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在“四五”规划中强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史蕾[1]（2021）在《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民法治观念培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党中央在“四五”普法规划中就明确指出“要把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1987年开始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加入了法治教育,2014年进一步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开展法治教育,赋予法治教育全民教育的性质和定位。迄今,普法宣传教育已经进入“八五”规划开局之年,经过持续的法治教育,公民的法治观念显着增长。但是当前法治实践中依然存在公民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上升的现象,表明公民法治观念培育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提升。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传统的古老大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国家治理深刻变革的转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转型。传统农业社会礼法合治,法治仅处于辅助地位,对法治文化建设较为轻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法治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很多公民依然存有人情大于法治的观念。转型期法治观念培育有必要结合历史渊源和现状发展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本文通过五个部分展开系统阐述:第一部分对法治观念进行界定。通过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将法治观念进行概念厘定;并对法治观念培育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客体、内容、环境要素进行介绍,为后续论述框定研究范围。第二部分对法治观念培育的理论基础进行阐释。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观念培育的阐述,阐明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原理。第三部分对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总结其实践理路。传统社会是礼法合治的人治社会,法治在其中仅是补充和保障作用。历史发展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才是正确的道路。第四部分对当前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现状以及法治观念培育现状进行分析,揭示当前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症结,进而探讨分析其影响因素。第五部分对转型期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径进行总结。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合当前教育发展进一步完善法治观念培育方式,在教育过程中把握法治观念认知、认同、践行法治的主线,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统筹融合,形成全方位育人格局,并予以制度保障,提高法治观念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李丽[2]（2020）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治要良好运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公民深厚的法治观念是其必要条件,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农村法治社会有效建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然而与国家法治化进程相比,农民的法治观念还明显不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也愈显无力和低效。现实抵牾催促着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进行反思和检视,以实现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良性质变。缺乏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明晰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培育农民法治观念的精髓和理想进路。法治是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作为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中国法治必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法治观念是法治的个体观念表达,是个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象与法治规律的主观心理感受和把握,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法治观念包含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结构要素。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是指农民个体所具备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内在自觉。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是培育者与农民的双向互动,既包括培育者的法治教育引领过程,又包括农民自主建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环境四要素,遵循法治知识的传授与教育、法治实践的体悟与认同,法治环境的联动与耦合的培育机理。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和运行机理的理论解答,搭建起了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架构和模型。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指向的“农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整体意义上群体,拥有广义的外延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判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新时代背景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新际遇。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条件。理论概括是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重要方式,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农民教育思想作为其理论成长点和根基,并提取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西方的成熟学说。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托。历史是真理之母。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应链接历史,感悟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迪与昭示。改革开放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经历了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起步阶段（1986年——1996年）、展开阶段（1997年——2011年）和新时期（2012年——至今）。脉络的梳理使得培育经验愈加清晰,四十多年来,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采取“送法下乡”模式,将农村纳入现代法治建设的轨道;紧抓依法治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制度平台;坚持德、法共治,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作用;开展农村立法、司法、执法建设,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透过历史之境,总结培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历史参照与借鉴。疑乃思之始,问乃学之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是实践的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农民的法治观念既有积极表现,也确实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法治期待产生,但司法认同度不高;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在新时代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农民主体性的缺场,“唯培育者为主体”倾向;培育内容多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法治的价值内涵;培育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方式,忽视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各培育主体未形成有效合理,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培育微观环境不佳等多维度困境和挑战。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深入、辩证地挖掘问题根源,能深化我们对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当前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抵牾,有利于定位化解矛盾的着力点,为构建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理路提供现实指引。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要求,呼唤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回归和彰显,探究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向。理论、历史、现实像是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必须坚持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主体间性原则和本土化原则,以完善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提高农民法治认知、强化法治情感体验、增强法治信任、培养法治思维为具体目标,构建多层次培育目标体系。根据农民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培育环境与资源,结合农民法治需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取向,培育应采用“唤起民众”式培育法、法治实践体验法、生活化培育法,重点培育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保障观念、依法办事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可遵循以下路径开展: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凸出重点农民群体的培育工作,明晰各培育主体责任,共同构建“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的培育大格局;通过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机构设置、加紧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保障、健全评估体系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让农民在各类法治活动中,在依法治村的实践中,在纠纷处理解决中深化民主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等途径优化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乡土环境。
