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刘宇航[1]（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延安时期社团研究》文中指出延安时期社团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革命历程的产物,它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的分析延安时期社团的发展规律,深入挖掘延安社团工作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正确总结延安时期社团开展思政工作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利用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文从延安时期社团、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延安时期社团联系三个方面进行了概念阐述。分析出延安时期社团的诞生离不开对五四运动与苏区文艺工作的继承和繁衍、离不开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时代召唤、也离不开“到延安去”知识分子争取和平民主的心灵呐喊、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保障和陕甘宁边区和谐的社会氛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团经历了起源与开创、发展与繁荣、发散与延续,最终圆满的完成了推动革命发展的任务。延安时期社团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武器,它依照革命形势的发展所需,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升边区群众的生活价值、改善陈旧落后的生活方式、营造民主乐观的生活环境、宣传抗日战争战略方针政策和形势政策、宣扬民主和平的建国思想等方法,协助党中央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等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时期社团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准确的把握其基本规律,运用典型教育法、实践教育法、自我教育法等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是党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它为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现实启示。首先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其次加强科学指导,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是社团开展工作的有力保障,再其次强化队伍建设,保持强大的干部储备是社团开展工作的关键环节,最后紧密联系群众,赢得群众的充分肯定是社团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深入挖掘延安时期社团留下的宝贵经验,可以充分提升新时代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水平,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辛欣[2]（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提出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党群[3]（2020）在《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然灾害是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全球气候变暖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损失更严重,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均构成威胁。对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掌握灾害规律,以防灾、减灾,维系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陕北地区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且在生态、社会、能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小冰期”气候条件恶劣,整体趋冷干。本文对明代这一典型气候恶化时期,发生在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特点、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可丰富过去气候变化时期自然灾害研究案例,获得对灾害发生下自然-生态-社会反馈机制的认识,对从过去自然灾害中进行“灾害学习”,及现今全球变化背景下灾害防治、环境治理、人地关系调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通过对明代发生在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史料收集、整理,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数理统计、小波分析、M-K检验、ArcGIS空间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及灾害总体特点、灾害间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灾害原因及社会影响开展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明代的277年中,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共发生404次。旱灾为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共发生98年次,涉及1885县次。等级上“中度”占优势,大旱、特大旱对社会影响巨大。时间分布规律明显: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阶段:少发-广发且增加-减少-快速增加,多发和广发的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季节性明显,夏季高发、广发,秋季和春季多发,冬季最少,多发连季节旱。3)具有6a、12a、25a和66a的周期性。4)1400-140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空间分异表现为:南部高、北部较低,且旱灾高频区域呈连片分布特征,分布在洛川-黄陵-黄龙,和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区域。连年持续干旱在明中后期多有发生,对区域干旱气候事件具有指示作用。（2）洪涝灾害共发生54年次,涉及313县次,等级以“中度”为主,多发于明中后期,“重度”灾害集中于明中期。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表现为: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无灾-较频发广发-频发但范围减少-快速增加。2)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秋季多发,秋季最广发,月份上七、八月（农历）最多发、广发。3)具有6a、32a的周期性。4)1380-1389年呈现频次由少变多的突变态势,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灾害空间分异表现为:高频中心呈点状分布,位于榆林、富县、绥德、清涧。