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州模式”中的政府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永[1]（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朱郁星[2]（2020）在《政府行为对时尚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温州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温州的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目前已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相持平。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消费水平也都保持着稳定上涨,消费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时尚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就温州的整体情况而言,进一步加快鞋革、服装等时尚产业的发展,不仅是当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基本要求,同时对实现时尚新城功能的重新定位也具有重要作用。在此种环境背景下,明确时尚产业发展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学术界在温州时尚产业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范围也比较窄。鉴于此,针对温州时尚产业发展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把温州时尚产业发展作为切入点,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关于本课题方面的文献资料,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首先对时尚产业概念做了界定,并由管理学视角对政府行为相关理论做了介绍。通过对温州时尚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尽管温州发展时尚产业具备一定的经济、产业基础以及独有的商贸传统、文化基础和温商特有资源,但温州时尚产业仍因政府调控引导缺乏对外开放创造性、政策制订缺乏系统性思考、整体规划缺乏战略性部署原因,存在规划引导力度不够、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公共产品投入不足等问题。结合意大利时尚产业发展的经验,本文确定温州时尚产业由传统产业到时尚制造业再到时尚智造业的发展路径,参照政府行为相关理论,提出温州政府要发挥决策导向作用、加大规划协调作用和强化公共服务作用的政府对时尚产业扶持建议。
齐云晴[3]（2020）在《从乡土到城乡：一个农民城市化的社会学案例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龙港镇城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分析其作为一种在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和机制。龙港镇选择利用民间力量作为城镇化的推动力,是嵌入于社会结构当中的。从龙港镇建镇初期的内部群体来看,龙港镇主要依赖于私营企业的发展、非农集体经济和宗亲会这三个因素实现了在地城镇化。私营企业是推动龙港城镇化的主体力量,是城镇化主要的资金来源和工业基础,有利于人口聚集和城镇规模扩大。非农集体经济是龙港镇最初五村通过土地赔偿而发展出来的,作为集体资源推动村民城镇化的特殊方式。而宗亲会则是龙港当地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是龙港人社会关系延续性的表征。在此基础上,具体阐述了这个三个因素推动龙港城镇建设和城镇生活的发展。并且发现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这三个因素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了不同的适应性变迁。本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研究背景和在地城镇化的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则主要分析龙港城镇化的嵌入性特征,第三部分则聚焦于三个因素对城镇化的推动力及其转变。
董子敬[4]（2019）在《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区经济合作的加深,临空经济已逐渐成为一种区域经济增长引擎模式。而机场周围形成的临空经济区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临空经济是以一定水平的地区经济及航空产业的发展为基础,面向机场周边的航空运输产业聚集,具有临空指向性的产业及多个相关产业的有机结合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临空经济区是以临空经济作为核心产业发展,结合航空枢纽和全方位的运输系统,输出高效率、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以供航空运输产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聚集发展的区域。温州临空经济区资源独特,经济发展具有后工业化时代加速发展的特性,对政府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包括:基础配套提升、招商引资突破、产业项目提速、要素保障支撑、作风建设提效等。温州临空经济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一个高效的政府服务。本文将处于发展中的温州临空经济区政府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政府作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角度,结合服务型政府及相关理论分析当前温州临空经济区发展中政府作用的表现,包括其对临空经济区建设发展的引导、服务和监督。温州市政府在温州临空经济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表现为规划编制、政策出台、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等。初步调查发现临空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却存在着项目审批慢、供地矛盾多、产业结构缺乏临空指向性、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薄弱、产业招商难等不足,其原因包括政府作用发挥不到位、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思路未转变等。立足于温州市政府在温州临空经济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足及其原因,结合国内外临空经济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经验,提出成立温州市级管理协调机构、强化土地供应保障、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搭建产业平台及优化营商环境等对策建议。
陈雨子[5]（2019）在《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定位偏差、改造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责划分不科学、未践行公共价值理念以及政绩考核制度不合理等造成政府职能失当,表现为:政策宣传的不到位、政务公开的不及时严重影响了村民满意度;政府“先征后批”赶进度、土地征收配套措施缺乏严重影响了改造效果;政府协调力不足、无法平衡多方利益严重影响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的欠缺严重影响了改造后的安置进度。结合政府职能理论,对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路径提出建议:政治职能上,要坚持以人民服务为中心,在城市里的村民也要享受到改革成果,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职能上,纠正政府过度介入拆迁过程中的土地征用、村民的拆迁安置补偿、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职能越位而导致的城中村改造规划和建设不合理、各利益主体矛盾激化等问题;公共服务职能上,简化办事流程,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服务效能,完善行政审批方式,构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及时在村民中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文化职能上,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兴办民俗文化节等系列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向村民输送公共文化产品（书籍、报刊、杂志等）、提供一些公共文化休闲娱乐（音乐厅、体育馆等）、搭建文化传播平台（影视、网络、广播等）免费开放公共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等）。
