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人事干部行为“十不准”

一、规范人事干部行为“十不准”（论文文献综述）

兰岚^[1]（2021）在《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大课题。高校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做好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提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设的要求,为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本研究遵循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相佐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路,构成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逻辑思维整体。以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按照理论之基——价值之维——历史之脉——现实之问——巩固之策的逻辑顺序,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现实问题。系统研究了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落实现状,对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及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的路径。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同时借鉴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现代制度学等学科理论,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辩证分析与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对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进行多维分析。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五部分。导论部分阐述了论题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第一部分阐述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对意识形态责任、意识形态责任制度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明确了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的确立依据及主要内容,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的内涵及主要内容。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就是指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向各级党组织、高校职能部门及教师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职责制度。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的意识形态责任制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对党委及各级党组织意识形态责任的相关要求、各高校制定的意识形态责任制度要求。第二部分分别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强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重点阐述了我国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的重要价值。第三部分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主要考察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制度建设的历程,特别是对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包括牢牢把握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以理论创新推动高校意识形态制度创新、围绕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丰富意识形态责任建设内容以及警惕极“左”教育思想和批判斗争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冲击等几个方面,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做好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第四部分通过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分析了我国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现状,重点从教师意识形态责任认知、责任认同、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责任制度执行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总结了高校落实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结合问卷数据分析及访谈情况指出当前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着重对主要问题进行原因分析。第五部分主要从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创新制度建设思路、强化制度执行、落实教师主体责任、抓好配套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的路径。

梅士伟^[2]（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齐绵^[3]（2020）在《“村规民约”的语言文化特点研究》文中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并开始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法制五大方面展开,全面整治我国农村地区的不和谐因素,包括人文层面、制度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的问题。乡（村）规民约沿袭千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本,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历史发展中,乡（村）规民约经历过多次起承转合的变革,随着国家法的日趋完善,现代村规民约大有消极怠惰之势,但从梳理其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村规民约能够发展沿袭至今并非偶然,无论是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工具,还是以服务和保障村庄共同利益为目的,亦或是传承传统制度文明,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文章以对江西省七个地市展开的实地调研得来的第一手语料为研究基础,对村规民约的内容、形式和语言风格作全面分析。主要借助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运用语言学多种分析方法对语料进行全面研读解析。本文正文第一章主要对乡（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进行了纵向分析,从中总结乡（村）规民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语言文化特点,并为最后与当前村规民约的内容形式对比作铺垫。第二章在对当代村规民约的发展现状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村规民约的文本内容进行了细致分析,最终将村规民约内容分为五大类十五小类。在此基础之上,对这些村规民约内容的词汇作数据分析对比,从而得出现代村规民约侧重点。第三章是对的村规民约语言风格和语言表达形式进行类别分析。将其语言风格和语言形式各分为五种形式,同样在结合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来分别分析现代村规民约的语言风格特征和语言形式特征。第五章则是通过对古今村规民约语言、形式、风格进行对比,结合宏观、微观数据对比分析,概括不同时期村规民约所呈现出的语言文化特点。第六章主要是概括了村规民约的当代文化价值,并为制定更加合乎语言规范、具备语言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提出了撰写意见。

