立组织学科课程 |
| (二)增加单元学时分配 |
| 三、课程实施和教学评价的路径优化 |
| (一)“学生中心”教学原则 |
| (二)关注学生学习过程 |
| (三)“螺旋式”教学评价模式 |
| 第四章 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改革的评价与启示 |
| 一、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
| (一)以民族主义教育为基础培育全球公民意识 |
| (二)以全民教育为抓手营造一体化的社会道德环境 |
| (三)以社区平台为依托开发智力型服务学习系统 |
| 二、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 |
| (一)师资培养压力大 |
| (二)价值观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界限不明确 |
| (三)价值观教育内容欠缺理论性 |
| 三、菲律宾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改革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
| (一)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国际视野 |
| (二)打造“学校-社区”服务合作模式 |
| (三)培养学生课堂话语能力 |
| (四)进一步强化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 |
| (五)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思政课效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3）美国殖民时期的菲律宾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与菲律宾西式教育的概况 |
| (一)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建立 |
| 1.殖民统治机构的建立 |
| 2.西班牙的经济剥削 |
| 3.文化上推行天主教 |
| (二)西式教育在菲律宾的建立与发展 |
| 1.西式教育体系的建立 |
| 2.1863年教育改革 |
| 3.西式教育对菲律宾的影响 |
| 二、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概况 |
| (一)美国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确立 |
| 1.美国发动美西战争与夺取菲律宾 |
| 2.美国镇压菲律宾革命 |
| (二)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政策 |
| 1.美国殖民统治体制的完善 |
| 2.以免税贸易为主的经济政策 |
| 3.美式文化和教育的输入 |
| 三、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初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军政府时期菲律宾初等教育的萌芽 |
| 1.军管教育 |
| 2.以士兵教师为主的教师队伍 |
| 3.教育实践的开展 |
| 4.成就与问题 |
| (二)文治政府时期的免费初等教育 |
| 1.关于教育管理部门与教育经费 |
| 2.引进教师与本土培养教师并行 |
| 3.教育实践的开展 |
| 4.成就与问题 |
| (三)自治政府时期初等教育的民族主义倾向 |
| 1.教育中民族主义内容的出现 |
| 2.继续重视教育 |
| 3.成就与问题 |
| 四、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
| (一)以普通教育为主、职业教育为辅的中等教育 |
| 1.普通中等教育发展概况 |
| 2.职业中等教育概况 |
| 3.成就与问题 |
| (二)以菲律宾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 |
| 1.建立菲律宾大学 |
| 2.菲律宾大学的管理与教学科研 |
| 3.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 |
| 4.成就与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一、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演变 |
| (一)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动因 |
| 1.菲律宾私立高校在菲律宾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 |
| 2.菲律宾高等学校教育质量面临挑战 |
| 3.菲律宾私立高校的教育质量受到广泛关注 |
| (二)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初步建立 |
| (三)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快速发展 |
| 二、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组织机构 |
| (一)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管理机构 |
| 1.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的设立 |
| 2.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的职责与权限 |
| 3.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对质量保障工作的作用 |
| (二)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评估机构 |
| 1.菲律宾学校、学院和大学认证协会(PAASCU) |
| 2.菲律宾高校协会认证委员会(PACU-COA) |
| 3.菲律宾基督教学校和高校认证协会(ACSCU-AA) |
| (三)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服务机构 |
| 1.私立教育协会协调委员会(COCOPEA) |
| 2.菲律宾私立教育援助理事会(PEAC) |
| 3.菲律宾认证机构联盟(FAAP) |
| 三、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运行机制 |
| (一)分级评估机制 |
| 1.认证的领域与等级划分 |
| 2.不同认证等级的实施过程 |
| 3.不同认证等级的要求与权利 |
| (二)分工协同机制 |
| 1.评估机构的人员配置与资金来源 |
| 2.专业评估人员的培训 |
| 3.高校的自我审查与FAAP的服务与保障 |
| (三)法律保障机制 |
| 四、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个案分析 |
| (一)研究个案的选择 |
| (二)John B.Lacson基金会海事大学教育质量保障的实施过程 |
| 1.初步的自我审查和结果 |
| 2.正式的评估认证和结果 |
| (三)John B.Lacson基金会海事大学教育质量保障的实施效果 |
| 1.获得质量认证对高校B的影响 |
| 2.高校B认证过程的总结反思 |
| 五、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经验与启示 |
| (一)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基本经验 |
| 1.激发教育质量保障的自发性 |
| 2.重视教育质量保障的周期性 |
| 3.强调教育质量保障中学术课程的引领性 |
| (二)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问题 |
