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作诗（一）

一、周作人自书诗稿(一)（论文文献综述）

王忠民^[1]（2021）在《王一亭花鸟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一亭（1867-1938）是20世纪继吴昌硕之后海派重要的写意花鸟画家之一,与吴昌硕并称“海上双璧”。其写意花鸟画风与任伯年、吴昌硕画法风格一脉相承,并吸收了西洋画法特点,又与民间美术相融,雅俗共赏。作为主体和研究对象的王一亭,在民国的场域中是多重身份的集合体,并非是后世所建构的艺术家或商人这样较为单纯和片面的身份。因而,我们对于王一亭的解读,应把其置放在整个海派的背景下。在民国时期不仅延续了金石入画这一传统画学,而且在写意花鸟画的现代化实验领域和现代展览机制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晚清到民国时期政坛复杂而又多变,王一亭身兼书画家、艺术活动家以及艺术赞助人为一身的综合身份以及在海上画坛的位置和影响力使其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多重身份建构的主题及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形塑了王一亭的花鸟画风,而花鸟画创作,亦成为王一亭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艺术与生活,相互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博涉与精取”的高度。本文详细梳理和探讨王一亭绘画早期的博涉与日常生活及交游之间的形构关系,并将之置放于民国上海这一具有“世界场域”的租界城市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细致考察,探讨王一亭的“博涉与精取”为其写意花鸟画带来的重大影响。其一,笔者对于王一亭花鸟画风格特征以及散见于画跋中的艺术思想进行理论透视,从中管窥王一亭的绘画观念和审美思想;其二,在此论述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王一亭日常生活、交游与画风建构的关系,并试图厘清王一亭花鸟画风格成因的背后社会因素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形塑。最后,笔者以其花鸟画创作中福寿吉祥题材为例,着重探讨并试图厘清王一亭花鸟画创作题材、风格与心理认同的关系。微观而言,探讨作为主体的王一亭在多元的文化情境中进行的个体选择与价值认同;宏观而言无疑是民国时期历史语境下“文化转型”这一时代大潮对于类似王一亭——作为多重身份交融的个体的“投射”。总之,本文在探讨王一亭及其所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王氏在近代美术史的文化转型中的问题和现象;王一亭的博涉与精取为其花鸟画风格演变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而王一亭的绘画经历和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在探索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上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宋夜雨^[2]（2021）在《现代中国“自我”的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自我”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方案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些变革者开始注意到“自我”对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所蕴含的基础性力量。从“新民”到“新青年”,不仅大致呈现了近代中国对一种现代“自我”寻求的思想脉络,“自我”的目标位置也随着思想重心的偏移呈现出一种“内在化”的倾向,由笃信科学知识的制度性构造到偏重思想伦理、情感道德的心灵革命,从一种工具化的被动位置跃升为一种具有历史动能的主体力量。