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科学十大发现（论文文献综述）
朱永新[1]（2021）在《新教育实验二十年：回顾、总结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新教育实验坚持以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和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为价值准则,以教师成长为逻辑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十大行动"和相关课程为路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标,进行了二十年的田野实践探索。新教育实验提出的教师专业成长"三专模式"使数以千计的普通教师成长为卓越教师,在国内率先开展的"营造书香校园""家校合作共育"等教育理念与行动实践,为建设书香社会、推动家校社政共育提供了强大助力。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抗教育异化,回归教育本质以及大面积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等方面,新教育实验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展望未来,我们将通过持续完善课程体系、开展未来学习中心试点、探索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力争把新教育实验建设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使新教育共同体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徐文明[2]（2021）在《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由新常态运行阶段转入到高质量运行阶段,金融力量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逐步突显出来,它根植于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扮演着越发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与财政相辅相成,可以说金融体系发展地越成熟、与实体经济的作用关系越紧密,则经济发展越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力和要素支撑;而金融发展的空间结构越优化,也就越能够引领要素在地区之间高效且平衡地配置,进而推进经济有序地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充分体现出金融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对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金融空间结构是个多元化的复杂性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狭义上,金融活动主要是指货币资金的流通活动,包括货币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是广泛分布于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资源和调节部门。在广义上,金融活动则具有更为细致的划分,既包括基础层面的金融资源,也包括由金融资源所形成的金融业态、所组建的金融机构、以及所激发的金融创新。从这一角度而言,金融空间结构就是指广义和狭义的金融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空间集聚、辐射或者一体化的结构形态。金融集聚,往往会形成城市的中心地带,如中心商务区,或在城市群内形成金融中心或金融中心城市,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使所在地区享受集聚经济优势。金融辐射产生的空间溢出和部门间溢出,是金融集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对非金融领域或城市群中其他层级的城市所发挥的效应,往往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金融一体化是由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所形成的具有空间关联的发展形式。一体化发展的金融网络能够缩小地区资源配置的金融差距和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整合金融资源、顺畅金融资源的流动。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地区之间市场的逐步开放、交通的日益便利,以及地区间政策配给与项目配置的日益交融与完善;除此之外,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企业在空间区位的集聚,形成金融中心,在存在一定的区位锁定效应的前提下,金融集聚也会向周边地区发出辐射,从而带动地区之间的金融活动的流动与共建,形成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与优化,能够使金融力量发挥出更大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狭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以资金、货币、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授信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资源,是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要素;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发展,主要体现为这类金融资源在地理空间中和不同经济体内部是相对集中还是相对分散,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效应。优化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能够使得处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能够获得其发展所必须的金融支撑。其次,在广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传统金融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商业性金融或政策性金融为表现形式,新金融以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为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新金融使传统金融发展的技术、产品和运行方式得到翻新,传统业态为降低新业态的风险和满足更多的受众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传统金融和新金融的空间结构优化,能够弥补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小、微型经济实体在某些发展领域资金不足的空白,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经济体获得更为便利和高效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的均等化效率、增进金融福利。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优化,则能够使传统金融和新金融,能够发挥出更为强劲的集聚资源、传导资源、整合资源的动能,从而使得经济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地配置。随着金融空间关联的逐步加深,金融空间结构更为容易地形成。但若超出所在地区实体经济所能够容纳的范围,或者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形成虚拟化的运行态势,再或者仅仅停留在空间结构的地级化发展阶段,也即只形成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等级相对较低的金融集聚,但尚未形成金融辐射或者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根据区位锁定的理论,这一金融集聚区域金融贫瘠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将继续扩大,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长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金融空间结构发展有度、不断走向优化,都是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所需求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载体。