战琪^[4]（2020）在《胜任力视角下的市级公务员培训模式优化 ——基于H市实例分析》文中认为公务员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骨干,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建设起到关键性作用。教育培训工作是提升公务员各项素质和能力的关键环节,是关系党的建设事业的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工作,是新时代下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全局性事业。公务员培训工作中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培训让参训者具备岗位胜任力,那么如何通过培训使得公务员具备岗位胜任力,使公务员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坚强的中坚力量,我们需要对干部的胜任力制定明确的标准和要求,使其更适应党的发展要求,但究竟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在推行中如何进行评估,经过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目前研究还拘泥在经验和理论的层面,定性研究居多,缺少实证研究。当前我国对于胜任力的研究,更多的来源于其他国家的理论整合,缺少因地制宜的实证研究。虽然世界各国针对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升制定了细化的标准,但与我国公务员,尤其是地市级公务员培训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使得公务员培训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大打折扣。本文以H市为实例对市级公务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H市公务员在培训中坚持以“严”字当头、“红”字在心、“学”字在身,制定了五年轮训计划,学员到训率高,但是也出现了优质培训资源分配不均、培训内容专业性和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探究其原因有激励机制不完善、培训设施不完善、管理人员水平层次不齐、缺乏的科学的培训需求分析、培训师资不足等。为了解决问题,本文在绩效评估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试图以胜任力为视角,在结合实情案例的基础上对当前H市公务员培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究,依托市级公务员的培训实情,在胜任力视角下市级公务员制度培训完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优质培训资源向基层倾斜;二是完善培训需求调查制度;三是建立培训激励约束机制;四是加强培训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五是组织管理者培训班,执行量化考核;六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训工作是一项事关全局、关乎长远的基础性工程,胜任力作为影响个体绩效的根本因素,对提升参训对象的综合能力具有推动作用。构建完善匹配的公务员培训模式迫在眉睫,一个详备完善的胜任力培训模式,对公务员的能力培养、选拔任免、岗位匹配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我们期望构建的胜任力模式,是结合各地市的发展实际展开,立足于公务员的个体需求,全面、科学、可评估的进行操作。在本文的研究中,通过对公务员培训全过程的研究分析,找到与当地实情可以匹配并与之相适应的胜任力模式,以此来检验、预测、构建、增强参训对象的职位匹配胜任力,制定完善科学的培训规划,为其他地市的公务员培训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的视角。

王秋实^[5]（2020）在《中职学校规训机制与学生的主体建构》文中研究表明当今职业教育在社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一直以来大众对职校生都有刻板印象,打架斗殴、不思进取、混日子、不学习都是职校生的标签。尽管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次等教育”,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中考以后就不得已步入职业学校,将职业学校当成向上流动的希望。然而现实让人感到无力,毕业后的中职生似乎都是一样的,只能做一些低技术的工作。职业教育为何不能成为职校生向上流动的途径,职校学生的主体身份在职业教育中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这正是笔者所关注的。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底层教育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理性分析,借鉴福柯的规训权力和保罗·威利斯的“抵制理论”,关注职校生在教育机制中的主体建构。笔者以南京市G校的职校生为例,参与观察职校生的学校生活,并重点对10名学生进行访谈。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职业教育制度的变迁以及当前职业教育的模式。其次,走进学生的日常学校生活,一方面学校借以权力的微观技术,通过对空间、时间等的把控,将学生规训成驯顺的肉体;另一方面,学生对于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都有着相应的反应,他们抵制学校权威,形成了独特的“青少年社会”,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气质,职校生的自我认同已经开始被慢慢构建。再次,学校为了更好的管理教学,运用了监视、检查的手段,加固权力的再生产,以及运用德治的手段,让学生更好的被管理,从而实现职业教育的教育定位。最后,通过上述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学校规训教育与学生的抵抗行为的过程中,学生的反叛的自我被塑造。在对结构的抵制中,他们产生对自我的认同,再造出了不同的主体。学校的惬意生活孕育了消费主义,乖张的行为下隐藏的是自卑的内心,学生对知识和文凭的洞察既抵制又认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找到了对这个群体的认同,充满义气和关系的江湖气息是他们的精神纽带。职校的学生就这样在结构和自主性的选择中重塑了自己“差生”的身份,进而加速了自身底层的再生产。

唐荔萍^[6]（2020）在《自贡市自流井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公务员队伍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特别是建立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迫切需求。而基层公务员队伍做为国家和政府部门方针、政策最前线的执行人,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国家和政府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对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和谐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以及政府的决策、管理职能的落实和社会大环境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可确定因素的增多,各种摩擦和矛盾更为频发,基层公务员队伍在寻常又频繁的同人民群众的接触过程中,他们的思想、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表现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人民群众对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期望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自流井区作为自贡市典型的“老城区”,虽然实施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了其基层公务员队伍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但在应对复杂形势的城中老区的实际情况时,还明显存有亟待优化的地方。基于此,本文对自贡市自流井区街道和乡镇的基层公务员队伍的建设进行了优化方面的探索和研究。首先以自贡市自流井区基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作为研究切入口,通过对其基层公务员队伍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以及采用自流井区在实现社会服务过程中的基层实际案例的方式,分析了自流井区基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总结出了自流井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目前的不足之处在于思想作风建设亟需强化、考核晋升制度存有缺陷、进出机制亟待健全、培训机制的实效性较差及保障机制相对滞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强化思想作风建设、完善考核晋升、健全进入退出、改善培训和推进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优化自流井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建议。