陆辉[3]（2020）在《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研究》文中提出法律精神是法律规则背后的思想和文化,是包含在法律制度中的有关法的最本质的观念,它经过历史的沉淀,深深扎根于国民性之中,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是法律文化的一种内在表现。法律精神大众化则是以法律规则为基础,实现法律精神的普及化、生活化、内化。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则是由党领导广大人民,提炼、凝结人民的智慧、思想、价值追求、生存意义的过程,是法律精神由精英化属性向大众化属性演变的过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领悟、相信、接受,并能够以法律精神指引日常行为的过程与状态。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不仅仅是对法律规范的执行与遵守,在更深层次上乃是对法律所承载的价值理念的认可和向往。只有内心信仰法律、对法律心悦诚服,才能真正敬畏法律、尊重法律,用法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极易导致法律精英主义的泛滥,少数法律精英成为了法律政策的解读者,而法律精英又习惯地把法律当作工具,机械地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以法律为工具解决问题,很少去思考个案背后的意义以及法律本身,法律工具主义强化了人治的理论基础,无法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同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法律精英主义和工具主义导致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只能被动接受法律,内心缺少对于法律价值的认可和向往。我们知道,人能弘法,但法不能弘人,用强制力约束人的外在行为易,让法律精神根植于心,形成自律难,但这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怎样才能使最广大的社会大众信仰法律,让法律精神根植于普通大众内心,使法律精神大众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扞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①当法律精神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每个公民都具备法律精神,都能运用法律的武器来扞卫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时,那么中国必然会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逐步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是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所面临的困境是历史与现实,法律内部与法律环境,制度建构与意识形态创新不足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制度完善和精神塑造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法律精神,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成为必然。探究当代中国法律精神的本质以及在当代中国如何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成为了时代命题。如何与西方法律精神的普及化相区别,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大众化的道路,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现法律精神大众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本文要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对法律精神及其大众化的内涵进行界定并明确本文所要研究的法律精神的基本范畴。文中所阐述的法律精神,不是泛指意义上的法理学概念,法律精神是包含在法律制度中,是法律意识与法律意志的高度统一,是法律规则背后的思想和文化,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后,深深扎根于国民性之中,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观念,当代中国法律精神以我国的物质生活为基础,以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习俗、伦理规范为来源,是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下遇到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途径的一种尝试。法律精神大众化是以法律规则为载体,实现法律精神的普及化、生活化和内化,既是法律精神为全体人民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状态,同时也包括实现这一状态的过程与机制。第二,推动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现实意义。在当代中国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现法律精神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不仅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法律的权威,形成法律思维,更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这些因素决定了在当代中国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第三,推动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理论基础。法律精神是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灵魂。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一定的历史时期,法律精神本身也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思想揭示了法的来源、法的本质以及法的目的,这是我们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的基本遵循,在当代中国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第四,推动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法律精神大众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制度规范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法治建设是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建设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示范作用,在法治建设中坚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严格执法程序环节、确立公正司法制度为推进法律精神大众提供制度基础。第五,教育是实现法律精神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其中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系统法律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普法教育的常态化机制化是法律精神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在法律精神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提高融合媒体在法制宣传、法律精神养成中的实际效果,营造风气正的网络环境;法律精神大众化还需要让法律精神进入日常生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为载体的法律精神自我教育渠道。
褚楚[4]（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认为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许会敏[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断迈进,而通过法治教育培养具备较高法治素养的公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大学生法治教育在促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内容是大学生法治教育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对内容的优化研究,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升大学生的法治综合素养。回溯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的沿革历程,总结内容沿革的总体特征与成功经验,揭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而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的继往开来具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经历了恢复发展、探索发展和创新发展三个阶段。在恢复发展阶段,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起步和高校思想品德课程的设置,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以法律常识教育为主,并开始注重法律意识的培育;在探索发展阶段,“法律基础”课开始独立开设,以统一的“法律基础课教学大纲”的颁布为标志,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体系初步形成;在创新发展阶段,“法律基础”课与“思想道德修养”课整合形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内容构成要素逐渐多元化,教育内容体系不断完善。总体来看,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的发展历程是螺旋式上升的,每一阶段的教育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呈现出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始终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方向指引、始终与国家法治建设实践保持同步、始终遵循教育发展一般规律。同时,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在变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内容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有待统一、内容要素的时代性与内容系统的稳定性不够平衡、内容结构体系的层次性有待增强等问题。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的优化应以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出发点,以增强大学生的法治素养为目标,以坚定大学生的法治信仰为依归,坚持以科学化、系统化、现代化为理念指导,着力构建由法律基础知识要素、法治意识要素和法治能力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
