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知识分子情结论要（论文文献综述）
董俊[1]（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王曼利[2]（2019）在《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安画派萌发至今已约一甲子,但关于画派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既少且浅,艺术价值研究又多忽略艺术界的建构作用。我们以画派基本问题为研究起点,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指导,在画派艺术品价格的考察中分析它与艺术价值的关系,从艺术社会学视角探究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途径与方式,挖掘出画派多元的艺术价值。论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绪论。简要回顾国内外艺术市场的历史与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现状,梳理和分析了长安画派艺术品价格和艺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与可借鉴的理论资源,指出:在经济繁荣的今天,艺术经济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理论观照是该画派研究的应有之义。第二章:长安画派:概念、构成和风格。我们从艺术地理学视角对画派名称进行解读,认为此名与长安地理及文化所积淀成的心理原型有关。我们从广义和狭义上对画派构成进行概括,以1961年参加“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的6人作为文本的研究对象,因篇幅所限,重点放在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4人上。画派艺术思想深受延安文艺理论影响,作品多表现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地域艺术风格。第三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文献与画廊。我们通过访谈和文献分析补充了画派从萌芽期到2000年的作品价格,通过市场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了画廊价格。长安画派作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同步,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居民购买力影响直接,作品的艺术水准、传播和营销得力与否同样影响画派价格。陕西地区画廊中画派作品数量少、价格低,艺术家市场地位不同,作品价格已产生分层。第四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拍卖机构数据。通过对雅昌艺术网中长安画派作品拍卖价格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我们对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个人国画作品拍卖价格指数和画派整体拍卖价格态势及其中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探究。画派艺术品拍卖成交数量少、成交额和均价普遍较低,市场有一定认可度,但与着名画派和画家相比作品价格不高,价值与价格发生了较大偏离。第五章:艺术生产: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本章借鉴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和“艺术体制”、贝克尔的“艺术界”和布尔迪厄的“资本”、“场”等概念,糅合惯常的艺术界概念,将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置于艺术体制网络中,从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与定位）、艺术展览（展示与传播）、艺术批评（评论与阐释）和艺术营销中介（宣传与销售）等方面分析画派艺术价值建构的途径与方式。作品离开画家之手后其艺术价值由艺术界共同赋予,艺术价值的认定、传播与阐释有益于艺术品价格的提高。第六章:多元复合: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研究。本章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出发点和依据,从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启示价值三方面研究了长安画派的艺术价值。画派创作表现了“人”的母题和大地情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艺术家对文艺思想时代最强音的积极响应、既破又立的艺术超越精神,以及艺术家巨大的人格魅力,这些都是长安画派值得被传播的价值,也是决定艺术品价格的强大内驱力。结论:在长安画派的不同阶段,其艺术品价格与艺术价值呈现出时而吻合时而背离的复杂关系,这是正常的,但背离也是有原因的。我们要加大对画派学术价值的深度研究和科学传播,辅以时间条件,画派艺术品价格仍首先取决于其艺术价值。这也符合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科学总结。
孙延青[3]（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刘靖[4]（2019）在《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陈云在抗日战争年代担任过七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改革开放年代又担任了九年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对党的干部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多年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关注干部队伍建设,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亮出干部“新标尺”,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当前阶段显现出极强的重要性。深入系统地研究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不仅有助于完善对陈云生平和党建思想的认识,而且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高广大干部的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力图从整体上对陈云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除去“绪论”,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产生的渊源,指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革命家对其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剖析了陈云自身的革命经历;第二部分论述了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内容与实践,包括干部的了解和审查、培养和教育、最大程度地发挥干部才能、团结干部队伍以及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等方面,立足于历史条件,分析了陈云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对党的干部队伍采取的一系列具体举措;第三部分论述了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特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角度归纳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人为本和与时俱进三个特点;第四部分则阐述了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笔者认为,该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新时代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韦震[5]（2018）在《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文中认为阿伦·盖尔是澳大利亚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2017年盖尔出版了《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未来宣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For the Future,2017）,核心内容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哲学基础的系统关注与阐释。盖尔本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藏了大量“中国元素”,具有特色鲜明的“东方色彩”。盖尔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生态意蕴,主张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体,致力于谋求全人类的生态福祉,以保障人类文明健康永续发展。他倡导较为激进的社会转型方式,呼吁对工业文明完成超越,强调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与超越才能彻底消除生态危机,完成“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的升级,实现生态文明。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中的激进启蒙思想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对市场的奴役,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并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在实践层面,盖尔提出特色鲜明的目标:“为人类打造生态诗意家园,扩大单位家庭的生态参与度,从个人、地方社区、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角度创造条件让人们自由探索、发挥潜力,去追求幸福生活。（1）对于中国,盖尔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攻坚扶贫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主张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主张回到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精髓中培育中国本土的生态意识,特别突出“道”的重要生态意蕴。