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选举：中国农民民主运动

一、乡镇选举:中国农民的民主操练（论文文献综述）

张宏华^[1]（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郭亮^[2]（2018）在《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以“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合寨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将被誉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广西宜州合寨村作为个案,以"小社区、大历史"为视角,以回归实践为目的,从近三十年来合寨村民主治理兴起、深化的实践出发,着重分析村寨变迁中的权威与村寨权力结构,探讨现代化进程中村治创新,进而为民主治理和农村法治建设提供经验事实和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把握村寨民主治理的内在逻辑和乡村法秩序变迁的脉搏,提出"从书斋到田野"方法论转向,将微观叙事与宏观视角结合起来,通过合寨村这个普通而又典型的个案,展示桂西北国家与乡村、农民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形态,从中窥视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是如何操作的,权力的运作对乡村社会的权威、规范和秩序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而为基层民主和法治国家提供丰富的经验、素材以及某种可能性。

杜世超^[3]（2017）在《从聚落到泛化:论乡镇选举与村庄人一般信任模式》文中认为现有关于政治参与对一般信任水平影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城市化背景的,并且忽略了层级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分层logit模型探讨民主选举参与率对村落内外一般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乡镇层面的选举参与率对村落内外一般信任的影响作用不同,选举率的提高在增加村民外部一般信任水平的同时,和内部一般信任呈现曲线关系,即在零选举率和高选举率时,内部一般信任水平更高;在低选举率时,内部一般信任水平更低。该规律对应乡镇现行的无民主体制、协商民主体制和选举民主体制。本研究展现了民主化与一般信任之间的内在联系。

朱妍^[4]（2016）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文中认为自近代中国在1840年被迫启动现代化,自此传统的封建王朝国家难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统治和治理,此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将"构建现代政府"与"培育现代国民"结合起来,如何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中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以更加有效地整合社会、组织和动员各种资源来应对内忧外患的各种危机,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构建现代国家的突出特征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化建构过程的非均衡性。但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直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任务。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社会的乡村秩序也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而不断变迁。因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首先是实现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是进行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向民主政治转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中,这两者都对中国乡村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轴,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乡村秩序变迁的一个外来主导力量,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秩序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本文选题通过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恩施地区传统的内部差异如何影响其乡村社会秩序在这一时期的演化,发现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恩施地区与内陆其他地区相比,乡村社会的秩序演变和发展还具有独特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使其作为研究样本独具特色。全文以晚清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为大背景,把国家政权与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互动关系作为研究主线,对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乡村社会的民间秩序、共产党政权在恩施地区乡村秩序中的行为与作用,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秩序施加影响,以及它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详尽的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因素的介入,国家政权逐步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下延。清末"新政"标志着政治权力向基层渗透的开始,这对基层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家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自此一直延续下来。1953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展开,意味着国家政权完全下延到乡村基层,尽管此后新的国家政权对乡村秩序控制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仍有所变化和发展,但乡村秩序总的格局已经确立,这无碍国家对基层政治的控制与管理。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政权变换频繁,但各中央政权及地方割据政权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渗透的过程并未中断,各种政治势力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不断加大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渗透的力度。民国时期作为现代国家政权形式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进行变革,以期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纳入整个国家控制的政治体系当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基本完成以后,国家政权开始全面向地方基层渗透。由此,国家政权也日益将其触角深人到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内部,企图打破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独占农村社会的格局,可结果却出现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受到打击而国家行政嵌人又无力维持秩序的局面。总的来讲,在20世纪上半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政权在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嵌入的过程中,是与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形成了博弈状态,其结果是改变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一直由村庄内生秩序和地方权威维系的局面;但由于国家行政嵌人对乡村内生力量的替代并不成功,所以最终导致乡村秩序的全面崩溃。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渗透进一步加深,乡村的内生秩序力量全面萎缩,形成了国家行政力量全面控制乡村社会的局面,新政权对乡村秩序的重构经过了 "破"与"立"两个环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首先在乡村完成了旧秩序的摧毁和新秩序的重建任务,对传统社会乡村秩序进行了彻底的打破与重塑,最后在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在全国包括恩施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社会的范围内也建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建国初,新生中国共产党政权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秩序的建构带来了恩施地区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的结构性变动,其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入、变动之深刻,在恩施地区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消灭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封闭与停滞性的旧制度,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种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促进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建国初期恩施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社会保障,也初步解决了建构现代国家中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试图展现出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类似的民族地区乡村秩序演变的真实面貌,为展示中国农村社会的广袤与复杂,对当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如何进一步推进有所贡献。

