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现状与恢复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李治兵[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欣[3]（2020）在《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涵之一。长久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耕地问题,因为其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资源。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和水资源的保护压力日趋增大,传统的过量投入化肥农药来追求高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在宏观层面上首次提出了耕地休耕这个概念,开展耕地轮作、休耕等相关探索。自此,我国在部分省份逐步开始实施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全国最大优质粳稻主产区。近年来,土地硬化、酸化以及土地肥力的退化日益严重,导致黑龙江省部分水稻种植地区的土壤质量逐渐下降,为耕地资源的永续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要求,2018年在现有休耕试点区域基础上新增黑龙江省作为水稻休耕试点。因此,黑龙江省实施水稻休耕制度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休耕制度生成生态溢价已经是不争的客观现实。休耕生态溢价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制度红利,通过政府实行休耕行动计划,整合政策资源形成集中的休耕活动投入,其生态溢价成果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能够转化为经济剩余。本文运用农业可持续发展、供求均衡发展等理论,阐述了生态溢价决定因素、生成条件以及机理,指出生态溢价是一个生态系统平衡（均衡）状态溢出的生态价值,提出了休耕生态溢价需要设计核算体系以及核算方法,确保生态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匹配关系。其次,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不仅是人与大自然之间冲突缓解的有效途径,也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将休耕生态溢价作为一种博弈结果,显示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和市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水稻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影响与作用。引入贯序均衡分析框架,展现了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可能出现的完美均衡、适度均衡和持久均衡三种情形。正视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是一种不确定性结果的利益博弈,进入充分的博弈策略空间,考察政府休耕政策激励的公平性与休耕者可靠忠诚的策略博弈行为选择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角度,讨论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激励结构的制度设计以及路径实现、选择和优化。引导利益主体充分博弈是促进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生成的有效路径。再次,为进一步了解休耕现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针对土地肥力、农户经济收益、休耕意愿的收购价格等五个方面,构建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对样本进行休耕政策效果实证分析。用归纳总结和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国内外国家和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实现休耕生态溢价路径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黑龙江省依靠市场化实行水稻休耕的五常市北大仓水稻科技有限公司,估算了其水稻休耕生态溢价以及分析了市场化实现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了深化休耕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生态溢价的对策与建议,即水稻休耕制度实施要注意差异化、政策经济补偿要公开透明化、让农民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博弈主体,把休耕产生生态溢价活动转化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等等。土地休耕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产能的有效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水稻休耕制度为推动我国粮食安全和使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加速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农民增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雷硕[4]（2020）在《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也承载着当地原住居民的生计和发展功能,发展林下经济成为实现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的最佳途径。农户是林下经济的经营主体和生态保护的直接受益者,但其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低效、传统的生产经营行为却产生了较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如何激励并提升农户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行为水平,从长远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及林业多目标经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以四川省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乡村为例,遵循“行为现状→动因→效果→激励→优化”的研究范式,构建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研究框架。首先,描述农户林业经营现状,并针对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和生态旅游三种典型的林下经济经营模式,识别农户生态行为现状与特征,分析存在问题和生态影响;其次,从农户的生计能力和资源要素禀赋、社会观念、保障政策等方面出发,探究影响农户生态行为的关键动因及影响机理;然后,分析农户生态行为对林下经济经营成本收益及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探究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及作用机理;最后,结合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形式的偏好与需求,提出对策优化建议。