（3）因旱、寒冻低温、洪涝、虫、风、雹、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共发生90年次。因旱灾导致的最多（69年次）、涉及范围最广（976县次）。时间分布规律表现在: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少发-多发广发-多发较广发-频发广发,明中、后期频发、广发,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具有4a,9a,22a,40a的周期性。3)1410-141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空间分异表现为:存在洛川-黄陵-黄龙-富县,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高频区域。（4）地质灾害共发生31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但“重度”灾害影响更大。时间上的分布规律明显:10a频次呈显着上升趋势,综合考虑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无灾-增多-频发广发3个阶段。空间分异明显:高频区域多成片出现,位于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榆林、延安-延长。寒冻低温灾害共发生28年次,以“中度”、“重度”为主,明晚期最频发、强度最大。灾害发生10a频次呈较显着上升趋势,结合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少发-增多-无灾-快速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特征明显:秋季最多发,夏、冬季次之,春季较少。空间上差异较明显,北部、中部地区较多发。雹灾共发生32年次,集中于明中后期,10a频次呈波动上升趋势,有减少-增多-平稳3个阶段,年内集中于夏、秋、冬3季,夏季最多。空间上,北部、东部较多发。虫灾共发生32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重度、特大虫灾集中于明中、后期。灾害10a频次呈上升趋势,划分为少发-增多-无灾-波动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显着,多发于夏秋两季。空间上,黄陵、清涧最为多发。（5）自然灾害总体呈现越到明代后期,越频发、灾情越严重:明代前期灾害较轻,中期发生频度、广度偏高,后期最频发、广发。年内季节性显着,四季均有发生,夏秋两季更集中、频繁（占总数的75.50%）。空间差异较显着,榆林,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是相对高频区域。（6）自然灾害间具有关联,多灾种耦合特征明显。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间形成普遍联系的灾害网络,饥荒位于网络中心位置。气象灾害的旱、洪涝、雹、寒冻低温、风灾间存在关联,并有耦合发生的情况。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虫灾存在关联。多灾种耦合还表现为时间的群发、空间的群聚。灾害群发频度显示了8个群发期,不同群发期灾害构成类型存在差异,明末的第8群发期最为严重,灾害构成指示了当时冷干的气候特征。灾害多度识别了灾害的群聚,环境相对较好的东中部绥德-米脂-子洲-清涧区域、南部洛川-黄龙-黄陵区域的灾害群聚,表明灾害群聚与孕灾环境、承灾体均存在关系。（7）陕北地区灾害发生的原因包括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气候的冷暖干湿与自然灾害总频次、县次间,呈负相关关系:气候偏冷干时段灾害相对多发、广发。旱灾频次、饥荒县次、寒冻低温灾害县次与温度关联度更高,洪涝灾害频次、虫灾频次、地质灾害县次、风灾县次与湿度关联度更高。地质地貌因素则对洪灾、地质灾害起重要作用。社会因素表现为人口数量、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与社会脆弱程度。自然灾害发生频次与人口增加呈同方向变化:人口增加速度越快,灾害发生越频繁。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表现为:北部屯垦的发展与灾害分布重心的南-北移动相呼应。救灾措施失效等表现出的社会脆弱性程度增加,是明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灾害更加频繁的重要原因。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森林草原植被减少和水土流失加剧。明中后期自然灾害的频发、群发,与此时期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存在联系。陕北地区明代灾害与自然、生态、社会因素存在互动关系,反映出自然-生态-社会系统形成负反馈链条,是气候恶化背景下,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8）各类灾害的频繁发生,对区域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文化诸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人口死亡、流移,农业和城镇经济受损,冲击社会秩序,塑造信仰、民俗及城镇建设。
王佑汉[4]（2020）在《基于遥感的四川省撂荒耕地多尺度空间格局及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城镇化之路取得了极大成效,但部分乡村空心化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直接导致大量耕地撂荒,对粮食安全及产业发展形成一定阻碍。四川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和优质耕地保护区,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又以丘陵和盆周山区为最。区域耕地撂荒问题已不容忽视,尤其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经济发展、农户精准脱贫、区域耕地轮休制度建立、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实施藏粮于地的战略决策。但还有诸多问题亟待探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或方式可以有效查清四川省的耕地撂荒数据?四川省耕地撂荒是否存在地域分异规律?地理学的不同研究尺度问题是否在耕地撂荒中存在?耕地撂荒的内在动因和机制是什么?撂荒耕地的动态监测如何开展?遏制耕地撂荒的最有效方法和途径有哪些?以上问题的解决,可以我国类似地区耕地撂荒普查（调查）提供技术支撑,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数据参考和佐证,为类似地区开展耕地撂荒的系统研究提供参考,为四川省和类似地区的耕地轮休提供空间格局的指导,为分区域开展耕地保护研究和制定耕地保护措施、策略提供启示。四川盆地、西南丘陵山区受云雾、光照等条件影响,传统遥感影像获取的地表信息量和遥感产品的合格率均较低。同时,受地形影响,四川盆周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地块细碎和零散程度高,低分辨率遥感调查难以识别撂荒耕地。论文在对比分析分辨率为5.8m、2m的卫星遥感影像和分辨率为12cm的无人机遥感影像的基础上,发现5.8m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数据目视解译完全无法区分耕地撂荒与否,2m和12cm分辨率的影像可以在图斑和地块尺度区分土地利用类型和耕地撂荒与否。但是,耕地撂荒后受到植物生长期、地表下垫面含水量的影响,仍然有部分地块无法通过目视解译正确判读。故,在省域尺度的耕地撂荒研究中,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采用外业实地调查法获取撂荒地块的空间信息。首先,选定南充市顺庆区坦山铺村作为实验村,基于无人机影像面向对象进行撂荒耕地地块信息提取,并开展撂荒耕地和未撂荒耕地图斑信息采集,共获得1379个撂荒耕地地块（其中水田569个、旱地810）、770个未撂荒耕地地块（其中水田302个、旱地468个）,为后续研究积累经验。