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收入统计问题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胡鑫[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三农”工作作出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战略部署。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快乡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目前,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众多原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乡村人才队伍发展瓶颈制约,这就为农业农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课题。论文采用比较研究、系统分析、规范研究等方法,通过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探寻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探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论文由以下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绪论。这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这一章首先对人力、人才、人力资本、人才资源、人才支撑体系等概念进行了释义;其次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后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包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拥有的机遇。第三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国外学者的相关思想,即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即以农为本思想、政以才治思想、养护农民思想。第四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在释义和阐述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紧迫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释义和阐述乡村专业人才内涵、类型、作用以及乡村振兴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在释义和阐述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合理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释义和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客观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在阐述社会各界内涵、社会各界是乡村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必然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第五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包括实施阳光工程、实施雨露计划、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实施特岗教师计划、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包括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包括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包括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第六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包括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即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即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即教师定期服务乡村、医生定期服务乡村、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即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才兼职取酬、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即增加财政涉农资金、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在系统梳理了人力、人才、人才资本、人才资源等概念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维度,全面阐释了人才支撑体系概念。二是论文以各类人才资源为研究主体,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实践路径。三是论文完整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黄润青[3]（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汤澹澹[4]（2020）在《长沙市望城区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科教兴农战略目的是通过科学技术和增强农民综合素质,实现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农村农民收入,该战略的重要举措则是农村教育。长沙市望城区农村经济发展相对靠前,农业生产条件、农村人口比例、农村经济状况等在农村经济研究领域均具有代表性,是研究农村经济的典型材料。因此,研究以望城区为例,探究农村教育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并提出对应改善望城区农村教育发展现状以及持续有效提升农民收入的对策。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在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关系相关理论知识的回顾与借鉴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等,通过对望城区农户有效问卷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当前望城区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公开统计数据,对望城区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农民受学历教育的年限与农民收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非常高,说明关系非常密切。政府在基础教育的投入在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问卷调研统计数据,对望城区农村职业技能教育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参与农民职业技能教育的意识越强;参与职业技能教育的程度越深,农民收入越高;农民职业技能教育师资力量对农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农民职业技能教育资源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有正相关作用。农村教育投入不足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教育问题,具体表现为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资源贫乏、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脱离农村实际、职业技能教育意识不强。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和我国农村教育发展实际情况,并对比其它地区,深层次分析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教育问题的原因,主要为农村教育资源贫乏、农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农村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脱离农村实际、农村职业技能教育意识不强。根据调研分析结果,对望城区农村教育相关问题的建议包括:强化农村教育师资力量储备,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投入与配置,调整农村学历教育的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农村职业技能教育供给侧改革。
张宇豪[5]（2020）在《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作为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样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充分发展。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为了实现目标任务,“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必须补上。可见,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战略区,同时也是我国的农业主产区,极大的影响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对农业重视水平的提高,长江经济带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导致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农民收入依然处于落后水平,“三农”问题依然显着。解决好长经济带地区的“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财政支农是我国当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极大地影响着农民收入。但是作为我国主要的助农方针,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始终没能达成共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通过财政支农拉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的增长是当务之急。