张静琪[6]（2019）在《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明确指出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全民法治意识的高低关乎着我国法治化进程。而法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有利于培育大学生优质的法治意识,为国家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优秀人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培育法治意识是一个必然要求,对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开展法治意识培育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主要有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对法治意识相关概念的界定和思想资源即理论基础的阐述,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渗透法治意识培育的历史过程进行追溯,从而间接说明了加强该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第二章是根据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情况,并进行数据分析指出培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章是针对第二章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第四章是加强该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对策思考,主要是根据第二章和第三章存在主要问题与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提升对该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重要性认识,丰富该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内容,并从学校、社会、家庭和学生自身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贾少涵[7]（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法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86年以来,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五年为一轮,至今持续已达40年的全民普法教育。所谓普法教育,是指以推进依法治国为目的,以提升全民族法治素养为目标,由党委领导,政府实施,部门行业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通过自上而下形式,运用多种方式,对全体公民进行树立法律意识、传播法律知识,提高用法能力,弘扬法治精神的有计划的常态化宣传教育活动。农村普法教育既是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点和难点。以往农村普法教育虽取得了显着成就,但与城市普法教育相比始终是短板。这种状况,不适应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农村普法教育的研究相对薄弱。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进行系统研究,旨在促进农村普法教育研究深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广大村民的法治素养,提升农村法治化水平,补上农村普法教育这块短板,实现全民普法教育平衡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学理支撑和对策建议。首先,对农村普法教育的历程及其特点作了全面考察。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即开始了全民普法的酝酿与准备,应将该阶段纳入全面普法包括农村普法的进程。这一结论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盲点,有利于正确认识该活动的整体进程。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村普法本身及其在全国普法教育中的地位变化,把农村普法教育40年历程,划分为准备、起步、展开、强化和新时代五个阶段。同时,根据对农村普法教育进程和城市普法教育的比较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具有艰巨性、复杂性、滞后性和后发性四个鲜明特点,弥补了以往研究对该问题平面纵向直述的缺陷,有利于立体和深刻把握其进程,并正确认识农村普法教育成为全民普法教育短板的成因。其次,对以往40年的农村普法教育进行了客观评价。一是农村普法教育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指出农村普法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自上而下”特征是中国成文法系普法的必然要求,不能由此否定其正当性。二是它虽存在诸多不足,但成就是主流。农村普法教育取得了显着成就,主要表现在重视程度逐步提高、普法内容逐渐全面、实施机制趋于完备、保障机制基本配套、村民法律素质明显提升、农村法治化水平大幅提高。农村长期基本稳定和快速发展是其成效的有力证明。即使农村普法教育存在不足也应正确看待。这些不足是在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的探索和前进中发生的,并非不可克服的,并且这些不足事实上正处在逐步克服过程中;同时要看到农村普法教育的特殊难度,不能将其与城市普法工作简单类比。三是农村普法教育是中国全民普法被誉为我国和世界法治史创举的主要依据和标志。这些评价克服了低估甚至否定农村普法教育的倾向,有利于全面、公正、客观的认识这一伟大过程。再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的基本经验、不足及其原因。其基本经验包括: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普法教育的领导;始终把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普法教育与依法治理并举;普法教育与思想道德及政治教育相结合;“送法下乡”服务村民等。其不足主要包括:一些普法主体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充分;农村普法教育内容不够完备;农村普法教育实施机制不够合理;农村普法教育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农村普法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等。这些不足产生的原因,既有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和中国法制现代化约束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立法不够完备、执法不够规范、司法不够公正、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不够健全和农村法治文化氛围不够浓厚等农村法治环境因素影响,还有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思想政治意识较薄弱、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等自身因素的制约。又次,提出了加强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的建议,即构建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其一,指出新时代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是落实国家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需要,实现“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结果,符合农村普法教育转型升级的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其二,揭示了这种大格局的内涵。指出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度,以依法治国长期基础性工作、农村的公共法律服务、村民终身教育一部分的定位,以满足新时代农村对法律和法治新需求,提升村民法治素养,建立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农村法治环境为总体目标,实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城乡居民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创新,尝试“自治教育、法治教育、德治教育”的“三教融合”模式创新,实行多种形式“精准普法”的方式方法创新的新格局。其三,论述了这一大格局实施的五大路径。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强化普法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地位,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效能,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强化协调各部门关系力度。二是完备内容体系,提高普法水平。强化法律意识、法律规则、用法能力、法律信仰教育。三是创新实施机制,增强普法实效。构建“分类指导,因人制宜”的施教机制,打造“送迎结合”的施教体系,落实普法责任制,建设规模化普法主体队伍。四是完善保障机制,顺畅普法运行。通过制度体制创新,分别建立调研、立法、服务、人员、物质和评估等方面的保障机制。五是提升法治水平,优化普法环境,包括完备农村科学立法,加强农村规范执法,确保农村公正司法,健全农村纠纷解决机制,营造农村法治文化。
莫桑梓[8]（2018）在《普法教育制度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的关键步骤。成熟的法治文化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前提,普法教育制度则是提供法治教育、培育法治价值观和建设法治文化的重要路径。然而,普法教育制度迄今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要求对普法教育制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这一新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要求寻找新的研究视角,体现创新性,具体包括:首先,从法治社会化的角度解读普法教育制度的生效机制,将其置于制度的萌芽、过渡、确立及发展脉络中考察。其次,创新研究方法。要回答普法教育制度实施效果为何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这需要构建其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一定范围内就普法的效果展开调查分析。最后,为解决普法教育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改善其自身,提出明确制定原则、提高内容针对性、改善各项运行机制等构想。普法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以中宣部、司法部于1985年颁布并实施的“一五”普法规划为标志。在那之前,党和政府已经积累了相关普法经验,在取得成效的同时认识到了运动式普法的不足和进行常规化普法的必要性。自普法教育制度成立以来,如今已进入“七五”普法规划的实施阶段。考察党和政府组织实施的普法实践经验,三十余年中我国从政治运动式的普法向制度化、规范化的制度式普法转变。期间普法的内容和强调的重点根据我国国家建设的要求和人民的实际需要而调整和变化。