然后,在四川省省域范围内随机选择501个调查样本区（1km2/个）,开展撂荒耕地图斑及影响因素的地类调查,共获得9895个撂荒耕地图斑（其中水田3880个、旱地6015个）、15276个未撂荒耕地图斑（其中水田6104个、旱地9172个）信息,构建省域尺度耕地撂荒图斑数据库。接着,选择典型案例区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开展乡镇尺度的村域撂荒图斑调查,分别在金源乡、保平镇获得537个撂荒耕地图斑（其中水田264个、旱地273个）、730个未撂荒耕地图斑（其中水田161个、旱地569个）、1044个撂荒耕地图斑（其中水田413个、旱地631个）、860个未撂荒耕地图斑（其中水田224个、旱地636个）,并构建乡镇撂荒耕地图斑地理信息数据库。接着选取2个典型案例村开展撂荒地块和农户信息采集,在位于盆周山区的广元市剑阁县江石乡天堂村获得了398个撂荒耕地地块（其中水田149个、旱地249个）、2390个未撂荒耕地地块（其中水田733个、旱地1657个）信息,在位于盆中丘陵的南充市营山县朗池镇凤凰村获得930个撂荒耕地地块（其中水田212个、旱地718个）、1651个未撂荒耕地地块（其中水田714个、旱地937个）,并构建村域农户承包地块尺度的耕地撂荒地块数据库。最后,基于上述地理空间数据和DEM数据,选用空间探索分析、冷热点探测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分形计算、地理集中度、核密度分析,分别在省域、县域、乡镇（村域）、地块四个尺度上,进行不同尺度的撂荒耕地空间异质性研究,并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判断县域、村域、农户及地块尺度耕地撂荒的影响机理。论文主要创新成果:（1）探索出适合不同地理尺度研究耕地撂荒空间格局的方法。在省域尺度基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应该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依据样本计算撂荒率,进而基于变异函数、空间探索分析、冷热点测算分析省域耕地撂荒的空间格局。在县域尺度,可以依据随机样本的撂荒率进行地理空间插值,选用空间自相关分析评价耕地撂荒的空间差异。乡镇和村域尺度在研究内容上更为详细,地块尺度更适合选用地理集中度和核密度探测,找到耕地撂荒的集中区域;地块或图斑尺度更适合基于分形理论和统计计算,基于空间干扰要素的集中程度的对比分析,找到地块和图斑撂荒的空间异质性。（2）开展省域尺度的撂荒耕地空间格局研究,补充和完善国内省域尺度耕地撂荒研究的不足。在撂荒耕地研究中,学者主要以地貌类型区、国家、县、乡镇、村为研究尺度。当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无人开展过省域尺度和平原地区的撂荒耕地研究。四川省具有高原、山地、平原、丘陵、平行岭谷区5中地貌类型,同时又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在四川省开展耕地撂荒研究,弥补了我国撂荒地研究中缺省域尺度和平原地貌类型区的研究不足。同时,也有助于完善和总结不同地貌类型区耕地撂荒的空间特征:四川省东部的盆中丘陵耕地撂荒严重,其次是盆周山区,成都平原和川西南山区耕地撂荒相对较低,川西高原耕地撂荒的随机性较大。水田和旱地的撂荒程度在地貌单元间略有差异。（3）基于省域、县域、乡镇（村域）、农户及地块尺度的耕地撂荒空间异质性和形成机理研究,是在系统论的指导下对地理信息科学多尺度研究的一次新尝试。以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开展撂荒地块实地调查,获得撂荒耕地的大样本数据,以此开展不同尺度的撂荒耕地空间异质性研究,并讨论其形成机理,这是在地理信息技术支撑下,开展不同地理尺度的耕地撂荒研究的新尝试,同时也完善了耕地撂荒的地域单元和研究体系。受研究尺度的影响,耕地撂荒在不同研究尺度表现出的空间格局特征和驱动机理有所差异:在省域尺度上,四川省耕地撂荒同地貌分区一样存在地域空间分异;在县域尺度上,水田、旱地和耕地综合撂荒的县域集聚特征比省域尺度解答得更详实,且与省域尺度撂荒率的冷热点分异略有差异;在乡镇及村域尺度上,耕地撂荒具有村域间的空间差异;在地块尺度上,耕地撂荒受到自身地形、灌溉、通勤距离和其他家庭经济因素的干扰,表现出一定空间分异特征。（4）多尺度、系统总结撂荒地块的空间格局特征,弥补当前国内缺乏耕地撂荒空间格局定量分析的不足。论文通过对撂荒地的地形要素（海拔、坡度、坡向）和空间干扰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发现四川省撂荒耕地图斑受自身地形条件和周边地类影响,表现出:耕地撂荒率随地形坡度增加而逐渐加大;撂荒率自阳坡、半阳坡、阴坡半阴坡依次递增;在邻近道路200m地域范围内,撂荒率随距道路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增加;距离水系0-600m的范围内,旱地撂荒率大于水田撂荒率;在距离居民点0-250m的地域范围内,耕地撂荒随着距居民点距离的增加逐渐加大;水田和旱地均表现出离林地越近撂荒率越高的空间格局特征。
袁耀辉[5]（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提出《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贾翠玲,陈彬,茹梦丹[6]（2019）在《《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40周年文献计量分析》文中认为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统计源,文章对《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40年来的载文量、学科分布、关键词分布、载文主题分布、核心作者群、作者机构分布、基金论文数量、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回顾和总结《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发展历程及成果,以促进《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更好地服务学校教学与科研,突出办刊特色,提升学报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刘燕[7]（2019）在《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唐代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王昌龄及其诗歌的研究一直是较受关注的领域。但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王昌龄其人及其诗歌本身,还没有跳出传统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模式。因此,王昌龄这样的盛唐名家研究要想走向深入,就需要有更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更先进的研究方法。故本文尝试在系统整理王昌龄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对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即时传播和后续传播、唐人选唐诗中的选录、唐人在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追摹、仿效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将以诗评家、诗选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和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结合起来,意在全面构建王昌龄诗歌唐代传播和接受史。既注重王昌龄诗歌在唐代多样化传播方式的考察,又侧重从唐代不同阶段经典的诗选、诗评中勾勒王昌龄诗歌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轨迹,总结其间的接受规律并探究其深层的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为当代王昌龄诗歌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历史借鉴。