与此同时,“诗”、“小说”等现代文类手段普遍被当作一种改造心灵的话语机制。由此,早期新诗的兴起,不只在于一种现代文类的产生和建构,更与现代“自我”的起源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早期新诗与“自我”又共同内置于五四前后动态的历史结构中,二者都是五四问题结构的重要构成。对于提倡者而言,新诗在他们那里首先并不是一种文类实践和审美创造,而是对应着一种文化方案想象和社会改造的手段,新诗的“尝试”是五四整体社会改造氛围中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早期新诗在呈现一种现代文类的升沉起伏之外,它更是五四前后历史现实、社会理想和“自我”心灵的投射。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以“自我”作为早期新诗的切入点,将“自我”、早期新诗与五四历史进行一种内外、点面的整体性的关联,并且进一步将“自我”的抽象落实到“伦理”（自然）、“情感”、与社会的互动等三个具体层面,考察“自我”与“新诗”相互成长、相互作用的辩证机制,进而揭示二者如何作用于一个立体的、动态的、能动的“五四”。核心问题在于:新诗对“自我”构成了怎样的吸引、提供了怎样的表达机制?借助新诗的抒情策略,生产出一个怎样的现代“自我”?在新诗的框架之内,“自我”完成了怎样的成长轨迹,又隐现怎样的内在限度?作为一种能动的、具有生产性的主体结构,“自我”如何在变动不居中激励、塑造、制约着新诗实践的展开,如何作用于新诗的内涵构成?“自我”的历史呈现如何左右了新诗写作的文类策略、如何改造了新诗的形式逻辑?与此同时,“新诗”、“自我”的相互辩证又为现代中国勾画出怎样的“现代”面影?基于此,本文力图在观念史、思想史、社会史与新诗史的视野交汇中,以“早期新诗”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为中心展开历史和形式的综合考察。不仅注重新诗的内部线索,更顾及与当时的文艺思潮、美学倾向的内在关联,从中提炼它的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基础,在“诗句危机”、“自我危机”、“社会危机”的逻辑关系中将之导向对一个具有深度的、“有血有肉”的“五四”的揭示。具体来看,本文从以下四个章节来展开研究:一、近代“自然”的产生与早期新诗的兴起;二、现代中国的“抒情”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三、社会改造视野下的“自我”与“新诗”;四、从无声到有声:《野草》与“自我”的“彷徨”。第一章首先以“自然”为视角,考察“自我”的伦理建构与早期新诗的互动关系。作为方法策略、主题内容,“自然”不仅在新旧争辩中为新诗建立合法性基础,也涉及到现代抒情方式的建立以及现代诗意机制的产生,极大呼应了早期新诗中的“自然的音节”、“自然流露”、“写景诗”的产生等重要关节问题。第二章着重处理“自我”如何借助早期新诗来处理自身的“情感”问题。新诗人不仅通过新的抒情风格的建立来完成“自我”情感世界的改造,更从新诗蕴含的同情机制中看到一个同情社会达成的可能,而恋爱诗问题不仅关系到青年的心灵起伏,也连带出思想革命在后五四历史情境中的延续性问题,更扭合着一种诗歌理想和写作伦理的建立。第三章将“自我”与早期新诗放置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这一具体的、动态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揭示20年代的诗歌青年如何经由“社会改造”的锻造,完成对自身浪漫主义危机的克服和修正,进而又如何借助“劳动”的中介性视野,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机制和诗歌美学,最终导向一种社会理想的构建。第四章以《野草》为个案,考察在后五四的历史情境中,鲁迅如何借助《野草》的写作来处理“自我”的思想危机,在此过程中,鲁迅挪用了怎样的诗学资源、呈现出怎样的诗歌态度,这些诗学资源和诗歌态度如何具体作用于《野草》的思想构成和形式技术,进而鲁迅对“自我”完成了怎样的“超克”。