本文综合运用文本研读法、纵横比较研究法及深度访谈法,对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藏的“中国元素”进行了系统梳理、阐释评价、比较分析,旨在发掘其中蕴含的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益的因素与启示。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导论和五章正文,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释研究背景与对象、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及评价、研究思路和方法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系统梳理概括了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理论渊源。主要通过介绍盖尔本人及其学术着作,还原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轨迹,厘清其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呈现其思想历史脉络。本章将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分为萌发期、形成期、发展期及成熟期。盖尔的生态思想不是单一维度的生态问题的总结,而是多角度、多维度综合绘制的一幅生态蓝图,既有经典马克思的思想内核,也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更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理论新视野,且相互交织,彼此映照,融汇于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第二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批判意蕴。盖尔沿袭了传统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及其非理性使用的批判的传统及对真理求索的历史使命。盖尔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和欧洲文明的批判,奠定了“东方转向”的基础。第三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中国视野。集中论述了盖尔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要素的批判后一种未来向度的“视野重建”,为盖尔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推崇奠定了基础。核心内容包括对东方生态智慧的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诠释与辨析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期待。盖尔认为,“天人合一”目标为克服资本的奴役提供了理想路径。第四章,阿伦·盖尔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推崇。本章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智慧中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提炼核心生态观点,透过盖尔的视角对核心观点进行评析与解读,深度透析盖尔学术语言、价值取向中的“中国元素”,完成了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未来维度上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推崇。盖尔主张从“包容互鉴”、“开放创新”、“与时俱进”和“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汲取应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智慧。第五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及启示。本章重点在于评析盖尔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局限性,阐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价值包含揭示了文化和文化转型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生态话语权的重构、丰富了全球生态思想资源、继承与发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并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局限性分为其思想中的“乌托邦”色彩及对中国考察方面的“缺陷”两方面。启示包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自主生态话语权建设、以“教育”完成对个人和社会生态责任的培育、设生态社区“共同体”、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及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李茂[6]（2017）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7）,中共党内开始滋生教条主义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上先后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是脱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二次革命论”与陈独秀中央教条式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二是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及其内部派别的分析出现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三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导致滋生教条主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外部原因而言: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出现错误,凭藉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将其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强制在中国革命中推行,较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决策的空间。就其内部原因而言:一方面中共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推崇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是导致教条主义滋生的重要情感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这是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的重要理论原因。在滋生教条主义的同时,中共党人也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国情,试图解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1927.7‐1930）,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党内蔓延。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们与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理论的错误密切相关。中共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触及到导致错误出现的内在原因——教条主义式的思维,为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留下来隐患。教条主义在党内蔓延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党人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是薄弱的,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1931‐1934）,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并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贯彻和执行,将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党人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斥和打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在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1935‐1938）,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受到遏制。一是教条主义宗派瓦解和中共高层出现人事变动,破除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二是形成了“洛‐毛”合作领导体制,在政治策略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推动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三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思想和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清算,依然在党内顽固的存在;当曾经的教条主义宗派领袖人物王明回国之后,教条主义一度死灰复燃。不过此时的中共在理论上、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等主张实事求是的中共党人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已有了遏制教条主义发展的力量。