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相关研究现状、论文写作的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对唐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时代环境进行概述。主体部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重点阐述王昌龄诗歌以单篇文本形态的即时传播,主要有三大主要方式,即友朋之间的交游赋咏、梨园弟子的合乐演唱与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江宁诗会。既侧重分析每种传播方式的传播受众、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又注重探析即时传播的时空分布情况。第二章重点阐述王诗以诗文集本形态的后续传播,集本的后续传播主要有王诗别集和唐人选唐诗两种形式,重点分析王诗别集在国内外的刊刻和传播情况与唐人选唐诗在中原、西域乃至日本的传播情况。第三章注重从唐代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和文学观的嬗变来考察唐代选家对王昌龄其人其诗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定接受。主要对入选诗歌的数量、体裁、题材等方面进行精准统计,在定量分析的同时,亦注重从诗选家对王昌龄诗歌的艺术评点和诗史地位的定位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并注重分析唐人选唐诗选录王昌龄诗歌的整体趋势和其内在原因、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传世名篇和盛唐诗名的经典构建以及对后世接受的规范意义,从而在定量定性的综合分析中归纳出有唐一代王昌龄诗歌选本接受的规律。第四章重点探究唐代诗、词人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接受。首先就唐人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几种主要方式展开分析,并选取李益、张仲素等典型个案进行观照,最后论及王昌龄诗歌词化特征的萌芽和对晚唐五代词人创作上的影响,从而突出“以诗人创作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的研究特色。
李强[8]（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邹琪[9]（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提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毋燕燕[10]（2015）在《《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文中指出《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是目前《礼记》研究领域中稍显薄弱的环节,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礼记》自汉代成书后,所收录的46篇中又有23篇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因为这些篇目出现单篇别行的时间早晚、数量多寡以及存世情况差异较大,本文便选取《礼记》中的《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五篇单篇别行较多的篇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学、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整理、校勘、考辨文本文献的同时,以期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下对《礼记》单篇别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有深刻地认识。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主要对《礼记》单篇别行概念进行界定,对其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作以说明。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檀弓）单篇别行研究》,通过考察历代《檀弓》单篇别行着作的类型、存佚、着录情况、内容特色,发现《檀弓》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维系着儒家的伦理纲纪,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及保障国家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其在《礼记》成书后仍单篇别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从《檀弓》单篇别行文本的类型中我们看到了《檀弓》如何从儒家经典文本向文学文本、文章学范本转化的轨迹。第二章《（王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王制》单篇别行现象的考察,发现《王制》单篇别行多出现在清代,且与清代的政策改革密切相关,为清代政治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第三章《(月令>单篇别行研究》,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所载的四时模式构成了华夏思想文化的根基,其时间观念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人类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华夏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并集中体现了儒家对“时”的思考。第四章《<深衣>单篇别行研究》,主要是对历代《深衣》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出现原因与价值的研究,发现深衣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服饰含义之内,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尚礼重德的文化符号,成为儒者德行的象征。第五章《<投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投壶》单篇别行现象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礼仪的重视,即使是休闲的游艺活动也格外强调礼法的尊卑有序。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则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上,整体论述《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突出《礼记》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两个附录“《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与“近四十年以来《礼记》研究现状”,分别梳理了《礼记》其他篇目的单篇别行情况以及近四十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礼记》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虽为附录,却是本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延安时期社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案 |