吴磊[6]（2019）在《制度、技术与区域发展模式的效率—“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增长是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近4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毋庸置疑,而新时期的经济增长又面临很大的挑战。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因,传统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者则认为制度才是关键因素。本文拟以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两个典型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案例,基于制度、技术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下列问题的研究:“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效率有何差异?如何基于制度、技术两个维度构建一套模型,从而解释两种模式效率差异性的原因?如何提出一套其他区域选择发展模式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分析了制度和技术对于区域发展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对制度变迁理论、技术理论、效率理论以及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理论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并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其次,立足于历史数据,运用DEA方法测算出了两种模式在不同的时间和发展阶段的技术效率差异。然后,从两种模式的总体概况、各年度变化、两个地区差异以及变动趋势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了两种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之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制度这一指标进行加权和合成,并基于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考察了两种区域发展模式效率差异的背后动因,得出结论:“苏南模式”的发展前期以制度要素的贡献为主导,后期以技术要素的贡献为主导,整个发展过程是制度和技术的交叉作用;而“温州模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是以制度要素的贡献为主导。最后,得出技术、制度与区域经济效率关系的一般性结论,提出不论是哪种模式,都需要解决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适应性问题,尽管在不同时期其作用各不相同,各个地区的发展要协调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三条制度改革建议:第一,完善区域的产权制度;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第三,推进区域的财政体制改革。两条技术创新建议:确保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供给;建立区域技术进步的保障机制。
赵晓奔[7]（2019）在《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前沿课题。本文尝试结合产业组织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对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进行研究,以期提供能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三者之间的协同演化是通过“企业家精神”建立反馈环进行协同演化的:制度激励企业家迸发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创新,进而驱动产业发展,而制度变迁由地方政府竞争引致而起。这其中包含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个环节,其中企业家精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制度、技术创新、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耦合起来。本文提出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竞争,为了赢得优势,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学习,从而在现有存量知识的基础上改善知识结构并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主要通过四条途径型塑制度变迁。一是意识形态。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思想观念不断突破、调适的过程,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制度变迁,从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应地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思想观念是否及时转变,转变得快还是慢,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内容。二是政治企业家的知识和偏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员素质和能力之争,有能力的官员能感知到并实现发展机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没有能力的,就会丧失机遇,一旦失去机遇就可能延误一代甚至几代的发展。显然,政治企业家的学习对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地方政府类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地方政府最为突出的类公司特征是地方政府官员具有了类似于“企业家”的决策权力。“地方政府类公司化”揭示了地方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四是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一个地方的制度创新水平与这个地方的治理水平大有关系。地方政府改进治理水平的过程,也就是一些规范社会运作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变迁过程。鉴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水平,加之地域文化影响,使每个地方的政府治理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次,采用模拟仿真、案例分析、实证研究三种方法进行研究。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构建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的概念模型。该模型由产业环境行为和企业行为构成一个人工生命环境,企业在一定产业环境中运行。潜在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在位企业根据盈利、资本存量、市场份额等情况决定是否退出。产业环境行为包括政府支持、区域企业家精神、市场总需求,企业行为包括创新、产品竞争、市场退出、建立新企业。根据概念模型和参数赋值,运用MATLAB对模型进行模拟仿真。设定20个时期进行模拟实验,模拟模型运行的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一是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均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长。二是发现居民对创业创新的认知和新增企业数量对企业家精神的生成和演化影响较大,新增企业家数量体现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这说明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深刻的影响。三是制度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制度、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与产业之间协同演化。以温州电气产业发展为例对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演化进行分析。实践证明,推动温州电气产业演化的动力是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而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化是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的。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在温州电气产业演化过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官员的知识和偏好型塑了温州电气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变迁方向。