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较量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运而生,为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做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到七大（1939‐1945）之间,中共党内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该时期中共党内清算教条主义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为清算教条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共产国际解散,为清算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毛泽东对清算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精心的部署,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教条主义清算的成功。通过对教条主义的全面清算,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思想源头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建立,从组织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共党内全面清算教条主义的胜利。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发展和被清算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加深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信念和实践。教条主义问题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深化对它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张淑珍[7]（2016）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说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陈卫炉[8]（2016）在《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工人文学创作主要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快速进入繁荣期,收获了较为丰硕的创作成果。在新中国“泛政治化”创作语境中,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兴衰荣辱,无疑带有显着的时代印记,并昭示着文学自身律动和社会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除导论、结语之外,论文主体部分主要分为六章。论文充分注意建构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串联的前、后两个篇章结构。前三章内容着力描摹和彰显整体、抽象的时代场景和历史风貌,后三章内容旨在呈现具体、细致入微的文学内部感知。大致形成了某种“互文性”的研究框架结构,互为条件,互为支撑,努力建构起一个相对合理的研究模型。论文前半部分,主要从文学发生的外部环境入手,探究和分析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点。第一章从建国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以“识字运动”为主的职工业余教育和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文学方向”三个方面入手,探究新中国“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工人文艺创作空间。第二章着力考察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队伍的建构问题,提出思想上高度重视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实践上进行组织化写作、新闻媒介的培育引导以及苏联作家培养模式的借鉴引入,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于新型创作队伍的建构和生成过程。第三章主要梳理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历史、创作业绩,并对上海工人作家群进行了整体性扫描。论文后半部分,主要由第五、六、七三章组成,着意从文学本体出发,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转入到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主题类型、人物类型和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和论述。提出就文学主题类型而言,聚焦翻身作主的工人在政治、经济以及精神面貌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类宏大的时代主题,显露出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老工人、新女工、牛步化知识分子和中间状态干部等四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丰富和拓展中国当代工人形象画廊。在叙事模式上,普遍存在“车间模式”、“新闻速写模式”、“正剧化模式”、“二元对立模式”等弊病。论文在内、外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从历史必然性、局限性及其成因、对未来创作的启示和影响三个维度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现象做出客观、中肯的评价。提出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经验,对世界工业文学名着进行大视野、高层次的深入阅读和研究,在正确认知上海工人文艺创作正当合理的一面的同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推进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发展。
王家兵[9]（2015）在《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意义是从“史”的角度研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大史学。由此可见,彰往而察来,加强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的诉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思想是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科学论述则是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指导思想。本文对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四大载体,即“管理载体、传媒载体、活动载体、文化载体”分别进行了探究,一是厘清每一种载体的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二是分析中央苏区确定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现实依据和客观要求;三是在文献资料中对载体的典型运用进行了爬梳剔抉,挖掘归档;四是归纳分析每一种载体的突出特点。研究的目的是全面总结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为当代提供“历史的启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构建和运用上要统筹规划,实现“内外联动”。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提高主体意识和增强主体素质,坚持方向性、层次性、有效性等原则,从“内部要素”方面着手有效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另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上,把握方向,思想重视,提供技术、资金等“外围层面”的坚强有力保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构建的方向性和科学化。总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观为指导,以“中央苏区”为时空,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为切入点,以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载体、传媒载体、活动载体、文化载体”为经线,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观中国化为纬线,对镶嵌其间或隐或显的史实进行了梳理挖掘,在经纬交织中系统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择与实施,合理评判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成效与地位,科学总结其基本经验和深刻教训,从“历史果肉”中汲取最好的营养,赋予“历史果核”新的价值,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建设提供历史的启示。本论题研究既有助于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又有利于丰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也是推动“四个全面建设”的丰厚精神财富。
高天鼎[10]（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二、周恩来知识分子情结论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恩来知识分子情结论要（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基于艺术与市场结合的客观历史 |
| 1.1.2 基于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现状 |
| 1.1.3 基于长安画派绘画价格现状——从赵望云说起 |
| 1.2 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 |
| 1.5 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
| 1.5.1 本文的“艺术品价格” |
| 1.5.2 数据来源 |
| 第二章 长安画派:概念、构成与风格 |
| 2.1 画派形成条件分析 |
| 2.1.1 经济因素 |
| 2.1.2 政治环境与时代精神 |
| 2.1.3 环境因素 |
| 2.1.4 艺术赞助 |
| 2.1.5 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 |
| 2.2 艺术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画派” |