秦上人^[5]（2016）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一项多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理论与实践热点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自身生长与发展的若干困境,如孤立性、不可持续性以及内卷化、行政化等问题。社会治理创新本身也需要治理,制度化是这一治理的重要途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产生、成长与发展,并解决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对接问题?其成长逻辑是什么,有哪些因素作用并如何作用于这一过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本身的社会性、组织性与政治属性使其不同于其他创新。因此,需要通过组织社会学等相关的制度化理论视野与社会治理创新与外部环境的的互动视野,以及影响创新制度化的因素建构新的多阶段制度化分析模型,来解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本文选取五个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案例,通过个案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展开实证分析。在个案分析中运用多阶段制度化分析框架对它们的产生、发展以及影响因素的作用过程进行成长史式的“传记”研究,即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化史、村务监督委会的制度化史、村民议事会的制度化之路、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制度化之路与余杭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的制度化之路,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机制可以借鉴一般创新制度化的理论。但是,社会治理创新本身所具有的特有属性,如公共性、政治性与社会性要求在考察其制度化的过程时,必须将外部制度环境与社会治理创新本身的互动关系纳入考虑范围。组织-职能因素与合法化因素共同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制度化过程,而且其作用是“不均质”的：首先,在作用关系上,二者分别代表着基层自治与国家干预原则的两类因素,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制度化的过程中呈现竞合性。在制度化的早期,由于国家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之间存在利益契合,两类因素之间呈现合作关系。在制度化后期,两类因素会呈现竞争关系,且国家的干预往往得到强化；其次,在作用性质上,二者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制度化的不同阶段的作用性质呈异质性。组织-职能因素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治理效能总体具有建设性。合法化因素则是一个区间变量：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的早期起到正向的功用,但在后期则起到限制作用。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两类因素的作用强度不同,其所面临的困境也存在不同。外部的合法化因素的过度作用与不当作用导致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治理效能出现困境。从两类赋予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合法化方式上来讲,合法化路径I可能会导致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出现效能困境,而合法化路径II将推动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干预从体制限制到赋予政策空间的转变,即给予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足够的合法性空间进行成长与发展。开放性因素可以缓解科层治理的困境。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包括社会治理体系内体制与体制之间的开放性,以及治理体系本身的开放性,即要求保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本身对于变动中的基层社会环境及时的沟通与信息的交流。此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生长与发展要遵循宏观与微观的“章法”与布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弥补了社会治理创新成长与发展研究的理论不足,建构并修正拓展了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制度化的多阶段理论框架,探讨了两类作用因素的作用关系与作用结构。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应该遵循良性的成长秩序；应重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组织-职能建设,同时国家应采取将制度空间容量一次性打包式赋予的干预模式,“扩大池塘,放水养鱼”,给予社会治理创新自主成长充分的合法性空间；并保持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开放性。

