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论文文献综述）
黄家声[1]（2021）在《我国艾滋就业歧视的司法认定标准重构》文中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用人单位基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艾滋病毒感染状态而实施就业歧视（以下简称为“艾滋就业歧视”）的问题日益凸显,不仅严重损害了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我国已审结的艾滋就业歧视诉讼来看,基于案由的差异,艾滋就业歧视案件往往作为劳动争议、侵权纠纷等不同类型的案件进行审理,因而在司法中存在不同的认定标准。现行司法认定标准的模糊和混乱,使得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预防和纠正就业歧视,创设公平就业环境,由此亟需构建一套体系完整、合乎情理、逻辑自洽的艾滋就业歧视司法认定标准,增强司法对艾滋就业歧视案件的救济功能。本文旨在重构我国艾滋就业歧视的司法认定标准。通过梳理我国艾滋就业歧视诉讼的概况,总结现行司法认定标准的不足之处,并结合域外关于歧视的构成要件及抗辩事由的制度规定和司法实践,评判其在认定艾滋就业歧视、保障艾滋病毒感染者平等就业权方面的利弊。最后,建议我国采取客观与责任并举的两阶层范式来重构司法认定标准。首先,在客观阶层上,法院应结合案件事实,判断用人单位是否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实施了歧视行为,据此可将歧视的构成要件拆解为三个要件:差别对待、不利后果与因果关系。其次,在责任阶层上,进一步细化以真实职业资格、公共卫生利益为由的抗辩制度,判断用人单位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歧视。也就是说,若用人单位客观上实施了歧视行为且无违法阻却事由,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述制度相互作用,层层推进,有助于帮助法院认定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艾滋就业歧视,以实现消除艾滋就业歧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之目的,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冉雨鑫[2]（2020）在《虚拟社区参与对艾滋病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到2019年10月底,根据中国卫健委疾控局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报告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经达到95.8万例。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使艾滋病从“不治之症”转变成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疾病,抗病毒药物的长期服用能使艾滋病感染者获得和普通人无异的寿命长度。但目前艾滋病群体面临的不仅是疾病治疗的问题,艾滋病作为一个充满隐喻的特殊疾病,罹患此病的人常会在社会中承受污名、遭受歧视与排斥,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病情,独自承受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折磨。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而言,独自背负疾病秘密无疑是痛苦的,但向外表露又会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异样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匿名保护性的虚拟社区成了这一群体自我表露、抒发情感的一块安全地。互联网时代下,艾滋病群体通过网络搭载属于自己的虚拟社区,聚集同类、抱团取暖,并在虚拟社区中交流信息、互通情感、获取支持。在实际运用中,艾滋病群体是如何使用虚拟社区获取支持和帮助的?艾滋病虚拟社区能为他们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艾滋病虚拟社区的参与又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为解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以有艾滋病虚拟社区参与行为的艾滋病感染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在虚拟社区中的参与情况、社区中的社会支持情况以及两者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了考察。通过研究发现,艾滋病感染者通过活跃的社区参与,能有效获取来自虚拟社区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信息支持、友伴支持、情感支持以及少量的工具性支持,并且参与程度越高,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虚拟社区参与能直接影响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健康状态,也能通过“网络社会支持”中介间接对感染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情感支持和友伴支持对感染者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效果显着。实证研究证明,艾滋病虚拟社区是艾滋病群体获取支持和帮助的有效渠道,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学会利用这些虚拟社区积极寻求网络社会支持,缓解不良心理症状。但目前艾滋病虚拟社区也存在信息噪音和工具性支持不足等问题,政府和社会应该积极赋能艾滋病虚拟社区,帮助提高社区运营水平,丰富社区可利用资源,激发出艾滋病虚拟社区更大的潜能,为艾滋病群体提供更实际、有效的帮助。