设定计量模型,构建了制度质量方程、技术创新方程、企业家精神方程、产出规模方程。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滞后一期对制度质量产生负向显着影响,产业规模、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对制度质量都产生正向显着影响;企业家精神、制度质量、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显着影响;制度质量、二阶制度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显着影响;二阶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制度质量、二阶制度质量、一阶企业家精神都对产出规模有正向显着影响。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机制。再次,本文在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一是根据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以企业和产业互动演化为框架,设计产业发展人工生命环境,构建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二是建立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个反馈环,并构建能力—机会—企业家精神生命周期矩阵图,分析企业家精神在制度、技术创新协同演化过程中的“催化剂”作用。三是构建地方政府竞争—学习—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提出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意识形态、政治企业家知识和偏好、地方政府公司类公司化、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等途径型塑制度变迁。四是构建制度质量方程、技术创新方程、企业家精神方程、产出规模方程,设定计量分析模型。第四,提出了四点简要政策建议。一要建立健全决策科学、运行规范、执行有效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二要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制度竞争的核心。三要营造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四要引进高端创新要素。
王泽[8]（2019）在《“贯穿”基层社会：当代中国的国家基础性权力 ——W街区改革观察》文中认为现代城市承载着人类的生存、生活以及社会生产活动,既复杂多样又包容万象。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范围的实践,城市均是人口流入的重要地区,亦是各国建设和发展的重点区域。因此,城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作为城市最基层治理单元的社区,与街道一起成为城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多发地,故其治理效能事关执政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与治理现代化转型目标的实现。由此,城市基层治理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城市街区治理实践,国家权力通过组织、技术和规则的延承和转化,对社会进行渗透、动员与形塑。其中,“组织”是集体权力行动的有效载体,承载着国家权力及社会权力;“技术”主要强调国家和社会权力主体所运用的物质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规则”则源于统治者意志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法规,以及来自契约精神和公序良俗的公共准则等。正是借由这三项要素的共同作用,国家权力实现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不过,国家权力的行使亦带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等问题,即执政党和国家借助行政权力“一管到底”的行为往往较为有效,但其制定的以社区社会组织、居民等为行动主体的相关治理政策却难以贯彻执行。鉴于此,由权力视角切入城市街区治理研究,探讨国家权力如何进入并在其中良性运作,不仅有助于化解基层治理难题、实现行政与自治逻辑的有效结合,而且能够协调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间的关系、助推治理现代化的转型。而在既有的相关研究中,国家权力多被看作一个整体,即国家所拥有的各项权力。但是,迈克尔·曼却将国家权力划分为基础性权力和专断性权力两种类型,并认为前者是国家依托有效的“后勤控制”以贯彻国家意志、执行相关政策的权力,后者为国家无需与其他集团协商即可行使的强制性权力。回顾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历史变迁,执政党和国家通过组织、技术、规则改造和建设社会的过程,正是曼所提出的国家依托“后勤控制”对社会渗透和动员的集中呈现。由此,借用国家基础性权力理论来探究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对于化解政府行动、社会无行动、居民不行动的治理难题以及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合作均具有重要价值。鉴于此,本项研究以温州市鹿城区W街道和B社区为观察对象,对其基层治理实践进行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以尝试揭示和解释国家基础性权力在街区治理中的表现及其所产生的差异性结果。观察发现,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表现样态已然由街区管理时期的直接干预转向治理现代化时期的嵌入式运行。这亦表明,基础性权力通过嵌入街区权力网络,依托各类组织和技术不断培育和扶持社会权力主体,并与之展开对话和协商,以共同制定街区治理规则和行动框架。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家与社会的自主性,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还有助于化解城市社会矛盾、巩固城市基层政权以及构建良序的城市社会。当然,不囿于温州市W街区的个案,国家基础性权力在我国城市街区的运行亦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基础性权力在各地街区的运行会随着执政党和国家的制度、政策等变化而改变。故其并非如西方理论强调的那样一直处于扩张状态,而是具有伸缩特性。另一方面,基础性权力也始终“贯穿”于城市街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并推动着国家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只不过,其并非传统意义上基于国家、社会平等主体地位所展开的互动,而是以基础性权力为引导的两种权力的互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然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转型对于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互动和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在借助曼的国家基础性权力理论研究中国街区治理实践的过程中,要意识到这一时期城市基层治理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形势,着力发挥基础性权力直达基层社会的渗透和“贯穿”作用。同时,还要结合我国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以发展的眼光和中国的经验事实去反思甚至超越既有的研究范式,以避免理论的西化等潜在风险。