财政支农究竟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影响的方向、力度如何,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在总结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阐述了财政支农影响农民收入的机制;其次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长江经济带地区2007年到2018年财政支农投入和农民收入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财政支农投入的稳定性较差、财政支农力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等结论;最后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影响力度较小,并且发现农民收入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由此提出相关建议:一是各地政府应当加强财政支农力度,确保财政支农投入的稳定性,有效的通过财政支农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二是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和农村教育尤其是劳动技能培训的投资,由此来帮助农业发展、引领农民进行多元化就业,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三是我国政府要根据各地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关政策,保证财政支农效益最大化;四是改革立法与监督多管齐下,建立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完善新闻舆论与社会公众的监督,保障资金使用的规范与透明,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效应,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机制,多方合力共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曾哲[6]（2020）在《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52-1960）》文中研究指明1945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布无条件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苏占区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战后初期占领区重建与规划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对该区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在民主德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鼓励、支持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成立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由此拉开帷幕,旨在让个体经营的农户加入社会主义农业大生产中来,从而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化是通过让农民加入合作社共同从事农业劳动的形式开展的。作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载体,农业生产合作社分为I型、II型和III型三种形式。从I型到III型合作社,耕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程度逐渐由低向高过渡。在I型合作社中,原则上只是耕地、部分林地和其他绿地共用,社员共同经营种植业。机械设备、牲畜、家禽为农户私有。相较于I型,II型合作社社会化程度更高,被视为过渡阶段,在I型合作社的基础上,耕牛、厂房、机械等生产资料亦共同使用。III型合作社社会化程度最高,所有生产资料共用,兼营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业集体化初期,国家就通过财政补贴,以各种支持措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主要措施包括:拖拉机出租站以较低的租借费向合作社提供农机服务,以优惠价格向合作社出售化肥,降低合作社农民农产品交售额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给予合作社为期两年的免税优待,为合作社农民提供贷款优惠,为合作社农民子女提供免费培训机会等。统一社会党在大力推进合作社发展的同时,加强了针对拥有20公顷以上土地“大农户”的打击措施。他们被视为“阶级敌人”,不被允许加入合作社,在经济上屡被施压。此外,“大农户”的农产品交售额度要比合作社成员高出很多,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履行交售义务。而小农户因为生产资料匮乏,生活处境也异常艰难。1952至1953年期间,超过万名民主德国农民逃往联邦德国。当局通过的强制手段干涉农民的经济活动,甚至以逮捕的方式控制事态发展。1953年6月17日,由于不满政府提高劳动标准的政策,柏林爆发工人起义。工人们的抗议游行活动很快蔓延至全国,演变成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农民也纷纷参与进来,抵制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集体化因此中止。鉴于合作社初期的发展不利和农民的强烈抵抗,统一社会党开始进行路线调整。中央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通过了采用“新路线”的政策决议,以应对危机局势。统一社会党修订了先前的农业政策方针,提出取消对农民的镇压的决议并将刚刚于数日前下调10%的合作社交售额度继续下调15%-20%。1954年,统一社会党停止了对“大农户”的批斗。1954至1957年的农业政策中,政府强制干预的成分有所减少,农民自愿的成分有所增加,当局更多地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1957年秋,民主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总体稳定。然而农业方面,一直以来的生产资料匮乏导致增产计划无法实现。很多合作社经营状况不佳,面临解散的风险。个体农民仍不认同集体经营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再次以加大农业投资的手段来巩固和推动合作社的发展。同时,众多宣传员被派送到农村,以劝说的方式试图让农民从思想上接受集体经营。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些经济地位相对稳定的“中农”加入了合作社,打破了合作社发展停滞的局面。到1959年底,集体经营土地面积始终增长缓慢。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仍落后于计划目标的农业生产只有通过消除个体经营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此外,1957、1958年这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和12%,民主德国政党对经济形势呈乐观估计。1960年,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实现“飞跃”。但这一强行推进手段严重违背了自愿原则。当局甚至对拒绝加入合作社的农民采取武力措施,将他们监禁、处以没收财产,并将其土地划入合作社。私营农场的生产条件日益恶化,身处困境中的农民除了“自愿”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再无别的出路。至此,民主德国农业已实现了全盘集体化。本文以民主德国1952至1960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基础、发展路径、所有制结构、以及统一社会党的农业政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农业集体化运动对民主德国农业及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进行考查,从中总结出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发展的特点,即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为农业集体化提供有力支撑;集体化的发展路径总体平缓;政府运用灵活的价格政策对集体化期间的农业发展进行间接调控。最后,总结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当前农业提供一些借鉴:进一步深化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农民合作社经济。
郭宏毅[7]（2019）在《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已迈入新常态,探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不论是经济发展新动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分配都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中共十六大再次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并且进一步说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大指出“生产要素的报酬应该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中共十九大又一次提出通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带动劳动报酬同步上升。这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变化都是以要素分配为核心制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化,说明社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上升,另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下降,而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代表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下降。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变动,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高点61%,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路下滑,2007年达到最低点53%,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55%,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70%左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成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那么,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产业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背离呈现独特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基于以上的疑问,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引导生产要素的变动,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本文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细致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时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及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得到全文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界定全文的核心概念,梳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理论。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严重下降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本身出发,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结构内效应和结构间效应。