毕莹莹[3]（2020）在《突显与渐隐 ——《人民日报》2004-2018年艾滋病报道的话语实践》文中研究指明1981年,美国报告了世界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此后,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截至2018年,全球感染者逾3790万人。1985年我国报告首例艾滋病患者出现。1985年8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了“艾滋病”方面的科研进展,题为:《美科学家研究爱滋病病毒取得进展》,当时使用“爱滋病”而非“艾滋病”,可见艾滋病议题报道早期存在“污名化”现象。2003年是《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的拐点。这一年,在胜利抗击“非典”后,温家宝总理在世界艾滋病日当天,看望艾滋病患者并与患者握手,这一举动开创了我国高层领导人公开探望艾滋病患者的先河,增强了公众对艾滋病的科学认知。此后,随着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和社会对艾滋病议题认知的改变,媒体对艾滋病报道的话语实践也发生了变化,2004年艾滋病报道的数量更是出现了历年的峰值。本文以2004年至2018年总计15年作为研究时间,研究《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共计612条。基于文本分析的基础,结合费尔克拉夫、梵迪克等人的话语分析理论,分别从新闻话语、权力话语、知识话语及人文话语四个角度入手,阐述《人民日报》如何对艾滋病报道进行话语实践。在第一章中从新闻的选择特性即:宏观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切入,分析艾滋病报道的新闻话语产生过程,发现话语选择上注重多元和理性表达。第二章中分析党报的权力话语,随着艾滋病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认知偏向的修正,《人民日报》开始通过政策法规的完善和落实、国家领导人走访慰问等举动践行权力话语,但不再倾向于大量的报道数量。第三章中从健康传播的角度,阐述艾滋病知识话语的呈现,通过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和艾滋病药物科研进展来传递健康信息。第四章中突显报道的人文关怀,体现在慎重使用艾滋病用语,尊重艾滋病患者、感染者自身感受,新闻评论彰显宽容理性等方面。总的说来,《人民日报》在艾滋病报道上权力话语渐隐,人文话语不断增添,吻合了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需要,报道数量的下降不代表关注度的下降,相反在承担媒体职责的同时,积极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创造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引导公众更加包容和理性的看待艾滋病,传播积极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阴漫雪,赵碧倩[4]（2020）在《促进艾滋病感染者公平就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社会公众对于艾滋病的认识水平不断提升,但是社会上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仍然存在。其中,就业权益事关艾滋病感染者的收入保障、社会融入,以及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实现,促进艾滋病感染者公平就业,不仅有利于保障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和基本人权,也有助于消除歧视,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营造良好的支持环境。本文对我国当前维护艾滋病感染者公平就业的立法政策、现实情况、典型经验进行梳理,同时对国际劳工组织和典型国家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提炼。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艾滋病感染者公平就业的对策建议。此外,本文对于"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框架下即将或已经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众多中资企业来说,如何在防止艾滋病就业歧视方面尽快与国际接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刘小楠,王威智,陈颖楠,刘畅,包晓璇[5]（2020）在《艾滋病毒（HIV）、艾滋病（AIDS）与劳工权利:法官与法律专业人员手册》文中指出序言这本手册旨在帮助法官和法律专业人员处理与艾滋相关的就业问题,提供相关的国家法和国际法的信息及其在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框架下的国内法院的适用情况。自首例艾滋病病例被识别出来后的30多年里,全世界应对全球性艾滋疫情有了明显的突破性进展。许多国家新感染的比例下降,有效的治疗得到发展,使得艾滋病毒感染者可以继续过健康多彩的生活。尽管取得这些成绩,但很多值得注意的社会、经济、法律挑战仍然存在。
徐聪慧[6]（2019）在《重庆市报告HIV/AIDS晚发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背景: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公众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而晚发现问题会导致HIV/AIDS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增加死亡风险、不利于疾病控制、提高医疗成本等一系列不良影响,成为防治艾滋病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庆市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了解当地艾滋病晚发现情况,探索影响晚发现相关因素,为促进主动检测,及早发现HIV/AIDS提供参考建议。目的:了解重庆市2012-2016年报告HIV/AIDS晚发现现状及影响因素;现场调查重庆市4个区（县）HIV/AIDS晚发现情况,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解决重庆市HIV/AIDS晚发现的对策和建议。方法:1.收集2012-2016年重庆市报告HIV/AIDS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感染途径、样本来源、性病史等信息,采用趋势卡方、地理信息系统及单因素和分层分析的方式对晚发现情况进行描述和初步分析。2.