特别是自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后,我国普法教育开始重视对法治价值观的宣传普及,所提供的教育也开始从传统的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转变,力图建设法治文化,为达成依法治国的目标助力。然而,基于对普法教育制度及其实施效能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普法教育制度的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却需要更成熟的法治文化。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从改善其所面临的两方面的问题着手:一方面,需要解决普法教育制度实施中面临的多重困境。一是法治观念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和解释力不足,这影响了人们的接受度;二是实施方存在路径依赖,这制约了对实施方式的改进;三是实施方和接受方之间的利益算计关系,这阻碍了普法教育实效的产生;四是接受方对法治规约的不适应,这也对其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完善普法教育制度本身存在的不足。比如规划不够完善、缺少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内容、缺少促进实施和监督有力的机制。造成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主要在于未能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贯彻运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五方面进行改善:首先,要明确普法教育规划的制定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人本主义、可操作性作为制定原则。其次,要对普法内容进行完善,提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内容,同时提高内容的针对性和多样性。然后,要借鉴法治社会化理论,改善实施态度和实施机制,重视媒介的社会化作用。再次,合理的普法教育制度绩效评估机制是促进普法教育有效实施的途径。要利用第三方评估机构、责任追究机制及公众参与来督促对普法教育制度的贯彻落实。最后,需借鉴国外法治教育的的有益做法,从提高普法内容的质量、务实性,以及进一步鼓励专业人士自愿参与等方面促进我国普法教育制度的改善。在新时代里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对普法教育制度的效果、困境及改善对策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法治文化建设。对于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来说,只有贯彻实现普法教育制度,提高其实效,才能培养成熟的法治文化,才能顺利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李亚娟[9]（2018）在《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文中指出中国自1986年开始自上而下的普法教育,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七五”普法,但普法三十余年效果却远未至预期。法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必然的选择,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的法治中国也是执政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在“生产力水平显着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更突出”的情况下,法律乃至社会的法治就更为重要,因此“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也是法治教育持续深入的动力。但是法治教育要进一步展开必须进行反思,同时要借鉴有益而成功的经验。中共的法治教育历史可以回溯至井冈山时期,涵盖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共和国初期与普法时期四个阶段。论文选取延安时期与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进行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区域执政的实践,颁布大批条例与法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法律并开展社会教育,是革命时代的社会秩序重建,服务于战争时局下的政治需求。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法制建设,并于1986年开始五年一次的普法教育,同样是执政党在社会动荡后的秩序重整,服务于改革开放、建立法治社会的政治需求。二者都是在受传统中华文化影响的民众心理上,用受西方法律规则影响的法律制度来重建新秩序。从法治教育视角出发,延安时期的政治活动、司法实践与社会教育中蕴涵着朴素的法治教育理念与方式,是法治教育的隐性存在;其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都值得当代法治教育借鉴。普法教育既有延安时期中共执政思维与经验的延续,又面对法制建设大发展,而民众法治意识未能相应跟进的局面,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已经持续三十余年,民众知晓了权利,也开始追求法治秩序,但自上而下灌输教育与条文教育的模式,忽视了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法治文化的土壤,同时知识教育的理念也导致普法教育未能实现知法守法的目标。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而维权行动也伴之而起,法律也因为权利话语彰显而相应变化,但公权力主体的法律意识却未能跟进,依然固守治民心态,仅仅把法治教育作为教化公民守法的工具,未能理解现代法治首先是对公权力进行限制,以保护私权利,因此产生大量冲突并导致政府权威与司法权威不足,进而导致公民对法律丧失信心。此外对象化、知识化与形式化的法治教育导致法律本身工具化,虽然权利意识觉醒,法律的工具性价值被张扬而蕴涵在法律背后的法治价值却被忽视,导致法治认同不足,因而知法却未必守法,守法却未必信法。在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反思,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借鉴,并参考美国法治教育实践后,明确当代法治教育的内涵为:其是以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理性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教育活动,遵循现代法治理念,着力于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素养,以及对法律的认同与信任。现代法治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主体意识培育、法治价值认同、法治精神培育实现人的法治化,进而实现社会的法治化。法治教育的内容应包含宪法教育、人权教育、权利为本、程序正义四个方面,从知识教育转向价值教育,侧重法治精神与价值的培养。而要实现法治教育的目标,则必须改变主客体的法治教育关系,以平等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进行的法治教育过程,有助于主体自主性的养成、民主平等精神的塑造,通过主体间的理性交往,实现主体的法治化。法治教育作为价值教育,必须回归生活世界,遵从价值教育的规律,从“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出发,主体的法治化是主体全方位地参与法律生活,在参与中主体性、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得到成长,也有助于建立法律认同、重塑司法权威。法治教育过程通过三个途径实现,首先是系统的校园法治教育,除了师资专业化,还应将法治教育内容融入多学科,以侧重内隐认知的方式螺旋式展开,并注重校园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其次法治教育应从限制政府公权力入手,在内外力作用下重塑政府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通过实践理性为民众塑造守法典范,在民众内心建立起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最后法治教育要在全社会展开,而其实现途径必然应是整个生活世界的法治化,在生活中认识法律,在生活中实践法律,对法治的认识需要实践理性的过程,对法治的信任是实践理性的结果,生活世界法治化正是法治教育实践理性的过程。
袁珠萍[10]（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文中研究指明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全局。法制宣传教育从根本上说是提升人们法律素质、法律意识的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五”到“六五”普法,我国基本实现全民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已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法制宣传教育也成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基础,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提出,这也对新时期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如何使社会成员普遍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任和遵守,进而外化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行为,这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治需求,开展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制宣传教育,在全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紧密结合法治实践,宣传法律常识中突出宪法核心地位,宣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地位和权威举足轻重,任何的细微举动都可能被视为“风向标”,其内容贯穿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人民日报》作为文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总体框架包括历史考察、主题宣传和实践探索三个部分,即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基本经验总结。结构上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历史进行回顾,一方面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成就及其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梳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成就及其启示。第二章,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对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恢复、进入全民普法教育阶段、法制宣传教育阶段的历史概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宣传教育理念的转变进行分析,分析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从“普及法律常识”到“弘扬法治精神”、从“法制宣传教育”到“法治宣传教育”,不同时期观念转变的原因,再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相关的报道进行研究,从版次、数量、题材三个方面分析,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宣传趋势,并结合其特点,进行总体评价。