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诗历史叙事的诗意价值

一、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孟健^[1]（2021）在《清代朱邸诗群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清代“朱邸诗群”为研究对象,以清朝演进的历史进程为基本线索勾画了朱邸诗群的形成、发展、成熟以至消歇的基本轨迹,对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朱邸诗人的创作实践、艺术风格和创作心态进行个案分析。诗与权力之间的历史性互动和满汉文化融合的进程是本研究所采用的宏观视角,将这种宏观视角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继而推进诗人个案研究的深度。绪论部分结合清朝“文治”策略厘清了朱邸诗群的基本概念,阐述其与前代同类诗人群体相比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朱邸诗群是由清朝血缘演化的自然谱系所维系,是政治治理主体与思想书写主体的合体。他们肩负着完成皇权的政治治理的图式和文化规训策略的重要使命。他们的产生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映现了皇权通过“诗”对于文化领域的掌控,以及满汉文化的交融嬗变轨迹。第一章以岳端、博尔都、塞尔赫、文昭四位朱邸文人为代表,论述了早期朱邸诗群在诗歌创作和精神志趣上的基本特点。早期的朱邸诗群多为闲散宗室,仕途坎坷。他们对诗学创作的热情一方面源于维系皇权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则源于外在政治环境的凌铄。他们曾有煊赫的地位,于朱邸之中广纳汉族名士,学汉习汉,交游酬唱。他们满怀报国之志,诗作中多有对满族骑射情景的描摹,透露出满族尚武的民族天性。但终因政治斗争引发身份的陵替而变得报国无门,其诗文多不平和愤懑郁结之气。总体而言,他们的诗学理念、诗歌创作技巧源于对汉族文化精英的单方面摄受,仍处于模仿和学步汉族诗坛的阶段。第二章论述了“康乾盛世”中“富贵闲人”诗群的诗歌创作情况“富贵闲人”多为皇子诗人。由于宗室的特殊身份,他们处于皇权辐射的核心地带,但是他们却本能地与皇权之间保持着某种似近实远、似密实疏的态势和情状,对皇权终保持某种清醒的戒惧。他们养尊处优,沉湎诗酒、耽于佛禅和悟道,意图于权力核心处,通过诗酒和禅趣、道法达成自我生命与权力核心的内在滑脱。他们的诗作大都保持着某种纯粹“典雅”的风格,允禧、永瑆等莫不如是。这些“富贵闲人”们意图在权力的核心地带开辟出生存的诗性空间,但是,技巧上的圆融娴熟和情感体验上的细腻温雅并不能掩盖其在诗意、诗境以至于思想内容上的空疏和荏弱;因此,他们在精神姿态和生命转向上是失败的。第三章论述了“康乾盛世”下以恒仁、永忠、永恚、敦敏、敦诚为代表的“篱外寒花”诗群。作为被抛离于权力核心之外的闲散宗室,这一群体在精神倾向、诗歌创作理念和审美特质上具有同质性。诗文创作已经成为这一群体的心理结构和生命格调中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凭借从诗歌创作中收获的生命体验,他们对现实的政治权势实现了精神层面上的真正超越,在文化心理和精神姿态上最终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本质性转向。“不衫不履”成为他们立足于个人生命格调上的自然选择。权力争斗和文治策略的交互的综合作用在朱邸群体中所衍生出的离心倾向,在这一时期的朱邸诗人中终于产生了某种突变性的结果。第四章以昭梿、裕瑞和奕绘为代表,论述了嘉道衰世背景下朱邸诗人的诗歌创作之基本倾向和他们内在的精神取向。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多具有“实录”、“实写”的现实主义色彩,昭梿和奕绘皆是如此。这表明他们与汉族士人群体在精神和情感上达成了某种历史性合流。他们既具备了传统汉族士人精神上的自持和人格上的独立;同时,经过诗文传统的不断浸润和淘洗,他们又对现实的阴暗和潜在的危机保持着某种敏感性和洞察力。故而,他们往往是那个时代最先觉醒的“潜行者”。以诗人之眼,观照日趋衰颓而又无能补救的政治历史现实,其感触尤为沉痛和真切。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人诗作中处处皆弥漫着某种深沉的悲剧色彩。第五章以宝廷、盛昱、善耆等朱邸诗人为主体,阐述了清朝末期朱邸诗群的诗歌创作活动以及朱邸诗群最终消歇的历史现实。这一时期是朱邸诗群发展的最后一个活跃期,此后真正意义上的朱邸诗群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的朱邸诗人们既要面对亡国之痛,又要承受封建史之终结的历史性阵痛。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诗文化传统的终结,他们获取精神寄托和经营精神世界的文化门径的已然失衡。幻灭、失望构成了这一时期诗风的基本特点。宝廷的放废、盛昱的悲吟、善耆的故作悲慨等等都是对朱邸诗群——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悲剧性宿命的历史注脚。由于身份特殊带来各种限制,使得朱邸诗人群体始终无法理顺自己在精神企向和现实生存之间的内在冲突,难以达成对个人生命格调的自觉经营,以及条达顺畅的诗性生存状态。