对2016年重庆市报告且现住址在沙坪坝区、渝北区、江津区、合川区共4个区能随访到的所有HIV/AIDS开展现场调查,通过统一问卷的形式,收集调查对象HIV检测阳性、既往检测、医疗卫生服务、临床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及认知、行为学特征等信息,并采用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主动检测和晚发现的因素。研究结果:1.2012-2016年,重庆市晚发现比例呈现逐年下降趋势（χ趋势2=31.85,P<0.001）,晚发现比例从43.11%（1649/3825）下降至38.15%（2695/7065）。各区晚发现情况不同,沙坪坝区、渝中区、江津区等地报告病例较多,疫情较为严重。男性、年龄≥50岁、已婚、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术前检测、有性病史者艾滋病晚发现比例较高。2.1035例调查对象中,共349例晚发现病例,晚发现比例为33.72%。非主动检测（与主动检测相比,OR=1.52,95%CI:1.03～2.24）、既往未性病检查（与既往性病检查相比,OR=2.10,95%CI:1.17～3.78）、高危男男同性非商业性性行为（与无男男同性非商业性性行为相比,OR=1.65,95%CI:1.14～2.41）、样本来源为其他来源（与检测咨询相比,OR=0.28,95%CI:0.19～0.43）是HIV/AIDS晚发现的影响因素。3.调查1035例HIV/AIDS中,23.96%（248/1035）为主动寻求HIV检测。年龄小于50岁、较高家庭年人均收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既往有男性同性性行为、既往HIV检测、高艾滋病感染风险认知者主动检测比例高,分别是50岁及以上年龄组、家庭年人均收入小于15000元、医疗机构检测、低危异性性行为、既往无HIV检测、低感染认知者的2.61（95%CI:1.60～4.26）倍、2.01（95%CI:1.33～3.02）倍、13.48（95%CI:8.69～20.89）倍、2.62（95%CI:1.38～4.97）倍、3.50（95%CI:1.97～6.21）倍、1.60（95%CI:1.04～2.46）倍。结论及建议:2012-2016年重庆市HIV/AIDS晚发现比例总体上有所降低,但晚发现比例高于全国整体水平,HIV/AIDS检测仍然面临较大压力。重庆市HIV/AIDS晚发现与主动检测情况、既往性病检查、男男同性非商业性性行为特征、样本来源等有关。建议重点加强主动检测的宣传,在性病门诊普遍开展HIV筛查,在其他门诊积极询问性病史,并对有性病史者提供HIV检测关服务,促进HIV/AIDS检测发现。
刘蓉[7]（2019）在《江西省艾滋病随访下沉现况调查及PEST分析》文中认为目的:通过现况调查和PEST分析法了解江西省艾滋病随访下沉工作现状,分析其工作环境,为修订和完善随访下沉指导方案提供参考借鉴。方法: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1月在江西省调查所有县（区）的艾滋病随访下沉工作现状,抽样调查县（区）疾控中心从事艾滋病防治的专业人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艾滋病随访人员和接受随访的HIV/AIDS病人的基本人口学资料、对艾滋病随访下沉的态度及原因等,并对工作人员及HIV/AIDS病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利用PEST分析法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技术条件四个维度对江西省艾滋病随访下沉工作环境进行分析,调查收集的问卷核查后用Excel 2013和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并录入,将数据库导入SPSS 22.0中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截止到2017年11月,江西省100个县（区）中有26个采取了艾滋病随访下沉的工作模式,其中15个县（区）采取新发病例随访下沉的模式,5个县（区）采取新老病例随访全部下沉的模式,其余6个县（区）方式不一。总共下沉HIV/AIDS病人1841人,平均每县（区）下沉71人。2.现阶段主要将联络HIV/AIDS病人、配偶/固定性伴的告知与HIV检测工作、完成个案随访表的填写和上报,对HIV/AIDS病人进行宣传教育、危险行为干预、安全套发放、心理关怀与支持等内容下放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各考核指标率（随访率、CD4+T细胞检测率、病载检测率、配偶/固定性伴HIV抗体检测率、救治体检率、抗病毒治疗率）基本有所提高。3.本次共调查县（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102人,基层随访人员92人。两者在年龄、学历、专业、是否专职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其从事HIV/AIDS防治工作年限及对随访下沉的态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78%的专业人员和77.17%的基层随访人员对随访下沉持积极态度。在不支持随访下沉的调查对象中,95%的专业人员和90.47%的基层随访人员表示经费分配不清是原因之一。各县（区）专业人员能够承担的随访HIV/AIDS病人,每人每年上限均数为46人。77.2%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随访人员表示目前培训次数不够,还需增加艾滋病相关随访知识的培训。4.本次共调查HIV/AIDS病人147人。46.26%的HIV/AIDS病人愿意接受随访下沉,其中随访均在疾控中心的HIV/AIDS病人的接受率最低（36.19%）。在不愿意接受的HIV/AIDS病人中,53人（67.09%）担心身份暴露。5.PEST分析结果表明:（1）政策现状:包括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保障HIV/AIDS病人的权益及规范了随访下沉工作,但缺乏工作考核体系。（2）中央转移支付与省财政专项经费提供了艾滋病随访下沉的经济环境。（3）社会环境:我国艾滋病流行特征正在发生改变有利于开展新的随访工作。但江西省内的艾滋病歧视环境依旧存在,不利于随访下沉的开展。（4）技术条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艾滋病随访人员专业水平有限,且无专人负责随访,未对HIV/AIDS病人起到实质性帮助。结论:江西省目前仅有少数县（区）开展了艾滋病随访下沉工作,且下沉仅限于常规随访工作。大多数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随访负责人支持艾滋病随访下沉,但大部分HIV/AIDS病人并不接受。江西省基本具备开展艾滋病随访下沉的政策现状和经济环境,但大部分地区尚不具备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需因地制宜开展随访工作。在开展艾滋病随访下沉的地区需保障行政支持及财政经费的落实,在保障了基层人力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工作内容、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关注HIV/AIDS病人的意愿及有效保障病人隐私。本研究可为江西省完善随访下沉工作提供借鉴,为其他地区提高艾滋病随访工作质量提供参考。