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充分体现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阵地,是在“双循环”时代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如果能够从城市和城市群的维度,解决投资、消费、需求、出口等发展动力不足,地区分布不均衡等现实问题,就更容易在产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三大领域打通国内循环。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首要,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五大理念科学理念为指导,逐步实现经济创新、经济协调、经济可持续,以及经济共享。这其中,经济协调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环节,主要包括城市之间的协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城市发展各领域部门的协调等三大方面,没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不会缩小,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均衡化,也就谈不上优化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创新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通过全新的动力模式、路径,以及空间网络增强城市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是创新的重要内涵,创新能够使城市之间的联系以更为便利和高效的方式得到增强,创新及其溢出的程度越高,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会越顺畅;绿色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在发展城市群战略的同时,实现各城市的均衡福利最大化至关重要,节能减排是降低城市共同发展成本的有效路径;开放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连接,可以打通城市与城市的资源与要素交换的界限,形成有梯度的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形成城市间的共同市场、共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体系,从而能够在物质基础上实现协调;共享是实现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城市群内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便利,城市市场和产业的发展红利,以及由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与对策也不尽相同。比如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协调性已经较高,那么共享和创新可能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再比如地区性城市群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构性还没有解决,虽然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大,但是建立城市群内部的关联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金融空间发展及其结构的优化,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随着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群发展的各个领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维度的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凸显,特别是金融集聚、金融辐射,从而形成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构成了金融的城市群空间网络,对于我国城市群经济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也会反作用于金融空间结构,继而影响城市群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金融集聚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等作用途径,直接为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并在城市群中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城市或中心领域;金融辐射通过传递城市群中心区域的动能,使得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形成具有梯度发展特征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而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基础;金融一体化实际上是区域与区域的金融资本自由的流动,金融的活动彼此相互渗透、彼此互相影响进而形成联动性的一个整体,是金融深入在维度空间的表现,引领并重新配置城市群资源和要素,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度融合基础。若忽视金融空间发展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可能忽略金融活动在城市群就业、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间分工协作、中心城市功能发挥、产融结合等一系列方面的作用效果,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虚拟化运行、产生金融风险,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短板、形成边界,影响城市之间的深度融合;反之,掌握金融空间布局及其作用力的发挥水平,将会极大地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借助于金融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重视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运行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优化路径,因地制宜地将不同城市群中的金融发展培育和调节到适宜其经济发展的发展质量、形态与状态,进而推进高质量的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对于城市群借助于金融作用力来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一问题同时也被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了深度研究金融空间结构及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本文分为相互关联的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围绕着问题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挖掘现阶段研究该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出现的创新点。全面地梳理了有关于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城市群经济发展、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为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将金融活动分为狭义金融活动和广义金融活动,由此金融空间结构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其中,狭义方面包括基础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广义方面包括金融业态与机构、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其次,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界定。主要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理念进行诠释。再次,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从狭义金融空间结构和广义金融空间结构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为论文实证研究部分,同时也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内容。