朱传果[9]（2019）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政府角色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提出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是各创新主体共同开展创新国际化的过程,政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一员,其职能与作用的发挥影响着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的运行,研究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至关重要。本文首先对区域创新发展中的政府角色研究和区域创新系统及其国际化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次对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的概念和运行机制进行了阐述,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按照“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维度展开运行,并分析了政府对各个创新主体（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的影响作用,以及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治理模式,以此提出了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分析框架,认为不同的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水平存在着不同的政府作用和治理模式,因此政府角色也有所差异,存在新公共服务型、新公共管理型和传统公共行政型三种政府角色类型;再次,通过对浙江省三个地级市的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现状和政府职能作用的案例分析,对政府角色进行比较,认为政府角色特征存在一些相似点和不同点,为后文研究提供案例参考;然后从“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四个创新维度构建了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Topsis综合评价法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进行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绩效评价,进一步分析政府在四个创新维度上发挥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并根据不同的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绩效,从四个创新维度绩效都好、只有一个创新维度绩效好、四个创新维度绩效差三个层面将浙江省11个地级市政府角色进行定位,将四个创新维度绩效都好的杭州、宁波定位为“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其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创新服务;将只有一个创新维度绩效好的嘉兴、绍兴、金华、温州定位为“新公共管理型”政府角色,其主要职能在于掌舵、引导;将四个创新维度绩效都差的台州、湖州、舟山、衢州、丽水定位为“传统公共行政型”政府角色,其主要职能在于主导并执行。最后,针对三种政府角色类型提出了相对应的政府行为对策。
蔡蔓蔓[10]（2019）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职能研究 ——以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为例》文中指出温州,以商业经济全国闻名,甚至因此完全掩盖了它作为一座有着千年文化遗存的古城的形象。事实上,温州城现存有四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一个历史地段,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貌独特,2016年,也顺利取得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这些文化遗产是温州城市最宝贵的资源,善加挖掘、保护、传承,有助于城市良好形象的树立、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城市经济的振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描述和总结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分析地方政府在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完善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对策建议。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基本做法可归纳为——修建、管理和文化传承。其中修建主要是当地政府用财政资金对五马主街的几次修缮,以及对背街小巷的修缮,原本的五马街区沿街建筑破旧、道路狭小,经过政府的几轮修缮才有今日的样子。政府对五马街区的管理主要集在三方面,其一是改五马街为步行街并引导商户进行文明经营,其二是结合文化开辟出新的经营场所,其三是增派综合管理机构进驻街区进行管理。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传承虽一直有在进行,但在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取得前,几乎是民间自发进行传承,2011年开始政府才加大了文化挖掘及宣传引导工作。总结当地政府对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经验为:完善地方性法律法规、组织编制保护规划、部门联动协调控制保护工作、以及以旧修旧实施保护修缮。《温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办法》、《温州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温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等多部地方性法律法规出台,共同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使当地政府在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中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温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动。温州政府编订《温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明确保护原则、目标和保护框架;明确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名村及历史风貌带保护规划;明确近期保护规划;规划实施管理措施;具体保护要求等。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温州政府对街区保护的方式也更加注重原真性和遵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城市拆迁过程中有意识收集老旧材料,并在2018年五马街中改造大量运用以旧修旧。虽然政府一直对五马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成效明显,但距离温州第一街、浙南第一街、温州古南市该有的形象还是有差距,毋庸讳言,政府在保护过程暴露出的问题很多:街区文化挖掘传承不够、街区管理工作力度不够、街区保护资金来源单一、街区保护专业队伍缺乏。虽然,政府在五马街区保护工作中已经进行了文化元素的挖掘和植入,文化内涵的挖掘意识已有初步表达。但对于古城历史遗迹最丰富的街区之一五马街区而言,目前所做的文化挖掘继承和发扬工作无论是从文化挖掘和植入的数量、深度及广度方面都远远不够。而街区管理模式并没有因为是历史文化街区而与城市里其他道路有所区别,在保洁、秩序维护、商业运营管理还是街区内的文化活动举办上等都没有创新,管理力度也显出跟不上社会各界对历史文化街区的高标准和高要求。街区保护的资金基本依赖财政保障,虽法律法规上有多渠道筹集的要求,但并未得到落实。街区保护队伍都为临时拼凑而成,稳定差且队伍结构不合理。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分析原因为:理念引导不到位、保护方式方法有待完善、管理工作不够创新有力、资金筹集机制不健全、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滞后。宣传的侧重点囊括不全面,没有很好地引起民众共鸣,也没有起到引导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侧重于保护有形建筑,而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变迁中受到冲击和存在的危机,也没很好地保护历史文化在动态发展中留下的信息,使得保护修缮的原真性大打折扣。街区管理循规蹈矩、业态调整全部放任市场调节,使得街区修缮完成后转入后继无力的状态,辐射力、影响力受到大影响。街区保护资金过分依赖财政保障,渠道单一,使保护工作常因资金不足陷入停滞。街区保护的人员队伍呈现打散工状态,没有从制度上加以稳固和保证。最后针对问题和原因,提出完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政府作用的对策,即提出深入挖掘与针对宣传相结合、分类修缮与有机更新相结合、专职管理与业态引导相结合、善用财政资金与拓宽资金来源相结合,引进人才与加强培养相结合等,以便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发展。基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价值在街区整体,在于其格局、传统风貌以及空间环境,保护中应以整体街区为单元充分挖掘文化,系统梳理分析整合。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深入引导、广泛发动,进行多层次,多形式,有针对、全方位宣传发动,努力形成社会各界和市民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由于历史街区的形成是逐步的、缓慢的,因而,街区保护不是静止的、对某个时点的保护,不应切断其自身的发展,而必须确保其中历史脉络的完整和延续,保证代表各历史时期的建筑的共生共存。当然,街区保护不应只是修缮,而是要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实现文化复兴。再进一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本质是街区内各类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同样不同建筑利用方式也应有区别。比如,将历史价值高的名人故居改成博物馆、艺术展览馆等,将废置的宿舍楼、旧民居改造成创作室、客栈、咖啡馆、露天舞台等,将一些毁损严重且无特殊价值的建筑进行推倒,重建成一些建筑艺术与公共设施等。无可厚非,保护修缮更新只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第一步,之外,还需依靠管理。由专职机构对照高标准进行管理,业态以市场为主并加强政府引导作用,街区后续发展才能有力。当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无论处在哪个阶段,人财兼备是基本要求。财政资金要合理使用,各级法律法规提及的多渠道筹资也应一一予以落实。凡事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专业人才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成功的关键,招引人才与培养人才相结合,促进队伍建设。总而言之,历史文化街区是公共产品,街区保护是项系统工程,牵涉主体众多,因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聚集各方力量共同推进。