王羊羽^[3]（2020）在《诗札与收藏》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诗人和诗作繁若星辰。广义上的诗包括自《诗经》以来的辞赋、乐府诗、古风、律诗、绝句、词曲等形式的传统诗歌。"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掀起文学革命,反对文言和旧文学,倡导采用白话写诗,遂有白话"新诗"的出现。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诗体,便把以前的中国古典诗歌称为"旧体诗",也叫"旧诗"。如果以第一本新诗集—胡适《尝试集》的出版开始算,新诗距今刚好100年。而在这之前都是旧体诗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收录的西周初年的诗歌算起,有近3000年历史。

赵婧^[4]（2019）在《陈文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文述（17711845）,原名文杰,字云伯,别号退庵、颐道居士,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三年（1798）副榜,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至江都知县,是清代嘉道时期着名诗人。曾以团扇诗受知于阮元,与陈鸿寿、陈甫被阮元称为“钱塘三陈”。陈文述一生作诗逾万首,着述数量繁多,着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诗选》、《颐道堂戒后诗存》、《秣陵集》、《西泠怀古集》、《西泠闺咏》、《西泠仙咏》、《颐道堂文抄》、《碧城题跋》、《碧城文隽》、《碧城诗髓》等等。陈文述着作内容丰富,能反映诸多当时文坛及社会状况,颇具文史价值。以往学界侧重于研究陈文述与清代才女的互动以及对女性的书写,对他本人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因此对他进行较为全面的个案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结合文献考订和研究讨论来考察陈文述的生平面貌、交游状况和诗文成就,以期深入认识他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的社会。本论文分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主要研究陈文述的生平、交游,凡六章,下编主要研究陈文述的着作版本、诗风嬗变,凡四章。每章的内容概要如下:上编第一章《陈文述家世戚属》,从陈文述的诗文集中勾勒出其家世谱系,并绘制世系图。通过考述其父母、妻妾、晚辈的生平,来展现他的家庭关系。陈文述有大量描述家庭内部生活、涉及夫妻之情的诗文作品,十分有利于考索出其家人尤其是女性眷属的生平经历。第二章《陈文述生平经历》,陈文述的生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成长经历与科举过程（17711805）,写陈文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在京师屡试不第的过程。第二阶段薄宦生涯与海运波折（18061826）,写陈文述在江南一带的薄宦生涯和尝试海运运动的得失。第三阶段入道心迹与仕进抉择（18271837）,写陈文述在丧失爱子之后的心境转变与因家贫晚年再度出仕的波折起伏。最后,结合多方材料澄清了陈文述的卒年问题。第三章《幕府交游:以阮元及其幕宾为中心》,阮元是陈文述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和老师。以陈文述为切入点,考察他与阮元的订交过程,在阮元幕府中参与的文学活动,以及与阮元幕府中其他幕宾的来往交流,更能了解阮元幕府对于乾嘉诗学的贡献,以及“诗人幕宾”、“政客幕宾”与“学者幕宾”三者的关系。第四章《诗学交游:以苏州“桂叶书堂”为中心》,随着陈文述在江南一带遍交友人,他在苏州的“桂叶书堂”逐渐具有一定号召力。本章重点研究了陈文述与舒位、萧抡的交往经历与诗学交流,并考证陈文述与《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关系,厘清这本书的第一作者,试图理解陈文述对这部书产生的作用。第五章《书画交游:以与钱杜诗画合作为中心》,陈文述与钱杜通过诗画合作积累了深厚的友谊。本章在具体的诗画合作案例中勾画了陈文述与钱杜的交游过程,分析他们的人格思想,揭示诗人与画家特有的互动关系。第六章《疑案杂考:以顾太清“痛诋云伯”案为中心》,针对顾太清在诗中痛诋陈文述伪造题诗的疑案,结合种种文献考辩,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编第一章《陈文述着作考述》,逐一简要介绍陈文述二十八种至今流传的着作的版本与内容。第二章《早年绮丽:对“梅村体”的继承与发展》,陈文述在初学诗法阶段主要效法了吴伟业“梅村体”的诗风。本章通过解读具体诗歌,探究陈文述的叙事性七言古体诗在转韵方面对“梅村体”的继承,及在题材与写法上对“梅村体”的发展。第三章《中年求变:徘徊于用世与藻丽之间》,陈文述中年根据萧抡的建议转而追求诗歌的讽喻用世功能,重新删定早期藻丽的诗作,最后又有所反悔。本章首先对比了《碧城仙馆诗抄》与《颐道堂诗选》前五卷的异同,显示其删定过程的复杂性。其次从诗学上分析其诗观转变的意义。最后探讨他没有真正成功地转变诗风的因素。第四章《晚年入道:对李白的推崇与仿效》,陈文述晚年在诗学倾向上标举李白。本章通过分析陈文述对李白仙隐者形象的接受,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评价上对李白的师法与尊崇,及其与学李诗人的交游这三方面,结合其晚年求仙问道的人生经历及当时社会背景,论述他尊崇李白的原因和意义。

周吉宜,周一茗^[5]（2018）在《关于周作人研究史料——周作人后人保存的部分》文中认为本文以提交2018年7月日本早稻田大学"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资料的钩沉与整理"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经文字修订和增补会上口头发言内容而成。笔者及家人存有若干可供文史研究的资料,如周作人的日记、手稿、书信、藏书等,其中部分内容已完成整理并发表。这些资料曾因1966年"文革抄家"被劫掠而遗失二十余年,部分内容已在社会上流传并出现侵权发表、人为取舍甚至篡改等情况。本文第一、二、三、四、五部分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初步介绍。第六部分就日据时期有关伪教署督办和署长等几个问题,对周作人的日记、藏信及有关资料进行了摘录和汇集,从中可看到该时期地下抗日组织与周作人的联系和合作,可知周作人在该时期的情况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采用的史料多为第一次面世。文后附有周作人日记节录。