本文将完整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尝试从产业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角度,分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次,通过对开放四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历史透视,发现演变呈现“上升-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规律,产业结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阶段,1978-1983年,我国处于准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第二阶段,1984-1991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多元分配模式对国有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等,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下波动;第三阶段,1992-1998年,工业结构再次调整,轻工业快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第四阶段,1999-200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由于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产业结构呈现失衡式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第五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全面优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英、美、日、韩、巴西五个国家对应的工业化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的横向比较,发现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模式呈现多样化和我国的独特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微观路径有关,也受产业结构演变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再次,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微观影响机制和宏观影响环境。从微观视角出发,一是要素替代弹性机制,产业动态变化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差异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劳动力与资本在各产业的占比及各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二是技术进步机制,技术进步分别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可能会出现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产生正向、负向和不明确的影响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数量逐渐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起到促进作用;二是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阶段,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异性;三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过要素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三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直观的考察要进一步接受数据的检验。通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行了度量,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1993-2017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另外,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国有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更显着;（3）技术进步、全球化对东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更显着;（4）财政支出、国有化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正向作用;（5）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抑制作用。不同阶段下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性:（1）1993-1998年间,制度改革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更显着;（2）1999-2007年间,技术进步、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3）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明显。最后,得到本文结论,立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避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或缩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时段;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化的加快、合理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三,服务业增长的同时注重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四,通过知识产业制度的建设,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化,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第二,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第三,通过探寻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能力,并提出政策建议。
吴华增[8]（2019）在《二元金融条件下农户借贷行为变迁及其收入效应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文中研究表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金融不仅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还是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之一。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打通金融服务“三农”各个环节,充分体现了金融服务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性。农户增收问题不仅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力点,更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小康的关键点。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研究金融服务“三农”问题有必要从中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基础——农户这一“关键点”出发。农户借贷行为是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农户而言,从金融机构获得借贷资金,一方面可以优化农户家庭的资产配置状况,抓住生产经营的市场机会,在短期内提高家庭收入;另一方面也可将借贷资金投入到生活类消费支出,通过当期的借贷投入,平滑消费,减少防卫性过度储蓄,进而实现农户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但同时农村地区的农户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即有借贷需求的农户受自身条件束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借贷资金。信贷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有借贷需求的农户可以从改善农村金融供给侧角度增加农村金融供给,降低农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门槛,进而优化农户的借贷行为。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农户借贷规模是农户借贷行为的核心,农户借贷渠道是农户借贷行为的来源方式,而农户借贷用途是农户借贷行为的支出方式,农户借贷规模、农户借贷渠道和农户借贷用途是反映农户借贷行为的不同纬度,因此研究农户借贷行为需要从农户借贷渠道、农户借贷规模和农户借贷用途等三个方面考虑。基于此,本文从理论角度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农户借贷行为、农户借贷行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农户借贷规模选择和农户借贷用途选择的作用机理,同时从理论上阐明农户借贷行为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其次,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利用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户借贷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户借贷行为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不仅从整体上研究农户借贷行为的选择以及农户借贷行为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研究了二元金融条件下不同类型农户借贷行为的选择差异以及农户借贷行为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最后,本文不仅从理论上证实了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滞后效应,而且还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滞后效应。通过理论分析、统计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统计描述性分析。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农户借贷规模、借贷用途和农户家庭收入均存在着拐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越偏好于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南方农户的借贷用途主要用于生产投资,北方农户的借贷用途主要用于生活消费;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的收入和农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南方地区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高于北方地区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无借贷的农户家庭收入高于有借贷的农户,借贷渠道单一的农户其收入高于借贷渠道多样的农户;第二,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户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户借贷行为发生的概率就越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户社会资本水平提升会促使农户借贷渠道由非正规金融转向正规金融,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富裕农户比贫困的农户更容易获得借贷,农户社会资本主要影响中等农户和贫困农户借贷渠道的选择,对富裕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小;第三,农户借贷规模选择分析。