论文主要选取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长江中游、海峡西岸、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等在中国综合实力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三章主要分析样本城市群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时空演进状态、挖掘各维度城市群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描述各城市群金融资源（主要是存贷款）的时空分布演进状态、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效果和金融一体化的作用范围,以及各城市群的金融空间关联,构成对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第四章实证研究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从时空视角分析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与格局演进。第五章实证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了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因素。第六章为对策建议。通过总结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总结了城市群金融发展的质量、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状况,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城市群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宋晓娟[3]（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认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张玉玲[4]（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方露[5]（2021）在《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汉语流行语习得情况调查研究》文中认为迈入了21世纪,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大量新思想、新事物如雨后春笋在神州大地涌现,而“汉语流行语”正是这些新思想、新事物最好的佐证。汉语流行语作为反映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语言现象,一直以来都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视线转向东南亚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自从中、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印尼的本土汉语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汉语专业已经成为印尼高校语言类专业中的大热门,深受学生们的青睐。近年来,针对流行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有不少,但是国别化领域里暂时还没有专门针对印尼汉语学习者进行的当代汉语流行语的习得研究。基于这一背景,笔者选取了印尼布拉维加亚大学（Universitas Brawijaya）中文系的72名中高级汉语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作为研究样本,参考并使用权威杂志《咬文嚼字》编辑部所发布的“2020年十大流行语”为测试语料,采用调查问卷法、访谈法、偏误分析法对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汉语流行语习得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本文研究范围涵盖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流行语的接触情况、掌握情况、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动机以及汉语流行语对其汉语学习的影响六大方面,并根据得出结论提出了针对汉语流行语教学的可行性建议。研究结果显示:1.学习者对汉语流行语的学习充满兴趣,期望通过学习汉语流行语丰富口语表达,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价值观念,为毕业后去中国留学、旅游或从事汉语相关的工作打好语言基础。但与之相对的是印尼汉语学习者在汉语流行语用法、意义、背景文化和来源掌握方面存在诸多障碍,若不能妥善处置,极易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而有必要在汉语课堂上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汉语流行语的教学。2.印尼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学习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汉语流行语,大部分学习者均表示愿意通过网络或汉语课堂教学的方式学习汉语流行语。笔者以权威杂志《咬文嚼字》的“2020年年度十大流行语”为测试语料对印尼汉语学习者进行调查,发现其对上述流行语内容理解、掌握程度不佳。其中,正确率较高的部分流行语与新闻时事关联程度较高,而正确率相对较低的部分流行语则与政策、政治和社会生活关联度较高。印尼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流行语的理解偏误主要来源于以下四种类型:由语素直解引起的偏误、把原义当成新义引起的偏误、不当的联想引起的偏误以及字形相近引起的偏误。3.印尼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流行语在汉语学习中的影响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大部分学习者认为学习汉语流行语可以提升汉语交际能力、加深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部分学习者认为汉语流行语不够实用,考试用不到,还存在不规范的现象,对汉语学习造成了干扰。文章最后就汉语流行语的教学从教师、课堂教学和学生三个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建议:1.教师方面,向学校提议将汉语流行语紧密融入报刊阅读课和中国文化课程中;应选取具有时代代表性、交际实用性和表意积极明确的汉语流行语作为重点语料进行讲解;注重媒体的作用。2.课堂教学方面,可采取类推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以旧带新对比教学法、翻译与语境相结合、融合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讲解等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3.学生方面,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倡课内、外学习相结合。
岳宗霞[6]（2021）在《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文中提出本文以明清时期广西全州的蒋氏宗族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全州几支蒋氏的家族建构,考察这一时期该地的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的状况。蒋氏在全州是一个大姓,人口占全县人数总额的四分之一。明中叶,借嘉靖“大礼议”提供的历史契机,曾任内阁首辅的全州籍蒋冕先行开启蒋氏宗族的建构活动,蒋氏各支也相以继之。因循着国家放宽祭祀之礼的大形势,蒋氏各支从修族谱、建祠堂、整坟茔等着手,“落实国家祭祖礼制”,并大致确立了本族支始迁全州的先祖,完成了本支宗族的建构。但明代蒋氏的宗族建构是各分支独自进行,各支的始祖追溯也未远及传说中全州蒋氏名义上的开基祖——蒋琬。明清易代,全州迭遭兵燹,田地、建筑、典籍俱遭损毁,明中后期繁盛起来的宗族建构活动亦转入低潮甚至停滞不前。至清,康熙、雍正时期,政府逐渐重视地方社会中宗族的社会统治功能,甚至从官府的层面设了族正,将政权和族权直接结合,借助宗族势力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而全州地方的世家大族迎合着国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在宗族建设中主动融入官方的意识形态,开始了自己新朝代下的创建。大形势的催动之下,蒋氏各族支逐渐有了联宗的意向。首先是确定一位共同的祖先,即以蒋琬为全州蒋氏之开基祖,于是各族支的谱书便顺利续接至开基祖蒋琬处;然后便是在城中置地修建了蒋琬祠堂,而且一起修建了明朝内阁首辅蒋冕的祠堂,这样,阖族祭祀或议事之时,便有了固定的地点;最后,联宗合谱,参考全州之外其他支蒋氏的族谱,从蒋琬往上追溯至蒋氏始祖周公第三子期思侯伯龄公。蒋氏大宗族建构完毕之后,或以个人一己之力、或以宗族集体之力开始对地方社会施以影响,这表现为三点:一是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通过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以及渗透地方官僚系统,开始全面参与地方社会的基层事务治理,直接或间接谋取有利于宗族的权益,尤其在与他族争夺自然资源时获得官府的佑护。二是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在宗族中还体现为重视传统儒学教育,弘扬科举入仕的价值观,对外则表现为主动适应融入政府教育变革,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三是地方大族之间相互联姻及交游,通过婚姻结成有血缘关系的同盟,借助彼此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互援,广泛参与地方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事务。