仇赟^[7]（2019）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正义问题的内在逻辑阐释》文中研究说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一直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议题,必须依靠公开公平公正、合理有效自洽的制度和程序。程序正义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正义,强调程序在制定和适用过程中的正当性。采用什么样的程序、形式、规则对党政领导干部职位职务进行分配,直接决定到干部选拔任用结果的正义性,程序正义理论无疑为观察和审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正义性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视角。追寻完善的程序正义是人类的政治理想,通过发展程序的独立标准、建立完善必经程序、及时矫正非正义行为、不断修正调适必经程序,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完善,必将进入"设计程序—实践检验—行为纠偏—程序调适"的螺旋上升轨道,最终使实质正义得到切实保障。

仇赟^[8]（2019）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正义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干部制度竞争力是国家政治制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它不但决定了选什么样的人、怎样选人等重大问题,更决定了执政党的政策主张、治理思想由什么样的人去贯彻和实施。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由此成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重要构成因素。当今世界,中国的“选贤任能”政治模式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一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历史选择与实践运用。在“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依规治党”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价值原则的背景下,对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程序的正义性进行研究分析显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安排,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要素,也是维系执政党正当性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程序正义理论,无疑为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正义性考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观察视角。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核心概念、文献综述以及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者认为,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正义问题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意,是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证。第一章重点对文章涉及到的基础理论进行概述。包括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分配正义?什么是程序正义?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作者认为,坚持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功能主要表现在“追求价值合理性”“减少人为随意性”“增加结果确定性”“实现社会正义性”等方面。但对程序正义的探讨永远离不开实质正义这一本质要求,偏离实质正义的程序为自身的调适和修正提供了可能。第二章重点探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实质正义问题。文章认为“选贤任能”是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价值基石,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服从服务于这一实质要求。本章从中国共产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思想与制度的发展落笔,对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政治模式的内涵发展进行多维性分析、历史必然进行溯源性分析、中国特色进行比较性分析、政治作用进行功能性分析,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明析判断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道路选择与实践。从发展脉络看,“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考察和使用干部的根本标准,也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原则。从本质内涵看,“选贤任能”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也蕴含了公平正义的核心内涵,为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奠定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并从根本上保证了任何偏离这一核心价值的制度和程序在实践中能够得以纠正和完善。第三章重点围绕民主推荐环节的程序正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民主推荐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的创新发展和重大贡献,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对于克服在少数人中选人、靠少数人选人的局限,拓宽选人用人视野等具有重要意义。在民主推荐程序的发展过程中,“简单以票取人”和“拉票不正之风”始终是影响和制约其制度效用的两大负面因素。民主推荐程序的背离和调适,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冲突后,对不完善的程序进行修正的典型案例。本章从制度的起源、制度的背离、制度的调适、制度的前景四个层面,把握民主推荐程序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确立、从背离偏差到改革完善的全过程,深入分析民主推荐程序背离错综复杂的内在因素,努力剥离附加在制度之外的“不可承受之重”,为避免党的制度建设和改革少走弯路提供借鉴。第四章重点围绕干部考察环节的程序正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干部考察是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的核心程序。在梳理其历史脉络与制度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干部考察程序的精英塑造、民主参与、正义实现、组织凝聚、责任传递等政治功能以及制度的包容性、回应性、导向性、调适性,对干部考察程序存在的考察方式的传统性与考察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考察授权的有限性与责任职责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干部标准的客观性与实际操作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干部考核的导向性与获得结果的偏差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实践中的责任困境、权力困境、道德困境、技术困境、监督困境、信任困境、制度困境、激励困境等进行了学理分析和规范研究,由此提出干部考察程序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包括完善“因事察人”的考察方式,建立干部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干部承诺失信黑名单制度、干部考察表制度等具体建议。第五章重点围绕党委（党组）讨论决定环节的程序正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作者认为,酝酿先于决定、决策必先沟通是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决策程序的鲜明特征,也是党内决策的鲜明特征;民主与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决策程序中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既能防止“权力的恣意”,又能牵制“民主的僭越”;惯例与规则是干部选拔任用决策程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惯例作为一种长期约定俗成的集体共识,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隐性规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将涉及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隐性惯例规则逐步明文化、显性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对实现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正义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脉络梳理。追寻完善的程序正义是人类政治的理想。标准先于程序,按什么原则分配公共职务,这既是干部选拔标准问题,也是发展程序的独立标准;主体程序的发展,即用什么方式、经什么程序来选人用人,这是正义的初次分配;在必经程序出现实质正义结果偏差时,一方面要建立矫正程序,对违反实质正义的非正义行为进行禁止和惩罚,这是矫正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对必经程序进行修正、调整和完善,这是正义的再分配。由此,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完善进入螺旋上升的轨道,越来越接近实质正义。