| 1.自愿的性质导致认证效果并不理想 |
| 2.认证与质量保障间的不确定性 |
| 3.认证过程中的经费来源以及标准制定问题 |
| (三)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启示 |
| 1.建全民办高校的质量评估机构 |
| 2.重视民办高校的特色化发展 |
| 3.丰富民办高校的融资渠道 |
| 4.突出质量保障措施的多样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菲律宾孔子学院汉语课程设置调查研究 ——以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本选题的创新点 |
| 六、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菲律宾孔子学院课程设置概况 |
| 第一节 菲律宾孔子学院简介 |
| 第二节 菲律宾四所孔子学院课程设置概述 |
| 第三节 菲律宾四所孔子学院课程设置对比 |
| 第二章 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课程设置概况 |
| 第一节 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师范专业及课程设置概况 |
| 第二节 红溪礼示大学汉语选修课概况 |
| 第三节 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汉语社会班及课程设置概况 |
| 第三章 红溪礼士大学孔子学院课程设置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关于问卷调查的说明 |
| 第二节 汉语师范专业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汉语选修课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汉语社会班课程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汉语师范专业课程设置的问题 |
| 第二节 大学汉语选修课课程设置的问题 |
| 第三节 汉语社会班课程设置的问题 |
| 第五章 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汉语课程设置优化建议 |
| 一、 汉语师范专业课程设置优化建议 |
| 二、 大学汉语选修课课程设置优化建议 |
| 三、 社会班汉语课程设置优化建议 |
| 结论 |
| 附录1 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教师调查问卷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教育旅行研究（1914-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现实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1. 关于教育家黄炎培的研究 |
| 2. 关于教育旅行的研究 |
| 3. 关于黄炎培教育旅行的研究 |
| (四) 概念界定 |
| (五) 研究方法 |
| 一、黄炎培教育旅行的背景分析 |
| (一) 国家危亡与教育转型 |
| (二) 清末民初早期教育旅行 |
| (三) 个人经历与实用主义论辩 |
| 二、“寻病源”与国内教育旅行 |
| (一) 赴皖赣浙旅行(1914.2-1914.6) |
| (二) 赴鲁京津冀旅行(1914.9-1914.10) |
| (三) 赴山西旅行(1925.8-1925.9) |
| 三、“读方书”与国外教育旅行 |
| (一) 赴美旅行(1915.4-1915.8) |
| (二) 赴日本及南洋旅行(1917.1-1917.3) |
| (三) 第二次赴南洋旅行(1917.5-1917.8) |
| 四、黄炎培教育旅行的历史镜鉴 |
| (一) 对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指导意义 |
| 1. 改造普通学校,推广职业教育 |
| 2. 关注女子教育,改造学习内容 |
| 3. 开创华侨教育,筹建暨南学校 |
| 4. 重视农村教育,实验乡村建设 |
| (二) 对促进个人成长的借鉴意义 |
| 1. 理论水平的逐步提升 |
| 2. 社交领域的不断开拓 |
| 3. 自我认同感的不断增强 |
| 4. 爱国与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剧增 |
| 五、黄炎培教育旅行的当代价值 |
| (一) 拓展教育旅行史研究领域 |
| (二) 指导当前研学旅行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分析 |
| 一、有关民国教育期刊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民国教育期刊个案的研究 |
| 三、有关《教育杂志》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以前的出版传播简述 |
| 一、初创发展阶段(1909—1922) |
| 二、变革创新阶段(1922—1931) |
| 三、复刊飞跃阶段(1934—1937)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编辑与出版应对 |
| 一、短暂停刊、快速复刊与多地辗转 |
| 二、办刊宗旨、编辑方针与栏目调整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主编与作者群 |
| 一、教育家型主编黄觉民 |
| 二、专业权威的多元作者群 |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专题与专号策划 |
| 一、专题、专号的策划出版概况 |
| 二、专题、专号的策划方式创新 |
| 三、专题、专号的战时话语演进 |
| 第二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论坛构建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 |
| 一、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 |
| 二、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 |
| 三、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主要议题 |
| 一、关于战时教育方针定位的争论 |
| 二、关于战时函授自修制度的研讨 |
| 三、关于战时师范教育发展的建议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策略 |
| 一、设置弥合呼应的主辅论坛 |
| 二、延拓民众教育的补充论坛 |
| 第三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生态呈现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文体形式 |
| 一、短讯与通讯 |
| 二、调查与统计 |
| 三、小说与传记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基本视角 |
| 一、总结战时教育遭受的各项损失 |
| 二、报道战时各类教育的应对举措 |
| 三、展现教育同人英勇的抗战行为 |
| 四、介绍国外战时教育及国际互动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特定视角 |
| 一、国统区高等教育与师生教育救国形象构建 |
| 二、边区各类教育与学生抗战学习生活营造 |
| 三、沦陷区奴化教育与“文化汉奸”面目揭露 |
| 第四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广告特征与广告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广告的构成 |