张红梅[7]（2021）在《石漠化治理区野生经济植物资源及代表植物生态适应研究》文中提出喀斯特地区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而石漠化作为喀斯特地区常见的生态退化现象,其大面积的发生导致区域植被结构单一、生态系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为了保护植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挖掘本地原生植物在石漠化治理中的应用,以期为示范区野生经济植物开发利用、石漠化治理植物配置模式提供科学依据。笔者于2018年7～11月、2019年4～10月采用样线和样方相结合的方法在毕节撒拉溪示范区开展植物资源调查,共设置50个样方套;2020年8月在示范区选择典型的优势群落采集滇青冈（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圆果化香树（Platycarya longipes）、遵义十大功劳（Mahonia imbricata）、刺异叶花椒（Zanthoxylum dimorphophyllum var.spinifolium）四个物种的叶片进行试验分析。对示范区野生经济植物资源的科属多样性特征进行分析和植物区系划分、野生经济植物功能划分,揭示示范区植物资源多样性和现状;对示范区典型生态群落四个物种的叶厚（T）、叶长（L）、宽（W）、叶片组织含水量（LWC）等形态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及叶绿素含量、游离脯氨酸含量、可溶性蛋白含量、可溶性糖含量、丙二醛（MDA）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过氧化物酶（POD）酶活性等生理生化指标进行差异性分析,探讨不同生态群落下四个代表物种的生态适应能力,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示范区的野生植物（不包括栽培种）共738种,隶属于132科439属,其中蕨类植物10科13属16种,裸子植物7科9属11种,被子植物115科417属709种。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最多,有100科341属585种,单子叶植物较少,共15科76属126种。（2）喀斯特生境异质性与人为干扰活动共同作用,使得示范区物种的科属组成以寡种科、寡种属为主,科属多样性高,而种子植物的属和种趋向于集中在中等科及较大科内,中等科及较大科的优势明显,在示范区的区系组成和群落构建中占主导地位。（3）生活型方面,木本植物中以矮小灌木和小乔木为主,木质藤本植物较少,且落叶物种远多于常绿物种。草本植物丰富多样且以多年生为主,落叶矮小灌木和小乔木占优势,这既是喀斯特高原生态环境限制植物分布的表现,也是植物适应岩溶生态环境的结果。（4）示范区植物区系丰富,各种地理成分交错分布并有迭置的现象。蕨类植物的科、属、种区系分化小,种子植物科级水平上以热带成分为主;属、种级水平上温带成分占优势,热带成分次之,且有少数的地中海及中亚成分,中国特有成分占一定比例,且示范区有起源于侏罗纪的紫萁,起源于第三纪的槲蕨、凤尾蕨、海金沙以及第三纪残遗物种杉木、柳杉、红豆杉、罗汉松、水青树等。由此可见,撒拉溪示范区植物区系起源具有一定古老孑遗性质,特有成分较高,区系地理成分复杂且来源广泛,具有温带和热带双重性质和由热带向温带过渡特征。（5）研究区野生经济资源植物种类丰富且多样,按不同经济功能分类统计,其中药用类121科346属528种,蜜源植物73科169属318种,观赏类75科142属206种,纤维类42科80属87种,淀粉及糖类21科32属57种,芳香油类25科88属131种,油脂类63科114属139种,树脂及树胶类14科14属19种,鞣料类38科62属85种,食用类37科56属68种,材用类46科74属101种,其他类63科123属149种。在野生经济植物资源中筛选出117种全国重点普查中药植物;优势经济植物中,落叶树种主要有西南栒子、云贵鹅耳枥、亮叶桦、滇榛、白栎、栓皮栎等,常绿树种有滇青冈、细叶青冈、杜鹃、十大功劳等;珍稀濒危植物有宽叶韭、天麻、蕙兰、七叶一枝花、领春木等32种,中国特有种88种。（6）单一群落的生态环境更脆弱,植物受逆境胁迫程度大。从形态结构上来看,示范区常绿物种在适应岩溶干旱等逆境胁迫时通常以叶被毛或厚角质保护叶表面,或减少暴露面积降低蒸腾作用;落叶物种通常选择落叶的形式来规避逆境的伤害从而顺利度过干旱时期。从生理生化来看,落叶物种P.longipes在群落里最容易受到逆境胁迫,其各项生化指标均较大;Z.dimorphophyllum var.spinifolium的耐旱性最强,在不同的生态群落下其适应能力最强。综合形态结构和生理生化指标来看,四个物种的抗旱性为Z.dimorphophyllum var.spinifolium>M.imbricata>C.glaucoides>P.longipes。研究表明,示范区野生经济植物在植物种类、经济功能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且物种的生态适应能力强,对于毕节喀斯特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该研究为示范区经济植物的配置和栽培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过程中经济植物的选种、育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然而,在今后的石漠化治理区生态恢复重建工作中,不同植被生态群落的基本情况与特征以及更多经济植物的生态适应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朱继东[8]（2021）在《从《论十大关系》看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描绘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再次成为举国关注的热词。而毛泽东主席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邵锋[9]（2020）在《园林树木对PM2.5等大气颗粒物浓度和成分的影响及滞尘效应研究 ——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都造成严重危害。园林植物在美化人居环境的同时,可以对空气中的颗粒物起到很好的滞留、吸附作用,从而改善空气质量。本研究选取华东地区代表性城市杭州作为研究地,研究不同植物群体（栽培群体）对PM2.5等大气颗粒物浓度及元素碳/有机碳（EC/OC）的影响规律;对比分析不同园林树木对不同粒径颗粒物(TSP、PM10、PM2.5)滞留能力;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测树木叶面形貌,探究树木叶面微观形貌与滞留颗粒物质量的关系;结合X射线能谱仪（EDX）、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测定叶面滞留颗粒物元素及样地土壤元素,分析叶面颗粒物来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对香樟纯林、黄山栾树纯林、日本晚樱纯林、锦绣杜鹃纯林及草地内PM2.5浓度季节变化的比较研究表明,黄山栾树纯林、日本晚樱纯林、锦绣杜鹃纯林及草地的PM2.5浓度排序均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香樟纯林则是夏季较高,春季最低。夏、秋、冬这3个季节各样地的PM2.5浓度日变化均表现为先降后升的总体趋势。PM2.5浓度最高值一般在上午8:00,最低值会在下午或夜间出现。夏季（有叶期）PM2.5浓度与乔木郁闭度、平均高度和种植密度呈显着正相关,相对于冬季（无叶期）,夏季PM2.5浓度与植物群落结构特征相关性更强;冬季污染源及气象条件对PM2.5浓度变化影响更大。研究表明,PM2.5浓度与温度及风速呈极显着负相关、与相对湿度呈极显着正相关。气象因子与PM2.5浓度的相关性大小排序为相对湿度>温度>风速。（2）香樟纯林、黄山栾树纯林、锦绣杜鹃纯林及草地的EC浓度的季节变化均表现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而日本晚樱纯林的EC浓度夏季要高于春秋两季;5个样地的OC浓度均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春、夏、秋这3个季节5种植物群体的EC及OC浓度的日变化均为“一日双峰”型。EC与OC相关系数r分别是春季0.85、夏季0.78、秋季0.81、冬季0.53。春、夏、秋3个季节EC与OC相关系数值较高,表明样地PM2.5中EC及OC来源相似,而冬季的EC及OC来源较复杂,除汽车尾气排放外,还有煤炭燃烧和生物质燃烧等。OC/EC的浓度比值为春季2.92、夏季2.67、秋季3.11、冬季3.07。秋冬两季样地的OC/EC浓度比值大于3,说明大气中有二次有机碳（SOC）产生。