|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延安时期社团相关概述 |
| (一)思想政治教育 |
| (二)延安时期社团 |
| (三)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社团组织的联系 |
| 二、延安时期社团发展概况 |
| (一)延安时期社团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延安时期社团的发展历程 |
| 三、延安时期党利用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
| (一)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
| (二)进行人生观、道德观教育 |
| (三)进行政治观教育 |
| 四、延安时期党利用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
| (一)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的一般教育方法 |
| (二)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的隐性教育方法 |
| 五、延安时期党利用社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
| (二)加强科学指导,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
| (三)强化队伍建设,保持强大的干部储备 |
| (四)紧密联系群众,得到群众的一致肯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s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论题研究的缘起 |
| 二、论文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一)清代前期“遗民学者”的《九歌》研究 |
| (二)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九歌》研究 |
| (三)清末以降“西学东渐”的《九歌》研究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上编 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初的社会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变迁 |
| 二、清初的楚辞学发展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经世遗民与《九歌》 |
| 一、钱澄之《九歌》研究 |
| (一)《屈诂》中《九歌》的注解特征 |
| (二)《屈诂》中《九歌》的“诗意”特点 |
| 二、王夫之与《九歌》 |
| (一)《楚辞通释》中《九歌》的评注特征 |
| (二)《楚辞通释》中《九歌》的楚俗解读 |
| 第三节 康雍时期的学人着述与《九歌》 |
| 一、李光地的《九歌注》研究 |
| 二、林云铭《楚辞灯》中《九歌》评注 |
| (一)逐句分疏、笺品宜彰 |
| (二)文脉分明、时文运用 |
| (三)择善纠缪、情景融合 |
| 三、徐焕龙之《九歌》研究 |
| (一)勿牢陈说、理精而确 |
| (二)注重章法与比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中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中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中叶的社会文化演进与乾嘉学术思想 |
| 二、清中叶的楚辞学鼎盛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朴学繁荣与《九歌》 |
| 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之《九歌》研究 |
| (一)《九歌》正文评注特征 |
| (二)《馀论·九歌》评解 |
| 二、戴震《九歌》研究 |
| (一)《屈原赋注》之《九歌》注疏 |
| (二)《屈原赋注》中《九歌》的文学观点 |
| 三、胡文英《屈骚指掌》中《九歌》疏解 |
| (一)严谨务实、信而有征 |
| (二)简约谦逊、时文运用 |
| (三)阐发精义、创见迭起 |
| 四、王念孙父子的《九歌》研究 |
| (一)《读书杂志》中《九歌》训解 |
| (二)《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中《九歌》研究 |
| 第三节 乾嘉时期的文脉之论与《九歌》 |
| 一、屈复《楚辞新注》与《九歌》研习 |
| (一)篇章脉络、悉从文气 |
| (二)肯定前注、出人意表 |
| (三)临文不赘、善用寄托 |
| 二、刘梦鹏《九歌》疏解 |
| (一)独出机杼、不拘格套 |
| (二)文脉梳理、以意逆志 |
| 三、陈本礼《屈辞精义》中《九歌》研究 |
| (一)探析章法、阐扬奥义 |
| (二)探赜诗意、时见慧心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晚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晚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晚清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传统学术思想保留 |
| 二、晚清的楚辞学旧调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道咸时期的学术复古与《九歌》 |
| 一、刘熙载《艺概》中《九歌》研究 |
| (一)“真博必约”的《九歌》研究方法 |
| (二)“朴至深远”的《九歌》研究内涵 |
| 二、俞樾《俞楼杂纂》的复兴古学与《九歌》考辩 |
| (一)《读楚辞》中“因文见道”的《九歌》训诂 |
| (二)《楚辞人名考》中的《九歌》名物解读 |
| 三、王闿运《楚辞释》中《九歌》臆注 |
| (一)不拘古人、善标新说 |
| (二)对《九歌》的政治化阐释 |
| (三)求其比附、以释作意 |
| 小结 |
| 下编 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衍变与西学思想东渐 |
| 二、清末民初的楚辞学新声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同光以降的学术巨变与《九歌》研究 |
| 一、马其昶《屈赋微》中《九歌》研究 |
| (一)“博采众说、折衷去取”的《九歌》评注特征 |
| (二)“真知其文、发其指趣”的《九歌》内涵阐释 |
| 二、刘师培的新学引入与《九歌》研究 |
| (一)地理文化视域下《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九歌》探究 |
| (二)《楚辞考异》中《九歌》异文阐释 |
| 三、王国维的西学接受与《九歌》研究 |
| (一)南北文化分析与《屈子文学之精神》阐释 |
| (二)《宋元戏曲考》中《九歌》之戏剧萌芽论 |
| (三)《人间词话》中《九歌》的词体特征联想 |
| 四、梁启超的近代文艺观与《九歌》研究 |
| (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楚辞文献整理与《九歌》涉猎 |
| (二)《屈原研究》中楚辞文学观念与《九歌》探寻 |
| (三)地缘理论与屈原思想阐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近代末至现代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现代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多元化 |
| 二、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楚辞学开拓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近现代时期的学术演进与《九歌》研究 |
| 一、闻一多楚辞研究诸作中《九歌》论及 |