张秋林^[2]（2021）在《蒋鸿翮《寒塘诗话》研究》文中认为蒋鸿翮《寒塘诗话》是清代诗话之林中不可忽视的诗话着作。本研究是针对《寒塘诗话》而作的首次专门性研究,通过研究蒋鸿翮与《寒塘诗话》的基本概况、诗学思想以及价值意义等内容,能够比较完整集中地展现蒋鸿翮《寒塘诗话》的总体成就。文章主体分为七个部分:绪论概括了本次对研究对象蒋鸿翮《寒塘诗话》的主要研究内容,梳理了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揭示了《寒塘诗话》的研究意义。第一章研究蒋鸿翮与《寒塘诗话》。厘清了着者蒋鸿翮的生平、家世及着述情形,考辨了《寒塘诗话》成书、版本、卷数及着录情况。第二章探究诗歌情感表现论。其诗论内涵分为情感内容表达上的抒真情意,以及艺术表现要求上的重味尚法。借助细致分析诗评可知抒真情意是蒋鸿翮对诗歌条件的内在要求,即抒情表意应合乎温柔敦厚诗教,才具有中正平和之美;但又并不排斥真情意的宣泄,同样肯定抒发真性情,书写真用意的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的诗歌;而重味尚法意在主张诗歌艺术表现还应避免率直之病,要包孕丰厚蕴藉且遵循谨严法度。第三章阐述诗歌审美风格论。审美风格论认为诗歌应风度气骨兼备而臻于自然工妙的理想风格境界。其诗论内涵分为风度气骨和自然工妙,风度气骨是指诗歌审美风格要包含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和雅致神韵,豁达潇洒的风态气度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以及愉悦的审美体验;同时又要具有骨气格调,表现为醇厚隽永的诗歌审美风格。第四章分析诗歌品评中的审美范式取向。唐诗在蒋鸿翮心目中是具有审美范式意义的存在,崇尚唐诗范式观是他在诗歌品评中的基本审美范式取向,构成了其诗论的审美价值引领,由此派生的其他诗论思想多与此相关,这种审美价值取向一旦确立又使蒋鸿翮对其他朝代诗歌给予批评。第五章辨析诗学思想渊源及性情论。从中可以得知蒋鸿翮有意从儒道等传统思想中汲取诗学养分,又批判吸收历代诗学文论精粹,是在博观约取后形成的综合评诗审美眼光;且其性情论为合乎至纯至正的天地自然之道,并与人体精神心灵的真实活动关联相通。第六章评价《寒塘诗话》的价值意义。其价值意义可分为诗学文献价值与诗学价值,《寒塘诗话》已为明清诗学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如辑佚了形形色色的诗歌,尤其是对特殊诗歌类型如旅驿题壁诗、科场号壁诗、降笔扶乩诗及多面女性诗的关注,深刻彰显了蒋鸿翮对中下层平民诗人的怜悯心态及进步的评诗思想,这又为清诗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献。且诗话本身诗学价值容量丰富,包含了别具特色的诗学思想内容,客观品评了诗歌诗论,其中不少诗评受到征引研究,还展示了清初士夫独立人格等。以上都表明蒋鸿翮与《寒塘诗话》在清代诗学发展史上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王子钰^[3]（2021）在《宇文所安、许渊冲杜诗英译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唐诗学史乃至中国诗歌史中,杜甫占据着重要地位。杜诗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众体兼善,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中外之间的密切交往,杜诗被翻译成英文并在英语世界中受到了格外关注,当今影响较大的当属宇文所安和许渊冲英译杜诗。本文拟通过对宇文所安《杜甫诗》和许渊冲《许渊冲英译杜诗选》进行对读,从译者与译本两方面寻求二人在翻译理论、翻译策略、语言选择、诗歌韵律处理等方面的异同,并结合多家注本及今人研究,探究杜诗在英译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全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阐明了选题缘由,并通过梳理研究史提出了论文的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分四章展开。第一章就杜诗英译在英语世界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译作进行梳理和评析,结合时代背景及杜诗文本蕴含的人文价值,阐述杜诗在英语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原因。第二章通过对译者宇文所安和许渊冲进行对比,寻求二者存在译文差异的原因。一是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二人翻译思想差异,即许渊冲遵循对诗歌“存美”的追求,而宇文所安秉持“世界诗歌”的概念;二是二人所翻译的杜诗数量不同,宇文所安对现存所有杜诗进行翻译,所以其整体风格以真实为主,多用直译;而许渊冲则对一百首经典杜诗进行翻译,为了展现出选诗的特点,所以更加注重意译。第三章针对二者英译杜甫诗的译文从语言选择、句法结构、诗歌韵律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许渊冲通过还原诗歌的内在美、形式美和音韵美来进行意译,进而构建其“存美”思想。而宇文所安通过注重遵照原诗的字面含义,在英语词中寻找相近词语来代替中国古典诗歌中出现的意象,尽可能保留原物、原诗风貌,尽可能地遵循原诗句法来进行直译,进而构建其“世界诗歌”概念。第四章就二人译作中产生的文本误读现象做列举剖析,指出杜诗阐释的多义性、译者主体的局限性与唐诗的独特文化性均有可能导致文本误读现象的产生,并对译诗造成诗意偏差、文化信息缺失等影响。结语部分总结归纳宇文所安、许渊冲杜诗英译的得失与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索如何在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矛盾中达成对杜诗的有效翻译。