杨建宇^[6]（2016）在《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生活源于人类的交互性需要。政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规范权利义务、达致良政善治必需依赖的重要组织。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各种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呈现复杂性、交织性的特征,政府仍是人类迎接挑战、抢抓机遇必须依赖的关键治理主体。“政府之恶”是困挠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持久命题,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改革政府机构,提高政府质量,仍是实现“共同善”（common good）的务实之策。政府信任主要指公民认为政府机构具有“做正确的事”（To do right things）的善意和能力,反映了公民对政府理念、行为和绩效的认可和支持。特定政府的信任状况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众对其抱有怎样的希望和失望,将政府信任保持在一定水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涉及特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更与政治共同体内全体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政府信任危机不仅易加剧公民与政府的不合作乃至对抗,更会导致政府强制力的频繁使用,造成经济衰败和社会动荡,使政府和公民的关系陷入“负和游戏”（minus-sum game）。政府信任本质为个体态度,有具体的指向和程度的强弱。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和发生机理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政府因素、个体因素和中介因素。政府因素主要指政府机构的能力和善意,体现出受信方的可信性；个体因素主要指民众的人格、需求和偏好等,反映了施信者的心理认知特征；中介因素主要指影响个体心理认知的信息环境,考察的是构建政府可信性、影响个体心理认知的媒介手段。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的政府信任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即政府层级越高,得到的信任越多；政府层级越低,得到的信任越少。考虑到政府信任是一种态度,个体之间或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这一政治现象,即在信任的“选举市场”上,特定的上级政府较下级政府获得更多的“信任票”（高层政府多于中层政府,中层政府又多于基层政府）——无论是信任者的人数规模还是施信者的信任强度。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负效应在于,它使民众在与基层政府博弈时,习惯性地将中层政府、高层政府作为策略性的依靠对象,极大地削弱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加大其治理成本,影响其治理绩效；此外,随着民众同中层政府、高层政府不同形式接触的增多,也会改变对其原有的积极态度,从而最终降低对中国政府机构的整体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级差政府信任格局不利于培养上下级政府基于认同的信任及构建合作伙伴关系,从深层次上损伤国家治理能力。理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社会科学自身特点,以思维为载体的“理想模型”研究方法乃是理解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信任的产生受客体因素、中介因素和主体因素的共同影响。公民对政府是否信任或给予多少信任,虽然本质为公民个体的主观感,但这一主观感却是政府客观表现（如政府质量）、多极中介建构（如媒体宣传）和个体心理认知（如人格特征）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将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异作为被解释变量,则解释变量众多,同时,此解释变量与彼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不可忽视,因而企图将社会作为物理实验室严格控制以求精确测量的努力往往归于失败。政治生活本身的特点、定量研究（或经验研究）内含的局限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决定了模型方法在本研究中具有逻辑上的自恰性。新制度主义范式、政治沟通范式和文化-心理范式对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成因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与其将它们视为相互竞争的观点,不如当作彼此补充的理论。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发生模型的建构采用一种综合性的视角,对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形成、维持和强化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关注到了制度、文化和媒介在不同层次上的共同作用。具体来讲,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中国政府层级结构的驱动,这一结构不仅造成了高层、中层、基层政府政治权力的客观差异,也影响着它们善意的总体呈现；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场景下,由于中国共产党为（长期）执政党,党组织在国家管理和政治权力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党政并未真正分开,以“党管媒介”为重要原则的中国传播管理体制使特定的上级（党委）政府和下级（党委）政府在媒体资源占有上存在明显不同,与下级政府相比,上级政府运用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政策合法化的能力更强,加之大众媒介的舆论监督通常较少针对同级或上级政府,多为自上而下的监督,致使基层政府的失灵状况更容易被民众所感知。在媒体营造的象征性现实中,上级政府往往具备较高能力和道德上的完美,下级政府则能力相对较低并存在道德上的瑕庇,导致个体对高层、中层、基层政府的善意和能力感知出现分化。理解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生成原因,必须注意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客观性、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建构性和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认知性的区别和联系；最后,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集中体现的大一统、人治思维等意识在当代仍有广泛影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人对高层、中层、基层政府的态度、情感和评价。由于特定的上级政府较下级政府通常更具权威性,从而形成有利于上级政府的独特的民族心理模式。学术关怀和政治决策者需要将关注的焦点从追求高政府信任转移到提高政府质量上来。如果从规范意义上的政府目的来考量,政府信任的良性结构应体现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在特定政治共同体内,政府应以统一而非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各级各类政府组织均应具有较高的可信性,显示必要的治理善意和治理能力,以统一、联合、整体的方式作为信任客体在政府信任关系中出现,政府信任图景应是一致的,而不应表现为横向或纵向间政府信任的分散、孤立和破碎；其次,应是包含理性怀疑的明智信任。以信任和不信任双因素观衡量,同政府信任一样,政府不信任具有独特价值,因为政府不信任调整着政府信任的分配,决定着政府信任的指向和边界,可以防范政府背叛的风险,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构件；最后,政府信任受多重因素影响,有复杂的生成机理,但民主的政府理念和优良的政府质量应为健康政府信任的主要驱动。着眼未来,政府应在重塑组织、文化和采纳新兴技术的基础上,对公民需求和偏好发生的巨大变化作出更好回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良政善治的构建及“共同善”的实现,需要有力的政治权力,也需要对政治权力作出必要限制,这对处在转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具现实意义。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塑,作为一个显着的变化,政治权力开始受到限制和规范,公民权利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珍视,政府行为遭到更加严苛的评判,政府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已大为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的政府信任成为问题,并不表明和昨天相比政府做得更差,而是新时代的公民对政府的要求更高,关于“好政府”的标准正发生变化。重塑中国的政府信任需要采取综合性的策略“再造政府”,一是优化政府层级管理。减少政府层级,改善县域治理；厘清权力责任,规范央地关系；培育合作文化,建设整体政府；二是促进政治问责。在强化执政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同体问责的基础上,重视各类异体问责,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加强政治问责立法；三是改善政治传播。确立重视沟通的新型行政文化,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不断增强政府透明度。着眼未来,中国应结合复杂性时代的特殊场景,努力践行整体性治理理念,积极提供灵活、更具弹性和人性化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加强顶层设计和技术支撑,构建信任合作型府际关系,切实增强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政府质量。政府信任是一种至关重要却极其脆弱的资产,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信任的赢得是个漫长征途,没有捷径可走,从规范意义上来讲,政府信任的产生应主要来源于民主的政府理念和良好的政府质量的驱动。中国的政府质量近年来已得到显着提高,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仍任重道远,这需要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对强国家、民主和法治作出巧妙平衡,并结合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优先选项进行妥善安排。中国需要向全球的优秀实践者学习,也需要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地开展自主性的创新性实践。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政治决策者的激情和眼光自然必不可少,而源自公民的鼓励和压力亦相当重要。