| (一)对《九歌》考据学运用的字词训解 |
| (二)对《九歌》背景阐释的文化综合阐析 |
| 二、郭沫若的屈原与《九歌》研究 |
| (一)屈原研究 |
| (二)《九歌》论译 |
| 三、刘永济的传统治学与《屈赋通笺》中《九歌》研究 |
| (一)对《九歌》解题、训诂之审定 |
| (二)对《九歌》属性之剖析与情感体悟 |
| 四、游国恩楚辞学研究中《九歌》论列 |
| (一)《楚辞》概观 |
| (二)《九歌》诸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灾害的研究 |
| 1.2.2 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收集、处理 |
| 1.4.1 研究区概况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收集: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1.4.4 数据处理 |
| 第二章 陕北地区明代不同种类自然灾害时空特征 |
| 2.1 旱灾 |
| 2.1.1 年份分布 |
| 2.1.2 年份分布的连续性特点 |
| 2.1.3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1.4 周期特征 |
| 2.1.5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1.6 空间分布 |
| 2.2 洪涝灾害 |
| 2.2.1 年份分布 |
| 2.2.2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2.3 周期特征 |
| 2.2.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2.5 空间分析 |
| 2.3 地质灾害 |
| 2.3.1 年份、季节分布 |
| 2.3.2 空间分布 |
| 2.4 寒冻低温灾害 |
| 2.4.1 年份、季节分布 |
| 2.4.2 空间分布 |
| 2.5 雹灾 |
| 2.5.1 年份、季节分布 |
| 2.5.2 空间分布 |
| 2.6 虫灾 |
| 2.6.1 年份、季节分布 |
| 2.6.2 空间分布 |
| 2.7 风灾、疫灾及其他灾异 |
| 2.7.1 风灾 |
| 2.7.2 疫灾 |
| 2.7.3 其他灾异 |
| 2.8 饥荒 |
| 2.8.1 导致饥荒的自然灾害种类分析 |
| 2.8.2 饥荒的年际分布 |
| 2.8.3 周期特征 |
| 2.8.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8.5 空间分布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及特点 |
| 3.1 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 |
| 3.1.1 自然灾害的时间分布 |
| 3.1.2 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 |
| 3.2 自然灾害特点 |
| 3.2.1 自然灾害种类多,旱灾为首要灾害类型 |
| 3.2.2 发生频率高,受灾面积广 |
| 3.2.3 灾害发生时间不均衡 |
| 3.2.4 灾害发生空间不均衡 |
| 3.2.5 多灾并发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特征 |
| 4.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 |
| 4.1.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分析 |
| 4.1.2 气象灾害关联性及多灾种耦合时间特征 |
| 4.1.3 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与虫灾的关联性 |
| 4.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空特征 |
| 4.2.1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间特征——灾害群发 |
| 4.2.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空间特征——灾害群聚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原因分析 |
| 5.1 自然要素 |
| 5.1.1 气候因素 |
| 5.1.2 地貌因素 |
| 5.2 人类社会 |
| 5.2.1 人口数量变化 |
| 5.2.2 土地开发利用 |
| 5.2.3 社会脆弱程度 |
| 5.3 生态环境 |
| 5.3.1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概况 |
| 5.3.2 陕北地区明代生态环境恶化 |
| 5.4 对自然灾害与自然要素、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梳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 |
| 6.1 对人口的影响 |
| 6.1.1 人口数量减少 |
| 6.1.2 人口迁移与流民 |
| 6.1.3 灾民生活质量、健康状况低下 |
| 6.2 对经济的影响 |
| 6.2.1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
| 6.2.2 对商业经济的影响 |
| 6.3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
| 6.3.1 冲击社会伦理 |
| 6.3.2 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 |
| 6.4 对文化的影响 |
| 6.4.1 灾害相关的信仰 |
| 6.4.2 灾害相关的民俗行为 |
| 6.4.3 灾害对建筑、城市建设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可能的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基于遥感的四川省撂荒耕地多尺度空间格局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撂荒地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撂荒地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撂荒地的内涵 |
| 1.3 基础理论 |
| 1.3.1 地理信息科学的研究尺度(尺度科学) |
| 1.3.2 系统论 |
| 1.3.3 土地集约节约理论 |
| 1.3.4 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1.1 数据源选择与撂荒地块信息提取实验 |
| 2.1.2 前期实验村撂荒地块信息调查 |
| 2.1.3 地貌典型村地块调查和农户信息采集 |
| 2.1.4 两个典型乡镇撂荒地调查 |
| 2.1.5 撂荒地样本调查 |
| 2.1.6 撂荒地数据库构建 |
| 2.1.7 DEM数据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耕地撂荒率计算 |
| 2.2.2 探索性数据分析 |
| 2.2.3 空间插值分析方法 |
| 2.2.4 样本点冷热点分析 |
| 2.2.5 分形维数计算与无标度区确定 |
| 2.2.6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2.7 地理集中度 |
| 2.2.8 核密度分析 |
| 2.2.9 回归分析 |
| 2.3 软件工具 |
| 2.4 技术路线 |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四川省概况 |
| 3.2 乡镇尺度典型区概况 |
| 3.2.1 西充县金源乡概况 |
| 3.2.2 仪陇县保平镇概况 |
| 3.3 村域尺度典型区概况 |
| 3.3.1 南充市顺庆区坦山铺村概况 |
| 3.3.2 广元市剑阁县江石乡天堂村概况 |
| 3.3.3 南充市营山县朗池镇凤凰村概况 |
| 第4章 四川省耕地撂荒的地域分异 |