二、“温州模式”中的政府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温州模式”中的政府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2）政府行为对时尚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温州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关于时尚产业内涵和外延的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时尚产业研究视角的研究综述 |
| 1.2.3 关于时尚产业发展路径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目标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方法 |
| 2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时尚产业概述 |
| 2.1.2 产业集聚 |
| 2.1.3 地方政府行为 |
| 2.2 政府行为相关理论介绍 |
| 3 温州时尚产业发展现状及政府引导扶持行为 |
| 3.1 温州发展时尚产业的意义 |
| 3.2 温州发展时尚产业条件 |
| 3.2.1 经济基础 |
| 3.2.2 产业基础 |
| 3.2.3 商贸传统和文化因素 |
| 3.2.4 温商网络独特资源 |
| 3.3 温州地方政府在时尚产业发展中引导扶持行为及其影响 |
| 3.3.1 政府政策支撑企业转型做大 |
| 3.3.2 政府平台建设引导企业抱团规模发展 |
| 3.3.3 政府扶持培育壮大优质企业 |
| 3.3.4 政府职能转移到行业协会商会 |
| 3.3.5 政府引导校企联动加强合作 |
| 4 温州时尚产业发展中政府行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4.1 温州时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1.1 政府规划引导力度亟需提升 |
| 4.1.2 政府政策扶持力度有待加强 |
| 4.1.3 政府公共产品投入需要加大 |
| 4.2 温州时尚产业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温州城市整体缺乏对外开放创新性 |
| 4.2.2 政府政策制订缺乏系统性思考 |
| 4.2.3 政府整体规划缺乏战略性部署 |
| 5 国际社会时尚产业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经验借鉴 |
| 5.1 时尚产业环境的构建 |
| 5.1.1 适时奠定生产基础 |
| 5.1.2 转型期稳固产业环境 |
| 5.1.3 打造品牌塑型期的内外环境 |
| 5.2 政府对时尚产业的扶持 |
| 5.2.1 建立政府管理体系 |
| 5.2.2 制定实施鼓励政策 |
| 5.2.3 协会分担政府职能 |
| 6 地方政府在时尚产业发展过程中行为完善 |
| 6.1 地方时尚产业的发展目标 |
| 6.2 地方时尚产业的发展路径 |
| 6.3 地方政府对时尚产业的扶持建议 |
| 6.3.1 发挥决策导向作用 |
| 6.3.2 加大规划协调作用 |
| 6.3.3 强化公共服务作用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从乡土到城乡：一个农民城市化的社会学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案例背景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调研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在地城镇化 |
| 第二节 嵌入性及其理论 |
| 第三节 就地城镇化文献回顾 |
| 一、就地城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类型 |
| 二、就地城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 |
| 第四节 文献评论 |
| 第三章 在地城镇化的嵌入性分析 |
| 第一节 龙港的城镇化之路 |
| 第二节 现阶段的龙港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龙港城镇化途径的嵌入性 |
| 一、龙港城镇化路径分析 |
| 二、就地城镇化途径的重要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私营经济:龙港城镇化的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私营经济对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私营企业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适应性变迁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非农集体经济:龙港镇五村城镇化的核心 |
| 第一节 非农集体经济的发展及影响 |
| 一、龙港镇非农集体经济的形成 |
| 二、非农集体经济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股份制改革与村改居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宗亲会:“有根”的龙港城镇化 |
| 第一节 宗族文化是城镇化的内在脉络 |
| 第二节 宗亲会的发展 |
| 第七章 龙港在地城镇化推广可能性分析 |
| 第一节 在地城镇化的优越性 |
| 第二节 在地城镇化的推广可能性分析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书(专着) |
| 论文 |
| 后记 |
（4）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简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与特色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临空经济 |
| 2.1.2 临空经济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2.2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3 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现状 |
| 3.1 政府参与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必要分析 |
| 3.2 政府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
| 3.2.1 引导机制 |
| 3.2.2 服务机制 |
| 3.2.3 监督机制 |
| 3.3 临空经济区发展中的政府管理模式 |
| 3.3.1 一区多园与开发公司模式 |
| 3.3.2 管理委员会与行政辖区合一模式 |
| 3.3.3 政府和机场集团共同运营模式 |
| 3.4 温州市临空经济区发展现状 |
| 3.4.1 温州临空经济区总体发展情况 |
| 3.4.2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发展情况 |
| 3.4.3 规划区内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
| 3.5 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现状分析 |
| 3.5.1 编制规划 |
| 3.5.2 政策制定 |
| 3.5.3 建设基础设施 |
| 3.5.4 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
| 3.5.5 保护生态环境 |
| 3.5.6 实行“多头管理”模式 |
| 4 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问题与原因分析 |
| 4.1 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的调查评价 |
| 4.1.1 问卷设计 |
| 4.1.2 样本选择 |
| 4.1.3 基于企业的调查 |
| 4.1.4 基于社会居民的调查 |
| 4.1.5 基于政府工作人员的调查 |
| 4.2 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不足之处 |