第三章,即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宣传教育,主要以《人民日报》的视角,对现行宪法、现行宪法四次修改、普法教育中宪法宣传进行考察;通过对《人民日报》宪法宣传报道的内容分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教育的特点及教训。第四章,主要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教育。考察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梳理《人民日报》对经济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群众生活密切的法律法规以及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法规的宣传。第五章,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的宣传教育。第一部分考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提出及其意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对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途径。第二部分主要考察社会法治理念的提出及其意义,并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基本内容进行考察;第三部分主要考察《人民日报》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第六章,即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思考,主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以《人民日报》为载体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特点、成就及其经验,分析其问题和缘由,总结其启示,并对今后《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作前瞻性的思考。
二、关于在“四五”规划中强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在“四五”规划中强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界说 |
| 一、法治观念的界定 |
| (一)法治与法制之辨 |
| (二)观念与意识之辨 |
| (三)法治观念的概念 |
| 二、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 (一)法治观念培育的主体 |
| (二)法治观念培育的客体 |
| (三)法治观念培育的环境 |
| 三、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层次 |
| (一)知法:法治认知 |
| (二)信法:法治认同 |
| (三)行法:践行法治的行为习惯 |
| 第二章 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治观念培育的阐释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 |
| (二)列宁斯大林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观念培育的智慧贡献 |
|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法治观念培育论述 |
| 第三章 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礼法合治观念培育的历史积淀 |
| (一)礼法合治的重要特色 |
| (二)法治思想教育资源丰富 |
| 二、中国近现代公民法治观念培育实践尝试 |
| (一)移植西方法治观念培育方案失败及其教训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构建与培育 |
| 第四章 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基础 |
| 一、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现状 |
| (一)法治认知现状 |
| (二)法治认同现状 |
| (三)法治践行习惯现状 |
| 二、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现状 |
| (一)法治观念培育现状 |
| (二)法治观念培育成效与存在问题 |
| 三、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中国传统礼法合治观念的影响分析 |
| (二)西方资本主义法治观念传入的影响分析 |
| (三)当前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环境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路径 |
| 一、明确法治观念培育价值旨归 |
| (一)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 (二)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 二、把握法治观念培育主线 |
| (一)深化法治认知 |
| (二)激发法治认同 |
| (三)养成法治践行习惯 |
| 三、完善法治观念培育方式 |
| (一)构建终身学习培育模式 |
| (二)拓展法治观念培育载体 |
| (三)协同高效提升培育效能 |
| (四)发掘中华传统文化沃土 |
| (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 四、统筹多维培育体系 |
| (一)创新学校法治教育 |
| (二)注重家庭法治教育 |
| (三)强化社会法治教育 |
| 五、落实法治观念培育保障体系 |
| (一)明确政府推进保障 |
| (二)加强培育队伍建设 |
| (三)完善公共法律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2）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问题概说 |
| 2.1 法治观念的透析 |
| 2.1.1 法治观念的界定 |
| 2.1.2 法治观念的结构 |
| 2.2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界定 |
| 2.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含义 |
| 2.2.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 2.2.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机理 |
| 2.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代际遇 |
| 2.3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溯源 |
| 2.3.1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
| 2.3.2 文化基因:中国农民培育的相关理论 |
| 2.3.3 西学借鉴:西方法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回溯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进程 |
| 3.1.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准备阶段(1978 年——1985 年) |
| 3.1.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起步阶段(1986 年——1996 年) |
| 3.1.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展开阶段(1997 年——2011 年) |
| 3.1.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期(2012 年——至今)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经验总结 |
| 3.2.1 党的领导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根本遵循 |
| 3.2.2 “送法下乡”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主要模式 |
| 3.2.3 村民自治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了制度平台 |
| 3.2.4 思想道德教育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器 |
| 3.2.5 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检视 |
| 4.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实效 |
| 4.1.1 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 |
| 4.1.2 法治期待产生,但基层司法认同度不高 |
| 4.1.3 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 |
| 4.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
| 4.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呈现“唯培育者主体”倾向,农民主体性缺场 |
| 4.2.2 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了法治的价值内涵 |
| 4.2.3 农民法治观念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培育,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重视不足 |
| 4.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未形成有效合力,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 |
| 4.2.5 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微观环境不佳 |
| 4.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困境的根源剖析 |
| 4.3.1 社会层面:“半熟人社会”的乡土社会结构 |
| 4.3.2 经济层面:“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弊考量 |
| 4.3.3 政治层面:“非利益捆绑”的村镇关系 |
| 4.3.4 文化层面:传统乡土法文化的掣肘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对策 |
| 5.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 5.1.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 5.1.2 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凸显农民主体地位 |
| 5.1.3 坚持法治观念培育与乡村“本土资源”相结合 |
| 5.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 5.2.1 全局性的根本培育目标安排 |
| 5.2.2 系统性的具体培育目标设定 |
| 5.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内容 |
| 5.3.1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法规普及 |
| 5.3.2 凸出对法治价值内容的教育与引导 |
| 5.4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方法 |
| 5.4.1 “唤起民众”式培育法 |
| 5.4.2 法治实践体验法 |
| 5.4.3 生活化培育法 |
| 5.5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具体路径 |
| 5.5.1 明晰培育主体,推进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 |
| 5.5.2 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
| 5.5.3 深化农民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 |