苏杭[8]（2019）在《非政府组织协同参与艾滋病防控研究 ——以“广州市L组织”为例》文中指出自1985年我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的防控就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控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依托其灵活性、易于接触目标群体、专业性强等优势,在艾滋病防控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经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艾滋病防控过程中,还存在着政策支持虚化、运行机制不畅、组织经费不足、人才供给短缺以及社会大众不信任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功效的发挥。L组织是广州市一家具有多年防艾经验的非政府组织,从成立之初,积极与政府部门合作,为男同性恋群体和青少年群体提供防艾服务。本文以L组织为研究案例,在查阅文献资料和访谈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L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的经验,面临的困境,并分析了困境产生的原因,同时结合发达国家和地区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的经验,提出了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更好地参与艾滋病防控的对策建议: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要进一步转变思想主动适应合作趋势;不断优化防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环境;加大对防艾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投入;听取防艾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建议;改善防艾工作的社会支持环境等。从非政府组织层面来看,要加强与政府的互动合作,与政府建立信任机制;建立防艾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网络;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完善组织人力资源保障机制;通过宣传扩大自身影响力,提升组织社会公信力。
杨婧[9]（2017）在《《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道德教育是艾滋病防治的重要举措,大众传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因而在艾滋病报道中应开展道德教育。在艾滋病的宣传报道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贯穿其中,在内容和原则上具有统一性。研究《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道德教育问题,能够丰富道德教育的内涵,为艾滋病的防治提供道德力量。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在现实生活中,艾滋病患者/感染者会因“病耻感”感受到不公与失衡,遭遇到“陌生人”的歧视和冷漠,影响他们正常的公共生活。《人民日报》在艾滋病报道中提倡利他的交往方式,引领公正的社会风尚,有助于营造艾滋病防治的公正环境,提供艾滋病防治的公德力量。职业道德是指人们在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由于医护工作者会面临“爱自己”还是“爱他人”的困惑,艾滋病患者/感染者则常遭遇“就业难”的困境,《人民日报》在报道艾滋病时注重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医方要有治无类、慎言守密;患方要遵纪守法、平等就业。这对降低艾滋病防治的职业风险,维护艾滋病患者的就业权利等大有裨益。家庭美德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及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目前,我国存在“性观念”混乱的现象,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后代和身患艾滋病的儿童常常生活在困苦之中。《人民日报》在艾滋病报道中倡导忠诚、责任、亲情等理念,呼吁建立平等相爱的夫妻关系,形成和谐互爱的亲子关系,有利于筑牢艾滋病防治的首道防线,夯实艾滋病防治的教育基础。个人品德是通过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在艾滋病的预防、控制、治疗的过程中,道德压力会给患者带来内忧外患,道德缺失会加速疫情传播。《人民日报》在报道艾滋病时,大力倡导自强不息、奋进不止、平等友善、宽容守信等道德规范,有益于实现个人的自我完善,推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探究《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道德教育问题,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大众传播载体,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原则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居朝霞[10]（2016）在《艾滋病管理中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艾滋病的传播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加剧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社会安定,阻碍创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而政府在艾滋病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是艾滋病防控的根本保障。