研究发现:（1）农户在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经营环节均表现出了较多的生态不友好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需要对其行为进行改进和优化;（2）农户的生态行为决策兼具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特点,受到户主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结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传统经营习惯及父辈经营理念传承、资金补贴、合作组织参与、技术培训等政策的推动影响;（3）农户实施生态行为直接增加了经营成本,但也间接使得经营收益增加,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具有一致性;然而,短期内农户对成本感知较为强烈,却尚未意识到其行为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导致生态行为水平不高;（4）生态保护政策通过直接提升农户环境认知水平、作为主要的主观规范压力来源、改变农户的要素禀赋和能力等,改变了农户固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从而对农户生态行为决策产生激励作用,且激励效果因农户特征异质性而有所不同;（5）针对农户生态行为的补偿激励政策优化要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而农户的偏好和需求从高到低依次为:提升资金补贴金额、提供专业培训、参与合作组织。综上所述,研究提出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与森林多功能利用的利益联结和共享机制、提升农户环境认知、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效应、完善针对农户生态行为的多元化补偿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具体对策建议。通过聚焦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行为主体视角,提炼农户生态行为的一般规律,提出促进农户绿色生计转型的优化路径,是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朱晓昱[5]（2020）在《呼伦贝尔草原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驱动力研究》文中指出草原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对于维护草原健康、优化土地管理、促进草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呼伦贝尔草原区作为研究对象,解析了1990-2015年间土地利用时空动态规律,结合传统统计学和结构方程模型阐释了1990-2019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并以陈巴尔虎旗为案例分析草原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将土地利用变化与草原管理结合起来,提出草原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对策和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1990-2015年,研究区耕地、林地、人工表面面积增加,草原、湿地、其他类型面积减少,其中耕地、林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大,其余类型相对较少。草地在1990-2000年减少面积较大,为1 309.79 km2,耕地1990-2000年增加面积较大,为1 212.08 km2,林地面积持续增加,水域面积2000-2010年下降最为明显,减少363.76 km2,人工表面面积2000-2010年增加最大,为162.52km2,其他土地类型面积净减少213.15 km2,减幅21.52%。（2）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是“区域经济+农畜因素+气候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农畜因素驱动占主导地位（路径系数最大为-0.84）。显着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主要为城镇化率（因子载荷最大为0.95）、第三产业增加值（因子载荷最大为0.83）、牲畜数量（因子载荷最大分别为0.95和0.90）。耕地和林地的变化主要受人口分布和结构影响,草地受畜牧业因素影响明显,建筑用地受城镇化和经济因素影响较明显。（3）案例研究表明,草原生态奖补机制实施以来,陈巴尔虎旗草原面积基本保持稳定,其中草地放牧利用和割草利用面积分别为83.00×104 hm2和80.29×104 hm2。割草场和放牧场草原平均生物量由2010年的8.72×103 kg/hm2、7.68×103 kg/hm2,分别提高到2019年的12.93×103 kg/hm2、11.12×103 kg/hm2,草原植被长势向好。2019年,陈巴尔虎旗除宝日希勒镇外其他苏木均达到草畜平衡,宝日希勒草畜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割草地面积有限,冬春季饲草不能满足需求,导致季节性失衡。（4）研究区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草地及割草地退化、人类活动增强和湿地萎缩等。本文针对草地保护与建设,提出按照“五区一带”的空间布局建议,将土地利用变化与草原畜牧业管理结合起来,提出有针对性的可持续管理建议与对策,为区域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和草原管理提供参考。本文主要创新点: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克服了传统统计方法的缺陷,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明确了不同时空尺度下区域经济、农畜因素和气候变化三大土地利用驱动机制的大小和方向,定量研究了不同驱动要素间的因果关系,为草原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切入点。
李学敏[6]（2020）在《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落实绿色发展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农业加速绿色化转型。继2016～2018年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业绿色发展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将农业绿色发展推到事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高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科学界定农业绿色发展内涵,系统分析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变,定量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探求现阶段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短板,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交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经济管理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聚焦农业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政策演变和发展水平测度,找短板,寻求农业绿色发展路径,既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理论体系,也为实践中政府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首先,本文交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农业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界定了农业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研究认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绿色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结合了世界绿色经济有益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我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建设具体实践而凝练的包含“三个内容”和“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其中,三个层次即理念、手段、目的三个层次,其理念是绿色发展理念在农业领域的拓展与创新,其目标是新时代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和延续,其方式是对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等农业模式的肯定与融合;三个内容即低碳性、经济性、安全性三个内容,指农业绿色发展要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兼顾农业发展的低碳生产、经济增收和安全供给,追求生态、经济、社会等多元目标共赢。