| 一、战时广告的概况 |
| 二、战时广告的种类 |
| 第二节 战时广告的特征 |
| 一、馆外商业广告难觅踪迹 |
| 二、抗战图书广告种类繁多 |
| 三、新创抗战刊物广告力度大 |
| 四、战时补充教材广告成为主体 |
| 五、常规业务广告呈现抗战特色 |
| 第三节 战时广告的策略 |
| 一、利用“文化抗战”进行事件营销 |
| 二、提升广告与期刊内容的匹配程度 |
| 三、开展高频度与多维度的持续宣传 |
| 第五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传播环境 |
| 一、书刊出版传播追随文教中心迁移 |
| 二、经历辗转确定香港为战时出版地 |
| 三、教育期刊出版整体进入波谷时期 |
| 第二节 战时发行方式与传播策略 |
| 一、依靠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渠道发行 |
| 二、通过商务印书馆的书刊互动宣传 |
| 三、借助商务印书馆的馆外报纸推广 |
| 四、改进内容生产维护特定受众群体 |
| 第六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效果与意义 |
| 第一节 助推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修正 |
| 一、促进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推动战时教育政策的修正 |
| 第二节 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 |
| 一、维护商务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 |
| 二、推动商务抗战与文教图书的销售 |
| 第三节 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
| 结语: 应对与引领 形塑与调和 |
| 附录 |
| 1. 商务印书馆编审部迁往长沙后的合影 |
| 2. 1938-1941年《教育杂志》封面 |
| 3. 1938-1941年《教育杂志》版权页 |
| 参考文献 |
| Ⅰ 中文部分 |
| Ⅱ 英文部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与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针对康奈尔大学的相关研究 |
| 二、对外农业援助的相关研究 |
| 三、有关康奈尔大学近代开展对外农业援助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一、相关理论依据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资料来源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第一节 “对外农业援助”的内涵与外延 |
| 一、对外援助(援外)、国际援助 |
| 二、对外农业援助 |
| 第二节 几个相关概念的阐释和辨析 |
| 一、国际发展援助 |
| 二、粮食援助 |
| 三、国际农业与农村发展 |
| 第二章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端的背景与动因 |
| 一、国家战略视角下的宏观背景 |
| 二、对外农业援助在康奈尔大学起源的内部动因 |
| 第二节 起源阶段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地域与方式的选择 |
| 一、地域的选择: 拉美与亚太地区 |
| 二、基于高校基本职能的援助方式的选择 |
| 第三节 主要援助活动内容 |
| 一、教育与人才培养: 招收外国留学生 |
| 二、开展科学研究: 零星出现的资源考察 |
| 三、以个人活动为主的知识转移与技术推广 |
| 四、校内组织或相关保障: 民间组织与社团的成立 |
| 第三章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转型和快速发展 |
| 第一节 转型的背景和动因 |
| 一、对外农业援助发生转型时的全球局势与宏观背景 |
| 二、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获得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
| 第二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转型中的地域和方式的选择 |
| 一、地域的选择: 广泛性与重点性并存 |
| 二、更加综合多样的援助方式 |
| 第三节 主要援助活动内容 |
| 一、教育与人才培养: 关注重点从规模向质量的转变 |
| 二、开展科学研究: 内容极大拓展与丰富 |
| 三、在技术推广基础上形成更加立体综合的援助项目 |
| 四、校内组织或保障: 官方机构的成立与激励措施 |
| 第四章 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个案及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起源与初步发展阶段: 康奈尔—金陵故事 |
| 一、援助背景与起源 |
| 二、主要援助经历与内容 |
| 三、援助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
| 第二节 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 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 |
| 一、援助背景及起源 |
| 二、主要援助经历与内容 |
| 三、援助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
| 第三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两个发展阶段的比较和分析 |
| 一、援助行为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的对比 |
| 二、援助对象和发生地点的比较 |
| 三、援助方式与行为的比较 |
| 第五章 评价与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评价 |
| 一、带给受援方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
| 二、援助行为具有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特征 |
| 三、推动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
| 四、特定时代背景下帮助获取国家利益的工具 |
| 五、“美国需要”和“美国模式”形成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二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对外农业援助与农业高校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 |
| 二、紧紧依托高校基本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特长 |
| 三、“官民并举”和多渠道的经费投入 |
| 四、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基本属性 |
| 五、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浅析中国与菲律宾大学课堂模式的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 一、硬件设施对课堂的影响 |
| 二、课程安排与课程内容 |
| 三、课堂二要素 |
| 1. 授课者与其方式 |
| 2.“收课者”及其态度 |
| 四、课堂效果 |
| 五、结语 |