农户家庭资产和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户借贷规模越大,同等条件下金融机构对农户放贷时,首先考虑的是农户家庭内所拥有的资产,农户的家庭资产和社会资本对富裕农户的影响相对较大,农户的家庭资产和社会资本主要影响纯农户的借贷规模,而对其他农户的影响相对较小;第四,农户借贷用途选择分析。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资产越多,农户越偏向于生产类借贷;农户家庭消费支出水平越高,农户生活类借贷支出就越多,富裕农户偏向于生产类借贷,而贫困农户偏向于生活类借贷,对于纯农户而言耕地面积越大,越偏好于生产类借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户更偏向于将借贷资金运用到生产类投资;第五,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的影响。农户借贷规模越大,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就越高;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借贷更能提高其家庭收入水平;农户借贷资金无论用于何种支出均能够提高其家庭收入,但借贷资金运用到生产类投资用途上更能够提高其家庭收入;农户将借贷资金用于生活类消费支出对家庭非农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农户将借贷资金用于生产类投资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实证分析发现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的影响会滞后到五期;农户借贷行为对贫困农户和从正规金融借贷农户的影响相对较大,富裕农户和中等农户将借贷资本用于生活类用途更能提高其家庭收入,而贫困农户将借贷资本用于生产类用途更能提高其家庭收入。研究结论表明,任何情况下农户都存在着借贷需求,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借贷需求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农户借贷行为能够显着地提高其家庭收入水平。基于此,本文从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优化农户借贷行为和提高农户收入角度得出了八点政策启示。
陈一丹[9]（2019）在《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现阶段我国农业问题的重点就是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都致力于实现农民生活富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这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实的直接利益。所以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值得被研究。设法稳定好农产品价格有利于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产品有效供给得以保障,同时对实现现代化转型、农产品市场和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以及农民收入的增长都很有意义。论文首先从描述统计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进行阶段分析与结构分析,总体上我国农民收入在波动中上升,增速稳定,同时农民收入构成发生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稳步上升,反超经营净收入跃居“四部之首”,转移净收入水平在2012-2013年间大幅上升,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占比不高,农民收入增长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是对我国农产品价格进行阶段分析与结构分析,发现我国农产品价格总体趋势明显上扬,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大,同时,我国农产品价格涨多跌少,波动有周期性特征,种植业和畜牧业在我国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结构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其次通过进一步推断统计,研究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分析的方法包括考虑农产品价格总指数的两变量和考虑农产品价格指数构成的多变量分析、不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脉冲响应等。将Bai-Perron结构断点检验方法与Chow氏断点检验法相结合,找到结构突变时点分别为1999年和2013年,分阶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序列在1978-1998年、1999-2012年、2013-2018年这些阶段里,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间都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对断点进行现实分析,找到可能成为断点的现实原因。从农产品价格的构成角度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畜牧业产品价格、种植业产品价格、林业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的相互关系,发现种植业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最大,畜牧业产品价格次之,林业产品价格最小。最后,结合上述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的分析,给出若干政策建议,包括关注农产品自身特征因素重要农产品价格的监测系统,实现“农超对接”构建产销一体化链条,深化对内对外开放提升引进来和走出去水平,大力发展种植业等。
谢鹏[10]（2019）在《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亟需通过协调发展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共享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虽然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及其引致的一系列问题已备受关注,但系统研究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运用多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就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主要试图回答3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全面检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提出完善地方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进行理论分析。在土地财政模式下,按照行为的连续性,地方政府主要有3种代表性行为:土地征收、“以地引资”、“以地生财”。土地征收主要影响居民收入与财富以及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以地引资”主要影响城镇职工工资和工资差距,“以地生财”主要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福利经济学定理等视角,分析上述地方政府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各方面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和收入分配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和意图。同时,结合政策分析,对近年来土地财政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统计描述,发现本世纪以来土地财政收入在波动中快速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呈快速扩大态势,从而得到土地财政可能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直观印象。再者,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分为4个部分:（1）“以地引资”如何影响了城镇职工工资?“以地引资”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协议出让等非市场化方式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吸引国内外投资,推动GDP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基的行为。由于“以地引资”人为压低了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势必对各种生产要素回报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03-2013年28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2007年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视为外源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就该政策冲击对城镇职工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平均提高了城镇职工工资1108.554元,安慰剂检验和用中国土地市场网数据再检验的结果均表明该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土地出让市场化背景下的融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是导致城镇职工工资提高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对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的增收效应大于民营企业。由于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是对“以地引资”行为的明显遏制,反推可知“以地引资”明显降低了城镇职工工资。（2）土地征收对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影响。利用2010-2016年CFP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土地征收对被征地农户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土地征收导致被征地农户家庭财富比未被征地农户平均增加2.608万元,但对农户的家庭收入产生明显的减收效应,减收幅度为0.322万元,该结果的稳健性通过采用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安慰剂检验得到了验证。