孔德震^[9]（2019）在《我国监察权的监督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运行。如何有效监督监察权的行使,防止监察权的滥用,是理论和实践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一环。本文将对监察权的监督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现行的监察权的监督机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结合新加坡、日本和香港有关监督机制的有益经验,从多监督主体、多维度论述我国监察权自身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激发我国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制度优势,在现有的已经形成的监督制约方式的基础上,协调配置各方监督力量,充实创新监督手段,为我国监察权的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提出建议。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监察权监督的相关概念和内涵的概述,梳理了国家监察权改革的历程,并对监督监察权进行了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并评析了新加坡、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监察权的监督机制,并寻找我国可学习借鉴的成功之处;第三部分是从我国监察权的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两个方面对我国监察权监督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寻找出我国监察权监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是在第二部和第三部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际,从强化党委监督、人大监督、完善监察权相关法律法规、创制新的监督形式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监察权监督机制的构想。

崔瑶^[10]（2019）在《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以Y县和J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全覆盖,而监察体制改革是否能够实现改革目标,监察法律实施是否能够切实效果,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作为执纪执法者,自身首先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性修养,强化业务学习,提升履职能力,真正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坚决防止“灯下黑”。因此,本文以列宁监察队伍建设理论、习近平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理论为指南,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对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进行探讨,以期为推动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向规范化、科学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提供思考与借鉴。本文的写作框架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监察和廉政队伍建设方面的相关文献,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核心概念界定、理论基础阐释和法律政策依据概述。本文对纪检监察机关含义、工作职责和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含义、特点进行了界定。其次,本文对列宁监察队伍建设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理论进行了阐释,并对相关党纪法律规定进行了概述。第三部分为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现状分析。首先本文通过对Y县纪检监察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对Y县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其次,笔者通过对J县部分纪检监察干部进行深度访谈,对J县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度剖析。第四部分为完善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探讨。本文以列宁监察队伍建设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理论为指南,从培训体系、选拔管理制度、激励考核机制和内外监督体系四个方面对完善我国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措施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推动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一些有益参考。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在研究方法上突出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有机结合。以往关于纪检监察的研究偏重于定性分析,本文对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采取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监察及廉政队伍建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次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监察体制改革后Y县和J县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完善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合理化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利于优化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培训、选拔、激励考核及监督管理工作,提升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履职能力。（2）提出了有针对性四个方面的完善措施。本文以列宁监察队伍建设理论、习近平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理论为指南,对完善我国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措施进行了探讨:完善干部培训体系,打造专业化监察干部队伍;严格干部选任标准,完善干部选拔管理制度;坚持严管厚爱原则,健全干部激励考核机制;强化干部内外监督,打造多主体监督体系。

二、规范人事干部行为“十不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规范人事干部行为“十不准”（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村规民约”的语言文化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胜任力视角下的市级公务员培训模式优化 ——基于H市实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中职学校规训机制与学生的主体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6）自贡市自流井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正义问题的内在逻辑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正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监察权的监督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以Y县和J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规范人事干部行为“十不准”（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教师意识形态责任制度建设研究[D]. 兰岚.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村规民约”的语言文化特点研究[D]. 齐绵.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4]胜任力视角下的市级公务员培训模式优化 ——基于H市实例分析[D]. 战琪.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5]中职学校规训机制与学生的主体建构[D]. 王秋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8)
• [6]自贡市自流井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优化研究[D]. 唐荔萍.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7]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正义问题的内在逻辑阐释[J]. 仇赟. 湖北社会科学, 2019(10)
• [8]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正义问题研究[D]. 仇赟. 吉林大学, 2019(10)
• [9]我国监察权的监督机制研究[D]. 孔德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县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以Y县和J县为例[D]. 崔瑶.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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