其次,系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化发展政策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聚焦点经历了从粮食增产到农产品质量提升再到绿色发展的转变过程,逐步实现了农业绿色发展经济性、安全性和低碳性三方面的支持政策体系化整合,为全面推进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引导、法律保障和财政支持体系;在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引导下,农业绿色发展从整体理念到其低碳性、安全性、经济性三个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农业绿色发展逐步达成社会共识;农业低碳生产方式初步形成;粮食安全与餐桌安全稳步提升;农业经济性目标从增产转向带动农民增收。最后,量化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基础上寻求短板并提出实现方略。本研究运用指数评价方法从低碳生产、经济增收、安全供给三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着认识、制度、科技、政策、资金等五个层面的制约因素。据此,本研究提出包含五个层面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实现方略:（1）坚持党领导下的农业绿色发展理念;（2）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4）建设农业投入要素清洁化工程;（5）构建全社会参与机制。
李曦[7]（2019）在《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提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经济到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七十年的时间挥手即逝,但是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段时间却是举足轻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无论是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还是其进行的巨大变革,都是举世瞩目的。农民阶层,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其智慧与力量在新中国的变革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这一群体的发展变迁历史与新中国的变迁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三农问题,研究农业立法问题不仅是一项理论梳理研究,更是对我国的立法实践有着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领域立法进程的梳理,试图探寻农业立法的演进规律,找出现今农业立法的问题所在,进一步探寻农业立法的立法重点与发展趋势。本研究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讨论问题的由来,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概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相关理论、作用、体系以及其“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第三章为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村治理立法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展望了其走向“自治法治德治”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为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土地立法的历史进程,并讨论了土地立法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第五章为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金融立法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演进规律,展望其发展趋势;第六章为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立法中推动农村科技发展、保障农村产业产品安全的科技类立法,分析了科技类立法的发展规律,并展望了其发展趋势;第七章为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生态立法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生态补偿立法化、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立法化与重视软法治理的发展趋势;第八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和问题,指出了农业立法的时代特点,厘清了农业立法发展的共性规律,同时指出了农业立法地方立法虚化、权利义务错位、原则性强规则性差的问题;第九章为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分别论述了农业立法领域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第十章则重点论述了新时代下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对下一步农业立法的价值取向、原则制度进行了分析展望,并进一步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构想。第十一章为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本研究创新性的提出“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对农业立法的发展进程进行类型化分析梳理,并基于此梳理在把握各类型农业立法发展规律的同时找出我国农业立法的共性特征及规律,进一步展望农业立法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国际化的趋势,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制度设计寻找方向,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自由有序发展的基础价值、实质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保障农民权益的终极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用价值以及绿色生态保障的发展价值,并在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原则与制度后重点设计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这一立法构想,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思想、规范设计、与其他制度关系的安排,并与最终尝试拟定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稿,为国家农业立法与政策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赵悦[8]（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亓军红[9]（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提出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陈茜[10]（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二、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现状与恢复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现状与恢复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 1.1 指导思想 |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可比性原则 |