机制分析表明其原因在于:土地征收使被征地农户房产现值和现金存款分别增加1.656万、0.44万元,从而增加了家庭财富;但土地征收诱发被征地农户劳动时间减少20.68%,从而使其工资薪金收入下降,集中反映为家庭收入的减少。土地征收直接给被征地农户带来财富增加,本身是致富机遇,但如果放任其劳动时间持续下降,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而言,有可能会陷入贫困陷阱。进一步讨论发现,土地征收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都产生明显的扩大作用,对财富差距的影响大于对收入差距的影响。（3）“以地生财”如何影响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地生财”是指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的市场化方式出让商住用地,并在供地面积上实行“饥饿供地”,推动房价与地价的螺旋式上升,从中获取土地出让金和契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房地产类税收的行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以地生财”作为一种收入分配机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可能产生影响。利用1999-2015年全国31个省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总体上有利于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地生财”行为推高了城市房价,而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方面通过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城镇职工工资,带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地生财”行为导致财政支出偏向,不利于最大程度发挥财政再分配职能。必须看到的是,“以地生财”行为带来的城镇职工工资提高,并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倒逼的结果。这类因扭曲政策导致的工资上涨,将提高企业成本,减少企业利润,城市对低技术工人的有效需求将减少,且弱势群体的结构性失业将增多。（4）“以地生财”如何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进行理论分析和中介效应讨论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5年全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在考虑“以地生财”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行为显着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对其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着的扩大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将土地供应的地理限制和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再检验,发现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稳健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以地生财”的发展模式下,“人地失调”的城镇化、“去工业化”效应和扭曲的公共品供给结构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各区域存在显着异质性。最后,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土地财政既有正向收入分配效应,又存在负向收入分配效应,并且以负向效应为主。土地财政虽然有利于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但对被征地农户家庭收入、农村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城镇职工工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负向分配效应明显。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完善财政体制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推进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上级部门加强纪律监察和执法督查,对价格过低的工业用地出让项目进行重点监控;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规范财政转移性支出,强化审计和监察职能,严格控制向企业变向补贴工业用地出让成本的行为。二是优化农地非农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应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创新、优化征地补偿方案,使农户即能得到合理补偿,又能受到勤劳致富的制度激励;密切持续跟踪被征地农户的经济行为,关注征地对农户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长期影响。三是去除“以地生财”的制度土壤。优化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合理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财产税体系,规范转移支付体系,改革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制。四是完善土地管理政策稳定房价。增加东部地区土地供应,提高中西部地区土地利用效率。五是纠正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中的城市偏向。放宽户籍限制,以民生为导向完善土地财政支出管理,推进“人地协调”的城镇化进程。
二、农民收入统计问题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收入统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人力 |
| 2.1.2 人才 |
| 2.1.3 人力资本 |
| 2.1.4 人才资源 |
| 2.1.5 人才支撑体系 |
| 2.2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
| 2.2.1 产业兴旺 |
| 2.2.2 生态宜居 |
| 2.2.3 乡风文明 |
| 2.2.4 治理有效 |
| 2.2.5 生活富裕 |
| 2.3 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 |
| 2.3.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 |
| 2.3.2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挑战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机遇 |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 |
| 3.1.2 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 |
| 3.1.3 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 |
| 3.2.2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 |
| 3.2.3 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 |
| 3.3 国外学者相关思想 |
| 3.3.1 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 |
| 3.3.2 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 |
| 3.3.3 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 |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4.1 以农为本思想 |
| 3.4.2 政以才治思想 |
| 3.4.3 养护农民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
| 4.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4.1.1 职业农民 |
| 4.1.2 新型农民 |
| 4.1.3 新型职业农民 |
| 4.1.4 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紧迫性 |
| 4.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
| 4.2.1 乡村专业人才 |
| 4.2.2 乡村专业人才的类型 |
| 4.2.3 乡村专业人才的作用 |
| 4.2.4 乡村振兴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
| 4.3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
| 4.3.1 农民工 |
| 4.3.2 新生代农民工 |
| 4.3.3 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 |
| 4.3.4 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合理性 |
| 4.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
| 4.4.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4.4.2 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 |
| 4.4.3 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 |
| 4.4.4 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客观性 |
| 4.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 |
| 4.5.1 社会各界 |
| 4.5.2 社会各界是乡土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 |
| 4.5.3 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 |
| 4.5.4 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必然性 |
| 第5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
| 5.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路径 |
| 5.1.1 实施阳光工程 |
| 5.1.2 实施雨露计划 |
| 5.1.3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
| 5.1.4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
| 5.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 |
| 5.2.1 实施特岗教师计划 |
| 5.2.2 实施“三支一扶”计划 |
| 5.2.3 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
| 5.2.4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
| 5.2.5 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 |
| 5.3 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的路径 |