| 2.2.1 艺术地理学阐释“长安画派”名称的可能性 |
| 2.2.2 “长安画派”名称的艺术地理学追问 |
| 2.3 长安画派的构成 |
| 2.3.1 长安画派:艺术观念与理想的层次 |
| 2.3.3 长安画派:网络组织凝聚的层次 |
| 2.3.4 本文研究的长安画派 |
| 2.4 长安画派的艺术风格 |
| 2.4.1 赵望云的艺术风格 |
| 2.4.2 石鲁的艺术风格 |
| 2.4.3 何海霞的艺术风格 |
| 2.4.4 方济众的艺术风格 |
| 第三章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文献与画廊 |
| 3.1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与文献分析 |
| 3.1.1 赵望云绘画价格 |
| 3.1.2 石鲁绘画价格 |
| 3.1.3 何海霞绘画价格 |
| 3.2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画廊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 3.2.1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问卷调查 |
| 3.2.2 经营长安画派作品画廊的深度访谈 |
| 3.2.3 经营长安画派画廊的价格地图 |
| 第四章 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拍卖机构数据 |
| 4.1 赵望云国画价格 |
| 4.2 石鲁国画价格 |
| 4.3 何海霞国画价格 |
| 4.4 方济众国画价格 |
| 4.5 长安画派国画作品价格整体态势 |
| 第五章 艺术生产: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 |
| 5.1 艺术界相关理论回溯 |
| 5.2 博物馆和美术馆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3 艺术展览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4 文艺批评者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5.5 营销中介对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阐释 |
| 第六章 多元复合: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研究 |
| 6.1 求索创新的思想价值 |
| 6.1.1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
| 6.1.2 探索,探索,再三探索 |
| 6.1.3 文艺思想最强音的响应者 |
| 6.1.4 艺术思想的根性意义 |
| 6.2 深厚绵长的审美价值 |
| 6.2.1 “人”的母题与深沉的大地情怀 |
| 6.2.2 艺术创作既破又立的超越精神 |
| 6.2.3 对西北地域美术元素的开拓表现 |
| 6.3 生命深度的启示价值 |
| 6.3.1 为艺的赤子之心 |
| 6.3.2 为人的傲人风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析 |
| 1.3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及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2.1 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2.1.2 列宁等苏联老一辈革命家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2.1.3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2.1.4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2.2 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实践基础 |
| 2.2.1 早年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革命活动 |
| 2.2.2 延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投身党务工作 |
| 2.2.3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担任其他工作参与实践 |
| 2.2.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完善党风建设 |
| 第三章 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考察干部素质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 |
| 3.1.1 拥有良好的政治品质 |
| 3.1.2 拥有密切的群众基础 |
| 3.1.3 拥有优异的业务能力 |
| 3.2 注重干部选拔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的工作重点 |
| 3.2.1 选拔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
| 3.2.2 选拔要求:严明审查,明辨是非 |
| 3.2.3 选拔原则: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
| 3.2.4 合理选拔接班人,推进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 |
| 3.3 合理使用干部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 |
| 3.3.1 用人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
| 3.3.2 用人原则:量才为主,才尽其用 |
| 3.3.3 用人方法: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
| 3.4 教育培育干部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要素 |
| 3.4.1 培育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领导干部 |
| 3.4.2 从实际工作中教育和培养干部 |
| 3.4.3 从群众中锻炼和提高干部 |
| 3.5 严格干部管理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的内在要求 |
| 3.5.1 加强党内干部的团结 |
| 3.5.2 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 |
| 3.5.3 纠正干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 |
| 3.5.4 建立和健全管理干部的组织 |
| 第四章 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特点 |
| 4.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核心 |
| 4.1.1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世界观指引 |
| 4.1.2 “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论践行 |
| 4.2 以人为本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根本 |
| 4.2.1 选人要高标准、严要求 |
| 4.2.2 培养要方向明、效果好 |
| 4.2.3 使用要重质量、看长远 |
| 4.3 与时俱进是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灵魂 |
| 4.3.1 选拔标准:政治化、技术化、年轻化 |
| 4.3.2 管理要求:交流制度化、梯队结构化、离退休制度化 |
| 第五章 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
| 5.1 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 5.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
| 5.1.2 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 |
| 5.1.3 促进了党的革命和改革事业的更好发展 |
| 5.2 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2.1 有助于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理论的形成 |
| 5.2.2 有助于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建设 |
| 5.2.3 有助于新时代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推进 |
| 5.2.4 有助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展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对象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及不足 |
| 一、论文创新 |
| 二、论文不足 |
| 第一章 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概述 |
| 一、盖尔简介 |
| 二、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脉络 |
| 三、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 |
| 四、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 |
| 第二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欧洲文明的虚无性与侵略性 |
| 二、西方工业文明与全球性生态危机 |
| 三、生态环保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四、资本主义制度与苏联模式的弊端 |
| 第三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渊源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
| 二、生态哲学及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 |
|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拓了理论新视野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批判意蕴 |
| 第一节 盖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
| 一、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 |