梁晨^[4]（2021）在《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包括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评述、日本汉诗经典构建观念的演变、日本汉诗发展的分期及动力的讨论。以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菅谷军次郎《日本汉诗史》和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三部现有的日本汉诗史书写为中心,本文首先从这些文本的概况和汉诗史观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而汉诗史观,具体又体现在汉诗史书写者选择日本汉诗经典的标准、对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认识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三个文本在日本汉诗经典建构上的共同关注及模式。日本汉诗史书写是对日本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而以上文本并不能反映日本汉诗人对本汉诗传统经典构建的观念史。于是,本文接下来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呈现出从王朝时代至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人经典选择的观念变化。最后,整理了日本诗话中对本汉诗经典构建问题的关注,包括汉诗的成立、兴盛期和典范诗人。进入日本汉诗史的分期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分期模式。然后观察了日本汉诗在日本汉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传统中的位置,认为应该重视五山汉诗在日本汉诗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此外,在近代文学观念变化的背景下,明治时期发生的“诗”到“汉诗”的转变也是值得关注的。最后是对日本汉诗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日本汉诗的诗体正变在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有了清晰的阐释,对它的认识无法离开日本汉诗人对中诗歌传统的受容。而这种受容,又是日本汉诗作为变异体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以雅俗之辨与声律正变两个诗学观念为中心,揭示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与作为参照系的中诗歌之间的张力,并将之视为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力。最后,本文从训读、和文诗话和翻译三个角度,呈现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产生环境。

陈龙^[5]（2020）在《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文中认为于右任（1879—1964）既是晚清民国重要诗家,也是此期诗坛风云人物,享有很高诗学声望。把于右任放在晚清民国诗坛中来考察,可以加强于右任诗人身份的体认,使之立体化、鲜活化。而通过于右任及其诗学活动问途晚清民国时期诗坛,也可以反映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诗坛的风云变化。于右任对其时诗坛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诗学观念上,体现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更可以体现在于右任活跃而丰富的诗歌活动上。本文绪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的风云际会:于右任早年以一部《半哭半笑楼诗草》进军晚清诗坛,成为诗界革命骁将;辛亥前后创办四份革命报刊为推动南社发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于右任因此跻身资深社员行列;1918—1922年又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带领军中诗人吟唱,形成陕西近现代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群落——陕西靖国军诗群;抗战时期于右任领衔发起民族诗坛,实际成为国民党文坛盟主,也是扭转抗战诗风的关键人物;晚年寓居台湾发起诗体解放运动,影响了台湾当代诗坛的走向,这可以视作其在民国诗坛活动之余波。第二部分为近百年于右任诗歌研究述评,将百年于诗研究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总结各期主要成就和不足。正文凡四章:第一章在辑录于右任早年诗话文献的基础上（见附录一、二、三）,考察《骚心丛谈》《独树斋诗话》这两部成体系的诗话。这些诗话既是研究于右任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晚清报刊诗话兴盛的个案呈现。其中,《骚心丛谈》是一部革命诗话,重点评介了晚近革命诗人,是20世纪初革命诗学兴起的体现。这部诗话提倡诗歌创作要出入古今、反映时代,这是于右任早年诗学观的主要内容。《独树斋诗话》具有传统诗话的特点,它主张“贵博崇实”,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考据特点的诗话,在民国诗话中别具一格。第二章是于右任的诗歌创作论,凡两节。在辑录于右任集外诗作基础上,第二章第一节结合于右任的人生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诗歌倡言革命、反清反帝,中期诗歌抒写山河沦落、民瘼之痛及革命的残酷漫长,后期诗歌写晚年的生活与心境,以闲情唱和、回顾革命人生为主,最具价值的是“望大陆”系列哀歌。第二节论于氏诗风演变,大体与其主题取向一致,前期诗歌慷慨悲愤,既而转向沉郁顿挫,至晚年寓居台湾后诗风又以悲凉感伤为主。第三章详论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的因缘际会,实质是对绪论第一部分的深入解读,也是论文的重点所在。第一节论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关系,考述了于氏四报为南社发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四报都是南社人聚首交流的园地,《神州日报》《民呼日报》记录了神交社诞生与南社筹备期的联谊吟唱活动,《民吁日报》记录了南社的诞生,而《民立报》更成为南社人的大本营之一,《南社丛刻》总发行所就设于该报馆中。第二节中,笔者提出“陕西靖国军诗群”的概念,并论诗群之崛起、诗人谱系之构建与诗群活动史。第三节考实民国文学史上一个语焉不详的诗社——民族诗坛,讨论它的“民国诗运动”。余论谈于右任走上台湾诗坛盟主之位的大致史程,和于氏晚年诗学观及台湾诗体解放运动。第四章共两节:首节论晚清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阶段特征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第二节论于右任对民国旧体诗现代化的贡献,及其旧新诗体共存发展的启示。因笔者学力不足,此章论证不充分,需待日后继续思考。