| 5.5.4 优化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一: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访谈提纲 |
（3）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背景 |
| （三） 理论意义 |
| （四） 现实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法律精神大众化的一般理论 |
| 一、 法律精神概念之考辨 |
| （一） 法律精神的内涵 |
| （二） 相关概念比较分析 |
| 二、 法律精神形成的社会基础 |
| （一） 法律精神的社会经济基础 |
| （二） 法律精神的社会政治基础 |
| （三） 法律精神的社会文化基础 |
| 三、 法律精神大众化之诠释 |
| （一） “大众化”的语义分析 |
| （二） 法律精神大众化的内涵 |
| 第二章 法律精神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
| 一、 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 |
| （一）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
| （二） 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
| （三）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
| 二、 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 |
| （一） 有利于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二） 有利于坚定“四个自信” |
| （三） 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 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 （一） 培育公平竞争意识 |
| （二） 养成主体平等意识 |
| （三）提供市场经济法治保障 |
| 第三章 推进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理论基础与基本遵循 |
| 一、 推进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开展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观指明了核心教育内容 |
| （二）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理论明确了教育对象 |
| （三） 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设定了教育目标 |
| （四） 列宁的灌输理论提供了教育的基本途径 |
| 二、 推进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基本遵循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 |
| （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
| 第四章 完善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制度保障 |
| 一、 以加强党的建设引领法律精神大众化 |
| （一） 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力量 |
| （二） 抓好“关键少数”，提升榜样力量 |
| 二、 以完善法治建设助推法律精神大众化 |
| （一） 扩大公众参与，提高立法质量 |
| （二） 严格行政执法，实现依法治理 |
| （三） 公正司法行为，提高司法公信力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教育实践途径 |
| 一、 法律精神大众化融入教育全过程 |
| （一） 学校教育中法律精神的培育 |
| 1. 中小学教育法律精神的培养 |
| 2. 高校大学生法律精神的培养 |
| （二） 社会教育中法律精神的养成 |
| 1. 推动新时代我国普法教育 |
| 2. 构建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的法治文化环境 |
| 二、 构筑法律精神大众化的网络新媒体教育环境 |
| （一） 运用新媒体开展法律宣传 |
| （二）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环境 |
| 三、 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自我教育塑造法律精神 |
| （一） 法律精神进入日常生活的场域 |
| （二） 法律精神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塑造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路径与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2 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3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的历史回溯 |
| 3.1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及阶段特征 |
| 3.2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的总体特征 |
| 3.3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的成功经验 |
| 4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存在的问题 |
| 4.2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存在问题的成因 |
| 5 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时代愿景 |
| 5.1 树立正确的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优化理念 |
| 5.2 构建科学的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相关概述 |
|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科学内涵 |
| （一） 法治的内涵 |
| （二） 法治意识的内涵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思想资源 |
| （一） 西方法治思想 |
| （二）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
| （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
|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渗透法治意识培育的历史过程 |
| （一） 探索尝试阶段（1978—1984） |
| （二） 初步发展阶段（1985—1995） |
| （三） 深入发展阶段（1996—2010） |
| （四） 全面加强阶段（2011—至今） |
| 第二章 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现状调查分析 |
| 一、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问卷调查分析 |
| （一） 调查的目的 |
| （二） 调查的范围及对象 |
| （三） 调查的方式 |
| 二、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取得的成效 |
| （一） 开设了相关法律基础课程 |
| （二） 法治观教育内容被纳入专业课程当中 |
| （三） 学校培育学生法治意识的形式有所丰富 |
| （四） 学生对法治的关注度有所提升 |
| 三、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法治意识培育的理论与实践脱节 |
| （二） 法治意识培育效果欠佳 |
| （三） 学生尚未形成对法律权威的真诚信仰 |
| （四） 学生自身的法治观念不强 |
| 第三章 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存在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学校法治意识培育方式不充分与重视度不够的影响 |
| （一） 现代教学手段运用不充分 |
| （二） 校园法治环境渗透薄弱 |
| （三） 法治意识培育重视度不够 |
| 二、法治意识培育的社会环境复杂 |
| （一） 社会中渗透着不良风气 |
| （二） 网络媒体传播不良信息 |
| （三） 重经济发展轻法治意识培育 |
| 三、法治意识培育的家庭教育不充分 |
| （一） 家庭的传统教育理念 |
| （二） 家长自身法律基础知识薄弱 |
| （三） 良好的家庭法治氛围熏陶不足 |
| 四、学生自身因素及对法治意识培育认知偏颇的影响 |
| （一） 学习兴趣不足，法律基础知识欠缺 |
| （二） 自我培育法治意识的主动性不强 |
| （三） 对法治意识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 |
| 第四章 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对策思考 |
| 一、提升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重要性认识 |
| （一）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育人目标的需要 |
| （二）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 |
| （三）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
| 二、丰富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内容 |
| （一） 加强学生法律知识的传授 |
| （二） 增添突显时代特色的法治意识内容 |
| （三） 强化学生法治实践能力的培育 |
| 三、优化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对策 |
| （一） 发挥学校对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主阵地作用 |
| （二） 营造良好社会法治环境加强社会法治建设 |
| （三） 重视家庭教育对法治意识培育的作用 |
| （四） 学生要重视法治意识的自我培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法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论证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证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四、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一) 农村概念内涵界定 |
| (二) 普法教育概念内涵界定 |
| (三) 农村普法教育概念内涵界定 |
| (四) 本文研究时限界定 |
| 第1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历史回顾 |
| 1.1 农村普法教育的时代背景 |
| 1.2 农村普法教育的历程 |
| 1.2.1 农村普法教育的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 |
| 1.2.2 农村普法教育的起步阶段(1986年～1990年) |
| 1.2.3 农村普法教育的展开阶段(1991年～2000年) |
| 1.2.4 农村普法教育的强化阶段(2001年～2015年) |
| 1.2.5 农村普法教育的新时代阶段(2016年～2018年) |
| 1.3 农村普法教育的特点 |
| 1.3.1 农村普法教育的艰巨性 |
| 1.3.2 农村普法教育的复杂性 |
| 1.3.3 农村普法教育的滞后性 |
| 1.3.4 农村普法教育的后发性 |
| 第2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的评价 |
| 2.1 农村普法教育有充分的正当性 |
| 2.1.1 农村普法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
| 2.1.2 农村普法教育“自上而下”特征未否定其正当性 |