| 二、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应用的批判 |
| 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精英”及教育的批判 |
| 四、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
| 第二节 盖尔生态危机批判理论 |
|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
| 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 |
| 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
| 四、对异化消费方式批判 |
| 第三节 盖尔对虚无主义的批判 |
| 一、需要克服虚无主义的原因 |
| 二、虚无主义对生态的破坏 |
| 三、如何超越虚无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视野 |
| 第一节 盖尔视野下的东方生态智慧 |
| 一、李约瑟:盖尔关注东方传统生态文化的引路人 |
| 二、聚焦中国之前:盖尔早期对苏联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 |
| 三、多维观照之下:盖尔描述的东方生态文化特点 |
| 第二节 盖尔视野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
| 一、中国生态文明的提出背景 |
| 二、对中国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辨析 |
| 三、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的契合度 |
| 第三节 盖尔对中国生态文明的期待 |
| 一、文明形态的交替与更迭:对欧洲文明的超越 |
| 二、生态话语权重构的主导者: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
| 三、中国生态文明意境:幸福、自由与文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阿伦·盖尔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推崇 |
| 第一节 盖尔对儒家生态思想的推崇 |
| 一、儒家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 |
| 二、盖尔对儒家生态思想的价值评析 |
| 三、盖尔对儒家生态思想的吸纳与传播 |
| 第二节 盖尔对道家生态思想的推崇 |
| 一、道家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 |
| 二、盖尔对道家思想生态的价值评析 |
| 三、盖尔对道家生态思想的吸纳与传播 |
| 第三节 盖尔对佛家生态思想的推崇 |
| 一、佛家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 |
| 二、盖尔对佛家生态思想的价值评析 |
| 三、盖尔对佛家生态思想的吸纳与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及启示 |
| 第一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评析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局限性 |
| 第二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
|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 |
| 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
| 四、坚持自主生态话语权建设 |
| 五、以“教育”实现对个人和社会生态责任的培育 |
| 六、建设生态社区“共同体” |
| 七、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 |
| 八、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阿伦·盖尔与笔者邮件目录 |
| 附录二 阿伦·盖尔的简历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辨析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相关概念辨析 |
| 1.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 |
| 1.2.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5.1 主要内容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滋生(1921-1927.7) |
| 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表现 |
| 2.1.1 对革命性质与革命阶段的认识错误 |
| 2.1.2 对国民党性质的误判 |
| 2.1.3 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放弃 |
| 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因素 |
| 2.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内部因素 |
| 2.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外部因素 |
|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 |
| 2.3.1 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2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3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第3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蔓延(1927.8-1930) |
| 3.1 教条主义表现之一——“左”倾盲动 |
| 3.1.1 “三阶段”论对中共的影响 |
| 3.1.2 “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1.3 “左”倾盲动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2 教条主义表现之二——“左”倾冒险 |
| 3.2.1 中共六大的双重效应 |
| 3.2.2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2.3 “左”倾冒险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初次较量 |
| 3.3.1 中共党内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抵制 |
| 3.3.2 留守中央反教条主义的实践 |
| 3.3.3 中共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 |
| 3.3.4 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较量 |
| 3.3.5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 第4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膨胀(1931-1934) |
| 4.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 |
| 4.1.1 共产国际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
| 4.1.2 共产国际全力扶持王明集团 |
| 4.1.3 《两条路线》出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中央 |
| 4.2 “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中的表现 |
| 4.2.1 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教条主义宗派形成 |
| 4.2.2 教条主义宗派的反“右”倾斗争 |
| 4.2.3 片面追求“工人化”与排斥知识分子 |
| 4.3 “左”倾教条主义在武装斗争中的表现 |
| 4.3.1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出台 |
| 4.3.2 “进攻路线”的推行与对毛泽东的批判 |
| 4.3.3 军事战略方针教条化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 4.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再次较量 |
| 4.4.1 白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2 苏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
| 第5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遏制(1935-1938) |
| 5.1 中共高层组织变动与长征胜利 |
| 5.1.1 长征初期教条主义宗派瓦解 |
| 5.1.2 “洛-毛”领导体制的确立与长征的胜利 |
| 5.2 “左”倾关门主义的抛弃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2.1 共产国际七大新气象 |
| 5.2.2 瓦窑堡会议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的抛弃 |
| 5.2.3 中共对蒋方针的转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第三次较量 |
| 5.3.1 党的十年历史评价之争：路线错误还是策略错误 |
| 5.3.2 独立自主原则之争 |
| 5.3.3 六届六中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第6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清算(1939-1945) |
| 6.1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成熟：奠定了清算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 |
| 6.2 全面清算党内教条主义 |
| 6.2.1 编辑《六大以来》：厘清路线是非 |
| 6.2.2 1941 年“九月会议”：拉开整风运动帷幕 |
| 6.2.3 中央领导机构重大调整：从组织上肃清教条主义影响 |
| 6.2.4 共产国际解散：教条主义失去最后依托 |
| 6.2.5 1943 年“九月会议”：对教条主义的最后一击 |
| 6.3 中共七大：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全面胜利 |