郭星明^[6]（2020）在《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研究》文中提出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是历代诗话汇编、元明以来诗法类着作和唐宋诗格诗式的综合体。此类诗学文献的大量出现是清代诗学集大成时代特色的最明显标志,但是其至今未受学界重视。就“诗法”而言,历来学者多对其抱有偏见而不予正视,以其为末流、小技。就“诗话汇编”而言,清人诸如《宋诗纪事》、《全浙诗话》等专代、专地类汇编因资料收集的丰富而为研究者重视。而更有撰着意识的诗法类汇编则由于世人对诗法的刻板印象而被忽视,很难有人真正去深入体会编着者的用心。具体、细致地分析每一部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是向人揭示此类着作基本情况、编着特色和材料来源的基础。然后全面性地对其加以总结、归纳,从而为清代诗学的总体性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本文正文主要有四个部分（四章）,前面绪论部分主要是介绍历代诗话、诗话汇编的基本情况以及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在整个清诗话中的大致地位。最后简要回顾和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第一章说明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对明人的延续和发展情况。首先介绍明代诗法类汇编的概貌,并说明其对清人的借鉴意义。然后就清代具体着作为例,说明其对明人的延续和发展。其中,大多数只是对明人手法有所借鉴,也有少数前期着作完全沿袭明人成书方式而成了延续之作。不过,在此基础之上,清人也多有发展和创新。正是此类发展和创新成就了清人诗法类诗话汇编的独特价值。第二章对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加以分类并作具体文献考述。从每一部着作的具体文本入手,根据其撰着意旨、结构方式和材料特性等因素加以分类。然后按照成书先后详细考述各部着作,此举意在整体上展示各部着作的概貌。第三章对清代诗话汇编中较普遍存在的文献暗中转录现象加以分析,说明其成书之具体过程。其中尤以在清代影响颇大的伍涵芬《说诗乐趣》为主,说明其资料来源和成书方式。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后代直接或间接转录其诗学资料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转录体系。最后介绍了此体系之外其他诗法类汇编的转录情况,此正是转录现象普遍的有力佐证。第四章通过重点介绍清人精心结撰的体系意识,来说明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以述代作”的时代特征。首先介绍了诗话汇编中体系意识从无到有的历程。然后通过清代诗法类汇编和综合类汇编的交互情况,说明清人体系意识的升华。最后总结出“论说型”体系意识以证实清人总结前代诗学的实绩,并且以《小沧浪诗话》个案加以详细说明。文末顺势总结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的诗学价值和学术史特征。

孔庆蓉^[7]（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指出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龚苏^[8]（2019）在《杜甫诗歌时事化书写与诗史艺术研究》文中认为“诗缘事”的观念一直存在于文学脉络之中,无论情事或景事,诗歌都无法都离开事而单独存在。近人闻一多就曾说,“诗的本质是纪事的”,事从空间意义上赋予抒情诗歌以厚重感和质实感,反之,诗歌对事在时间位面上的吸收和化用,亦扩展了诗歌的内部受容及表现功能。对杜甫“善陈时事”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杜诗叙事艺术的精髓和价值,亦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探讨其与“诗史”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时事化书写”为切入点,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结合的角度来以小见大地探究杜诗对时事空间的诗学增饰及改造。文章绪论部分先在研究源起上提出有待于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其次对“时事化书写”的相关概念进行归纳解释,并对“时事化书写”做出定义。最后对杜甫叙事和“诗史”艺术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第一章探讨杜甫时事化书写中的人物情态,共分两节。第一节聚焦杜甫的自传化书写方式,介绍杜甫是如何以平民、漂泊者乃至“朝官”思维在诗歌中呈现时事化书写特色。