| 4.1.4 可行性原则 |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1.1 老人村概况 |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2.1 桃坪村概况 |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3.1 坪头村概况 |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5.4.1 整体评价 |
| 5.4.2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 6.3.3 资金制约 |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 6.3.6 村寨原子化 |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耕地休耕制度 |
| 2.1.2 经济补偿 |
| 2.1.3 生态溢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供求均衡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现状及效果分析 |
| 3.1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现状 |
| 3.2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政策效果分析 |
| 3.2.1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构建 |
| 3.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生成机理分析 |
| 4.1 生态溢价的生成条件 |
| 4.1.1 生态溢价的决定性因素 |
| 4.1.2 生态溢价的生成条件 |
| 4.2 生态溢价的生成机理分析 |
| 4.2.1 市场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2.2 生态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2.3 再生产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3 生态溢价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
| 4.3.1 生态资本账户与休耕负债表 |
| 4.3.2 生态溢价的收益来源和成本追加 |
| 4.3.3 基于市场供求平衡关系下的生态溢价成本收益对应关系 |
| 4.4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4.1 黑龙江省水稻供给侧生态溢价分析 |
| 4.4.2 黑龙江省水稻需求侧生态溢价分析 |
| 4.4.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估算 |
| 4.5 本章小结 |
| 5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分析 |
| 5.1 利益主体博弈的基础理论 |
| 5.1.1 局中人的博弈策略 |
| 5.1.2 效用函数优化原理 |
| 5.1.3 结果不确定性应对的主观概率分布 |
| 5.2 利益主体策略型博弈均衡的路径情景分析 |
| 5.2.1 序贯均衡在休耕制度生态溢价路径选择中的政策涵义 |
| 5.2.2 完美均衡路径情景 |
| 5.2.3 适度均衡路径情景 |
| 5.2.4 持久均衡路径情景 |
| 5.3 利益主体策略型博弈优化路径的合作选择 |
| 5.3.1 国家主导的激励兼容规则制定 |
| 5.3.2 市场选择的委托人知情化机制设计 |
| 5.3.3 利益主体温和的讨价还价 |
| 5.4 诸多利益主体博弈释放生态溢价的激励机制优化 |
| 5.5 利益主体博弈均衡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分析 |
| 5.5.1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实现 |
| 5.5.2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选择 |
| 5.5.3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优化 |
| 5.6 本章小结 |
| 6 国内外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借鉴与启示 |
| 6.1 国内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1 生态脆弱区强制性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2 粮食主产区自觉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3 一般地区市场化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4 中国台湾地区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2 国外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2.1 吸收法治化 |
| 6.2.2 引入利益补偿激励化 |
| 6.2.3 强化市场识别机制化 |
| 6.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启示 |
| 6.3.1 确定激励政策与技术支持互动的实现路径 |
| 6.3.2 选择合理休耕规模的实现路径 |
| 6.3.3 引导试点地区农户参与的实现路径 |
| 6.3.4 寻求经济补偿为激励的实现路径 |
| 6.3.5 强化市场化运作的实现路径 |
| 6.4 本章小结 |
| 7 五常市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案例分析 |
| 7.1 案例研究的对象选择 |
| 7.2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7.2.1 设计分享机制保障实现生态溢价 |
| 7.2.2 突出过程补偿释放生态溢价 |
| 7.2.3 显示识别功能显现生态溢价 |
| 7.2.4 强化市场化交易增值生成生态溢价 |
| 7.3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估算 |
| 7.3.1 基于高端价格角度的比较分析 |
| 7.3.2 基于补偿角度的比较分析 |
| 7.4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路径优化分析 |
| 7.4.1 品牌战略支撑的生态溢价路径 |
| 7.4.2 高端市场交换的生态溢价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8 水稻休耕实现生态溢价的对策建议 |
| 8.1 实行差异化休耕制度安排 |
| 8.1.1 生态脆弱区休耕强调法治化 |
| 8.1.2 粮食主产区休耕满足粮食安全产能减量化 |
| 8.1.3 一般地区休耕体现市场驱动化 |
| 8.2 制定透明公平的经济补偿政策 |
| 8.2.1 强调政策普惠性 |
| 8.2.2 体现政策兑现公平性 |
| 8.3 完善休耕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 |