（3）对21种园林树木滞留颗粒物能力研究表明,春季厚皮香、杨梅和厚叶石斑木叶片单位叶面积滞留TSP能力较强,蜡梅、黄山栾树和羽毛枫滞留能力较弱;秋季梧桐、枫杨和杨梅滞留TSP能力较强,羽毛枫、十大功劳和香樟滞留能力较弱。春秋两季金边胡颓子、枫杨、杨梅和金钱松叶片单位叶面积滞留PM10和PM2.5能力较强,黄山栾树和羽毛枫能力较弱。除春季金钱松、香樟、羽毛枫和秋季枫杨外,其他树木叶片上粒径>10μm的颗粒物比重均超过50%,表明大多数树木叶片滞留大颗粒物能力强。2个季节乔木和灌木的叶表面、蜡质层和叶片单位叶面积滞留TSP能力明显强于PM10和PM2.5,叶片滞留TSP、PM10和PM2.5平均质量均为乔木>灌木。（4）叶片表面不同微观结构对树木滞留颗粒物能力有重要影响。秤锤树、梧桐、杨梅和香樟叶片滞留PM2.5数量多、质量高。枫杨、朴树、三角枫、金边胡颓子、十大功劳、木芙蓉和宁波溲疏叶片上表面纵横交错的枝条状结构与表面的凹陷、褶皱和沟槽等构成复杂的空间结构,这些结构最底层滞留了大量PM2.5,表明树木叶片表面具有凹陷、褶皱和沟槽等结构,有利于滞留PM2.5。杨梅、梧桐和锦绣杜鹃叶表面包裹着一层分泌物,其滞留TSP和PM2.5质量均较高,说明叶片能分泌粘液油脂,更利于颗粒物滞留。叶表面形态各异的绒毛有利于滞留颗粒物,但这些绒毛滞留颗粒物的能力因其结构差异而有较大区别,相比而言,更易滞留PM2.5等细颗粒物。（5）研究发现,春季树木叶片上下表面颗粒物中共含有12种元素,重叠元素7种,上表面含有的元素比下表面多3种;秋季叶片上下表面颗粒物共有37种元素,上表面元素比下表面多4种。春秋两季叶片表面滞留颗粒物与土壤都含有重叠的元素,秋季重叠元素比春季多8种。叶片表面颗粒物元素与土壤元素含量存在弱负相关性,春季的相关性比秋季大。研究表明,春季叶片表面颗粒物元素与土壤元素较吻合,推断叶片上颗粒物主要来自土壤;秋季叶片上颗粒物中除了部分土壤元素外,还有Nb、Cl、Br、Pd、Ga、Rb等,这些元素大部分来自建筑水泥尘、煤烟尘等非自然界。本研究监测和分析了不同植物群体（栽培群体）内PM2.5浓度及其碳组分变化;对比不同树木叶片滞留大气颗粒物能力;观测树木叶面微观形貌并测定叶片滞留颗粒物元素成分等。在城市空气污染加剧的背景下,研究成果可为相同气候带及植被类型地区人居环境建设中优良园林植物材料应用及城市植物景观营建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周光[10]（2020）在《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以信息生成更多、传播速度更快和影响范围更广着称。互联网情境与传统情境存在很大区别。在互联网情境下,传统媒体纷纷走向网络,公众获取信息和表达舆论的方式发生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市场活动出现新的行为。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为品牌危机的研究带来挑战和机遇。已有研究表明,品牌危机的伤害程度与互联网直接相关。在互联网情境下,许多知名企业曾遭遇品牌危机;品牌危机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但不难发现,当前对品牌危机中互联网特性及作用的挖掘仍处在发展阶段;如何利用互联网情境及其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对品牌危机进行探索,是挑战也是机会。在这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如何对品牌危机进行界定,此问题涉及界定的角度,以及基于此角度的品牌危机内涵、特点、类型和年度变化趋势。其次要明确如何对品牌危机影响因素进行判定,此问题涉及对品牌危机构成影响的媒体、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因素。第三要弄清品牌危机如何对企业构成影响,此问题涉及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情境因素;以往研究注重对这一关系的定性分析,而如何进行实证分析将值得深入探讨。第四要关注品牌危机研究的落脚点,它涉及品牌危机的应对策略以及策略效果等。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基于文献研究和扎根理论,提出研究概念和基本模型框架。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品牌危机水平概念,对不同类型品牌危机进行区分。本文运用中国内地品牌100强的报刊报道文章,对品牌危机事件进行编码与统计;基于品牌危机的报道次数和影响程度,对品牌危机水平进行测量,最终得出不同事件和企业的品牌危机水平,进而明确其年度变化趋势。针对第二个问题,本文运用解释水平理论观点,从媒体、企业和公众的角度辨析品牌危机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媒体作为品牌危机影响因素的主要来源,以此深入挖掘互联网情境下媒体的突出特点。解释水平理论将心理距离作为影响解释水平的主要因素,恰好可以帮助解释报纸版次、权威性、级别和地理距离等因素对品牌危机水平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对这些因素的显着性进行检验。针对第三个问题,本文首先运用免疫理论观点,预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此关系受到可控型、道德型和可辩解型品牌危机类型的调节。然后本文基于情感-认知理论,探索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内地品牌100强在报纸上的品牌危机报道文章;本文通过编码和统计,构成100强品牌企业在2000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回归,证实了三种类型危机对品牌危机负面影响的削弱作用,以及公众情感与认知在影响机理中的作用。针对第四个问题,本文再次运用免疫理论观点,厘清企业的三种危机应对策略:辩解策略、沉默策略与和解策略。通过编码和统计,本文揭示三种应对策略为企业最常用策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三个种策略在三种类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不同作用。本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首先,结合不同理论对品牌危机现象进行解释,其中免疫理论和解释水平理论被首次运用到品牌危机的研究中;研究结论反过来丰富理论本身。其次,本文通过互联网文本数据,对互联网特性进行了深入挖掘,其研究过程和结论,为互联网情境下的品牌危机研究带来洞察。最后,合理地运用跨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也为同行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新视角。
二、1999科学十大发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科学十大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1）新教育实验二十年：回顾、总结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新教育实验的发展历程 |
| （一）实验酝酿期（1986年—1999年） |
| （二）实验初创期（1999年—2002年） |
| （三）实验建构期（2002年—2013年） |
| （四）实验深化期（2013年至今） |
| 三、新教育实验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
| （一）新教育实验的使命 |
| （二）新教育实验的愿景 |
| 1. 愿景一：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
| 2. 愿景二：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
| （三）新教育实验的价值观 |
| 1. 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 |
| 2. 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 |
| 3. 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 |
| 4. 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 |
| 四、新教育实验的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基础 |
| （一）新教育实验的哲学基础 |
| （二）新教育实验的伦理学基础 |
| （三）新教育实验的心理学基础 |
| 五、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 |
| （一）营造书香校园 |
| （二）师生共写随笔 |
| （三）聆听窗外声音 |
| （四）培养卓越口才 |
| （五）构筑理想课堂 |
| （六）建设数码社区 |
| （七）推进每月一事 |
| （八）缔造完美教室 |
| （九）研发卓越课程 |
| 1. 新生命教育课程 |
| 2. 新智识教育课程 |
| 3. 新德育课程 |
| 4. 新艺术教育课程 |
| 5. 特色教育课程 |
| （十）家校合作共育 |
| 六、新教育实验的主要贡献、问题反思与未来发展 |
| （一）新教育实验的主要贡献 |
| 1. 通过教师“三专”培养模式，使大批普通教师得以成长提升 |
| 2. 通过书香校园建设，使大批乡村学校、普通孩子获得优质发展 |
| 3. 通过家校社政共育，形成多元协同教育效应，使许多实验区教育生态得以改变 |