| 4.1 省域耕地撂荒的空间分异 |
| 4.1.1 样本区水田、旱地和综合撂荒频率统计 |
| 4.1.2 样本区撂荒率空间趋势分析 |
| 4.1.3 样本区撂荒率半变异函数分析 |
| 4.1.4 不同地貌类型区撂荒率空间差异 |
| 4.1.5 样本区撂荒率空间冷热点分析 |
| 4.1.6 撂荒耕地图斑的地域空间分异及空间干扰 |
| 4.1.7 省域耕地撂荒的空间差异小结 |
| 4.2 撂荒耕地县域空间分异 |
| 4.2.1 县域耕地撂荒率的测算 |
| 4.2.2 县域耕地撂荒的空间差异分析 |
| 4.2.3 县域耕地撂荒空间分异小结 |
| 4.3 典型乡镇耕地撂荒的空间分异 |
| 4.3.1 典型乡镇耕地撂荒地理集中度分析 |
| 4.3.2 典型乡镇耕地撂荒核密度分析 |
| 4.3.3 典型乡镇村域耕地撂荒空间分异小结 |
| 4.4 典型村耕地撂荒地块的空间分异 |
| 4.4.1 典型村撂荒耕地地块计盒维数 |
| 4.4.2 典型村撂荒耕地地块信息维数 |
| 4.4.3 典型村撂荒耕地关联维数 |
| 4.4.4 典型村撂荒耕地半径维数 |
| 4.4.5 典型村撂荒耕地周长-面积维数 |
| 4.4.6 典型村耕地撂荒的空间差异小结 |
| 第5章 耕地撂荒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 |
| 5.1 县域尺度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 |
| 5.1.1 县域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县域耕地撂荒驱动机制分析 |
| 5.1.3 县域耕地撂荒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小结 |
| 5.2 村域尺度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 |
| 5.2.1 村域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2 村域耕地撂荒的驱动机制分析 |
| 5.2.3 村域耕地撂荒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小结 |
| 5.3 地块及农户尺度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
| 5.3.1 地块农户尺度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2 地块农户尺度耕地撂荒驱动机制分析 |
| 5.3.3 地块农户尺度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结论 |
|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件A 前期实验村撂荒地地块调查表 |
| 附件B 两个地貌典型村撂荒地现状调查表 |
| 附件C 两个地貌典型村撂荒地成因入户调查表 |
（5）《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2 选题缘起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相关说明 |
| 第二章 《通俗常言疏证》概述 |
| 2.1 孙锦标生平与学术成就 |
| 2.2 《通俗常言疏证》编纂体例 |
| 2.3 《通俗常言疏证》训释方式 |
| 2.4 《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 |
| 2.5 《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 |
| 2.6 《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概貌 |
| 3.1 从来源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2 从内容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3 从音节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上)——俗语词 |
| 4.1 俗语词概述 |
| 4.2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义类聚 |
| 4.3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构词法 |
| 4.4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考释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中)——熟语 |
| 5.1 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 |
| 5.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研究 |
| 5.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研究 |
| 5.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研究 |
| 5.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研究 |
| 5.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研究 |
| 5.7 《通俗常言疏证》格言研究 |
| 5.8 小结 |
| 第六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下)——特殊词语 |
| 6.1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结构类型 |
| 6.2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语义分析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通俗常言疏证》新词新义 |
| 7.1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词 |
| 7.2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义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通俗常言疏证》研究价值 |
| 8.1 语言学价值 |
| 8.2 文化学价值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通俗常言疏证》引用文献表 |
| 附录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表 |
| 附录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表表 |
| 附录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表 |
| 附录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表 |
| 附录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表 |
| 附录7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40周年文献计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载文量分析 |
| 二、载文学科分布 |
| 三、载文关键词、主题词分布 |
| 四、《学报(社科版)》作者机构分布 |
| 五、《学报(社科版)》核心作者群 |
| 六、基金论文分布 |
| 七、《学报(社科版)》被引用分析 |
| (一)《学报(社科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总被引频次 |
| (二)《学报(社科版)》载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统计 |
| (三)1999—2018年《学报(社科版)》载文被CSSCI引用篇次及频次 |