| 2.2 成就是农村普法教育的主流 |
| 2.2.1 农村普法教育取得的显着成就 |
| 2.2.2 农村普法教育存在不足但应正确看待 |
| 2.3 农村普法教育是人类法治史上的创举 |
| 2.3.1 农村普法教育是中国法治史上的创举 |
| 2.3.2 农村普法教育是世界法治史上的创举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的基本经验 |
| 3.1 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普法教育的领导 |
| 3.1.1 党的领导地位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1.2 党的领导地位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3.2 始终把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 |
| 3.2.1 宪法的首要位置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2.2 宪法的首要位置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3.3 普法教育与依法治理并举 |
| 3.3.1 “普治并举”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3.2 “普治并举”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3.4 普法教育与思想道德及政治教育相结合 |
| 3.4.1 “三结合”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4.2 “三结合”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3.5 “送法下乡”服务村民 |
| 3.5.1 “送法下乡”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5.2 “送法下乡”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4.1 农村普法教育存在的问题 |
| 4.1.1 农村普法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 |
| 4.1.2 农村普法教育内容不够完备 |
| 4.1.3 农村普法教育实施机制不够合理 |
| 4.1.4 农村普法教育保障机制不够完善 |
| 4.1.5 农村普法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4.2 农村普法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社会历史原因 |
| 4.2.2 法治环境原因 |
| 4.2.3 村民自身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加强农村普法教育的建议 |
| 5.1 新时代加强农村普法教育的必要性 |
| 5.1.1 落实国家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需要 |
| 5.1.2 实现“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结果 |
| 5.1.3 符合农村普法教育转型升级的要求 |
| 5.1.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 |
| 5.2 构建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 |
| 5.2.1 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内涵与特点 |
| 5.2.2 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基本定位 |
| 5.2.3 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总体目标 |
| 5.2.4 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基本原则 |
| 5.3 实施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主要路径 |
| 5.3.1 加强组织建设,强化普法领导 |
| 5.3.2 完备内容体系,提高普法水平 |
| 5.3.3 创新实施机制,增强普法实效 |
| 5.3.4 完善保障机制,顺畅普法运行 |
| 5.3.5 提升法治水平,优化普法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普法教育制度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价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普法教育制度的理论考察 |
| 2.1 普法教育制度与法治的关系 |
| 2.1.1 普法教育制度与法治的内涵 |
| 2.1.2 西方法治理论的不适应性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正当性 |
| 2.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普法教育制度正当性的基础 |
| 2.2 普法教育制度的理论分析视角 |
| 2.2.1 法治社会化理论的国外视角 |
| 2.2.2 法治社会化理论的国内视角 |
| 2.3 普法教育制度的重要价值 |
| 2.3.1 普法教育制度的生效机制 |
| 2.3.2 普法教育制度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 |
| 第3章 普法教育制度的创设与变迁 |
| 3.1 普法教育制度的萌芽与过渡 |
| 3.1.1 普法教育制度的萌芽 |
| 3.1.2 普法教育制度的过渡 |
| 3.2 普法教育制度的逐步确立 |
| 3.2.1 1949年-1956年：普法教育实践的良好进展 |
| 3.2.2 1978年-1985年：普法教育制度的确立 |
| 3.3 普法教育制度的发展 |
| 3.3.1 “二五”、“三五”普法教育：普法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3.3.2 “四五”至“七五”普法教育：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转变 |
| 3.4 普法教育制度创设与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4.1 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换 |
| 3.4.2 经济体制的变化 |
| 3.4.3 民众观念的更新 |
| 3.4.4 信息技术的推动 |
| 第4章 普法教育制度实施效能分析 |
| 4.1 普法教育制度的实施 |
| 4.1.1 普法宣传教育机制的规定 |
| 4.1.2 普法责任制的落实 |
| 4.1.3 法治宣传教育的创新 |
| 4.2 普法教育制度实施效能测评指标体系建构 |
| 4.2.1 指标体系的建构依据 |
| 4.2.2 指标体系的模型建构 |
| 4.3 普法教育制度实施效能测评指标体系运行 |
| 4.3.1 指标体系运行对象的选取 |
| 4.3.2 指标体系运行结果的描述 |
| 4.3.3 普法教育制度的效能评估 |
| 第5章 普法教育制度实施困境探微 |
| 5.1 普法教育制度实施困境表现 |
| 5.1.1 法治观念的价值判断偏差与解释力的不足 |
| 5.1.2 普法教育制度实施方的路径依赖 |
| 5.1.3 普法教育制度实施方与接受方之间的利益算计 |
| 5.1.4 普法教育制度接受方的不适应性 |
| 5.2 普法教育制度实施致困的原因 |
| 5.2.1 普法教育制度创设理念的偏差 |
| 5.2.2 普法教育制度本身的不完善 |
| 第6章 完善普法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对策思考 |
| 6.1 明确普法教育制度制定原则 |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原则 |
| 6.1.2 人本主义原则 |
| 6.1.3 可操作性原则 |
| 6.2 完善普法教育制度的具体内容 |
| 6.2.1 适应习近平新时代的要求 |
| 6.2.2 强化内容的针对性 |
| 6.2.3 丰富内容的多样性 |
| 6.3 改善普法教育制度的实施机制 |
| 6.3.1 转变实施态度 |
| 6.3.2 改善实施程序 |
| 6.3.3 增加社会媒介 |
| 6.4 健全普法教育制度绩效评估机制 |
| 6.4.1 与第三方评估机构合作 |
| 6.4.2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
| 6.4.3 创建公众参与的制度环境 |
| 6.5 合理吸收国外法治教育有益做法 |
| 6.5.1 美国法治教育内容的重点明确 |
| 6.5.2 美国法治教育活动资源的充分利用 |
| 6.5.3 美国法治教育的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清单 |
| 致谢 |
（9）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法治教育研究 |
| 1.2.2 国外法治教育研究 |
| 1.2.3 延安时期法律制度与法治实践的研究 |
| 1.2.4 当代普法教育的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2 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
| 2.1.1 法治教育概念的历史回顾 |
| 2.1.2 法治教育与法制教育辨析 |
| 2.1.3 法治教育与普法教育、法律教育的辨析 |
| 2.1.4 法治教育与公民教育辨析 |
| 2.2 法治教育与相关概念的联系 |
| 2.2.1 法治与法治社会 |
| 2.2.2 法律意识与法治文化 |
| 2.2.3 法律信仰与法治认同 |
| 2.3 法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 |
| 2.3.3 生活世界理论 |
| 3 中国共产党法治教育的历史渊源与延安经验 |
| 3.1 中国共产党法治教育的历史渊源 |
| 3.1.1 井冈山时期法治教育的萌芽 |
| 3.1.2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深入发展 |
| 3.1.3 共和国初期法治教育的全面展开与停滞 |
| 3.2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与法制状况 |
| 3.2.1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 |
| 3.2.2 延安时期的法制状况 |
| 3.3 延安时期的法治教育实践 |
| 3.3.1 边区政府是法律政策积极的宣讲与执行者 |
| 3.3.2 报纸刊物及群众团体是宣传普及法律的阵地 |
| 3.3.3 乡村文化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助推器 |
| 3.3.4 司法实践是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堂 |
| 3.4 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经验 |
| 3.4.1 立法充分考虑边区民众的需求 |
| 3.4.2 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是法治教育的基础 |
| 3.4.3 边区民众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养成 |
| 4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历史演进、实效与困境 |
| 4.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背景与历史回顾 |
| 4.1.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背景 |
| 4.1.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历史回顾 |
| 4.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演进 |
| 4.2.1 法治教育对象不断变化 |
| 4.2.2 法治教育目标不断调整 |
| 4.2.3 法治教育内容不断充实 |
| 4.2.4 法治教育方法不断丰富 |
| 4.3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效果 |
| 4.3.1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活动效果 |