| 4. 通过加强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 （二）新教育实验的问题反思 |
| 1. 关于大规模教育实验与质量控制的问题 |
| 2. 关于新教育实验系统推进与重点突破的问题 |
| 3. 关于新教育实验话语体系与学派建设的问题 |
| 4. 关于如何提高新教育实验年会水平与成效的问题 |
| （三）新教育实验的未来发展 |
| 1. 继续加强新教育的理论体系建设，完善新教育课程体系 |
| 2. 继续加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新教育实验区建设，发挥新教育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的作用 |
| 3. 继续深化新教育教师成长模式，开展教师培养体系再造探索 |
| 4. 继续研究未来学校的转型，开展未来学习中心试点 |
（2）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城市群经济发展 |
| 1.3.2 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 |
| 1.3.3 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
| 2.1 金融空间结构 |
| 2.1.1 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 |
| 2.1.2 狭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 2.1.3 广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 2.1.4 金融活动的空间关系演变 |
| 2.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
| 2.2.1 城市群的演变 |
| 2.2.2 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 |
| 2.2.3 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 2.3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 2.3.1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 2.3.2 狭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 2.3.3 广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 3.1 城市群金融的发展现状 |
| 3.1.1 城市群金融发展现状 |
| 3.1.2 城市群金融发展问题 |
| 3.2 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时空演进分析 |
| 3.2.1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
| 3.2.2 因子分析模型和相关指标 |
| 3.2.3 威尔逊模型和相关指标 |
| 3.2.4 F-H模型和相关指标 |
| 3.3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测度 |
| 3.3.1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总体特征 |
| 3.3.2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的地理区位分布特征 |
| 3.4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度测度 |
| 3.4.1 城市群金融资源总量特征 |
| 3.4.2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特征 |
| 3.5 城市群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测度 |
| 3.5.1 F-H模型 |
| 3.5.2 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特征 |
| 3.6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状况 |
| 3.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 |
| 3.6.2 不同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
| 3.6.3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层级性特征 |
| 3.7 小结 |
| 第4章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 4.1 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概况 |
| 4.1.1 城市群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
| 4.1.2 各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情况 |
| 4.2 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度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结果分析 |
| 4.3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 4.3.1 研究方法 |
| 4.3.2 结果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
| 5.1 金融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研究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结果分析 |
| 5.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
| 5.2.1 解释变量选择 |
| 5.2.2 研究方法 |
| 5.2.3 结果分析 |
| 5.3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5.3.1 金融空间结构对不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5.3.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影响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的主要结论 |
| 6.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 6.3 金融空间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 第7章 金融空间优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优化金融空间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1 因地制宜实行差异性的优化措施,促进金融空间高效发展 |
| 7.1.2 探索行之有效的金融空间发展模式,促进金融空间一体化发展。 |
| 7.2 提升优化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
| 7.2.1 基础性金融资源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 7.2.2 金融业态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 7.2.3 金融创新与服务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汉语流行语习得情况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现状 |
| 1.流行语的界定 |
| 2.汉语流行语研究综述 |
| 3.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语流行语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关于本文的几点说明 |
| 1.中高级汉语水平的界定 |
| 2.测试语料 |
| 3.文中流行语的表述说明 |
| 二、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流行语的调查问卷设计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1.问卷设计说明 |
| 2.调查对象和调查实施 |
|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
| 2.调查对象的用网习惯分析 |
| 三、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流行语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
| (一)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接触汉语流行语的情况 |