| 4.2.1 项目审批慢 |
| 4.2.2 供地矛盾多 |
| 4.2.3 产业结构缺乏临空指向性 |
| 4.2.4 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 |
| 4.2.5 人才队伍建设薄弱 |
| 4.2.6 产业招商难 |
| 4.2.7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不平衡 |
| 4.3 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不足的原因分析 |
| 4.3.1 管理协调不到位 |
| 4.3.2 历史遗留问题 |
| 4.3.3 发展思路未转变 |
| 5 国内外典型临空经济区发展经验与启示 |
| 5.1 国外临空经济区发展经验借鉴 |
| 5.1.1 德国法兰克福临空经济区 |
| 5.1.2 新加坡樟宜临空经济区 |
| 5.2 国内临空经济区发展经验借鉴 |
| 5.2.1 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 |
| 5.2.2 上海临空经济区 |
| 5.2.3 广州临空经济区 |
| 5.3 国内外政府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启示 |
| 6 优化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成立温州市级协调领导机构,加快项目审批 |
| 6.2 强化土地供应保障 |
| 6.3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
| 6.4 加快推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
| 6.5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 |
| 6.6 搭建产业平台及优化营商环境 |
| 6.7 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城中村 |
| (二) 城中村改造 |
| (三) 政府职能 |
| (四) 政府职能转变 |
| 二、基本理论 |
| (一) 马克思主义政府职能理论 |
| (二)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 协同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政府职能发挥 |
| 一、温州市城中村改造概况 |
| (一) 温州市城中村形成原因 |
| (二) 温州市城中村现状 |
| (三) 温州市城中村改造进程 |
| 二、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政府职能的具体表现 |
| (一) 完善配套政策 |
| (二) 推进货币安置 |
| (三) 加大资金保障 |
| 第三章 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政府职能失当的主要表现 |
| 一、政府前期宣传不到位,村民知悉权受损 |
| 二、政府重经济职能,轻社会职能 |
| 三、政府重政治职能,轻公共服务职能 |
| 四、政府监督职能不到位,文化职能缺位 |
| 第四章 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政府职能失当的原因 |
| 一、顶层设计不足,明晰度上欠缺 |
| 二、政府管理碎片化,存在制度惯性 |
| 三、地方政府的“接、放、管”能力不足 |
| 四、城中村改造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责划分不科学 |
| 五、政府职能部门未能树立正确的公共价值理念 |
| 六、政绩考核制度不合理 |
| 第五章 温州市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 |
| 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建设有限型政府 |
| (一) 政府建立改造协调机制,维护好各方利益均衡 |
| (二) 完善拆迁安置政策,明确土地产权关系 |
| (三) 因地制宜,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改造模式多元化 |
| 二、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 |
| (一) 简化办事流程,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服务效能 |
| (二) 构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 |
| (三) 重构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加强公众参与,推进协同治理 |
| (一) 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提高就业竞争力 |
| (二) 树立公共价值观,改变传统执政思维 |
| (三) 优化改造机构,明确工作职责 |
| (四)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民俗文化节 |
| 结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局限性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制度、技术与区域发展模式的效率—“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创新点和不足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区域发展模式研究 |
| 1.国内外区域发展模式研究概况及特征 |
| 2.区域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
| 3.区域发展模式动因研究 |
| (二)“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研究 |
| 1.两种模式的特征、成因及意义 |
| 2.两种模式的演变 |
| (三)文献述评 |
| 三、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制度变迁及其理论发展 |
| 1.制度变迁的内涵 |
| 2.制度变迁理论 |
| (二)技术及其理论发展 |
| 1.技术的内涵 |
| 2.技术理论 |
| (三)效率及其理论发展 |
| 1.效率、技术效率与区域发展模式效率 |
| 2.效率理论的演变 |
| (四)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 |
| 1.路径依赖理论 |
| 2.路径创造理论 |
| 四、基于DEA的两种模式效率实证研究 |
| (一)两种模式的发展历程 |
| 1.“苏南模式”的发展历程 |
| 2.“温州模式”的发展历程 |
| (二)基本模型与测算方法 |
| 1.基本模型 |
| 2.测算方法 |
| (三)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
|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五、两种模式效率差异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
| (一)制度变迁指标的选取和合成 |
| 1.制度变迁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2.制度变迁因素的合成:主成份分析法 |
| (二)基于制度、技术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 |
| 1.模型的构建 |
| 2.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
| 3.模型求解 |
| 4.制度、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 |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和建议 |
| 1.完善区域的产权制度 |
| 2.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
| 3.推进区域的财政体制改革 |
| 4.要确保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供给 |
| 5.建立区域技术进步的保障机制 |
| (三)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2章 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相关理论综述 |
| 2.1 制度的一般理论 |
| 2.1.1 制度的基本概念 |
| 2.1.2 制度的分类 |
| 2.1.3 制度的功能 |
| 2.1.4 制度变迁 |
| 2.2 技术创新一般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 |
| 2.2.2 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 |
| 2.2.3 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 |
| 2.2.4 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 |
| 2.2.5 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
| 2.3 产业演化一般理论 |
| 2.3.1 演化经济学的起源 |
| 2.3.2 现代演化经济学 |
| 2.3.3 协同演化 |