韩建力^[7]（2016）在《交公粮：农业税时代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认知 ——基于河南H庄访谈》文中指出农业税,俗称“公粮”,是对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H庄是河南省的一个自然村,地处豫皖交界的豫东平原。H庄村民世代以农业维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新中国成立后,H庄的经济水平依然落后:集体化生产时期村民经历了“红薯”时期、“杂面馍”时期;1981年分田到户之后,粮食产量显着提高,但多数家庭依然存在“公粮”与“口粮”之争,部分家庭小麦不够吃的现象甚至持续到2003年农业税费体制改革时期。2005年河南全省废除农业税之后,H庄告别了持续千年的“皇粮国税”,“交公粮”成为了村民饱含复杂情感的集体记忆。以政治学视角重新审视农业税征收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关于“交公粮”的集体记忆可以作为分析农民政治认知的质性资料。如果将农业税征收过程理解为政治权力运行过程,那么在税费时代农民的集体记忆中包含的农民关于农业税、纳粮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农民对于工作人员、公粮制度的认识和评价就可以转译为农民对国家政策、乡村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规则等政治方面的基本认知和评价。2015年农历腊月,笔者以“交公粮:农业税时代的集体记忆”为主题对河南H庄的部分村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主要收集了村民关于“公粮”的记忆,公粮征收与缴纳的过程的记忆,以及农业税时代家庭生活状况及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记忆。结合史志资料笔者发现:在农业税时代,H庄的许多家庭税负较重、精粮匮乏、生活贫苦,村民在缴纳公粮的过程中遭遇到诸多不公正待遇;农业税时代的H庄村民承受着生存和心理双重压力,但村民没有个人或者集体抗税行为,也没有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渠道进行利益表达的行为。本项研究发现:第一,集体记忆作为研究农民政治认知的路径具有可行性。农民的政治认知依赖于自身的身体实践,并呈现出事件化、具体化、碎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农民与政治相关的集体记忆描述农民的政治认知,并根据其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验证其政治认知资源,政治认知过程,进而完善对农民政治认知的阐释;第二,农民对政治权力主体和权力运行方式有着片面的认知,认为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自利性、层级性、人格化及存在弹性规则等特征。