| 8.3.1 明确休耕生态农产品市场定位 |
| 8.3.2 确定休耕农产品的生态价值 |
| 8.3.3 建立生态品牌的可追溯制度 |
| 8.4 完善以休耕农户为利益主体的配套机制 |
| 8.4.1 规范休耕土地流转 |
| 8.4.2 完善休耕政策法规设计 |
| 8.4.3 保障休耕技术的支持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行为的调査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4）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数据资料收集方法 |
| 1.4.2 数据分析方法 |
| 1.5 研究的基本观点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的基本观点 |
| 1.5.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生态行为 |
| 2.1.3 林下经济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2 森林多功能经营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林下经济发展研究 |
| 2.3.2 农户林下经济经营及生态行为研究 |
| 2.3.3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动因研究 |
| 2.3.4 农户生态行为政策激励研究 |
| 2.3.5 国内外研究进展总结评述 |
|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域选择 |
|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 样本初步描述 |
| 3.3.1 农户样本描述 |
| 3.3.2 管理者样本描述 |
| 4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分析 |
| 4.1 农户林业经营现状 |
| 4.1.1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比例 |
| 4.1.2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土地要素投入 |
| 4.1.3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劳动力要素投入 |
| 4.1.4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资本要素投入 |
| 4.2 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分析 |
| 4.2.1 林下种植生态行为 |
| 4.2.2 林下养殖生态行为 |
| 4.2.3 生态旅游生态行为 |
| 4.3 农户生态不友好行为结果的影响 |
| 4.3.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 4.3.2 指标选择与说明 |
| 4.3.3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的决策动因分析 |
| 5.1 理论假设 |
| 5.1.1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特征 |
| 5.1.2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 |
| 5.2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5.2.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 5.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对家庭成本收益的影响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 6.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检验 |
| 6.3.2 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林下经济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分析 |
| 7.1 研究区保护与发展政策导向与特征 |
| 7.2 理论假设 |
| 7.3 研究方法 |
| 7.3.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 7.3.2 模型检验 |
| 7.4 结果分析 |
| 7.4.1 路径分析结果 |
| 7.4.2 测量模型分析结果 |
| 7.4.3 间接效应分析 |
| 7.4.4 多群组分析 |
| 7.5 进一步讨论 |
| 7.6 本章小结 |
| 8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与优化分析 |
| 8.1 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措施的感知与评价分析 |
| 8.1.1 研究方法 |
| 8.1.2 指标选择与说明 |
| 8.1.3 结果分析 |
| 8.2 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分析 |
| 8.2.1 理论假设 |
| 8.2.2 研究方法与实验设计 |
| 8.2.3 模型建立 |
| 8.2.4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 8.3 进一步讨论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及问题 |
| 9.1.2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的决策动因及影响机理 |
| 9.1.3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对成本收益的影响效果 |
| 9.1.4 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林下经济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 |
| 9.1.5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与优化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与森林多功能利用利益联结和协同机制 |
| 9.2.2 提升农户环境认知,充分发挥社会效应 |
| 9.2.3 完善激励农户生态行为的多元化补偿形式与机制 |
| 9.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进一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农村绿色发展有关政策文件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5）呼伦贝尔草原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驱动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研究进展 |
| 1.2.2 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研究进展 |
| 1.2.3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 |
| 1.2.4 草原区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与区位条件 |
| 2.1.2 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 |
| 2.2 研究数据 |
| 2.2.1 土地利用数据 |
| 2.2.2 野外调查数据 |
| 2.2.3 社会经济数据 |
| 2.2.4 气象数据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
| 2.3.2 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
| 2.3.3 主成分分析 |
| 2.3.4 多元回归分析 |
| 2.3.5 结构方程模型 |
| 2.3.6 生物量估算模型与精度检验 |
