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困惑与思考

一、“现代化”的困惑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崔桂武^[1]（2021）在《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1990年起进入社会转型期,与社会转型同步的是文学转型。文学转型的标志有两个,一是从上世纪初即开始形成与延续的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向当代社会转型文学的转型;一是以乡土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写作向城市文学写作的转型。这两个转型标志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意义充分体现在“70后”作家多年的创作实践中,这使得本选题就有难得的研究价值。“70后”作家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期登上当代中国文坛,至今已有近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来,围绕“70后”作家的“两次崛起”,读者和评论界一直争议不断。争议的重要原因是,“70后”崛起时间正是中国文坛大转型的时间。在众说纷纭的文学批评中,“70后”作家坚守文学理想,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创作实绩。时至今日,“70后”作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站在今天的文学立场来审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将其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研究,对这一作家群体及其创作给予客观恰当的文学史定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担当和责任。基于这一学术理念,本论文定位于自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研究。绪论部分梳理整合三十年来“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从“70后”作家的个案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两个向度展开,概括分析“70后”作家在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特征。本部分对研究中涉及到的“70后”作家、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城市认知、城市体验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论文第二章深入研究了社会转型与“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70后”作家及其城市文学创作何以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社会转型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消费时代到来等政治、经济因素共同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历史语境;此期学界内部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文学传播活动的进一步市场化以及大众文化时代读者消费趣味的世俗化等,则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文化语境。综合评论界多年的研究成果,本部分围绕“70后”作家群体的命名与身份建构、其城市文学的出场与特色书写、其进行创作的自身诉求与写作姿态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论文主体部分共三章,包括第三到第五章,分别从“底层书写”“精英书写”和“女性书写”三个维度展开深入研究。论文第三章为“底层书写”。本章分别对“70后”作家城市文学中的下岗工人、城市乡民、城市平民等三类城市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对下岗工人在下岗后的风光不再、再度出发,生活困顿、精神迷惘以及失业不失志等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度呈现;写出了城市乡民移居城市后人生漂泊的迷惘与执着、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无奈与尴尬;对于城市普通原住民,“70后”作家写出了他们烦恼生活、诗意光阴的烟火气和世俗性。论文第四章为“精英书写”。本章重点对“70后”作家笔下书写的怀有精英意识的人、正在成长中的未来精英,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知识精英、白领精英和企业精英,在面对城市消费化、商业化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以及走在精英路上的奋进与失落、在城市欲望中的困惑与守正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其平民化书写姿态,能见出“70后”作家作为同代人的思索与进取、“个人化”书写特点以及在审美超越维度上的缺失等写作状况与特征。论文第五章为“女性书写”。本章重在研究“70后”女性作家“身体诉说”视角下的城市女性的另类生存状况,展现社会经济转型、消费文化兴起的城市带给女性“性”意识的变化,以及由此呈现的两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从历史由来、现实原因以及作家自身原因三个角度探究了“70后”女作家的城市书写何以要用“身体诉说”这一重要问题。论文第六章为论文的结论,集中分析概括了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本章重点阐释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对审美文化的冲击与重构,从而概括出其独有的“代际”作用与意义,即经由“70后”,文学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理性写作与感性写作开始共存相伴;文学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文学叙事从宏大历史叙事走向日常叙事。第七章是本论文的结语。本论文认为,与前代作家相比,“70后”作家创作缺失宏大叙事、人文关怀,与“80后”商业化写作成熟模式相比,“70后”商业化写作又有所欠缺;“70后”作家最初登场是以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为文坛瞩目,文坛对其命名与评价以及社会经济、商业等文学内部与外部因素使这一作家群体成为“被遮蔽的一代”。事实上,全面考察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可以见出“70后”作家的历史贡献。他们的城市文学作品,全面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生的物质和精神境况,丰富、拓展了城市文学创作的领域和空间,同时,其在城市文学创作多个领域进行着的探索尝试,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记录和文学留痕,具有很高的文学、史学和社会学价值,文坛应给予肯定与确认。