张帆^[8]（2016）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政治解体、社会解组的“总体性危机”,承担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巨历史任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体制外的革命型政党,其自身在革命过程中又面临着不能进行公开与合法活动且时常遭受体制力量摧残的现实困境,并进而影响其资源集聚和社会动员能力,对其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为了完成近代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向并利用各种社团组织,并以此作为集聚力量、整合资源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丰富的社团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是党利用社团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与社会力量在完成近代历史使命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与开展的实践活动的统一体,主要包括根据地社团思想与实践、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与实践、秘密社团思想与实践等三个组成部分,分为思想认识、政策策略、工作实践三个层面。本文主要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生成原因、发展衍变、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实践成效、特征地位等方面进行阐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生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团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主观动因,丰富的社团工作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共产国际的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即党成立初期的萌芽发轫、大革命时期的初步发展、土地革命时期的曲折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成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继续发展等五个发展阶段。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根据地社团思想和实践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与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辖区（如苏维埃区域、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内的群众社团及其工作的一系列思考认识与政策实践,主要包括党对社团的基本认识、根据地社团建设政策与举措、根据地社团与党政关系思想与政策等一系列的思想认识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党对根据地社团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根据地社团的性质与特征,党认为其具有自愿性和独立性;二是关于根据地社团的功能和作用,党主要强调其维护群众利益和支援革命的功能。关于根据地社团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方面,党主张从组织使命、组织建设、工作活动策略等方面进行建设。关于根据地社团组织与党政机关的关系,党主张坚持两个“统一”,即加强领导、管理与尊重独立性相统一、相互支持帮助与防止不良倾向相统一。党关于根据社团的建设思想与举措,在实践中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不仅促进了根据地社团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使根据地社团在支援革命战争、促进根据地各项建设、维护群众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党在反动统治区的社团思想和实践也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党关于在反动势力控制区如何建设和发展革命或进步社团、如何对异性社团开展统战工作、如何指导群众社团开展工作和活动等一系列的思考认识和方针政策。关于如何在反动统治区建设和发展革命社团,党主张从组织使命、组织建设等方面开展建设。关于对待反动统治区异性社团的工作策略,党主张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如对于进步性社团,党主张积极团结、帮助和支持;对于中间性社团,党主张进行联合与改造;对于右翼性社团,党主张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和组织,等等。关于反动统治区革命群众社团如何开展活动,党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如把争取群众利益与革命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利用公开与合法方式开展革命斗争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反动统治区社团思想和实践在获得丰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尤以土地革命前期和中期表现的最为突出,并给党的社团工作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秘密社团思想与实践是其整个社团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又一组成部分,是党对秘密社团的产生和形成、成分与结构、性质与功能以及工作策略等一系列的思考认识与实践活动。关于秘密社团的产生与形成原因,党认为包括现实、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其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与压迫是最主要的原因。关于秘密社团的成分与结构,党指出——以失业破产的下层群众为主,同时也包括着少量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上层势力。关于秘密社团的性质与功能,党认为其是一个积极性与落后性、革命性与破坏性并存的矛盾统一体。民主革命时期,随着秘密社团工作实践和思想认识的丰富深化,党的秘密社团工作政策和策略也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完善成熟的发展过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秘密社团思想与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正确的,同时也包含一些错误的成分,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成效。产生于革命历史背景下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呈现出了鲜明的特性,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从其特性来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社团思想具有突出的革命性、鲜明的阶级性并重视党的领导。从实践意义来看,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社团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显着的实践成效,一方面动员和团结了广大革命群众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支援或参与革命斗争,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进步;另一方面有助于新中国以及当代中国社团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新中国不同阶段党的社团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理论价值来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和实践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团思想与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革命实际、党的社团工作实际有机结合过程和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杨帅^[9]（2015）在《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式商业也开始兴起。新式商业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外国洋行。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洋行早期的活动主要是在商业方面,充当中外贸易的中介。二是买办商人开办的商业。买办作为外国洋行的经纪人,收入较高,他们将其收入积累作为资本,投入到商业或其他行业中,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行商业经营活动。买办商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三是旧式商业的转型。一些旧式商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也采用资本主义商业的的经营方式,将其转换为近代资本主义商业。近代新式商业的兴起,从总的来看,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们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在经营内容上更多地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服务。四川的私营商业在民国时期逐步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大发展,经营业务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迅速增长,有的已发展为“百万富翁”。各类商号也随之兴起,商号的发展演变与空间分布都呈现出新的态势。清末,四川各地的金融机构以票号、典当、钱铺、因利局等旧式融资业为主,其中票号最具实力。辛亥革命后,票号衰败,钱庄、银号代之而兴。民国初年,重庆钱庄发展到50多家,上下货帮的款项收交和城市商贩的资金周转多由钱庄汇兑融通。1915—1934年中国、交通、殖边、金城、江海等国内大银行先后来川设立机构,同时,由四川官、商创办的四川、华川、铁道、浚川源（复业）、聚兴诚、美丰、大中、川盐、川康、重庄、四川工农、四川建设、和成、裕商等一批银行相继开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各大域市的工厂、企业、金融机构等相继内迁,大量资金涌入四川。抗战结束时,川、康两省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163家（其中总机构380家）,约占全国全融机构总数的四分之一。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遍布川、康各大、中、小城市的金融网络。山货属于四川省重要产品,每年出口数量极大,在民国以前,四川多数地方并没有山货帮一说,被称为山货帮的商品,都属于药材帮贸易范围以内,统称为山货药材业,后因其中有非药材部分的货品,营业日益扩大,于是脱离药材业范围,而自成山货帮。比如桐油,本来包括在山货业以内,只因抗日战争前桐油业发展突飞猛进,占全国物产输出总额的第一位,已非山货业所能统括,因此,原有的产业逐渐分化出以专门经营药材、桐油、畜产品等为主的大山货行业,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营生的各种商号应运而生,形成了相互包容,而又各有特色的不同商号群体。饮食品商号涵盖的范围较广。民以食为天,四川地处内陆,交通不便,粮油市场在近代仍保持着封闭型、区域型的传统,除桐油出口商外,粮油商人中小户居多。市场交易方式,仍以产销见面、余缺调剂为主,批发交易次之,期货交易甚少。交易规则多从习俗,缺乏公开性与竞争性。清末民初及抗日战争时期,是四川糖业极盛时期。四川的糖除内销本省外,还销往邻省。桔糖下运至两湖销售,称为“药糖”,白糖销至陕甘,红糖销至贵州和云南,冰糖多为本省消费,资中、内江所产多销川东南,简阳、资阳所产多销川西北。随着自然流转的渠道,在销售区域的合江、江津、重庆、涪陵、万县、合川、成都以及宜昌、沙市都形成了川糖的市场。民国时期,腹茶引岸制度无形解体,茶商在缴纳政府课税以后,即摆脱历来的限制而自由营运。有的产茶地区已扩销省外市场。如邛崃历来以生产边茶为主。腹茶兴盛,市场已扩至成都、广汉、简阳、新繁、新都、中江、金堂等,后来又开辟陕西、甘肃、青海等、都属于直接运往消费地。重庆正式开埠后,纺织品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发展。洋纱大量输入,到1930年,输入四川的棉纱高达57万担（包括国产机纱）,蚕丝出口量到1926年猛增至3万担,占当时全省输出货物总值的21.79%;夏布也成为四川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纺织业发展的同时,随之发展的丝商、棉纱商号及夏布商号在川内各地日渐活跃,并且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发展空间,成都、乐山、三台、南充等地的丝业、重庆及其周边城市的棉纱业及隆昌、内江、荣昌等地的夏布业,这些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同,也就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商号的分布格局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内体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在这些商号分布与变迁的同时,也反映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在商号的数量上的变化、商业籍贯上的演变、资本规模上的变化都各有特色;在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和及变迁方面,主要体现在商号与交通、商号与资源开发、商号与城市商业中心、商号与行帮组织及人口等相互影响等诸多方面。