本文通过公共管理的不同理论分析了艾滋病对家庭、社会、经济、伦理、安全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也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艾滋病不仅是医学健康和疾病研究问题,更是一个复杂多系统渗透的社会公共问题,有效的防治艾滋病,管理原则需以公平原则、宽容原则、尊重自主原则、有利原则为基础;同时阐述了以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中各主体的作用及影响;对目前政府主导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在艾滋病管理中的对策提出建议,明确构建以人为本的防治法律体系,改善政策环境,完善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政治保障,加强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资源共享,提高政府管理者的责任意识,政府扶持促进社区支持治理,并且突破政府自身“治理真空”和“市场失灵”的局限,转变防控思路,充分发挥NGO的治理优势,有效的进行利益集团公共服务合同制管理,广泛动员公众参与艾滋病治理。从而实现在目前国家政府艾滋病防控管理资源条件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力量来组织公共物品的服务,对如何形成政府掌舵,全社会共同体互相合作的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进行初步的探讨。通过研究我们认为艾滋病管理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突出政府治理能力,形成由政府统筹,责任主导,让政府“掌舵”,社会第三部门、利益集体和公民个人等互相合作为主的艾滋病管理新型公共服务体系。从而提高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保障公正、完善法律法规、创新公共财政投入及拓宽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完善监督机制等,使我国艾滋病得到有效预防、控制和减少艾滋病的发生,减轻政府、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保证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艾滋就业歧视的司法认定标准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工作权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基本人权 |
| (二)歧视认定标准是司法保障艾滋病毒感染者工作权的重要基石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案例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学科交叉分析法 |
| 第一章 我国艾滋就业歧视的司法认定困境 |
| 一、艾滋就业歧视诉讼概况 |
| 二、现行艾滋就业歧视的司法认定标准 |
| (一)行政诉讼 |
| (二)劳动争议 |
| (三)侵权纠纷 |
| 三、对现行司法认定标准的评析 |
| (一)多元案由的竞合与冲突 |
| (二)现行标准无法充分认定歧视 |
| (三)现行体系难以进一步完善 |
| (四)司法认定标准亟待重构 |
| 第二章 比较法视野下艾滋就业歧视的司法认定标准 |
| 一、艾滋就业歧视的构成要件 |
| (一)艾滋就业歧视的构成要件类型 |
| (二)域外关于构成要件的司法实践 |
| (三)对我国的启示 |
| 二、艾滋就业歧视的抗辩事由 |
| (一)艾滋就业歧视的抗辩事由类型 |
| (二)域外关于抗辩事由的司法实践 |
| (三)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三章 我国艾滋就业歧视司法认定标准的重构 |
| 一、重构艾滋就业歧视的构成要件 |
| (一)差别对待 |
| (二)不利后果 |
| (三)因果关系 |
| 二、细化艾滋就业歧视的抗辩事由 |
| (一)真实职业资格抗辩 |
| (二)公共卫生利益抗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虚拟社区参与对艾滋病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艾滋病群体的艰难处境 |
| 二、互联网时代下艾滋病虚拟社区兴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虚拟社区参与相关研究 |
| 一、虚拟社区的概念 |
| 二、虚拟社区参与的测量维度 |
| 第二节 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会支持相关研究 |
| 一、社会支持的概念 |
| 二、网络社会支持的概念 |
| 三、网络社会支持的测量与维度 |
| 第三节 心理健康相关研究 |
| 一、心理健康的概念 |
| 二、疾病患者心理健康的测量维度 |
|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一、虚拟社区参与与网络社会支持 |
| 二、虚拟社区参与与心理健康 |
| 三、网络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 |
| 第四章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第一节 问卷设计 |
| 一、虚拟社区参与的测量 |
| 二、网络社会支持的测量 |
| 三、心理健康的测量 |
| 第二节 问卷调研对象的选择 |
| 第三节 问卷预调研 |
| 第四节 正式调研与数据收集 |
|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一、人口统计变量情况 |
| 二、虚拟社区参与情况 |
| 三、网络社会支持情况 |
| 四、艾滋病群体心理健康现状 |
| 第二节 正式调研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一、效度检验 |