| 6.3.1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 6.3.2 七大党章与防范教条主义的规章建设 |
| 6.3.3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 |
| 结束语 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
| 一、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 |
| 二、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现实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7）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框架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框架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 |
|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模式 |
| （一）苏联模式的内涵 |
| （二）苏联模式的特征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 |
| 三、向苏联学习的原因 |
| （一）向苏联学习的客观原因 |
| （二）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 |
| 第二章 学习苏联模式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
| 一、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建设 |
| （一）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 |
| （二）新民主主义建设 |
|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 |
| （一）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原因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 |
| （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对苏联模式的学习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一）学习苏联模式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
| （二）对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 |
| 第三章 以苏为鉴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
| 一、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
| （一）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的初步改革 |
| （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思考 |
| 二、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和意义 |
| （一）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 |
| （二）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意义 |
|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 |
| （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局限性 |
| （二）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认识的局限性 |
| （三）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局限性 |
| （四）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反对个人崇拜的认识的局限性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 |
| 一、中苏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分歧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 |
| （二）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的分歧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左”转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左”转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左”转 |
| （三）“左”倾理论的升级和“反修防修”任务的提出 |
| 三、“反修防修”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挫折 |
| （一）“反修防修”与“左”倾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升级 |
| （二）“反修防修”、固守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
| 一、实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 |
| （一）理论准备 |
| （二）实践准备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步 |
|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起步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起步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起步 |
| （五）对“修正主义”的重新认识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新发展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新进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新发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政治建设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新进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 |
| （一）对中国的意义 |
| （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 |
| （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
| （四）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
|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 |
| （一）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必须注意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 |
| （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
| （四）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概念界定 |
| 1.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新中国“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工人文艺创作空间 |
| 2.1 朝气蓬勃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
| 2.2 以“识字”为中心的职工业余教育 |
| 2.3 “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当代文学前进的方向 |
| 第3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队伍的建构 |
| 3.1 培养新型知识分子 |
| 3.2 组织化写作实践 |
| 3.3 新闻媒介的阵地培育和舆论引导 |
| 3.4 苏联作家培养模式的影响和借鉴 |
| 第4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焦虑与勃兴 |
| 4.1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溯源和流播 |
| 4.2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勃兴 |
| 4.3 比较视域下的“上海工人作家群” |
| 第5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主题类型 |
| 5.1 忆苦思甜 |
| 5.2 劳动光荣 |
| 5.3 技术革新 |
| 5.4 接班 |
| 第6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人物类型 |
| 6.1 老工人 |
| 6.2 新女工 |
| 6.3 “牛步化”知识分子 |
| 6.4 中间状态的干部 |
| 第7章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叙事模式 |
| 7.1 “车间文学”模式 |
| 7.2 新闻化模式 |
| 7.3 正剧化模式 |
| 7.4 二元对立模式 |
| 第8章 对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评价 |
| 8.1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历史必然性 |
| 8.2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局限性及其成因 |
| 8.3 关于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上海工人作家生平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的厘定 |
| 三、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四、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六、选题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溯源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理论基础 |