| 第3章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引致制度变迁分析 |
| 3.1.1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
| 3.1.2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演化 |
| 3.1.3 地方政府竞争和制度变迁 |
| 3.1.4 地方政府竞争的有效形式是制度质量的竞争 |
| 3.2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因素分析 |
| 3.2.2 技术创新系统外部因素分析 |
| 3.3 产业演化生命周期和产业演化机制分析 |
| 3.3.1 产业演化生命周期 |
| 3.3.2 产业演化机制 |
| 3.4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分析 |
| 3.4.1 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演化 |
| 3.4.2 技术创新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
| 3.4.3 制度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
| 第4章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及仿真 |
| 4.1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支持 |
| 4.1.1 自组织理论 |
| 4.1.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4.2 产业演化基本模型 |
| 4.2.1 NW模型 |
| 4.2.2 WKD模型 |
| 4.2.3 历史友好模型 |
| 4.3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 |
| 4.3.1 产业环境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3.2 企业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 模拟模型仿真 |
| 4.4.1 模拟平台MATLAB简介 |
| 4.4.2 模拟程序流程框架 |
| 4.4.3 模拟参数设置 |
| 4.4.4 模拟实验与仿真结果分析 |
| 第5章 案例分析：温州电气产业的演化 |
| 5.1 温州电气产业的发展历程 |
| 5.1.1 第一阶段(20 世纪70 年代)：萌芽阶段 |
| 5.1.2 第二阶段(20 世纪80 年代初－90 年代初)：初创阶段 |
| 5.1.3 第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初－本世纪初)：成长阶段 |
| 5.1.4 第四阶段(本世纪初至今)：转型发展阶段 |
| 5.2 温州电气产业协同演化分析 |
| 5.2.1 制度供给与温州电气产业发展 |
| 5.2.2 技术创新与温州电气产业发展 |
| 5.2.3 制度、技术创新与电气产业协同发展的分析 |
| 5.2.4 计量分析 |
| 第6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简要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型仿真程序代码 |
| 致谢 |
（8）“贯穿”基层社会：当代中国的国家基础性权力 ——W街区改革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行政有效、治理无效”：街区治理困境 |
| 二、国家权力如何进入：关于治理问题的反思 |
| 第二节 理论检视与视角转换 |
| 一、“国家一社会”研究范式及其解释力局限 |
| 二、主体到权力：理论探讨与解释 |
| 第三节 范围划定与对象选取 |
| 一、城市“街区”研究：时代要求与现实关照 |
| 二、W街道与B社区的“故事” |
| 第四节 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框架结构 |
| 二、分析方法 |
| 第一章 街区中的国家基础性权力 |
| 第一节 国家基础性权力与专断性权力 |
| 一、基础性权力：概念与发展 |
| 二、专断性权力：界定与演化 |
| 第二节 基础性权力、专断性权力与城市基层治理图景 |
| 一、政权初建与社会改造：两种权力显现 |
| 二、结构分化与社区探索：两种权力发展 |
| 三、现代化转型与组织再造：两种权力转型 |
| 第三节 国家基础性权力与专断性权力组合及边界划定 |
| 一、两种权力交互及其表现 |
| 二、划分维度与类型学处理 |
| 第二章 制度设计与社会形塑：国家基础性权力在街区的延承 |
| 第一节 单位到街区：组织转型中的基础性权力 |
| 一、街区权力网络调整与组织化转向 |
| 二、管理服务拓展与社会主体认同 |
| 第二节 传统媒介到信息网络：技术创新中的基础性权力 |
| 一、科学发展与街区管理技术进步 |
| 二、权力策略调整与运行方式改革 |
| 第三节 政社不分到政社分离：规则变化中的基础性权力 |
| 一、人口的社会流动与社区冲突频现 |
| 二、行动规则重置与良序社区构建 |
| 第三章 政策调适与社会成长：国家基础性权力在街区的转化 |
| 第一节 治理现代化与街区权力网络再造 |
| 一、管理失效与治理导向下国家权力的城市渗透 |
| 二、结构重塑与基础性权力嵌入 |
| 三、多方权力互动与组织载体更新 |
| 第二节 网络化治理与技术赋能 |
| 一、信息化推进与“互联网+”建设 |
| 二、技术互通共享与智慧社区打造 |
| 三、精准治理与赋权增能 |
| 第三节 权力对话与规则协商 |
| 一、外部权力形塑与行动框架搭建 |
| 二、自治力量成长及联动共治趋势 |
| 三、协商民主运行与治理规则调适 |
| 第四章 街区中国的国家基础性权力逻辑 |
| 第一节 理论与现实对话 |
| 一、伸缩特征：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表现样态 |
| 二、国家基础性权力引导：政社互动的前提条件 |
| 第二节 嵌入街区的国家基础性权力 |
| 一、基础性权力运行：行政与自治的有效结合 |
| 二、基础性权力转向与潜在风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9）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政府角色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与政府角色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政府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角色研究 |
| 2.1.1 .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
| 2.1.2 政府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研究 |
| 2.1.3 .政府促进区域创新国际化研究 |
| 2.2 区域创新系统及其国际化理论研究 |
| 2.2.1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综述 |
| 2.2.2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研究 |
| 2.2.3 区域创新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角色分析框架 |
| 3.1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念与运行机制 |
| 3.1.1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念 |
| 3.1.2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的运行机制 |
| 3.2 政府对创新主体的作用与治理模式 |
| 3.2.1 政府对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创新主体的作用 |
| 3.2.2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政府的治理模式 |
| 3.3 关于政府角色的分析框架构建 |
| 3.3.1 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 |
| 3.3.2 新公共管理型政府角色 |
| 3.3.3 传统公共行政型政府角色 |
| 第四章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三个地市政府角色案例分析 |
| 4.1 浙江省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现状 |
| 4.2 杭州市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况及政府作用 |
| 4.2.1 杭州市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况 |
| 4.2.2 杭州市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作用 |
| 4.3 温州市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况及政府作用 |
| 4.3.1 温州市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况 |
| 4.3.2 温州市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作用 |
| 4.4 衢州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况及政府作用 |