陆露^[2]（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刘钰^[3]（2020）在《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中期以来由华人移民以汉语为媒介创作的反映北美华人移民移居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小说创作。通观北美华文移民小说,文化身份追寻在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等主题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利用文化身份、形象学、社会学等理论,从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四个层面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在异质文化语境下,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身份认同的呈现方式、特征及其成因,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人移民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想象方式与实际抉择。之所以选择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复杂多变的文化身份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建构过程中,在时间上始终指向未来。由于不同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不同,对文化身份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此,文化身份研究也如同文化身份认同一样,始终是一件不会被完成的“产品”（斯图亚特·霍尔语）,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对当下还是未来的研究者而言文化身份认同都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二是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创作历程,但对其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新移民作家作品上,在地域上则呈现出重美国而轻加拿大的研究倾向,这些都不利于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性把握。鉴于目前本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足,本论文以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为纵轴,通过对以上四个典型主题的剖析,力图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身份书写,突破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不平衡的局限。文化身份蕴含了北美华人移民特殊的族群散居经验,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合力作用下的产物,随着不同历史时代中西方之间权力话语的此消彼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的北美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其身份认同的流变不仅是我们认识跨文化空间中,北美华人群体不同时期特有的生存处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移民小说发展轨迹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这一区域文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变革相始终,北美华人移民所面临的自我身份上的困惑和选择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命运的一种隐喻,分析和把握这一隐喻的内涵,对于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民族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调整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各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互动愈发剧烈和频繁,当今的世界文化由此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文化身份的追寻与文化认同的建构是每一个“在场者”都无法绕开的话题。

王爱莲^[4]（2020）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统一开设的一套用以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理论教育的课程体系,由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是“事关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大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局限于高校范围或是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领域,还关涉能否为国家持续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指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核心课程,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灵魂课程。”“《基本要求》”中的系列定位实则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其发展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核心内容。如何开展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何保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如何利用校内外一切有利资源以推进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功能实现,是课程建设必须应对的重大现实课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激发课程的内生动力,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内涵式发展。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以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指引,返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70多年的发展道路发现,与课程体系在规模数量等外延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内涵发展还有不足,如表现出:“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教学困境、课程活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理论说服力不佳等问题。而通过梳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研究成果也发现,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内容既少且又比较零散。基于此,本文依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进路,尝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全文除导论、后记以外,共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理论概述。重在厘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内涵式发展”的学理认识、概念考证和原理挖掘基础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概念内涵,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激发课程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主,同时协调外部力量形成建设合力的课程发展模式,是课程发展思路与建设实践的有机统一。第二章,历史沿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历史就是课程外延与内涵相互掺杂、共同推进的历史。依据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颁布的课程指示与方案,大体可将课程建设史划分为五大阶段。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前的课程体系发展很不稳定。“52体系”是在全国推行的第一套课程方案,采取向苏联学习的方式,构建起课程发展的雏形;“61体系”则开启了“中国化”与“去苏化”的课程体系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的课程方案日益规范成熟,方案实践力度日益增强,并显现出方案更替的继承性和连贯性。其中,“85方案”融合了“两课”课程内涵;“98方案”对课程进行了统一地精简设置,更加体现课程权威性和丰富性;“05方案”下,课程规模继续扩张,并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独立办学机构组建等维度推动课程总体建设迈向新的台阶。进入新时代,如何提升课程内生动力、提高教学实效等成为课程建设的紧迫课题。第三章,问题研判。基于“为什么”的考量,尝试站在客观立场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相关内容进行理性分析与问题研判。重点从历史诉求中分析为什么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问题,并从现实关系与认识误区的研判中进一步理清如何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思路问题。在审思中,须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采以理性态度,坚持“不唯书、不唯上”,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课程发展的长足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不负重托与使命,推进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第四章,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新时代大学生发展的学情特点,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基础。其中,党的领导是课程发展的重要保证,并为课程内涵式发展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又可提供现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为课程的内涵式发展提供深厚的精神力量。而“00后”大学生（研究生多是“95后”）表现出的新风貌、新特点、新需求,以及他们成长成才中面临的困惑需要释疑解惑的事实,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学情基础。第五章,优化策略。重在解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怎么办”的问题。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三大规律”和“八个相统一”原则,极力避免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方向偏差与规律僭越,从原则规范上确保发展导向的科学性;其次,需从课程内部建设的重要环节着手,抓关键、厚基础、破瓶颈、保动力、强弱项,以锻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为重点,夯实课堂教学建设的基础环节,彰显“内容为王”的发展旨要,增强科学研究与技术手段的动力支撑作用,弥补科学评价的发展不足,从整体上提升课程发展与建设的质量与水平;最后,须强化对国家顶层设计的贯彻落实和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盘活,形成国家、社会、高校共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积极推进课程发展建设。