| 2.3.7 载畜量计算 |
| 第三章 呼伦贝尔草原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 |
| 3.1 不同时期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特征分析 |
| 3.1.1 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特征 |
| 3.1.2 不同时期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特征 |
| 3.2 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动态分析 |
| 3.2.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规律 |
| 3.2.2 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
| 3.3 不同时期土地利用转移特征分析 |
| 3.3.1 1990-2000年土地利用转移特征 |
| 3.3.2 2000-2010年土地利用转移特征 |
| 3.3.3 2010-2015年土地利用转移特征 |
| 3.3.4 1990-2015年土地利用转移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呼伦贝尔草原区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社会经济状况动态分析 |
| 4.1.1 人口因素动态 |
| 4.1.2 经济因素动态 |
| 4.1.3 畜牧因素动态 |
| 4.2 气候因素动态分析 |
| 4.3 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影响因素的选取 |
| 4.3.2 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
| 4.3.3 草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
| 4.3.4 林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
| 4.3.5 建设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
| 4.4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统计分析 |
| 4.4.1 多元线性回归 |
| 4.4.2 主要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呼伦贝尔草原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
| 5.1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与样本选择 |
| 5.1.2 测量指标的选取 |
| 5.1.3 模型的建立 |
| 5.2 模型的检验与修正 |
| 5.2.1 模型的识别 |
| 5.2.2 模型的拟合检验 |
| 5.2.3 模型的修正 |
| 5.3 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
| 5.3.1 研究假设的检验 |
| 5.3.2 结构模型结果分析 |
| 5.3.3 测量模型结果分析 |
| 5.4 呼伦贝尔草原区和纯牧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对比分析 |
| 5.4.1 研究假设的检验 |
| 5.4.2 结构模型结果分析 |
| 5.4.3 测量模型结果分析 |
| 5.5 不同时期呼伦贝尔草原区和纯牧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对比分析 |
| 5.5.1 2000-2009年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对比分析 |
| 5.5.2 2010-2019年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对比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土地利用的草原管理案例分析 |
| 6.1 案例研究区选取 |
| 6.1.1 案例研究区概况 |
| 6.1.2 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
| 6.2 土地利用和草地利用分析 |
| 6.2.1 土地利用变化 |
| 6.2.2 草地利用现状及生产能力 |
| 6.3 草畜平衡状况分析 |
| 6.3.1 牲畜数量变化 |
| 6.3.2 载畜平衡情况 |
| 6.4 .草原管理建议 |
| 6.4.1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4.2 管理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呼伦贝尔草原区土地利用的问题与对策 |
| 7.1 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及原因 |
| 7.1.1 草地退化现象仍然存在 |
| 7.1.2 天然割草地退化严重 |
| 7.1.3 湿地面积萎缩明显 |
| 7.1.4 人类活动强度增加 |
| 7.2 土地合理规划建议及对策 |
| 7.2.1 土地规划基本原则 |
| 7.2.2 土地规划建议 |
| 7.2.3 土地资源优化利用政策建议 |
| 7.2.4 可持续发展工程措施的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呼伦贝尔草原区数据源与预处理 |
| 1.1 遥感数据源 |
| 1.2 预处理 |
| 1.2.1 大气校正 |
| 1.2.3 正射校正 |
| 1.3 基础地理数据 |
| 附录B 基于遥感技术的土地利用分类方法 |
| 2.1 土地利用分类流程 |
| 2.1.1 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与定义 |
| 2.1.2 建立解译标志 |
| 2.1.3 面向对象分类技术 |
| 2.1.4 分类后处理方法 |
| 2.1.5 变化监测 |
| 2.1.6 土地利用分类结果精度验证 |
| 2.2 野外调查数据 |
| 2.2.1 土地利用类型地面核查点布设 |
| 2.2.2 土地利用地面核查流程 |
| 2.2.3 野外调查样点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进展 |
| 1.2.2 国外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和说明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
| 2.1 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1.1 和谐思想:“自然—社会—人”有机整体论 |
| 2.1.2 效率思想: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绿色生产力 |
| 2.1.3 可持续思想:辩证唯物论中的自然力思想 |
| 2.2 理论继承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 |
| 2.2.1 新中国成立初期朴素绿色发展思想 |
| 2.2.2 改革开放初期可持续发展思想 |
| 2.2.3 21世纪前后可持续发展科学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
| 2.2.4 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 |
| 2.3 内涵界定:农业绿色发展的“三层次”与“三内容” |
| 2.3.1 农业绿色发展包含理念、手段、目的三层次 |
| 2.3.2 农业绿色发展涵盖低碳性、经济性、安全性三方面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演变与实践进展 |
| 3.1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演变 |
| 3.1.1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孕育阶段:聚焦数量兴农(1949~2001年) |
| 3.1.2 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初建阶段:聚焦质量兴农(2002~2015年) |