郑瑞^[6]（2018）在《蔡襄与蔡京书法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文化艺术也经历起伏变化,书法艺术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宋代继五代十国之后,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但无论哪个阶段,帝王及大臣都很重视书法。借由文人墨客的影响,书法经由五代十国的混沌,到宋代则又一次彰显其熠熠光辉。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在文化上、艺术上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艺术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等方方面面,而以书法最值得关注。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宋代的书法在继承唐代“尚法”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尚意”。能体现这种风格的是“宋四家”。前面三家的身份毫无疑义,其中苏是指苏轼,黄是指黄庭坚,米是指米芾,蔡是指蔡君谟。但“蔡”到底是指蔡京还是蔡襄呢?宋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蔡襄与蔡京两位大书法家,两人在书法艺术上都很有成就。但是不同的生平经历、性格特征、道德品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二人的书法风貌大相径庭。关于“蔡”的归属问题,将通过二人的书法成就、性格特征,代表作品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分析。蔡襄的书法作品中表现更多的是遵循传统、崇尚古法,而蔡京则是提倡创新、崇尚“尚意”。产生如此巨大风格反差的原因除了他们各自在艺术上的追求不同外,还有一方面原因则是二人自身的性格特征对他们的书法风格也有极大的影响。通过二人作品的比较,可知二人是完全不同的风格,蔡襄是以古法为主,“含”胜于“露”,蔡京则是以尚意为主,“露”胜于“含”。苏轼对尚意书风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蔡京对“尚意”书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在进行蔡襄与蔡京书法成就及风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二蔡”为例探析了“人品和书品”对书家成就的影响。书法批评观通常将“书品”与“人品”紧密结合起来的,强调艺术格调的高雅。将艺术成就的高低与艺术家的人格气质相联系,这已经成为传统的艺术评判标准,一种潜在的评价模式。通过对“人品和书品”的发展的渊源以及代表性人物的探讨和了解,能够发现“人品和书品”的书学观确实与书法家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联系相关学科,人可以在一方面极其恶俗,但在另一方面却可能创造出伟业。比如巴尔扎克、毕加索一生绯闻不断,可是少了他们,艺术也就没有了我们看到的辉煌。那么书法艺术也一样,如果少了赵孟頫、王铎这样的书法家,书法艺术似乎也没有那么丰富了。但总体而言,书法艺术在重视书法本身的成就外也注重书以人为重,书法艺术以人为贵。若书法家的人品与其书品相一致,则能经久不衰;若其擅书画而人品卑劣,则其书境界也不会太高,也不被重视。关于上述的一系列问题,将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胡一峰^[7]（2018）在《谢无量的“字外功”及对艺术批评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谢无量的书法艺术历来受到极高评价。于右任称之为"干柴体",他说,"无量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是承先启后、别树一帜的‘书法俊杰’,我自愧弗如。"沈尹默说,"谢无量的书法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株守者岂能望其项背。"①吴宓说

张朔^[8]（2018）在《周作人绍兴时期（1911-1917）阅读史与“人的文学”观念的建构》文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至今,周作人“人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逐渐受到研究界重视。但是由于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对这一文学观念内涵的诠释上,对这一观念的来源进行考察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周作人居住在绍兴时期的阅读史为研究对象,以他六年的日记作为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对他这一时期读过的书籍进行整理、分类、细读,联系他在1918年《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的“人的文学”的观念,试图从阅读的角度,论述周作人在绍兴时期的阅读史与“人的文学”观念的建构关系,对于“人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来源进行细致地考察。本研究主体部分可以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结合西方阅读史的研究方法,了解周作人获取书籍的途径。第二章将周作人六年间阅读的书籍按照中文和外文进行归类介绍,每一大类下面又细分为许多小类。第三章将“人的文学”的思想核心重新诠释为对于妇女和儿童科学理性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而细致地探究周作人六年时期的阅读书籍分别与五四运动前后他的儿童观与妇女观建构之间的关系。结论部分总结阅读活动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论述周作人的阅读实践与理论所具有的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张婧^[9]（2018）在《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学艺兼修的文艺批评家,台静农在小说创作、古典文学研究与民俗学考证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然因两岸睽隔,大陆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小说创作等有所关注,对其大量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及学术思想涉及无多。本文即着力围绕其古典文学学术成果,探讨其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等诸多方面的学术思想。全文由五章内容构成,从台静农早年的求学经历说起,明确其问学经历与学术交游对其学术观念的确立与学术方法的形成有何影响。继而对其诗学思想进行探讨,台静农在诗歌的阐释与批评方面有其明确而独立的追求,通过对其诗学批评思想与诗歌审美观的考察与提炼,既可见出鲁迅对其影响,亦可见出其对于晚明遗民文学的偏好。台静农是一位具有明确的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家,在写作文学史之前便对研治文学史的方法进行过系统反思,并写就了《中国文学史方法论》,因而其文学史思想是颇为值得关注的。北大国学门问学时期,台静农曾在风俗调查会兼职,也曾受常惠之请回到家乡霍丘收集民歌并对之进行整理,因而对民俗学亦是深有研究,且有意识地将民俗学考证的思路运用到古典文学研究中,丰富了古典文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缘此,对台静农一生的研究经历及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回顾,发掘其中隐含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进而对其学术意义进行反思是本文的目的与价值所在。