| 二、信度检验 |
| 第三节 相关性分析 |
| 第四节 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五节 假设检验 |
| 一、虚拟社区参与度与网络社会支持 |
| 二、虚拟社区参与度与心理健康 |
| 三、网络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和建议 |
| 一、结论 |
| 二、实务性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突显与渐隐 ——《人民日报》2004-2018年艾滋病报道的话语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媒体职责:艾滋病报道的新闻话语生产 |
| 第一节 艾滋病报道的选择 |
| 一、宏观性:艾滋病疫情现状的呈现 |
| 二、典型性:互为话语性的实践 |
| 三、及时性:把握艾滋病报道的时效度 |
| 第二节 多元话语主体的选择 |
| 一、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心声 |
| 二、围绕艾滋病创作的作品 |
| 三、国际报道凸显成果 |
| 第二章 话语转变:艾滋病报道的权力话语渐隐 |
| 第一节 艾滋病政策法规的报道及落实 |
| 一、政策法规内容的报道 |
| 二、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政府官员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
| 一、出席相关会议 |
| 二、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
| 第三节 艾滋病议题报道强度的弱化 |
| 一、报道数量的递减 |
| 二、报道主题和体裁的缺失 |
| 第三章 信息传递:艾滋病报道的知识话语传播 |
| 第一节 艾滋病防治知识普及 |
| 一、艾滋病的形成机理及预防 |
| 二、艾滋病误区的消除 |
| 第二节 艾滋病药物科研进展 |
| 一、中医药防治的成效 |
| 二、国内外疫苗的研发 |
| 第四章 共情关怀:艾滋病报道的人文话语突显 |
| 第一节 慎重使用艾滋病用语 |
| 第二节 关注艾滋病相关群体境况 |
| 一、艾滋病患病、感染人群形象的转变 |
| 二、抗艾人士投身防治事业的坚守 |
| 第三节 新闻评论彰显宽容理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重庆市报告HIV/AIDS晚发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目的 |
| 研究意义 |
| 技术路线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7）江西省艾滋病随访下沉现况调查及PEST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艾滋病基本概况 |
| 1.2 任务转移背景 |
| 1.3 国内现状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定量调查 |
| 2.2.2 定性研究 |
| 2.2.3 质量控制 |
| 第3章 结果 |
| 3.1 艾滋病随访下沉概况 |
| 3.1.1 基本情况 |
| 3.1.2 艾滋病随访下沉前后工作内容比较 |
| 3.1.3 艾滋病随访下沉效果评价 |
| 3.2 江西省艾滋病防治人员基本情况 |
| 3.2.1 人口社会学资料 |
| 3.2.2 不支持艾滋病随访下沉的原因 |
| 3.2.3 随访上限人数 |
| 3.2.4 需补充的专业知识及技能 |
| 3.3 HIV/AIDS病人对随访下沉的接受情况 |
| 3.3.1 人口社会学资料 |
| 3.3.2 不同随访经历对随访下沉接受情况的影响 |
| 3.3.3 不接受随访下沉原因 |
| 3.4 定性研究结果 |
| 3.4.1 访谈结果 |
| 3.4.2 PEST分析 |
| 第4章 讨论 |
| 4.1 江西省艾滋病随访下沉现状 |
| 4.2 艾滋病防治人员比较 |
| 4.2.1 基本情况 |
| 4.2.2 艾滋病防治人员对随访下沉的支持情况 |
| 4.2.3 随访上限人数 |
| 4.2.4 培训情况 |
| 4.3 HIV/AIDS病人对随访下沉的态度分析 |
| 4.4 访谈结果分析 |
| 4.5 艾滋病随访下沉工作的建议 |
| 4.5.1 基于现随访下沉模式的建议 |
| 4.5.2 县(区)疾控中心-专人随访模式 |
| 第5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8）非政府组织协同参与艾滋病防控研究 ——以“广州市L组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非政府组织概念界定的研究综述 |
| 1.3.2 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非政府组织 |
| 2.1.2 艾滋病防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协同治理理论 |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 2.2.3 政府失灵理论 |
| 2.2.4 第三方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广州市L组织协同参与艾滋病防控现状透视 |
| 3.1 广州市L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的实现条件 |
| 3.1.1 政府层面的推动 |
| 3.1.2 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发展 |
| 3.1.3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目标上的趋同 |
| 3.2 广州市L组织协同参与艾滋病防控的经验 |
| 3.2.1 .一站式服务体系 |
| 3.2.2 互联网+服务模式 |
| 3.2.3 同伴支援服务立场 |
| 3.3 广州市L组织协同参与艾滋病防控的困境 |
| 3.3.1 协同参与的政策支持虚化 |
| 3.3.2 协同参与的运行机制不畅 |
| 3.3.3 协同参与的人力供给短缺 |
| 第四章 广州市L组织防艾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1 政府对防艾非政府组织支持不足 |
| 4.2 防艾非政府组织的建设能力不足 |
| 4.3 社会大众对公益事业的支持不足 |
| 第五章 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的境外经验及启示 |