| 一、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 |
| 二、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指导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论述了报刊宣传的重要性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传单、小册子、书信“更引人入胜” |
| 三、马克思恩格斯注重“一次演说胜过十篇文章和一百次访问” |
| 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艺是有实践的政治力量”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实践溯源 |
| 一、中共建党初期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党报思想发轫 |
| 二、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实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合作 |
| 三、红军初创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初创 |
| 第二章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以管理为载体的依据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具体类型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确定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客观依据 |
| 一、党内“农业工人”增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 |
| 二、乡村革命领导者多是富农知识分子,亟待加强思想指导 |
| 三、党组织松散、缺乏集体领导是“党表现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典型运用 |
| 一、召开会议,加强对党和红军的组织和思想管理 |
| 二、制定条例和章程,使“党和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化” |
| 三、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切实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四、重视生活管理,形成了新型的“苏维埃区域的好现象” |
| 第四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突出特点 |
| 一、具有制度化的特征 |
| 二、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权威性 |
| 三、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 第三章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以传媒为载体的依据 |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具体类型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确定和发展的缘由 |
| 一、大众传媒是是意识形态博弈的场域 |
| 二、重视和运用传媒载体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传统 |
| 三、中央苏区在思想宣传上高度重视运用传媒载体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典型运用 |
| 一、标语、布告、传单是最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
| 二、报刊图书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
| 三、红色中华新闻台是最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 |
| 第四节 中央苏区思想教育传媒载体的突出特点 |
| 一、重视党员发行党报,给党报写文章,强调“全党办报” |
| 二、青少年儿童新闻报刊图书独树一帜,蓬勃发展 |
| 三、图书报刊具有大众化、通俗化的风格 |
| 第四章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为载体的依据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具体类型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确定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客观依据 |
| 一、苏区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
| 二、苏区文化教育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
| 三、苏区文化解除精神桎梏,是“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典型运用 |
| 一、中央苏区教育积极“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
| 二、“文艺育德” |
| 三、体育运动可以“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 |
| 四、图书馆是“为着给革命的工作者需要和给予提高文化水平” |
| 五、革命博物馆是“宣传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窗口” |
| 第四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突出特点 |
| 一、坚持方向性和生动性相统一 |
| 二、坚持多样性和重点性相统一 |
| 三、坚持普及性和渗透性相统一 |
| 第五章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以活动为载体的依据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具体类型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确定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客观依据 |
| 一、要“争取广大群众”,宣传教育必须延伸到群众的活动领域 |
| 二、民众“越多通过亲身检验,理论就越会深入心坎” |
| 三、“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典型运用 |
| 一、直接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活动 |
| 二、结合经济建设、具体工作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
| 三、党团、妇联、工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
| 第四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突出特点 |
| 一、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
| 二、具有突出的实践性 |
| 三、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
| 四、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
| 第六章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经验教训及其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历史经验 |
| 一、旗帜鲜明表达无产阶级立场,彰显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旗帜 |
| 二、紧紧把握革命形势,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 |
| 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
| 四、立足客观实际,“有的放矢”选择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深刻教训 |
| 一、管理载体带有“左”倾错误思想痕迹 |
| 二、传媒载体宣传上出现“空洞和过激”的现象 |
| 三、文化载体上强调“共产主义教育体系的方针” |
| 四、活动载体被简单看作是“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当代启示 |
| 一、应对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
| 二、准确定位,树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服务意识 |
| 三、立体建构,发挥各载体的功能优势 |
| 四、保障有力,提供组织、技术、资金等外围层面的坚强要素 |
| 五、有效管理,推进“载体优化”和“载体外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周恩来知识分子情结论要（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D]. 王曼利. 西北大学, 2019(04)
- [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4]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刘靖.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4)
- [5]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D]. 韦震. 海南师范大学, 2018(12)
-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D]. 李茂.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7]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2)
- [8]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研究（1949-1966）[D]. 陈卫炉.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9]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D]. 王家兵.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7)
- [10]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