（10）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绩效评价 ——绩效生成过程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国内外学界关于扩招政策的“社会经济绩效-客观测量型评价” |
| 2.1.1 扩招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1.2 扩招政策对就业水平和高等教育收益率作用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2 国内外学界关于扩招政策的“高等教育绩效-客观测量型评价” |
| 2.2.1 扩招政策对教育公平作用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2.2 扩招政策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2.3 扩招政策影响高校发展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3 国内外学界关于扩招政策的“社会经济绩效-主观判定型评价” |
| 2.3.1 扩招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3.2 扩招政策对就业水平和高等教育收益率作用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4 国内外学界关于扩招政策的“高等教育绩效-主观判定型评价” |
| 2.4.1 扩招政策对教育公平作用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4.2 扩招政策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4.3 扩招政策影响高校发展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5 已有文献的总结 |
| 第三章 评价模型的建立 |
| 3.1 评价模型的构建逻辑:理论模型-指标-权重-评价方法 |
| 3.1.1 制定理论模型 |
| 3.1.2 遴选评价指标 |
| 3.1.3 确定指标权重 |
| 3.1.4 选择评价方法 |
| 3.2 扩招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2.1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框架:公共价值与政策绩效生成过程 |
| 3.2.2 扩招政策的公共价值诉求:高等教育发展 |
| 3.2.3 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扩招政策绩效标准 |
| 3.3 扩招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选择 |
| 3.3.1 指标的遴选过程 |
| 3.3.2 关于指标遴选过程的几点说明 |
| 3.4 扩招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权重 |
| 3.4.1 熵权法 |
| 3.4.2 主成分分析 |
| 3.4.3 统计平均法 |
| 3.4.4 层次分析法 |
| 3.5 扩招政策绩效评价的评价方法 |
| 3.5.1 综合评价:TOPSIS综合评价法 |
| 3.5.2 资源协调水平: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 |
| 3.5.3 高等教育经费区域差异:基尼系数及其结构分解、变动分解技术 |
| 第四章 扩招政策的投入绩效评价 |
| 4.1 研究的展开 |
| 4.1.1 搜集原始数据 |
| 4.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4.1.3 基于层析分析法的指标权重测算 |
| 4.1.4 TOPSIS法下的扩招政策投入绩效综合评价 |
| 4.1.5 投入类指标的权重、综合水平的相对接近度及排名 |
| 4.2 研究发现 |
| 4.3 推论 |
| 第五章 扩招政策的过程绩效评价:综合水平评价 |
| 5.1 研究的展开 |
| 5.1.1 搜集原始数据 |
| 5.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5.1.3 基于层析分析法的指标权重测算 |
| 5.1.4 TOPSIS法下的扩招政策过程绩效综合评价 |
| 5.1.5 过程类指标的权重、综合水平的相对接近度及排名 |
| 5.2 研究发现 |
| 5.3 推论 |
| 第六章 扩招政策过程绩效评价:协调发展水平评价 |
| 6.1 研究的展开 |
| 6.1.1 搜集原始数据 |
| 6.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6.1.3 指标权重测算 |
| 6.1.4 协调水平的测度模型 |
| 6.1.5 协调发展度的类型及其识别 |
| 6.2 研究发现 |
| 6.3 推论 |
| 第七章 扩招政策的过程绩效评价:经费地区公平性评价 |
| 7.1 研究的展开 |
| 7.1.1 搜集原始数据 |
| 7.1.2 测算各类生均支出的基尼系数 |
| 7.1.3 测算总基尼系数 |
| 7.1.4 基尼系数的变动分解 |
| 7.2 研究发现 |
| 7.3 推论 |
| 第八章 扩招政策的产出绩效评价 |
| 8.1 研究的展开 |
| 8.1.1 搜集原始数据 |
| 8.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8.1.3 基于层析分析法的指标权重测算 |
| 8.1.4 TOPSIS法下的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评价 |
| 8.1.5 产出类指标的权重、总规模绩效的相对接近度及排名 |
| 8.2 研究发现 |
| 8.3 推论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9.2 本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菲律宾大学教学方式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2]菲律宾K-12改革后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研究[D]. 刘芷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3]美国殖民时期的菲律宾教育研究[D]. 蒋晓婉.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4]菲律宾私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研究[D]. 吴星宇. 西南大学, 2020(01)
- [5]菲律宾孔子学院汉语课程设置调查研究 ——以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为例[D]. 梁缘.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6]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教育旅行研究（1914-1931）[D]. 孟理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D]. 陈兰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D]. 石松.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9]浅析中国与菲律宾大学课堂模式的差异[J]. 盛雪. 现代交际, 2017(08)
- [10]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绩效评价 ——绩效生成过程的视角[D]. 叶杰. 兰州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