第二节则以类化的人物形象为轴,探究处于变动地理轨迹的杜甫对不同阶层人民的时事化书写,比如侧重于平民百姓的“三吏”、“三别”等诗,其时事化书写的特质在于通过代言体和对话体,不断转换自己的叙述视角,由此避免卷入对事件性质的对错判断,这一写作方式较早期的乐府作品既有继承又有新变。《饮中八仙歌》和《八哀诗》两组诗则是典型地反映了杜甫对当代精英阶层的一种持续性的时事关注,从中不仅体现了杜诗对于人物相关事迹的心灵化剪裁,亦折射了时代变迁下一类时事化书写行为前后风格的变化。第二章选取一些典型物象分析杜甫的时事化书写特色,探讨其如何通过回顾、哲思和托讽等多种时事化创作方式,使得旧有的物象空间得以更新,共分两节。第一节选取了典型的“病枯”植物物象来分析其时事化书写特色,指出其迂回顿挫的笔法在共时性的条件下对前代比兴传统的承继。第二节则选取杜甫给予持续性时事关注的芙蓉园为研究对象,探讨“芙蓉园”作为文学空间的诗学性质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折射杜甫功名理想的客观建筑空间,逐渐转变为想象的心灵空间,再到寄寓盛衰思维的历史空间。物象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层面上的时事化书写,展现了杜诗叙事的独特艺术价值。第三章着重分析杜甫时事化书写在“诗史”形成中的作用,共分三节。第一节是回顾时事化书写下的“陈时事”与“诗史”在诗学评价体系上的关系,指出诗史的核心在“陈什么”与“如何陈”;第二节则重点分析杜甫的时事关注和他史家褒贬思维的形成。在创作构思上,杜甫的时事化书写体现出古今重叠文学空间的特质,通过来回跳跃于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诗思,杜甫试图引发古代事、当朝事与当前时事之间的共鸣,并由此确立一类历史道德评价标准,来评判当前时事之是非,并从侧面体现出杜甫对该类时事的褒贬态度;第三节则针对明清评论家对李白、杜甫“善陈时事”的争议进行分析,比较两种“诗史”特质,以进一步明确杜甫诗歌时事化书写在诗史形成中的意义所在。

周铭哲^[9]（2019）在《明末清初“诗史”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史”（Poetry-as-History）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经典范畴。作为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它起源于晚唐,在宋代成型,又在明代发展成熟。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诗史”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关于“诗史”这一问题争辩的过程,同时也是诸家各派“诗史”论形成的过程。明末清初是“诗史”论发展的关键时期,之所以说它关键,一方面在于这一时期就“诗史”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紧密地承接了明代中后期的“诗史”论,二者之间存在着交集。明末清初“诗史”论可以视为明代中后期“诗史”论的深化与推进。同时,许多诗论家经历过明代中后期,其“诗史”论于明末清初成熟与完善。因此,明代中后期“诗史”论可以视为明末清初“诗史”论发展的序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部分“诗史”论的发展情况加以勾勒。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的“诗史”论有着与历史相通的一面。另一方面,“山河破碎”的时代环境又为这一时期的“诗史”论注入了“变”的特质。一通一变,使明末清初“诗史”论呈现出复杂交错的面向。本文从结构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诗史”论概念的由来及发展流变的大致状况。“诗史”论之诗学概念始于晚唐,到了宋代,伴随着士人群体地位的提升,理学的发展以及杜甫备受推崇的局面的出现,“诗史”作为一个独立的诗学范畴得以形成。总体而言,宋代乃至元明之际的“诗史”在内容上侧重于叙事与说理,在写作方法上偏重“实录”功能。同时这一部分试图指明“诗史”的内涵在明代中后期发生着渐变。这一时期明代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这一时期,尽管有许多诗家,如李梦阳等人继续延承并恪守“诗史”准则,但许多诗论家开始对“诗史”之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诗论家对“诗史”态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杜甫其人、其诗态度的变化。不同于宋代文人对于杜甫“诗史”之誉的定评,这些诗论家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态度是毁誉参半的。“诗史”的内涵也不仅仅局限于“以韵语纪时事”,而是囊括了“风雅”内涵,并以“赋”“比”“兴”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一变化表明了这一时期诗论家对诗与史之间的关系予以了深度思考,同时他们对诗歌自身规律也进行了深刻的把握。在杨慎、许学夷等人的倡导下,诗歌有了某种摆脱历史与道德等外部因素的纠缠,进而走向自律自为的趋向。第二部分主要列举了明末清初诗论家,如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钱澄之等人对待“诗史”的态度与评价,并且阐述这一时期“诗史”论在情感思想与理论思维两方面的特点。这些诗论家有感于明末士人道德的堕落以及学风的空疏,同时对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对现实与未来感到无奈,并将自身封闭起来深表不满。因此,这一时期“诗史”论倡导真情,同时具有重雅抑俗的倾向。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诗史”论可以视为对杨慎、许学夷等中晚期诗评家理论观点的深化,诗的地位在他们的心中的分量明显提高。“诗史”的争辩可以看作这一时期人觉醒的表征。