童宗斌^[10]（2014）在《劳务输出型乡镇的城镇化动力与惯性机制 ——中部河镇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Urbanization）彰显了人类的发展理性,是一种市场化行为,更是一种组织化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作为“迟发外生型”国家,更加突出地将发展理性以组织化的行动方式植入到全国的城镇化历程中,推动城镇化快速前进。这样的城镇化过程在不同的学科知识体系里被演绎成众多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到政府的推进之手。政府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各级政府通过自身的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让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的行动主体以或主动、或被动的不同方式参与进来,集体推动了城镇化的形式演进。理解这种形式演进,不能脱离城镇生态系统本身的组织结构和时空场域特性,忽略其背后的政府推进之手。城镇化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发展战略的考量固然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些全局性的认识,但若不能深入细致解剖麻雀,掌握城镇化的组织动力和维持这一动力的惯性机制,就很难真正发现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有效治理方法。在既往的知识生产中,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 poratism）、地方的市场社会主义（Local Market Socialism）和政府即厂商（Loca 1 Government as Industrial Firms）等理论的提出,以及围绕此建立的各种分析框架,为探析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和角色提供了理论脚手架。但城镇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转型问题,还关联到政府如何处理与其他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地方整体性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在乡镇企业欠发达,甚至没有产业基础的中西部地区普通乡镇,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行动,并整合多方行动主体和资源保持这种发展惯性,仍亟待深究。其实,从城镇化的行动主体构成来看,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过程。代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地方政府、公司和群众在日常治理中如何互动,进而形成当前城镇化形式的过程,也需要放在具体的场域和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为此,本文力图从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的视角出发,利用准民族志方法（quasi-ethnomethodology）,对一个中部地区的普通劳务输出型乡镇——河镇的城镇化启动、失败到再开发的城镇生命历程进行回顾,探究其在几乎没有乡镇企业等产业基础的支持下,依然能推进城镇化的动力来源及维系这一动力的惯性机制。为此,本文分为七章进行阐述。第一章导论,从城镇的属性和城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视角及城镇化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等角度探讨了研究的基本知识背景;第二章相关研究回顾和分析框架,重点围绕城镇化关联的组织运作机制和基层治理等内容探讨城镇化研究中亟待研究的领域,明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框架;第三章至第六章从河镇的行政建制和生命历程片段中涉及城镇化推进的关键事件入手,分析河镇从城镇化启动、失败到再开发过程中所采取的治理方式和形成的惯性机制。第七章结论和讨论部分概括了全文的研究发现,并进行理论总结和探讨。全文研究发现:在河镇的城镇化进程中,镇政府基于行政建制的组织基础,立足现有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和户籍制度,以发展理性生产的共识为引导,形成了试点模仿、系统动员和项目整合等三位一体的惯性机制,推动和维续了当地城镇化的形式发展。镇政府在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上奉行“向上看、向东看”的原则,积极试点模仿沿海江浙一带的发展,以创建开发区为抓手,推进土地的城镇化,提升地方财政收入和城镇建设。在这一过程,镇政府还需充分利用绩效、情感和权力等动员手段,系统动员各类行动主体参与,并通过项目整合的方式,找到自己可以主导和控制的治理空间,协调各方利益,贯彻地方发展意志,达到形式上快速城镇化的目的。这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惯性机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奉行并利用地方发展主义,强力介入和操纵非市场治理的后果。如何让城镇化从形式演进转向实质发展,形成高质量的城镇化结果,需要我们就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与非市场治理的关系进一步探究。