| 八、《学报(社科版)》影响因子分析 |
| 九、总结 |
（7）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王诗传播接受史研究综述 |
| 三、本文写作的目的及意义 |
| 四、本文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
| 五、唐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时代背景概述 |
| 第一章 王诗以单篇文本形态的即时传播 |
| 第一节 友朋之间的交游赋咏 |
| 一、送别赠答诗及双向互动效应 |
| 二、题壁诗及多向发散型效应 |
| 三、干谒诗及“意见领袖”效应 |
| 四、宴游同赋诗及多向互动效应 |
| 第二节 梨园弟子的合乐演唱 |
| 一、唐代歌唱七绝的诗乐传统 |
| 二、“旗亭画壁”与王昌龄七绝的音乐传播 |
| 第三节 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江宁诗会 |
| 一、江宁任上的教学口授和《诗格》在国内外的传播 |
| 二、《琉璃堂墨客图》和以王昌龄为中心的江宁诗会 |
| 第四节 单篇文本形态的传播效应及传播时空分布分析 |
| 一、单篇文本形态的传播效应分析 |
| 二、单篇文本形态的历时传播与空间分布 |
| 第二章 王诗以诗文集本形态的后续传播 |
| 第一节 王诗别集的编订和传播 |
| 一、王诗别集在国内的传播 |
| 二、王诗别集在国外的传播 |
| 第二节 唐人选唐诗的选录和传播 |
| 一、唐人选唐诗兴起原因及传播效应分析 |
| 二、唐人选唐诗与王昌龄诗歌的传播 |
| 第三章 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及其诗歌的接受 |
| 第一节 《河岳英灵集》:王昌龄诗歌的“第一读者” |
| 一、“克嗣风骨”“中心高作”:对王昌龄振兴盛唐风骨的标举 |
| 二、“王稍声峻”“惊耳骇目”:对王昌龄诗歌艺术特征的体认 |
| 三、“再历遐荒”“知音叹惜”:对王昌龄晚年遭际寄予的同情 |
| 四、“第一读者”“第二读者”:声律风骨兼备审美范型的接受史意义 |
| 第二节 《国秀集》:对王昌龄五古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
| 一、《国秀集》的诗美理想和选诗倾向 |
| 二、《国秀集》评选标准和实际选录的疏离 |
| 第三节 中唐三大选本选诗倾向和王昌龄诗歌接受的“由显到隐” |
| 第四节 晚唐五代诗学旨趣的转变和王昌龄诗歌接受的分野 |
| 一、“不在马上在闺房”:晚唐五代诗学旨趣的转变 |
| 二、《又玄》《才调》:精工流丽和情致风韵的诗学旨归 |
| 三 、《唐诗类选》:掷地金声和饶有风骨的盛唐遗音 |
| 第五节 唐人选唐诗选录王昌龄诗歌的接受史意义 |
| 一、唐人选唐诗选王诗整体趋势及原因探析 |
| 二、唐人选唐诗对王昌龄名篇和诗名的构建 |
| 三、唐人选唐诗对王诗后世接受的规范意义 |
| 第四章 唐人创作上对王昌龄诗歌的接受 |
| 第一节 唐人创作上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四大方式 |
| 一、袭字句 |
| 二、学句法 |
| 三、用句意 |
| 四、效体式 |
| 第二节 唐人创作上接受王昌龄诗歌的典型个案分析 |
| 一、“去龙标不远”:李益摹其风神 |
| 二、“升江宁之堂”:张仲素得其遗响 |
| 第三节 王昌龄诗歌对晚唐五代词体创作的影响 |
| 一、唐代歌诗向词体的转变及王昌龄诗歌的合乐性 |
| 二、王昌龄诗歌词化特征的萌芽和对唐五代词体创作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9）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单篇别行——《礼记》研究的另一维度 |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界定与研究现状 |
| 二、《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植弓》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檀弓》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二章 《王制》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王制》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三章 《月令》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 四、“月令体”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 四、“月令体”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月令》单篇别行原因与价值 |
| 一、《月令》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月令》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四章 《深衣》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 第二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文学作品举要 |
| 第三节 《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及价值 |
| 一、《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深衣》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五章 《投壶》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以“投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概述 |
| 第二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以“投壶”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 第三节 《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投壶》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礼记》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 |
| 附录二：近四十年《礼记》研究现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延安时期社团研究[D]. 刘宇航. 延安大学, 2021(11)
-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D]. 党群.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2)
- [4]基于遥感的四川省撂荒耕地多尺度空间格局及机制研究[D]. 王佑汉. 成都理工大学, 2020
- [5]《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6]《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40周年文献计量分析[J]. 贾翠玲,陈彬,茹梦丹.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7]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研究[D]. 刘燕. 广西大学, 2019(01)
- [8]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9]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10]《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D]. 毋燕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