| 5.3.1 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 |
| 5.3.2 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 |
| 5.3.3 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
| 5.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路径 |
| 5.4.1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
| 5.4.2 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
| 5.4.3 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 |
| 5.4.4 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
| 5.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路径 |
| 5.5.1 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 |
| 5.5.2 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
| 5.5.3 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 |
| 5.5.4 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 |
| 第6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
| 6.1 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 |
| 6.1.1 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 |
| 6.1.2 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
| 6.1.3 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 |
| 6.2 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
| 6.2.1 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2.2 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2.3 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3 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 |
| 6.3.1 教师定期服务乡村 |
| 6.3.2 医生定期服务乡村 |
| 6.3.3 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 6.3.4 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 6.4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
| 6.4.1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
| 6.4.2 科技人才兼职取酬 |
| 6.4.3 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 |
| 6.5 建立资金保障机制 |
| 6.5.1 增加财政涉农资金 |
| 6.5.2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
| 6.5.3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长沙市望城区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 |
| 2.2 明赛尔人力资本理论 |
| 第3章 长沙市望城区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
| 3.1 长沙市望城区基本情况 |
| 3.1.1 望城区简介 |
| 3.1.2 望城区经济状况 |
| 3.1.3 望城区教育情况 |
| 3.2 农村教育现状分析 |
| 3.2.1 农村教育办学规模稳步上升 |
| 3.2.2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初中水平 |
| 3.2.3 农民学历层次提升而职业技能教育意识弱 |
| 3.3 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
| 3.3.1 农村经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
| 3.3.2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大 |
| 3.3.3 农业收入减少而非农收入增加 |
| 3.4 农民受教育情况与收入特点分析 |
| 3.4.1 总体受教育年限增加 |
| 3.4.2 总体收入上涨 |
| 3.4.3 学历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收入更高 |
| 3.4.4 职业技能教育资源不足 |
| 第4章 长沙市望城区农村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
| 4.1 指标选取 |
| 4.2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收入与受教育年限的统计结果 |
| 4.3.2 教育投入与收入相关性分析 |
| 4.3.3 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回归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长沙市望城区农村教育影响农民收入的问卷调查 |
| 5.1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
| 5.1.1 调查问卷内容的设计 |
| 5.1.2 调查问卷的实施过程与步骤 |
| 5.1.3 问卷信度分析与效度分析 |
| 5.2 农民受教育情况调查结果分析 |
| 5.2.1 调查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
| 5.2.2 学历教育情况调查结果 |
| 5.2.3 职业技能教育情况调查结果 |
| 5.3 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
| 5.3.1 学历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
| 5.3.2 职业技能教育对提升农民收入作用显着 |
| 5.3.3 学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5.4 农民对教育的需求及受制约原因分析 |
| 5.4.1 农民对教育的实际需求分析 |
| 5.4.2 影响农民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原因 |
| 5.4.3 影响农民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的原因 |
| 5.5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教育问题分析 |
| 5.5.1 农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
| 5.5.2 农村教育资源贫乏 |
| 5.5.3 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脱离农村实际 |
| 5.5.4 农村职业技能教育意识不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长沙市望城区加强教育提升农民收入的策略建议 |
| 6.1 发展农村学历教育,全面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
| 6.1.1 加强望城区农村学历教育相关师资力量 |
| 6.1.2 统筹城乡教育资源 |
| 6.1.3 建立农村学历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机制 |
| 6.1.4 调整农村学历教育的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 |
| 6.2 发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 |
| 6.2.1 培养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
| 6.2.2 加强农民职业技能教育宣传与认知 |
| 6.2.3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职业技能教育领域 |
| 6.2.4 强化城乡职业技能教育共同体建设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望城区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影响调查问卷 |
| 致谢 |
（5）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
| 3.1 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宏观分析 |
| 3.2 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微观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地区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收入的现状分析 |
| 4.1 长江经济带地区财政支农发展状况 |
| 4.2 长江经济带地区农民收入现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长经济带地区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 |
| 5.1 变量及统计描述 |
| 5.2 模型介绍 |
| 5.3 模型估计 |
| 5.4 结果分析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6）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52-196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涵义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农业集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3.2 关于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基本框架 |
| 1.5 创新和不足 |
| 1.5.1 创新 |
| 1.5.2 不足 |
| 第2章 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
| 2.1.1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问题 |
| 2.1.2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组建和发展 |
| 2.1.3 关于农业合作的原则 |
| 2.1.4 关于农业合作的目标 |
| 2.2 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 |
| 2.2.1 列宁对农业合作化的探索 |
| 2.2.2 列宁的农业合作化理论 |
| 2.3 产权理论 |
| 2.3.1 产权的内涵与构成 |
| 2.3.2 产权的功能 |
| 2.3.3 产权的形式与效率 |
| 2.3.4 产权制度变迁 |
| 第3章 农业集体化的背景(1945-1952) |
| 3.1 二战后苏占区农业状况 |
| 3.2 土地改革 |
| 3.3 统一社会党的农业政策措施 |
| 3.3.1 成立农民互助联合会 |
| 3.3.2 .成立机械出租站/机械拖拉机站 |
| 3.3.3 成立国营农产品收购站 |
| 3.4 阶级斗争 |
| 3.5 战后农业恢复情况 |