| 5.1 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的境外经验 |
| 5.1.1 美国的经验 |
| 5.1.2 澳大利亚的经验 |
| 5.1.3 中国香港的经验 |
| 5.2 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控的境外启示 |
| 5.2.1 完善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保障 |
| 5.2.2 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保障 |
| 5.2.3 配套的人才激励与管理保障 |
| 第六章 促进非政府组织协同参与艾滋病防控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层面 |
| 6.1.1 转变思想主动适应合作趋势 |
| 6.1.2 优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环境 |
| 6.1.3 建立多元化的资金帮扶渠道 |
| 6.1.4 听取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建议 |
| 6.1.5 推进艾滋病防控的社会支持 |
| 6.2 非政府组织层面 |
| 6.2.1 加强与政府常规性的合作互动 |
| 6.2.2 建立防艾非政府组织网络联盟 |
| 6.2.3 建立多元有序的资金筹集渠道 |
| 6.2.4 加强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 |
| 6.2.5 通过宣传提升组织社会公信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理论依据与意义 |
| （二）应用价值 |
| （三）国内外研究情况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道德教育概述 |
| 一、艾滋病报道中开展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
| （一）道德教育是艾滋病防治的重要举措 |
| （二）大众传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 |
| 二、艾滋病报道中开展道德教育的统一性 |
| （一）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性 |
| （二）道德教育原则的统一性 |
| 第二章 《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社会公德教育 |
| 一、艾滋病报道中开展社会公德教育的原因 |
| （一）“病耻感”的不公与失衡 |
| （二）“陌生人”的歧视与冷漠 |
| 二、艾滋病报道中社会公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交往方式的利他教育 |
| （二）社会风尚的公正教育 |
| 三、艾滋病报道中开展社会公德教育的意义 |
| （一）营造艾滋病防治的公正环境 |
| （二）提供艾滋病防治的公德力量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职业道德教育 |
| 一、艾滋病报道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原因 |
| （一）“爱自己”与“爱他人”的困惑 |
| （二）“劳动权”与“就业难”的博弈 |
| 二、艾滋病报道中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医方：有治无类、慎言守密 |
| （二）患方：遵纪守法、平等就业 |
| 三、艾滋病报道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 |
| （一）降低艾滋病防治的职业风险 |
| （二）维护艾滋病患者的职业权利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家庭美德教育 |
| 一、艾滋病报道中开展家庭美德教育的原因 |
| （一）“性观念”的迷茫与混乱 |
| （二）“下一代”的困惑与痛苦 |
| 二、艾滋病报道中家庭美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夫妻关系的平等相爱教育 |
| （二）亲子关系的和谐互爱教育 |
| 三、艾滋病报道中开展家庭美德教育的意义 |
| （一）筑牢艾滋病防治的首道防线 |
| （二）夯实艾滋病防治的教育基础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个人品德教育 |
| 一、艾滋病报道中开展个人品德教育的原因 |
| （一）道德压力带来内忧外患 |
| （二）道德缺失加速疫情传播 |
| 二、艾滋病报道中个人品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自强不息，奋进不止 |
| （二）平等友善，宽容待人 |
| 三、艾滋病报道中开展个人品德教育的意义 |
| （一）实现个人自我完善 |
| （二）推动“三德”建设开展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道德教育启示 |
| 一、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
| 二、对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大众传播载体的启示 |
| 三、对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原则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1 《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1983——2016 年） |
| 附件 2 《人民日报》开展社会公德教育的部分艾滋病报道 |
| 附件 3 《人民日报》开展职业公德教育的部分艾滋病报道 |
| 附件 4 《人民日报》开展家庭美德教育的部分艾滋病报道 |
| 附件 5 《人民日报》开展个人品德教育的部分艾滋病报道 |
| 附录 |
| 致谢 |
（10）艾滋病管理中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艾滋病管理研究 |
| 二、国内艾滋病管理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和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三、难点 |
| 第二章 艾滋病管理中公共服务服务体系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艾滋病公共管理的特征 |