| 1.汉语流行语的接触频率 |
| 2.汉语流行语的接触途径 |
| 3.汉语流行语的接触情况 |
| (二)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流行语的掌握情况 |
| 1.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流行语的语义理解调查结果 |
| 2.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语义理解正确率高的汉语流行语分析 |
| 3.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语义理解正确率低的汉语流行语分析 |
| 4.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语义理解偏误 |
| (三)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流行语难点和学习方式的偏爱度 |
| 1.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流行语难易程度和难点的认识 |
| 2.学习方式的偏爱度 |
| (四)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流行语的学习兴趣、态度和动机调查分析 |
| 1.学习兴趣 |
| 2.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 |
| (五)汉语流行语对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汉语学习的影响调查分析 |
| (六)本章小结 |
| 四、教学建议 |
| (一)教师方面 |
| 1.教学课程的选择 |
| 2.教学内容的选取标准 |
| 3.注重媒体的作用 |
| (二)课堂教学方面 |
| 1.类推教学法 |
| 2.情境教学法 |
| 3.以旧带新对比教学法 |
| 4.翻译法与语境相结合 |
| 5.联系社会文化背景讲解 |
| (三)学生方面: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学术史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全州的地理位置及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地理沿革及交通孔道 |
| 二、自然与人文环境 |
| 第三节 材料与结构 |
| 一、基本材料 |
| 二、主体结构 |
| 第一章 明代蒋冕及其宗族建构 |
| 第一节 出仕及返乡 |
| 一、身在官场,心系梓里 |
| 二、辞官归乡,壮心不已 |
| 三、世家联姻,显赫门庭 |
| 第二节 寻根问源 |
| 一、时代契机 |
| 二、追溯蒋氏源流 |
| 第三节 宗族建构及影响 |
| 一、编撰族谱 |
| 二、修坟祭祀 |
| 三、蒋冕宗族建构对全州蒋氏各支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中叶全州蒋氏宗族的建构 |
| 第一节 蒋氏各宗族建构的地方社会背景 |
| 一、兵连祸结的地方政治环境 |
| 二、以农为主的地方经济 |
| 三、地方文教的兴盛 |
| 第二节 全州地方资源关系与蒋氏宗族建构 |
| 一、石冈蒋氏 |
| 二、大冈蒋氏 |
| 三、竹塘蒋氏 |
| 四、歌陂蒋氏 |
| 第三节 族谱与祠堂:蒋氏各宗族的建构实践 |
| 一、石冈蒋氏 |
| 二、大冈蒋氏 |
| 三、竹塘蒋氏 |
| 四、歌陂蒋氏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全州蒋氏宗族的建构 |
| 第一节 清代全州各支蒋氏宗族建构的持续 |
| 一、蒋冕族支 |
| 二、石冈蒋氏 |
| 三、大冈蒋氏 |
| 四、竹塘蒋氏 |
| 五、歌陂蒋氏 |
| 第二节 同宗共祖:全州蒋氏的联宗活动 |
| 一、明时的同族观 |
| 二、清代蒋氏联宗的实施 |
| 第三节 系谱重构:全州蒋氏宗族房支秩序的确立 |
| 一、对待远支世系的态度 |
| 二、创修大宗谱——《梅潭蒋氏世谱》 |
| 三、再修大宗谱——《全州蒋氏源流》 |
| 第四节 蒋氏宗族的社会角色 |
| 一、蒋氏族人对地方社会的贡献 |
| 二、蒋氏宗族的姻亲联络 |
| 三、蒋氏宗族的文学荣耀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语:蒋氏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相互塑造 |
| 一、宗族建构 |
| 二、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
| 三、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 |
| 附录 |
| 附录一:大冈蒋氏家规 |
| 附录二:竹塘族训十则 |
| 附录三:梅潭蒋氏世谱凡例 |
| 附录四:祠规十八条 |
| 征引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族谱 |
| 三、碑刻 |
| 四、研究论着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7）石漠化治理区野生经济植物资源及代表植物生态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立题背景 |
| 1.2 立题依据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 研究进展 |
| 1.4.1 植物区系 |
| 1.4.2 野生经济植物 |
| 1.4.3 野生经济植物的生态适应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研究区选择依据和代表性 |
| 2.2 撒拉溪示范区自然概况 |
| 2.3 撒拉溪示范区植物资源栽培与利用概况 |
| 第三章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3.1 研究内容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物种调查 |
| 3.2.2 野生经济植物分类及代表物种和指标选择依据 |
| 3.2.3 实验材料采集 |
| 3.2.4 叶片形态特征测量 |
| 3.2.5 叶片生化指标测量 |
| 3.2.6 数据整理与分析 |
| 3.3 技术路线 |
| 第四章 植物区系 |
| 4.1 物种组成 |
| 4.2 科属种特征 |
| 4.2.1 科、属多样性 |
| 4.2.2 生活型多样性 |
| 4.3 区系特征 |
| 4.3.1 科的区系特征 |
| 4.3.2 属的区系特征 |
| 4.3.3 种的区系特征 |
| 第五章 野生经济植物类型及特征 |
| 5.1 野生经济植物 |
| 5.1.1 药用类 |
| 5.1.2 蜜源植物 |
| 5.1.3 观赏类 |
| 5.1.4 纤维类 |
| 5.1.5 淀粉及糖类 |
| 5.1.6 芳香油类 |
| 5.1.7 油脂类 |
| 5.1.8 树脂及树胶类 |
| 5.1.9 鞣料类 |
| 5.1.10 食用类 |
| 5.1.11 材用类 |
| 5.1.12 其他野生经济植物 |
| 5.2 主要野生经济植物 |
| 5.2.1 全国重点普查野生药用植物 |
| 5.2.2 优势野生经济植物 |
| 5.2.3 珍稀濒危野生经济植物 |
| 第六章 野生经济植物的生态适应性 |
| 6.1 野生经济植物的形态适应特征 |
| 6.1.1 叶片形态学特性 |
| 6.1.2 叶片性状间的相关性分析 |
| 6.2 野生经济植物的生理生化适应特征 |
| 6.2.1 不同植被群落四个物种叶绿素含量的特征 |
| 6.2.2 渗透调节物质 |
| 6.2.3 保护酶活性及丙二醛含量 |
| 6.3 野生经济植物生态适应能力的综合评价 |
| 6.3.1 植物形态适应综合评价 |
| 6.3.2 植物生理生化适应综合评价 |
| 6.3.3 抗旱性野生经济植物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的应用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撒拉溪植物名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园林树木对PM2.5等大气颗粒物浓度和成分的影响及滞尘效应研究 ——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空气污染问题突出 |
| 1.1.2 大气颗粒物危害严重 |
| 1.1.3 植物改善空气质量作用明显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大气颗粒物的来源及组成 |
| 1.2.2 大气颗粒物对环境及人的危害 |
| 1.2.3 植物滞留颗粒物的作用机制 |
| 1.2.4 植物滞留颗粒物的能力研究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2 植物群体对PM_(2.5)浓度的影响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试验场地 |
| 2.1.2 试验方法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植物群体内PM_(2.5)浓度变化 |
| 2.2.2 群落结构特征对PM_(2.5)浓度的影响 |
| 2.2.3 气象因子对PM_(2.5)浓度的影响 |
| 2.3 讨论 |
| 2.3.1 植物群体内PM_(2.5)浓度变化规律 |
| 2.3.2 群落结构特征对PM_(2.5)浓度的影响规律 |
| 2.3.3 气象因子对PM_(2.5)浓度的影响规律 |
| 2.4 小结 |