| 第4章 农业集体化第一阶段——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1952-1955) |
| 4.1 农业集体化的动因 |
| 4.2 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
| 4.3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 |
| 4.3.1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建形式 |
| 4.3.2 首批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与发展 |
| 4.3.3 合作社面临发展困境及国家对应措施 |
| 4.3.4 爆发人民起义 |
| 4.3.5 “新路线”调整 |
| 第5章 农业集体化第二阶段——缓步发展(1956-1958 中) |
| 5.1 统一社会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
| 5.2 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管地方农场 |
| 5.3 菲韦格理论 |
| 5.4 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
| 5.4.1 完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结构 |
| 5.4.2 充分发挥机械拖拉机站的作用 |
| 5.4.3 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提供财政支持 |
| 5.5 中央33 中全会召开 |
| 第6章 农业集体化第三阶段——实现全盘集体化(1958 中-1960 春) |
| 6.1 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
| 6.1.1 确立经济建设总目标 |
| 6.1.2 确立农业发展目标 |
| 6.2 农业集体化陷入发展困境 |
| 6.2.1 爆发粮食危机 |
| 6.2.2 统一社会党农业政策失灵 |
| 6.2.3 政治动员效果不佳 |
| 6.3 进一步促进合作社发展 |
| 6.3.1 提高合作社产能 |
| 6.3.2 将机械拖拉机站技术设备转让给合作社 |
| 6.3.3 议会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法》 |
| 6.3.4 派工人下乡 |
| 6.4 向农业全盘集体化迈进 |
| 6.4.1 中央七中全会 |
| 6.4.2 艾伦堡率先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 |
| 6.4.3 统一社会党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 |
| 6.5 农业实现全盘集体化 |
| 6.5.1 “社会主义春天”的到来 |
| 6.5.2 实现全盘集体化初期农业发展困境 |
| 第7章 农业集体化期间农业部门社会经济变革 |
| 7.1 经营规模与结构的改变 |
| 7.1.1 个体经营 |
| 7.1.2 农业生产合作社 |
| 7.2 农业从业人员 |
| 7.3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运营 |
| 7.4 农业现代化发展 |
| 7.4.1 农业机械化 |
| 7.4.2 化肥的使用 |
| 7.5 农业产量 |
| 7.5.1 种植业 |
| 7.5.2 畜牧业 |
| 7.5.3 农业生产合作社与私营农户的比较 |
| 第8章 农业集体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
| 8.1 农业生产经营 |
| 8.1.1 面临农业劳动力短缺困境 |
| 8.1.2 艰难维持农业生产经营 |
| 8.1.3 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 |
| 8.2 农民收入 |
| 8.2.1 农业部门总体收入水平 |
| 8.2.2 不同所有制形式下农民收入情况 |
| 8.2.3 合作社农民收入 |
| 8.3 农民支出 |
| 第9章 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特点 |
| 9.1 发达的工业基础做支撑 |
| 9.2 集体化发展路径较为平缓 |
| 9.2.1 合作化程度由低向高逐步过渡 |
| 9.2.2 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 |
| 9.2.3 行政强制与农民自愿相结合 |
| 9.3 价格政策灵活 |
| 9.3.1 通过价格政策促进农业发展 |
| 9.3.2 通过价格政策对农业进行间接调控 |
| 第10章 总结与借鉴 |
| 10.1 总结 |
| 10.1.1 土地改革的意义 |
| 10.1.2 农业集体化运动评析 |
| 10.1.3 统一社会党的农业政策评析 |
| 10.2 借鉴 |
| 10.2.1 进一步深化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
| 10.2.2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农民合作社经济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 |
|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早期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
| 第二节 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
|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一、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二、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历史透视及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1978-2017年) |
| 一、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修正 |
|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 |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1978-2017年)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
|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1978-2017年) |
| 一、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上升阶段(1978-1983年) |
| 二、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下降阶段(1984-1991年) |
| 三、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阶段(1992-1998年) |
| 四、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阶段(1999-2007年) |
| 五、劳动收入份额回升阶段(2008-2017年) |
| 第四节 国际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 |
| 一、英国从工业化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上升 |
| 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长期高水平稳定 |
| 三、日本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
| 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上升 |
| 五、巴西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
| 第五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
| 一、产业动态变化—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宏观机制分析 |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 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 三、制度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检验 |
| 第一节 数据检验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第二节 VAR模型分析 |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 |
| 第二节 全国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不同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阶段性特征描述 |
| 第二节 1993-1998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三节 1999-200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四节 2008-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二元金融条件下农户借贷行为变迁及其收入效应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概念界定和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概念界定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技术路线及论文结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1.6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 |
| 2.1.1 农户经济理论 |
| 2.1.2 交易成本理论 |
| 2.1.3 关系型借贷理论 |
| 2.1.4 效用理论 |
| 2.1.5 理论启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户借贷行为 |
| 2.2.2 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2.3 农户借贷行为的经济效应 |
| 2.2.4 农户分化的研究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理论框架 |
| 2.3.1 农户借贷决策分析 |
| 2.3.2 农户借贷行为选择的经济学解释 |
| 2.3.3 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的影响 |
| 2.3.4 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1 样本简介 |
| 3.2 数据处理过程 |
| 3.3 样本统计描述 |
| 3.3.1 样本基本特征 |
| 3.3.2 农户借贷行为的时空差异 |
| 3.3.3 农户收入的时空差异 |
| 3.3.4 农户借贷行为与其收入的交互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借贷渠道的选择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交易成本理论 |
| 4.3 研究方法 |
| 4.4 指标选取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回归分析 |
| 4.5.2 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动态效应 |
| 4.6 不同类型农户借贷渠道的选择差异分析 |
| 4.6.1 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兼业差异 |