| 一、艾滋病公共管理的特征分析 |
| 二、艾滋病公共管理的客体和主体分析 |
| 第二节 艾滋病问题的公共管理理论 |
| 一、标签理论 |
| 二、需求层次论 |
| 三、公共经济理论 |
| 四、公共伦理理论 |
| 五、危机管理理论 |
| 六、系统科学理论 |
| 第三节 艾滋病管理中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管理的原则 |
| 一、公正原则 |
| 二、宽容原则 |
| 三、尊重自主原则 |
| 四、有利原则 |
| 第三章 艾滋病防控现实及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中各主体的分析 |
| 第一节 艾滋病的防控现状及社会影响 |
| 一、艾滋病的防控现状 |
| 二、我国艾滋病流行的新特点 |
| 三、艾滋病管理中的社会影响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各主体的构成及作用 |
| 一、政府部门:责任型主导主体及其作用 |
| 二、第三部门:分担型治理主体及其作用 |
| 三、社会购买:弥补型服务主体及其作用 |
| 四、社区管理:支持型社会主体及其作用 |
| 五、公民行动:基础型参与主体及其作用 |
| 第三节 艾滋病管理中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政府主导的意义及对各主体影响 |
| 第四章 艾滋病政府防控管理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艾滋病政府防控管理的问题 |
| 一、政府绝对防控管理思路的缺陷 |
| 二、法律政策的政治保障不完善 |
| 三、公共资源分配与共享不均衡 |
| 四、地方政府治理滞后 |
| 五、社区治理发展滞后 |
| 六、政府与NGO合作不成熟 |
| 七、政府社会购买服务模式优势未体现 |
| 八、公民在艾滋病防控中行动不积极 |
| 第二节 艾滋病政府防控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尚未形成完整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防控机制 |
| 二、法律政策的制定和现实情况不协调 |
| 三、政府对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缺乏有效的公共监管对策 |
| 四、政府官员对艾滋病存在认识误区和偏差 |
| 五、艾滋病社区支持型治理网络不完善 |
| 六、政府对NGO在艾滋病管理中的作用缺乏有力的支持 |
| 七、政府在艾滋病管理中社会购买服务机制不成熟 |
| 八、公民行为的政府干预 |
| 第五章 构建艾滋病管理中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议 |
| 第一节 改善政策环境,逐步完善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的政治保障 |
| 一、转变理念,建立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 |
| 二、完善艾滋病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
| 三、加强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资源共享 |
| 四、提高政府管理者的责任意识 |
| 五、政府扶持促进社区支持治理 |
| 第二节 促进政府引导,充分发挥NGO在艾滋病管理中的治理优势 |
| 一、政府层面:在艾滋病管理中营造NGO发展的政策环境 |
| 二、NGO层面:在艾滋病管理中加强自身发展建设 |
| 三、以广州“爱之关怀”为例说明NGO在艾滋病管理中的成效 |
| 第三节 有效的进行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制管理 |
| 一、积极营造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环境 |
| 二、完善监督评价机制,确保服务质量 |
| 三、加强自身竞争性,提高选择性 |
| 第四节 广泛动员公众参与艾滋病治理 |
| 一、普通人群:宽容对待和积极预防 |
| 二、高危人群:主动检测和同伴教育 |
| 三、艾滋病患者:积极自救与社会关怀 |
| 结语:艾滋病管理与社会和谐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四、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艾滋就业歧视的司法认定标准重构[D]. 黄家声.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9)
- [2]虚拟社区参与对艾滋病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D]. 冉雨鑫.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3]突显与渐隐 ——《人民日报》2004-2018年艾滋病报道的话语实践[D]. 毕莹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促进艾滋病感染者公平就业研究[J].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阴漫雪,赵碧倩. 反歧视评论, 2020(00)
- [5]艾滋病毒（HIV）、艾滋病（AIDS）与劳工权利:法官与法律专业人员手册[J]. 刘小楠,王威智,陈颖楠,刘畅,包晓璇. 反歧视评论, 2020(00)
- [6]重庆市报告HIV/AIDS晚发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D]. 徐聪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10)
- [7]江西省艾滋病随访下沉现况调查及PEST分析[D]. 刘蓉. 南昌大学, 2019(01)
- [8]非政府组织协同参与艾滋病防控研究 ——以“广州市L组织”为例[D]. 苏杭.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9]《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中的道德教育研究[D]. 杨婧. 安徽医科大学, 2017(01)
- [10]艾滋病管理中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D]. 居朝霞. 东南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