| 4.4.1 衢州市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况 |
| 4.4.2 衢州市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作用 |
| 4.5 三个地市政府角色比较分析 |
| 第五章 浙江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绩效评价与政府角色定位 |
| 5.1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 |
| 5.1.1 指标遴选的原则 |
| 5.1.2 评价指标的选择 |
| 5.1.3 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的选择 |
| 5.2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2.1 创新要素因子分析 |
| 5.2.2 创新网络结构因子分析 |
| 5.2.3 创新功能因子分析 |
| 5.2.4 创新环境因子分析 |
| 5.2.5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综合绩效评价分析 |
| 5.3 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作用分析 |
| 5.3.1 政府在创新要素中的作用 |
| 5.3.2 政府在创新网络结构中的作用 |
| 5.3.3 政府在创新功能中的作用 |
| 5.3.4 政府在创新环境中的作用 |
| 5.4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
| 第六章 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的政府角色相应行为对策 |
| 6.1 新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行为 |
| 6.1.1 全面建设创新国际化平台,集聚国际高端创新要素 |
| 6.1.2 形成国际产学研合作机制,支持创新主体国际互动 |
| 6.1.3 提供公共物品,弥补市场缺陷 |
| 6.1.4 搭建全球信息交流平台,提供信息服务 |
| 6.2 新公共管理型的政府行为 |
| 6.2.1 实施相关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国际化 |
| 6.2.2 调整创新网络结构,促进均衡发展 |
| 6.2.3 进行技术创新群和知识创新群的建设 |
| 6.2.4 全面改善区域创新软环境建设 |
| 6.3 传统公共行政型的政府行为 |
| 6.3.1 加强对创新的法律保护,完善市场机制 |
| 6.3.2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组织创新国际合作活动 |
| 6.3.3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创新要素流动 |
| 6.3.4 积极与周边创新极合作,带动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职能研究 ——以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历史文化街区 |
| (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
| (三)政府职能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 (二)公共治理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温州斗城文化及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现状 |
| 一、温州斗城文化简述 |
| 二、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概况 |
| (一)五马街简介 |
| (二)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沿革 |
| (三)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特色资源 |
| 三、地方政府对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基本做法 |
| (一)五马街区修建历程 |
| (二)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历程 |
| (三)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文化传承 |
| 四、地方政府对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主要经验 |
| (一)完善地方性法律法规 |
| (二)组织编制保护规划 |
| (三)部门联动协调控制保护工作 |
| (四)以旧修旧实施保护修缮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对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一、地方政府对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
| (一)街区文化挖掘传承不够 |
| (二)街区管理工作力度不够 |
| (三)街区保护资金来源单一 |
| (四)街区保护缺乏专业队伍 |
| 二、地方政府对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一)理念引导不到位 |
| (二)保护方式方法有待完善 |
| (三)管理工作不够创新有力 |
| (四)资金筹集机制不健全 |
| (五)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滞后 |
| 第四章 完善地方政府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对策建议 |
| 一、深入挖掘与针对宣传相结合 |
| (一)系统深入地进行文化挖掘 |
| (二)广泛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引导 |
| 二、分类修缮与有机更新相结合 |
| (一)分类修缮街区建筑并活化利用 |
| (二)坚持渐进式修旧如旧保证有机更新 |
| 三、专职管理与业态引导相结合 |
| (一)组建专职部门进行联合管理 |
| (二)控制业态比例引导调整 |
| 四、善用财政资金与拓宽资金来源相结合 |
| (一)合理使用财政资金 |
| (二)积极拓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资金来源渠道 |
| 五、引进人才与加强培养相结合 |
| (一)不拘一格招引专业人才 |
| (二)采取多种方式促进队伍快速成长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本论文的研究结论 |
| 二、与前人相关研究的讨论 |
| 三、本论文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1.连续出版物 |
| 2.专着 |
| 3.学位论文 |
| 4.国际、国家标准 |
| 5.报纸文章 |
| 6.其他 |
| 附录1 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特色资源列表 |
| 附录2 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访谈提纲(市民版) |
| 附录3 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访谈提纲(专家版) |
| 后记 |
四、“温州模式”中的政府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2]政府行为对时尚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温州地区为例[D]. 朱郁星. 东华大学, 2020(12)
- [3]从乡土到城乡：一个农民城市化的社会学案例研究[D]. 齐云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4]温州市推动临空经济区发展研究[D]. 董子敬. 福建农林大学, 2019(05)
- [5]温州市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路径研究[D]. 陈雨子. 苏州大学, 2019(06)
- [6]制度、技术与区域发展模式的效率—“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D]. 吴磊.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7]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D]. 赵晓奔.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8]“贯穿”基层社会：当代中国的国家基础性权力 ——W街区改革观察[D]. 王泽.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9]区域创新系统国际化中政府角色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朱传果.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3)
- [10]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职能研究 ——以五马历史文化街区为例[D]. 蔡蔓蔓.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