| 3.1.3 绿色导向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化阶段:聚焦绿色兴农(2016年至今) |
| 3.2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进展 |
| 3.2.1 农业绿色发展形成社会共识 |
| 3.2.2 化学投入品倒U型增长已经生成 |
| 3.2.3 粮食安全与餐桌安全稳步提升 |
| 3.2.4 增产不增收困境有所缓解 |
| 4 基于实证评价的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及制约因素分析 |
| 4.1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结果分析 |
| 4.1.1 评价指标选取 |
| 4.1.2 指标数据、权重及指数计算模型 |
| 4.1.3 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结果分析 |
| 4.2 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及制约因素分析 |
| 4.2.1 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困境 |
| 4.2.2 农业绿色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 5 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的实现方略 |
| 5.1 坚持党领导下的农业绿色发展理念 |
| 5.1.1 充分认识坚持党领导下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 |
| 5.1.2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形成绿色自觉 |
| 5.2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5.2.1 建立稳定的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 |
| 5.2.2 完善绿色农产品市场体系,深拓农业多功能性 |
| 5.3 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 |
| 5.3.1 健全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 5.3.2 构建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 5.4 建设农业投入要素清洁化工程 |
| 5.4.1 发展高效农业,推行农业低碳生产 |
| 5.4.2 构建“资源源头管控、产地环境监控、产业准入严控”体系 |
| 5.5 构建全社会参与机制 |
| 5.5.1 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体系 |
| 5.5.2 构建利益风险共建共担共享的参与机制 |
| 6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7）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3.1 选题目的 |
| 1.3.2 选题意义 |
| 1.4 方法与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路线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及现状 |
| 2.1 农业立法的概况与相关理论 |
| 2.1.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分析 |
| 2.1.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相关理论分析 |
| 2.2 农业立法的作用与类型分析 |
| 2.2.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作用 |
| 2.2.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分类:“一中心四要素” |
| 第三章 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3.1 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概述 |
| 3.2 一元→二元→多元:农村治理立法发展的历史脉络 |
| 3.2.1 一元到多元: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轨迹 |
| 3.2.2 多维治理结构下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评价 |
| 3.3 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 |
| 3.3.1 治理主体多元:开发性治理中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博弈 |
| 3.3.2 治理关系多维:市场机制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抵牾 |
| 3.3.3 治理环境多样:法治语境下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的冲突 |
| 3.4 农村多元治理软性立法的介入趋势 |
| 3.4.1 自治:乡村治理中硬法规则的介入与遵循 |
| 3.4.2 法治:法律权威下软法治理的规则与理由 |
| 3.4.3 德治: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法价值转变 |
| 第四章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4.1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概述 |
| 4.2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演进脉络 |
| 4.2.1 农村土地私有化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49-1957 年) |
| 4.2.2 农业不稳定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58-1978 年) |
| 4.2.3 农业平稳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79-1999 年) |
| 4.2.4 农业加速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2000-2011 年) |
| 4.2.5 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时代土地立法的梳理(2012 年至今) |
| 4.3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规律与发展趋势 |
| 4.3.1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演变规律 |
| 4.3.2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的发展趋势 |
| 第五章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5.1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概述 |
| 5.2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的演进脉络 |
| 5.2.1 计划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1949 年-1978 年) |
| 5.2.2 渐变恢复的农业金融立法(1978 年-1992 年) |
| 5.2.3 整合与探索的农业金融立法时期(1993 年-2003 年) |
| 5.2.4 转型与创新农业金融立法时期(2003 年至今) |
| 5.3 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趋势 |
| 5.3.1 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 |
| 5.3.2 农业金融立法发展趋势 |