从起初的“诗不可兼史”“诗不可以史为”到后来的“以诗为史”“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到最后“诗史互证”“诗为史外传心之史”等“诗史”论的变迁体现出的不仅是诗与史之间的关系变化:诗与史之间的关系从严格对立,逐渐过渡到发生关联在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互涉,同时这种变化也是诗歌写作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更是时代的缩影。“天崩地裂”的时代造成了文人士子普遍的焦虑。一方面,山河梦碎与江山易代的社会现实使清朝统治阶级书写的正史以及宏大叙事为汉族文人所怀疑,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汉族文人的理想与期待。长期以来,诗的作用是为史服务的,因此,史的因素在诗歌当中会有自觉的流露与表达。“以诗为史”成为了许多诗人的理想化追求。诗固然是“有意味的形式”,诗歌评论家为叙事纪史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形式。然而,明末清初的诗坛与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诗歌评论家不是向外面的历史与宏大叙事找寻何为真实,而是开始将目光向内转,通过诗这一特殊形式书写出自己的生命历程以及重建已经破碎的精神家园。诗中所叙之事也不再是情感的触发媒介,诗中之事变得更为具体与真实,充满了感性。这种情况实际上就为“诗史”存在的合理性与论说的可操作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明末清初“诗史”论的理论价值与诗学意义,这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诗歌的真实与虚构、诗歌缘情与言志、诗歌的接受与再阐释,进而总结出“诗史”之名得以存在的可能性与合法性。

李诗白^[10]（2017）在《民国杜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杜诗学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学术史上流泽深远,近代以来,清朝衰亡,民国肇造,社会巨变,学术替嬗,杜诗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新旧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作为杜诗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关捩点,古典杜诗学日渐衰落,现代杜诗学逐步开启,随着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吴芳吉、闻一多、钱锺书等此期诸多着名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深入研究,杜甫研究逐渐成为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股热潮。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成果丰厚,众多相关文献资料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杜诗学思想。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内容、结语三大部分,拟从梳理民国杜诗学学术史的角度,展开对此期杜诗学的深入讨论。本论文的导论部分,阐述本论题的选题意义;综述研究现状与研究动态,如有关民国时期杜诗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的综述、民国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研究、杜诗对近现代诗歌发展的影响;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杜诗学”、研究阶段“民国时期”,以及本论题研究的可行性;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分析本论的价值,创新与不足。正文第一章展开民国时期杜甫与杜诗学研究。简介民国时期的杜诗学发展概况,如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发展情况与杜诗学文献的基本概况,对民国时期的杜诗学文献资料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介绍,将文献分为此期与杜诗学相关的文献情况和专门的杜诗学文献情况来讨论,深入考察民国学人对杜诗学研究形式的创新、对杜诗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以及民国学人的杜诗选本注本的特点。并从民国学人的杜甫思想研究、杜甫评价研究、杜甫卒年及死因研究、“李杜”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论述民国学人的杜甫研究概况,深入讨论此期学者对杜甫的“诗史”、“诗圣”地位、人格、诗歌作品、诗歌思想性、诗歌艺术性的评价。正文第二章讨论民国学人对杜甫的接受与阐释。分别以民国学人对杜甫思想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两个角度为研究出发点。在对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的研究中,通过考察此期学人对传统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以及对杜甫爱民与反抗思想的挖掘,紧紧围绕平民诗人杜甫、杜甫的爱民思想和杜甫的反抗精神等话题展开论述分析,深入探究民国学者对杜甫思想的激烈讨论与争议之因。