| 3 植物群体对PM_(2.5) 中元素碳/有机碳(EC/OC)的影响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场地 |
| 3.1.2 试验方法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植物群体对PM_(2.5)中EC浓度的影响 |
| 3.2.2 植物群体对PM_(2.5)中OC浓度的影响 |
| 3.2.3 植物群体中EC与OC的相关性 |
| 3.3 讨论 |
| 3.3.1 PM_(2.5)中EC及 OC浓度变化的影响因素 |
| 3.3.2 PM_(2.5)中EC及 OC污染来源 |
| 3.4 小结 |
| 4 树木叶片对颗粒物的滞留能力分析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采样场地 |
| 4.1.2 样品选择及采集 |
| 4.1.3 单位叶面积滞留颗粒物质量测定 |
| 4.1.4 数据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不同树木叶片滞留颗粒物质量 |
| 4.2.2 不同生长型植物叶片滞留颗粒物质量 |
| 4.3 讨论 |
| 4.3.1 不同树木叶片滞留颗粒物能力的差异 |
| 4.3.2 不同生长型植物叶片滞留颗粒物能力的差异 |
| 4.4 小结 |
| 5 树木叶面微观形貌与滞留颗粒物的关系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采样场地 |
| 5.1.2 样品选择及采集 |
| 5.1.3 叶面微观形貌观测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树木叶面微观形貌与PM_(10)的关系 |
| 5.2.2 树木叶面微观形貌与PM_(2.5)的关系 |
| 5.2.3 树木叶面微观形貌与滞留颗粒物质量的关系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6 树木叶片滞留颗粒物的元素及来源分析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1.1 采样场地 |
| 6.1.2 样品选择及采集 |
| 6.1.3 叶片滞留颗粒物元素测定 |
| 6.1.4 土壤元素测定 |
| 6.1.5 数据分析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不同季节叶片表面滞留颗粒物的元素 |
| 6.2.2 叶片表面滞留颗粒物元素与土壤元素对比 |
| 6.2.3 叶片表面颗粒物来源 |
| 6.3 讨论 |
| 6.3.1 叶片表面滞留颗粒物元素与土壤元素的关系 |
| 6.3.2 叶片表面滞留颗粒物的来源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10）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互联网相关概念 |
| 2.1.2 危机相关概念 |
| 2.1.3 品牌危机相关概念 |
| 2.1.4 互联网情境下的品牌危机 |
| 2.1.5 企业绩效相关概念 |
| 2.1.6 品牌危机与企业的关系 |
| 2.1.7 品牌危机与消费者的关系 |
| 2.1.8 品牌危机的溢出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组织合法性理论 |
| 2.2.2 企业免疫理论 |
| 2.2.3 解释水平理论 |
| 2.2.4 情感-认知理论 |
| 2.3 简要总结 |
| 第三章 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特征的定性分析 |
| 3.1 样本与数据 |
| 3.1.1 样本 |
| 3.1.2 数据收集 |
| 3.2 扎根理论分析 |
| 3.2.1 扎根理论 |
| 3.2.2 数据分析 |
| 3.3 分析结果 |
| 3.3.1 互联网情境下的品牌危机相关概念 |
| 3.3.2 互联网情境下的品牌危机影响因素 |
| 3.3.3 互联网情境下的企业相关因素 |
| 3.3.4 互联网情境下的公众情感与认知 |
| 3.3.5 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
| 3.4 简要总结 |
| 第四章 基于互联网舆情的品牌危机影响因素研究 |
| 4.1 理论推导与假设建构 |
| 4.2 研究模型与变量 |
| 4.2.1 研究模型 |
| 4.2.2 研究变量 |
| 4.3 样本与数据 |
| 4.3.1 样本 |
| 4.3.2 数据收集 |
| 4.3.3 数据编码 |
| 4.4 基本事实描述与统计分析 |
| 4.4.1 品牌危机事实描述分析 |
| 4.4.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互联网情境下媒体因素对品牌危机的影响 |
| 4.5.2 互联网情境下企业相关因素对品牌危机的影响 |
| 4.5.3 互联网情境下消费者相关因素对品牌危机的影响 |
| 4.6 简要总结 |
| 第五章 基于危机分类的品牌危机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
| 5.1 理论推导与假设构建 |
| 5.1.1 品牌危机与企业绩效 |
| 5.1.2 危机类型的调节作用 |
| 5.2 研究模型与变量 |
| 5.2.1 研究模型 |
| 5.2.2 研究变量 |
| 5.3 样本与数据 |
| 5.3.1 样本 |
| 5.3.2 数据收集 |
| 5.3.3 数据编码 |
| 5.4 基本事实描述与统计分析 |
| 5.4.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基于互联网舆情的变量年度变化趋势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5.5.2 数据特征分析 |
| 5.5.3 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假设检验 |
| 5.6 简要总结 |
| 第六章 基于公众情感与认知的品牌危机影响机制研究 |
| 6.1 理论推导与假设构建 |
| 6.2 研究模型与变量 |
| 6.2.1 研究模型 |
| 6.2.2 研究变量 |
| 6.3 样本与数据 |
| 6.3.1 样本 |
| 6.3.2 数据收集 |
| 6.3.3 数据编码 |
| 6.4 基本事实与统计分析 |
| 6.4.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基于互联网舆情的公众情感与认知变化趋势 |
| 6.5 实证分析 |
| 6.5.1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6.5.2 假设检验 |
| 6.6 简要总结 |
| 第七章 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的企业应对及效果研究 |
| 7.1 理论推导与假设构建设 |
| 7.2 研究模型与变量 |
| 7.2.1 研究模型 |
| 7.2.2 研究变量 |
| 7.3 样本与数据 |
| 7.3.1 样本 |
| 7.3.2 数据收集 |
| 7.3.3 数据编码 |
| 7.4 基本事实描述与统计分析 |
| 7.4.1 基于互联网舆情的企业应对策略描述分析 |
| 7.4.2 基于互联网舆情的企业应对策略的年度变化趋势 |
| 7.5 实证分析 |
| 7.5.1 互联网情境下行业与所有制对应对策略的影响 |
| 7.5.2 互联网情境下企业应对策略相关的假设检验 |
| 7.6 简要总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 8.2.1 理论贡献 |
| 8.2.2 实践启示 |
| 8.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
| 致谢 |
四、1999科学十大发现（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教育实验二十年：回顾、总结与展望[J]. 朱永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11)
- [2]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徐文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印尼中高级汉语学习者汉语流行语习得情况调查研究[D]. 方露.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6]明清广西全州蒋氏宗族建构与地方社会[D]. 岳宗霞.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9)
- [7]石漠化治理区野生经济植物资源及代表植物生态适应研究[D]. 张红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8)
- [8]从《论十大关系》看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J]. 朱继东. 中华魂, 2021(03)
- [9]园林树木对PM2.5等大气颗粒物浓度和成分的影响及滞尘效应研究 ——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D]. 邵锋.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10]互联网情境下品牌危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周光.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