| 第六章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6.1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概述 |
| 6.2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的演进脉络 |
| 6.2.1 农业科技立法的起步阶段(1949-1984) |
| 6.2.2 农业科技立法的发展阶段(1985-1996) |
| 6.2.3 农业科技立法的完善阶段(1996-2005) |
| 6.2.4 农业科技立法的新发展阶段(2006 至今) |
| 6.3 农业科技安全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第七章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7.1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概述 |
| 7.2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的演进脉络 |
| 7.2.1 农村生态法制建设初期(1973-1988) |
| 7.2.2 农业生态立法发展时期(1989-2004) |
| 7.2.3 农业生态立法科学发展时期(2005-2014) |
| 7.2.4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2015-至今) |
| 7.3 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7.3.1 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 |
| 7.3.2 农业生态立法发展趋势 |
| 第八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与问题 |
| 8.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阶段性特点分析 |
| 8.1.1 改革开放前农业立法特点 |
| 8.1.2 改革开放后农业立法特点 |
| 8.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发展规律分析 |
| 8.2.1 长期坚持党在农村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
| 8.2.2 逐渐重视农业政策对农业立法的导向作用 |
| 8.2.3 逐渐重视农民实践在农业立法中的促进作用 |
| 8.3 我国农业立法的制度囿限分析 |
| 8.3.1 法律体系:地方立法虚化 |
| 8.3.2 法律内容:权利义务错位 |
| 8.3.3 法律效果:原则性强,规范性差 |
| 第九章 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 |
| 9.1 法治化:农业立法的宪法遵循范畴 |
| 9.1.1 基层治理法治化 |
| 9.1.2 农业基本法体系化 |
| 9.1.3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 |
| 9.2 社区化:农业立法“利益和谐”的内生增长机制 |
| 9.2.1 土地权益:利益代表机制的立法表达 |
| 9.2.2 软法弥合:利益协调机制的社区化发展 |
| 9.3 信息化: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立法的技术性匹配 |
| 9.4 绿色化:农业立法生态文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
| 9.4.1 兼顾农村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
| 9.4.2 优化对农业资源的公平发展运用 |
| 9.4.3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法的立法趋势 |
| 9.5 国际化:农业立法制度的国际视野变迁 |
| 第十章 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制度安排 |
| 10.1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经济法价值取向选择 |
| 10.1.1 基础价值:自由有序发展 |
| 10.1.2 核心价值:实质公平正义 |
| 10.1.3 终极价值:保障农民权益 |
| 10.1.4 功用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 |
| 10.1.5 发展价值:绿色生态保障 |
| 10.2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基本原则架构 |
| 10.2.1 实质公平与效率共进原则 |
| 10.2.2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原则 |
| 10.2.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 |
| 10.2.4 依法用权与权责统一原则 |
| 10.2.5 最小限制、最大促进原则 |
| 10.3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 |
| 10.3.1 经济法律主体制度 |
| 10.3.2 农村市场规制制度 |
| 10.3.3 农业产业促进制度 |
| 10.3.4 农村土地制度 |
| 10.3.5 农村基层纠纷调处制度 |
| 10.3.6 城乡资源要素联通制度 |
| 10.4 新时代农业重点立法设计——《乡村振兴促进法》 |
| 10.4.1 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指导思想 |
| 10.4.2 《乡村振兴促进法》与农业法等其他涉农法律的关系 |
| 10.4.3 《乡村振兴促进法》应当规范的主要内容 |
| 10.4.4 起草《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具体建议 |
| 10.4.5 《乡村振兴促进法》法律草案建议稿 |
| 第十一章 结语 |
| 11.1 研究结论 |
| 11.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成果与获奖情况 |
| 附录2 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研究的课题 |
| 致谢 |
（8）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文献评述 |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 4.3.1 粮食商品率 |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 4.4.3 秸秆还田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四、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现状与恢复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D]. 李欣.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4]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D]. 雷硕.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5]呼伦贝尔草原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驱动力研究[D]. 朱晓昱.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6]生态文明导向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意蕴与实现方略[D]. 李学敏.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4)
- [7]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D]. 李曦. 华中农业大学, 2019
- [8]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9]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10]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