赵雅丽^[10]（2017）在《张际亮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张际亮是鸦片战争时期着名的爱国诗人。除了诗歌,张际亮还写了古文、辞赋、狭邪笔记,编纂了地域性诗歌总集《建宁耆旧诗钞》。张际亮的相关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迄今已有近四十年历史,然关于张际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纪实类诗歌上,其他作品则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用说对张际亮的文学创作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张际亮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嘉道之际的时代背景,系统分析张际亮作品的内容、价值等,力求对其作品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观照,重新审定张际亮的文学成就。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本文按照体裁,分别从诗歌、古文和辞赋、狭邪笔记以及编纂作品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究。在诗歌方面,张际亮的诗歌内容丰富,有社会纪实诗、山水纪游诗、宴饮酬唱诗、赠答送别诗、咏史咏怀诗及题画题诗诗等,这些诗歌反映了张际亮的志趣、交游、思想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清代的尚画、雅集之风。在探讨诗歌内容的同时,本文对诗歌的艺术也进行了考察,如体裁上众体兼备,大量使用长诗题、分题、诗序,广泛使用题注和诗注,风格上以沉郁雄宕为主,亦有明丽清新、清秀雅致之作等。张际亮在诗歌创作上的实践和其诗学观,如诗宗盛唐、反对模拟,“读书穷理”“积理养气”,倡写“志士之诗”等,成为嘉道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张际亮的古文和辞赋数量不多,然内容却比较丰富,有传记、序跋、书札、论说文、杂记和辞赋等,对于研究张际亮的交游、思想等具有一定的价值。《金台残泪记》和《南浦秋波录》是张际亮根据其所见、所闻、所感而作的狭邪笔记,二者是时代风气和作者自身遭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蕴涵了一定的文学价值。张际亮原辑、李云诰续纂的《建宁耆旧诗钞》是一部区域性的文献资料汇编,其收集的范围虽然只囿于建宁一邑,但却保留了该邑诗歌的相关材料,展示了建宁自嘉靖以来诗歌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于建宁这一区域文学的传承和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对之前未受关注的《绥安张氏族谱》《交旧录》《建宁耆旧诗钞》等进行细致的分析。二是第一次对张际亮的文学成就进行细致而全面的研究。其三是使用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图表法等,增强了论述的直观性和客观性。

二、周作人自书诗稿(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作人自书诗稿(一)（论文提纲范文）

（1）王一亭花鸟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中国“自我”的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3）诗札与收藏（论文提纲范文）

（4）陈文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蔡襄与蔡京书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谢无量的“字外功”及对艺术批评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周作人绍兴时期（1911-1917）阅读史与“人的文学”观念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9）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张际亮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周作人自书诗稿(一)（论文参考文献）

• [1]王一亭花鸟画研究[D]. 王忠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2]现代中国“自我”的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D]. 宋夜雨.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诗札与收藏[J]. 王羊羽. 收藏家, 2020(06)
• [4]陈文述研究[D]. 赵婧. 上海大学, 2019(03)
• [5]关于周作人研究史料——周作人后人保存的部分[J]. 周吉宜,周一茗. 现代中文学刊, 2018(06)
• [6]蔡襄与蔡京书法比较研究[D]. 郑瑞. 山西师范大学, 2018(04)
• [7]谢无量的“字外功”及对艺术批评的启示[J]. 胡一峰. 书法, 2018(05)
• [8]周作人绍兴时期（1911-1917）阅读史与“人的文学”观念的建构[D]. 张朔. 温州大学, 2018(02)
• [9]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D]. 张婧. 安徽师范大学, 2018(01)
• [10]张际亮文学研究[D]. 赵雅丽.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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