| 4.6.2 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个体差异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借贷规模的选择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效用理论 |
| 5.3 研究方法 |
| 5.4 指标选取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农户借贷规模选择的回归分析 |
| 5.5.2 农户借贷规模选择的动态效应 |
| 5.5.3 二元金融条件下农户借贷规模选择的差异 |
| 5.6 不同类型农户借贷规模的选择差异分析 |
| 5.6.1 农户借贷规模选择的兼业差异 |
| 5.6.2 农户借贷规模选择的个体差异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户借贷用途的选择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效用理论 |
| 6.3 研究方法 |
| 6.4 指标选取 |
| 6.5 实证分析 |
| 6.5.1 农户借贷用途选择的回归分析 |
| 6.5.2 农户借贷用途选择的动态效应 |
| 6.5.3 二元金融条件下农户借贷用途选择的差异 |
| 6.6 不同类型农户借贷用途的选择差异分析 |
| 6.6.1 农户借贷用途选择的兼业差异 |
| 6.6.2 农户借贷用途选择的个体差异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7.1 基于麦金农模型的理论分析 |
| 7.2 基于跨期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 |
| 7.3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的作用机制 |
| 7.3.1 农户借贷行为对农业技术边界的作用机制 |
| 7.3.2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要素组合的作用机制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1 问题的提出 |
| 8.2 研究方法 |
| 8.3 指标选取 |
| 8.4 实证分析 |
| 8.4.1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的回归分析 |
| 8.4.2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滞后效应 |
| 8.4.3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动态效应 |
| 8.4.4 二元金融条件下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差异 |
| 8.5 借贷行为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差异 |
| 8.5.1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兼业差异 |
| 8.5.2 农户借贷行为对其收入影响的个体差异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 论文图表统计 |
（9）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章研究架构 |
| 1.4 文章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2.2 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3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基本理论 |
| 3.1 单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3.3 E-G两步法 |
| 3.4 误差修正模型 |
| 3.5 结构突变理论 |
| 3.5.1 结构突变点的识别 |
| 3.5.2 分段参数估计 |
| 3.6 VAR模型 |
| 第四章 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单序列分析 |
| 4.1 农民收入的阶段分析与结构分析 |
| 4.1.1 阶段分析 |
| 4.1.2 结构分析 |
| 4.2 农产品价格的阶段分析与结构分析 |
| 4.2.1 阶段分析 |
| 4.2.2 结构分析 |
| 第五章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指标的定义以及数据的选取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相关性分析 |
| 5.2.2 考虑农产品价格总指数的两变量分析 |
| 5.2.2.1 不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 |
| 5.2.2.2 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 |
| 5.2.3 考虑农产品价格指数构成的多变量分析 |
| 5.2.3.1 多变量VAR(p)建模 |
| 5.2.3.2 基于VAR(p)的动态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居民收入 |
| 四、居民收入分配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地租与土地国有化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 |
| 五、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机制分析 |
| 一、“以地引资”对城镇职工工资的影响机制 |
| 二、土地征收对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影响机制 |
| 三、“以地生财”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
| 四、“以地生财”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
| 第二章 土地财政、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需求层面：分税制改革和政绩考核制度 |
| 二、供给层面：土地、房产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和变动趋势 |
| 一、土地征收和土地供应面积 |
| 二、土地财政收入 |
| 第三节 收入分配政策 |
| 一、打破平均主义,恢复按劳分配(1978-1984) |
|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建立多元分配格局(1987-2006) |
| 三、注重追求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2007 年至今) |
| 四、对收入分配政策的评价 |
| 第四节 收入分配状况和变动趋势 |
| 一、居民总体收入差距 |
| 二、城乡收入差距 |
| 三、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
| 四、城镇职工工资差距 |
| 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
| 第三章 “以地引资”与城镇职工工资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变量和数据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 |
| 一、基本结果 |
| 二、机制检验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安慰剂检验结果 |
| 二、GMM方法估计结果 |
| 第四节 异质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征收对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影响 |
| 第一节 数据、模型和方法 |
| 第二节 计量结果 |
| 一、双重差分(DID)回归结果 |
| 二、安慰剂检验结果 |
| 三、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结果 |
| 四、机制检验结果 |
| 第三节 土地征收对居民收入与财富差距的贡献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地生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一、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
|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以地生财”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基准回归 |
| 二、“以地生财”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渠道分析 |
| 第三节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第四节 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地生财”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
| 三、内生性的处理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以地生财”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 |
| 一、土地财政背景下“人地失调”城镇化的中介效应检验 |
| 二、公共品供给扭曲的中介效应检验 |
| 三、“去工业化”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土地财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空间关系检验 |
| 一、模型设定 |
| 二、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
| 第五节 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深入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完善农地非农化的利益分配格局 |
| 三、去除“以地生财”的制度化土壤 |
| 四、完善土地管理政策稳定房价 |
| 五、纠正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中的城市偏向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农民收入统计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D]. 胡鑫. 吉林大学, 2021(01)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4]长沙市望城区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D]. 汤澹澹.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2)
- [5]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D]. 张宇豪. 长江大学, 2020(02)
- [6]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52-1960）[D]. 曾哲. 辽宁大学, 2020(08)
- [7]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D]. 郭宏毅. 深圳大学, 2019(09)
- [8]二元金融条件下农户借贷行为变迁及其收入效应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D]. 吴华增. 沈阳农业大学, 2019(02)
- [9]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D]. 陈一丹. 青岛大学, 2019(02)
- [10]土地财政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D]. 谢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