而在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这一问题上,本文以此期学者对杜诗艺术手法、杜诗语言特色、杜诗题材类型、杜诗风格,以及对“诗史”地位的探讨等诸问题为研究视点,系统论述了民国学人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诗歌思想等的接受与阐释概况。正文第三章谈论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分别从现代研究方法在民国杜甫研究中的运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传记撰写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三个主要方面的对民国杜诗学展开考究,并在研究中具体讨论了民国前后,学人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及运用情况,着重对H·A·丹纳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深入探讨,并对民国前后的传记写作概况特点以及对传记作者的研究态度、写作视角等的思考分析,系统地归纳总结了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手段。正文第四章主要考察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民国始建,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新思想之流风涌开来,杜诗学研究界正值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传统杜诗学研究方法继续被部分民国学者运用于学术研究实践之中,与此同时,在新的政治思想环境和学术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特别是现代传播方式的直接推动下,新兴诗学思想迅速渗透古典文学研究,并流行于“整理国故”运动之际,此期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的卓识之士纷纷把科学方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进行创世纪的探索和研究标准的提出,开启了此期杜诗学研究的新风气,别具源远流长之影响作用。正文第五章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分别论述了民国着名学者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范式、闻一多的杜诗学研究范式,以及陈寅恪的杜甫研究范式和钱锺书的杜甫研究范式的建构。并对诸学者研究杜甫之原由、得失、转变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分析梳理,进而充分考察和肯定了吴芳吉、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四位学者所建构的杜诗学研究范式在杜诗学史上的学术史价值与借鉴意义。结语则对民国时期的杜甫及其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客观评价与论述,并梳理和总结了这一时期杜诗学的特点,及此期杜诗学在杜诗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提出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在理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建树上对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对当代杜甫及杜诗研究的继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

二、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朱邸诗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蒋鸿翮《寒塘诗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宇文所安、许渊冲杜诗英译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8）杜甫诗歌时事化书写与诗史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末清初“诗史”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杜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朱邸诗群研究[D]. 孟健. 吉林大学, 2021
• [2]蒋鸿翮《寒塘诗话》研究[D]. 张秋林. 安庆师范大学, 2021
• [3]宇文所安、许渊冲杜诗英译比较研究[D]. 王子钰.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D]. 梁晨.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D]. 陈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6]清代诗法类诗话汇编研究[D]. 郭星明. 上海大学, 2020
• [7]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杜甫诗歌时事化书写与诗史艺术研究[D]. 龚苏.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明末清初“诗史”论研究[D]. 周铭哲. 辽宁大学, 2019(01)
• [10]民国杜诗学研究[D]. 李诗白.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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