宋哲琦^[5]（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王蕾^[6]（2020）在《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文中认为韩少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湖南作家,他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以及对文学创作地不断深入,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实践和审美反思,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论文试图去解读韩少功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追求,以及在具体的创作指向中把握他独特的精神世界。韩少功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这其中,鲁迅、沈从文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成为了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精神向导。因此,论文将通过上述几位作家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分别从韩少功的文化启蒙、文学寻根、文学思想建构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论证,以深度剖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具体来说,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是在他坚持不懈的人文关怀、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以及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之中完成的。因此,论文的四个章节也将从上述几个维度来进行展开。论文的第一章将主要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缘由。第一部分以韩少功人生历程中的四个主要阶段为时间纵轴,阐释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具体路径。韩少功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既是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创作思想形成的外部条件。第二部分将具体解读韩少功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定位。第三部分将侧重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构成之源、主要内涵和突出特征。一方面他受“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的浸染,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守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责。另一方面,鲁迅、沈从文、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理论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精神导向作用。第二章到第四章将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及价值追求的具体表现作详细的论述。第二章将集中论证韩少功在鲁迅精神指引下文化“启蒙”意识的自觉形成。本章的第一节将鲁迅生存意义上的价值选择“火与剑”式的激烈批判与韩少功“中和”式的坚持与抵抗进行比较,分别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阐释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价值立场的坚守。第二节将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韩少功笔下知识青年的人生轨迹和前途命运进行关注,试图去审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群体生存境遇的异同。章节的最后,对鲁迅与韩少功在文化“启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方式进行比较,将“国民性”批判作为鲁迅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重点突出韩少功对鲁迅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开拓。第三章将“寻根”作为本章的论述基点。沈从文对“生命优根”的执着追寻,对韩少功的文学“寻根”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第一节将对“寻根”母题进行简要探析,解读传统寻根视域下“优根”与“劣根”之选所产生的不同文化意义,并分析“寻根”视域下湖湘文化与巫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与第三节将分别论述沈从文的“乡下人”寻根与韩少功的“外乡人”寻根,在比较他们各具特色的“寻根”路径中,重点分析韩少功新时期文学“寻根”所产生的时代意义。第四章将重点分析韩少功在米兰·昆德拉小说理论指引下个人创作思想的建构以及具体表达。八十年代中期,韩少功译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至中国内地并引起强烈反响,韩少功本人也深受昆德拉创作思想的影响。从对“存在”的找寻、文体试验的践履,到拒绝“媚俗”坚守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韩少功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一次次智慧地完成生命的独行之路,“倔强”地守候一份人文知识分子的“初心”。总之,本论文意在超越以往有关韩少功研究的单一路径和思维范式,主要采用综合归纳与比较分析、微观研究与宏观阐述结合一体的方法,对韩少功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思想的价值追求做全面的阐释与解读,并以此为基点,借以能够拓宽学界对韩少功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王行^[7]（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刘佳^[8]（2020）在《直面·迂回·悬置 ——“多棱镜”式的铁凝小说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铁凝的小说主题如同“多棱镜”,从整体看,集中了对女性、文化、人性各类主题的探索;从同一主题看,其言说方式呈现出“直面”与“迂回”共存的特征。在其文学想象世界中,兼具飞扬升腾的情思和进退维谷的困境,于理性“直面”与智性“迂回”之间是暂时遗留的“悬置”,对任一主题的探索仍在继续。全文以“问题意识”纵向突破,运用文化批评方法,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探讨铁凝小说对女性存在、文化现实、人性深度三重主题不同面向的思考,兼顾铁凝的超越和局限,对铁凝小说进行系统性、辩证性研究。论文共分五部分。绪论部分依次交代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框架及方法、研究意义与价值。第一章主要分析女性存在建构主题,从性别视角出发,论证“突围”与“回旋”的写作策略。铁凝于男性话语的解构和女性主体的剖析中实现了对社会性别秩序的质询。但是,对父权价值体系的温和回应使女性同时被个体“恋父”情结和父法家国情怀束缚,形成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建构的隐形回旋。对此,铁凝揭示出女性主体建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多重困境。第二章主要分析文化现实反思主题,从文化内涵视角出发,论证“洞见”与“固守”的写作策略。铁凝洞见到现代文明观照下的传统伦理观演变,在城市人格底蕴塑造与乡土儒道文化浸润中,开启传统信仰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回归思考。面对种种文化现实,在对现代人孰“退”孰“进”选择可能的展现中,铁凝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出辩证思考。第三章主要分析人性深度追问主题,从人性视角出发,论证“裸呈”与“隐匿”的写作策略。铁凝直面人性之“恶”,并依靠向善的力量对其救赎。在她笔下,“善”是自我追求人格完善的过程,是对生命的珍视,也是她坚守的文学观和生命观。人性善恶不断延伸,铁凝仍在追问,以求奉献更丰富的人性书写。结语部分总结全文。