| 4.3.2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社会效果 |
| 4.4 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困境 |
| 4.4.1 法治教育的工具化思维 |
| 4.4.2 法治教育内容与目标脱节 |
| 4.4.3 法治教育的形式化与运动化 |
| 4.4.4 法治教育主体的对象化与分化 |
| 5 法治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 5.1 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的反思 |
| 5.1.1 法治教育主体不明确——法盲是谁? |
| 5.1.2 法治教育理念不清晰——普现代法律,唱传统歌谣 |
| 5.1.3 法治教育目标不准确——法有何用 |
| 5.2 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的借鉴 |
| 5.2.1 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 |
| 5.2.2 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 |
| 5.2.3 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 |
| 5.3 对当代法治教育的启示 |
| 5.3.1 公共性塑造 |
| 5.3.2 政府权威塑造 |
| 5.3.3 言教身教境教 |
| 6 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提升与优化 |
| 6.1 重新认识法治教育 |
| 6.1.1 法治教育内涵新解 |
| 6.1.2 现代法治教育与法治社会的交互关系 |
| 6.2 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提升 |
| 6.2.1 以人的法治化为法治教育的目标 |
| 6.2.2 以法治价值为法治教育的内容 |
| 6.3 法治教育主体与模式优化 |
| 6.3.1 主体间性的法治教育 |
| 6.3.2 法治教育的模式优化——从生活世界出发,回归生活世界 |
| 6.4 法治教育的途径优化 |
| 6.4.1 法治社会的公民养成——校园法治教育 |
| 6.4.2 重塑政府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公权力法治教育 |
| 6.4.3 生活世界法治化——社会法治教育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与趋势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 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回顾 |
| 一、《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 |
| (一)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历史回溯 |
| (二) 《人民日报》创办前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载体 |
| (三)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
| (四) 《人民日报》创刊前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成就和启示 |
| 二、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宣传教育 |
| (一) 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宣传教育的历史概述 |
| (二)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相关报道分析 |
| (三)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特点 |
| (四) 1949-1978年《人民日报》法制宣传教育的启示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总体分析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分期 |
| (一) 法制宣传教育的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阶段(1978-1984) |
| (二) 进入全民普法教育阶段(1985-1996) |
| (三) “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阶段(1997-2016)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理念的转变 |
| (一)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 |
| (二) 从“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 |
| (三) 从“普及法律常识”到“弘扬法治精神” |
| (四) 从“法制宣传教育”到“法治宣传教育”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分析 |
| (一)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版次分析 |
| (二)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数量分析 |
| (三) 《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题材分析 |
| (四) 对《人民日报》法制相关报道的改进建议 |
| 第三章 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宣传教育 |
| 一、关于现行宪法的宣传教育 |
| (一) 关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宣传教育 |
| (二)关于现行宪法草案及其现行宪法的宣传教育 |
| 二、关于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宣传教育 |
| (一)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主要内容 |
| (二) 关于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宣传教育 |
| 三、普法规划中宪法宣传教育 |
| (一) 普法规划中宪法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普法规划中的宪法宣传教育 |
| 四、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研究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版面分析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特点分析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宣传报道的改进建议 |
| 第四章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的宣传教育 |
| 一、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一)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历程 |
| (二)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教育 |
| 二、宣传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律法规 |
| (一) 宣传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 |
| (二) 宣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的法律法规 |
| (三) 宣传维护社会和谐的法律法规 |
| 三、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反思 |
| (一)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 |
| (二) 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心宣传教育的反思 |
| 第五章 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的宣传教育 |
| 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
| (一)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概念及其意义 |
| (二)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路径 |
|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
| (二)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传教育 |
| 三、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 |
| (一) 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特点 |
| (二) 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心宣传教育的启示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思考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特点 |
| (一) 具有高度政治性、指导性和权威性 |
| (二)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资源 |
| (三)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主要成就和经验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成就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经验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问题和缘由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问题缘由 |
|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的启示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与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关于在“四五”规划中强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中国公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史蕾. 辽宁师范大学, 2021(10)
- [2]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李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3]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研究[D]. 陆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沿革研究[D]. 许会敏.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1)
- [6]云南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研究[D]. 张静琪.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法教育研究[D]. 贾少涵. 河北大学, 2018(01)
- [8]普法教育制度实施研究[D]. 莫桑梓. 湖南大学, 2018(01)
- [9]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D]. 李亚娟.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文本[D]. 袁珠萍.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