二、乡镇选举:中国农民的民主操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乡镇选举:中国农民的民主操练（论文提纲范文）

（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以“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合寨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从聚落到泛化:论乡镇选举与村庄人一般信任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5）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一项多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交公粮：农业税时代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认知 ——基于河南H庄访谈（论文提纲范文）

（8）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劳务输出型乡镇的城镇化动力与惯性机制 ——中部河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乡镇选举:中国农民的民主操练（论文参考文献）

• [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2]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以“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合寨村为例[J]. 郭亮. 政治人类学评论, 2018(01)
• [3]从聚落到泛化:论乡镇选举与村庄人一般信任模式[J]. 杜世超. 社会发展研究, 2017(04)
• [4]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D]. 朱妍. 武汉大学, 2016(08)
• [5]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一项多案例研究[D]. 秦上人. 浙江大学, 2016(01)
• [6]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研究[D]. 杨建宇. 山东大学, 2016(09)
• [7]交公粮：农业税时代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认知 ——基于河南H庄访谈[D]. 韩建力. 吉林大学, 2016(09)
• [8]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团思想与实践研究[D]. 张帆.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9]民国时期四川商号分布与变迁研究[D]. 杨帅. 西南大学, 2015(01)
• [10]劳务输出型乡镇的城镇化动力与惯性机制 ——中部河镇的个案研究[D]. 童宗斌. 南京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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