凯歌^[9]（2020）在《经济生活变迁与职业身份转换问题研究 ——以明花乡裕固族社区为例》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易地搬迁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举措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位于甘肃省肃南县万余名以畜牧生活为主的裕固族人民,也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实现扶贫搬迁。实施该举措后的集中定居生活,不仅减轻了祁连山的生态负荷,而且大力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农牧民步入现代化进程。然而,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完全提高裕固族民众的整体幸福指数,对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对集中定居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使得部分裕固族民众产生了隐忧,担心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因此改变或消失。本文以生态移民搬迁为背景,通过对明花乡裕固族社区进行个案研究,从经济生活变迁入手梳理搬迁后裕固族牧民身份认同的困惑及原因,对促进移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笔者通过对定居后的裕固族农牧民群体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切实体悟到因搬迁定居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以及这种改变在部分裕固族群体中所引发的职业身份转换后的“心路历程”。本文试图在身份转换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缓解集中定居后裕固族群体的“不适应感”,使其转变思想观念,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提高幸福指数,使民族文化在新时代得到传承与弘扬。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明花乡裕固族生态移民背景进行叙述;其次,对移民搬迁前后民众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社交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对比;再次,对移民后农牧民职业身份转换的不适应带来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区认同等困惑论述分析;最后,族群认同进行深入思考,并对搬迁后的裕固族群体如何尽快走出困境,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提出了一些浅见。

严毓棋^[10]（2020）在《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试图弥合格非研究中先锋批评与知识分子写作批评之间的割裂,还原格非迄今三十年的完整写作历程,分析格非的写作之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格非的写作中包含着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思考与表达,是为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含着格非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认知及构成这一状态来由的追溯,更包含着对这一状态的超越意图。由此格非的写作作为个人主体的行动构成了对历史进程的介入力量。基于此种判断,本研究依据自然时间对格非的写作历程分段,通过对各时期格非作品的细读与思想状态的一般把握,勾连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呈现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格非80年代小说以先锋形式实验闻名,其短篇小说写作表征了一代人呼之欲出的自我意识与对既定历史叙述的挑战精神。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构成了对前一时期的反题,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局势的变化拓展了格非历史意识的结构,他将自我置于更大的历史格局中思考后,感知到的是一个无力的个人。对这种失败体验的接受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格非历史意识与写作的起点,格非将自己置于一种弃权者的状态下重新思考和写作历史。格非不再将自我定义为先验的或必须完成的终极,而是以对话的姿态面向历史,始终保持自我与历史的紧张思考。这样的思考尽管有行动力不足的隐患,但足以为人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启迪。

二、“现代化”的困惑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化”的困惑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6）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论文提纲范文）

（7）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直面·迂回·悬置 ——“多棱镜”式的铁凝小说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经济生活变迁与职业身份转换问题研究 ——以明花乡裕固族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化”的困惑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D]. 崔桂武. 辽宁大学, 2021(02)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D]. 刘钰. 吉林大学, 2020(03)
• [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D]. 王爱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6]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D]. 王蕾.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直面·迂回·悬置 ——“多棱镜”式的铁凝小说主题研究[D]. 刘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9]经济生活变迁与职业身份转换问题研究 ——以明花乡裕固族社区为例[D]. 凯歌.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10]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D]. 严毓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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